第八章　战国时期三晋兵学的繁荣

三晋文化指春秋晋国和战国韩、赵、魏一带的中原文化，关中地区的秦文化主要受三晋文化的影响，缺乏自己的显著特色，故也可以归入三晋文化类型。三晋处于四战之地，战略上为内线作战态势，地理上缺少天然屏障和回旋余地。为了在激烈残酷的争霸兼并斗争中争取主动，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诸侯国对内注意改革、练兵、储粮，提倡法治，广揽人才，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外则随时权衡“国际”形势，利用矛盾，结交与国，合纵连横、纵横捭阖。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三晋地区（也可以理解为中原地区）的兵学文化，注重将厉行耕战、增强实力、推行法制、严明赏罚等措施置放于优先的位置。具体地说，这就是在战争观上积极主战，强调通过战争的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在治军观上，主张高度集权，严格治军，追求令行禁止的效果，“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2]。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以实力发言，先为不可胜，讲求打歼灭战。在战略上，特别重视处理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提倡文武并用，“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3]；“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4]。这些特征在《尉缭子》等三晋兵学著作和《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的论兵之作中都有显著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