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老子》的兵学思想

道家是中国历史上与儒家齐名的思想学派，《老子》一书是道家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包含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兵学思想。

一、《老子》作者和成书年代的争议 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史记》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163]这也是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观点。因此，《老子》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老聃学说的实录与发挥，其书的雏形当形成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则是在战国初年。近现代学者马叙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胡適、任继愈等大多持这一看法。但是亦有不少学者，如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人，所谓的老聃即是李耳或太史儋、老莱子，《老子》其书也是战国时代的书。更有一些学者（顾颉刚、刘节等）在疑古史观的指导下，推断《老子》当成书于秦汉之际。[164]

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因为据《汉志》有关“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165]以及“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166]的记载，并参考《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多所引述《老子》，都不曾对老子其人和他的学说的关系产生怀疑的情况，可知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老子正是老聃，是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人，曾经做过周王室管理图书典籍的史官，其生活年代与孔子大略同时而稍早，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在先秦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汉代画像砖中亦有反映。老子之学的基本取向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167]，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望。后因不满于社会动荡变革的现实而悄然隐退，不知其所终。他是先秦时期主要思想学派之一——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一书是其理论学说的主要载体，其书虽然可能有后人所附益的成分，不少表述方式以及相关内容带着战国社会思潮的特色，但是基本上仍保存了老聃的遗说，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晚期的哲学政治思想。《老子》的学说，乃是时代的产物。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之际全面激烈的社会变革，极大地调整了各种社会阶级关系，使得相当一部分贵族丧失往日的显赫地位和种种特权，而沦为普通民众。他们对社会变革深怀不满，多所指责，但又无可奈何，孤芳自赏，流露出浓厚的彷徨失落的思想情绪。由于这些人具有丰厚的文化素养，因此比较善于站在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自然规律进行探讨，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对人生意义进行认识，对生存方式进行领悟。《老子》这部著作正是这部分人心态的表露和意愿的宣泄。

《老子》在战国以及汉初非常流行，除了王弼本、河上公本、傅奕本等传世本外，还有影响较大的出土文献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影响较大的有三种，分别是马王堆帛书本、郭店竹简本和北大简本。

首先，马王堆帛书本。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释文于1974年11月公布，[168]其中甲本为半幅帛，用篆书抄写，不避“邦”字讳，约前206—前195年抄成。乙本是整幅帛，用隶书抄写，避“邦”字讳而写为“国”，约前179—前169年抄成。甲、乙本均不避“恒”字讳（孝文帝刘恒），说明帛书甲、乙本均抄于汉初，甲本当抄于刘邦称帝之前，乙本抄于刘邦称帝之后。马王堆帛书本是出土文献中最早发现《老子》的，其对于研究《老子》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69]

其次，郭店竹简本。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的战国竹简本。其中发现了甲本、乙本和丙本三种不同的本子，各本的主题各有不同，可能是完整本《老子》的三种不同的摘抄本。[170]如，乙本的主题是修道，丙本的主题是治国，甲本的第一部分的主题与丙本相似，主要讨论治国方法，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关于道、天道与修身的。郭店竹简本是目前发现的抄写年代最早的《老子》，对于人们了解战国中期《老子》的形成与流传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最后，北大简本。2009年，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北大简）《老子》。竹书《老子》现存竹简221枚，5300余字，其残缺部分仅60余字，是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简帛《老子》古本。[171]全卷共分77章，保存了完整的篇章结构，与传世81章本《老子》不同，为探讨古本《老子》分章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在竹书《老子》两枚竹简的背面写有“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篇题，这是《老子》书名在出土简帛中的首次发现，也印证了有关《老子》称“经”的文献记载。《老子》是“北大汉简”中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篇幅较大的一部古书，也是已发现的《老子》出土文献本子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件。该简对了解汉代简书制作和校勘《老子》一书具有重要帮助，也使学界对《老子》一书产生、发展、定型的过程有更为清晰的认识。[172]

二、《老子》的思想体系及兵学特征

《老子》，约5000言，共81章，因其书着重“言道德之意”[173]，而又被称为《道德经》，分上、下两篇，上篇道经37章，第38章以后为下篇德经，通行本道经在前，帛书本德经在前。《道德经》是先秦道家学派的奠基之作，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说理透彻，文字隽永，堪称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老子的思想特征

《老子》全书虽仅5000言，却体大思精，胜义迭呈。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道”是《老子》全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它先于万物存在而又凌驾于万物之上，既是产生孕育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又是制约和规定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陈鼓应指出老子所言的道是“形而上的实存之道，和现实界的任何经验事物不同，它不是一个有具体形象的东西……它超越了人类一切感觉知觉的作用”[174]。它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可感知、不可言说的，“视觉、听觉、触觉都对它无效。它浑然一体，无可分析，无可辨别。无上无下，无前无后。自古即存，作用于今天”[175]。“道”的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活动不过是“道”的衍化和外延，这样就为《老子》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策略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哲学上的基础。[176]

第二，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重复的朴素辩证法。《老子》认为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表现为事物的相互依存和相生相克，并决定着事物双方各自朝着其相反的方向发展转化，即“反者道之动”[177]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属性。然而《老子》的辩证法并不彻底，它将事物的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是同一层次上的循环往复，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片面强调柔弱、虚静、卑下的一面对于事物转化的决定性意义，从而压抑了其辩证法的旺盛生机。

第三，“无为而无不为”[178]、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的策略论。在《老子》看来，“无为而无不为”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方式和效果，正如刘笑敢所言：“道家之圣人能够无为而无不为的关键是创造万物自然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万物有了好的发展条件，能够健康发展，就自然达到了‘无不为’的效果。总之，无为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方式，无不为是圣人辅万物之自然的效果。为百姓提供了安居乐业的条件，百姓能够安心生产，自然可以达到‘功成事遂’的‘无不为’的目的。”[179]所谓“弱者道之用”[180]，按《老子》的理解，处于柔弱卑下地位的一面，其实往往拥有最强大的生机与力量，与之相反，一切刚强的东西实际上蕴含着衰败死亡的趋势，即所谓“物壮则老”[181]“兵强则灭，木强则折”[182]。基于这样的认识，《老子》主张贵柔、守雌，“进道若退”[183]，以退为进，反对刚强和进取。并把这一原则引申为制定参与一切社会活动基本策略的出发点，以达到以弱胜强、以屈求伸的目的。

第四，“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思想。《老子》对社会现实持否定批判的态度，认为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人们的好事妄为，为此他构建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84]为此，他主张摈弃社会文明成果，实行“无为”之政，“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85]，以“不争”的手段，达到“天下莫能与之争”[186]的目的。指出这样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就能进入无为政治的美妙境界：“其政闷闷，其民淳淳。”[187]

由此可见，《老子》的确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政治著作，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成败存亡祸福”现象的哲学概括和理论总结。

（二）老子思想的兵学特征

《老子》一书中朴素辩证法思想和贵柔守雌策略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运动的某些本质属性，可被引入兵学的领域，成为很好的以弱胜强、避实击虚、后发制人的指导原则。而其“无为”虚静的社会政治思想，也直接影响了《老子》对战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反对和抨击各类战争，在客观上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有关战争观问题的理性认识。正因如此，所以在历史上《老子》曾被不少人视为兵书，当然，其是否为兵书，在历史上以及当代学术界也是见仁见智了，但是毋庸置疑，《老子》一书的确谈到兵学问题，而且的确对后世的兵学有一定的影响。如，唐代学者王真认为：“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188]宋代文豪苏辙也指出：“……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189]而《隋书·经籍志》子部兵家类则著录有“《老子兵书》一卷”。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亦言：“《老子》其言兵之书乎！”[190]他们的看法虽不一定完全恰当，但多少注意到了《老子》包含有较丰富的兵学思想这一事实，并初步揭示了它在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近现代学者也注意到《老子》与兵家思想的密切关系，如，顾颉刚指出：“《老子》中所包涵的学说甚复杂，自杨朱的贵生，宋钘的非斗，老聃[191]的柔弱，关尹的清虚，慎到庄周的弃知去己，战国末年的重农愚民思想，以及兒良的兵家言，都有。”[192]李泽厚亦明确指出：“《老子》的思想来源可能与兵家有关。《老子》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对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政治—哲学理论的。其后更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韩非）。这是中国古代思想中一条重要线索。”“这不是说《老子》一定是直接从孙子或兵家而来，只是说《老子》哲学的基本观念可能与先秦的兵家思潮有关系。”“《老子》一书是对当时纷纷扰扰的军事政治斗争，和在这些频繁斗争中大量氏族邦国灭亡倾覆的历史经验的思考和概括。”[193]因此，我们认为，《老子》一书中存在的大量的兵学思想还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研究的。

三、《老子》对战争的立场和态度

与孔子一样，《老子》对战争持基本反对和否定的态度。明确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194]，《老子》对战争采取避而远之的立场，“故有道者不处”[195]。换言之，就是主张“以道佐人主”，而反对“以兵强天下”[196]。

第一，《老子》坚持这种反战观点，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其立足于无为立场观察探讨兵学问题的必有之义。《老子》主张“无为”，就是不妄为，认为“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197]，因为“无为故无败”[198]“无为而民自化”[199]，所以高明的治理者应该致力于“无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200]，认为若此则可“无不为”，达到理想政治的最高境界。与“无为”相对立的，则是“有为”。在《老子》看来，它是妄为，是无事生非，背“道”离“德”，害莫大焉。而战争则是最严重的“有为”，是违反自然本性的极致，因此理所当然要坚决加以排斥和反对。

第二，《老子》反对战争，也是其考察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战争，充分看到战争种种消极后果的自然产物。《老子》认为战争的后果非常消极。一是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201]，给社会物质文化造成可怕的损失。二是战争势必导致惨重的伤亡，“杀人之众”[202]，违背“天道”厚生好德的本性，并酿成尖锐激烈的社会冲突，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也应予以否定。

第三，《老子》反对战争，更是其朴素辩证法思想指导下战争观构建的客观反映。《老子》认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在矛盾中，柔弱、虚静的一方占据着主导地位，制约着刚强、躁动的被动一方，“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203]。而战争的本质乃是刚强、强暴，表现的形式则是骚动、躁乱，因此它最终会走向反面。换言之，战争本身意味着衰败和死亡，即所谓“兵强则灭，木强则折”[204]。因此，从“柔弱胜刚强”的理论出发，对以“刚强”为本质属性的战争活动也一定会采取贬斥的态度。

然而，面对现实，《老子》也只好不情愿地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凭借战争的手段，来达到一定有限的政治目的。但是，即使在“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况下，《老子》也强调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炫耀武力，忘乎所以，而应“恬淡为上，胜而不美”[205]。具体地说，就是“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206]。这里所谓的“果”，是指达到某种目的或取得有限的胜利。它的实现并非主观的愿望，而是被迫的选择，所以即使打了胜仗，也要视之如凶丧之事：“战胜以丧礼处之。”[207]如果治理者忘却了这一点，以战争取胜而得意，这实际是以杀人为乐事，最终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208]

第四，《老子》表明了自己反战立场的同时，也初步探讨了战争的起因问题。这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首创的意义。《老子》认为有“五音”“五色”“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等享受，就会大大刺激人们的欲望和邪念，有欲望就会引起争夺，争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战争。在《老子》看来，当时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战争不休、兵连祸结的“不道”现象，就在于统治者受贪得无厌的欲望的驱使，而不能做到清静无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209]为此，《老子》向治理者们发出警告说，“故知足之足，常足”[210]。这种对战争起因加以探讨的情况表明，《老子》不但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而且已开始注意寻找消弭战争的根本途径了。

总之，《老子》是以战争的有无或多少，来区分天下是否“有道”和社会机制是否健康：“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211]为了消弭战争，除了从根本上做到贵柔、守雌，“清静无为为天下正”外，《老子》还幻想用“以静为下”的道理来劝说当时的诸侯国，让大国、小国都能够“以下”对方，从而“各得其所欲”[212]；彼此相安无事，和平共存，在放弃武力、制止战争的前提下，协调处理好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老子》认为，这样一来，社会就真正迈入了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虽有甲兵，无所陈之。”[213]其孜孜追求的社会与自然之间均衡协调、和谐发展的理想就能获得圆满的实现。当然，《老子》的理论是自洽的，但是在现实中，却与先秦诸子大多数思想家一样，难以真正在现实中获得治理者的青睐，并予以贯彻实施。

四、《老子》的战争指导思想

《老子》否定和反对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忽视对兵学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为了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并进而减少战争的损失，最终消弭战争，《老子》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原则，作为在“不得已”情况下实施战争的指导。而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更与军事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指导战争的有益思想启示。

首先，“善胜敌者，不与”的战略指导。《老子》从“不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立场出发，明确提出在战略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老子》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214]所谓“不与”，就是“不争而善胜”，即避免和敌人产生正面的冲突，以“无为”“不争”的方式来实现战略上的全胜。《老子》的这一思想和孙子“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215]的全胜战略颇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孙子所说的“全胜”立足于“兵不顿而利可全”[216]的原则，且有“伐谋”“伐交”等积极有效的手段作为保障；而《老子》所言的“不与”，则是其“无为”思想在战争问题上的演绎、贯彻，同时亦未曾提出保证其目的得以实现的具体方法，仅仅是侈谈“以无事取天下”[217]，这样就不免陷于主观臆想的泥淖了。

其次，《老子》揭示了用兵打仗的基本特点以及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老子》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兵学史上第一次区别了治国与用兵的不同方法要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218]这充分体现了它对从事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同特点的认识，准确概括了军事斗争崇尚奇变、诡诈的本质属性。这是对西周以来旧军礼传统的一个否定。尽管《老子》对“奇”“正”范畴的基本内容以及如何“以奇用兵”还没有作出具体深入的阐述，但提出“奇”“正”范畴这件事本身，已足以表明《老子》开始触及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这对于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充实和发展是具有深远影响的。至于对克敌制胜条件的认识，《老子》的识见也不乏精辟独到之处。《老子》强调在战争中要注意避免犯“轻敌”的错误，认为轻敌自大是用兵的最大灾祸，会使自己走向彻底失败的深渊：“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219]这一观点与孙子“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220]的思想实相吻合。在说明“轻敌”危害性的同时，《老子》还进而阐述了不“轻敌”的益处：“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221]敌我兵力相当，哀兵一方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它能意识到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引起警戒，激起斗志，全力以赴，克敌制胜。《老子》十分重视政治条件优劣对夺取战争胜利的意义。《老子》指出：“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222]所谓“慈”，就是仁慈、宽容。《老子》认为，统治者如能做到谦恭自律，以宽容、仁慈的态度对待臣民、士卒，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叫做“善用人”，善“用人之力”。无论进攻抑或防守，都将应付自如，无往而不利。应该说，《老子》这一思想是同春秋时期民本主义思潮勃兴的历史趋向相一致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最后，《老子》主张“后发制人”。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子》的战争指导思想，表现为对“不敢为天下先”后发制人原则的阐发。“后发制人”是兵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实质就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创造有利条件，以实现反攻歼敌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后发制人”与“先发制人”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先发制人”重在先机之利，而“后发制人”重在待机破敌。古代兵家都重视“后发制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早在《军志》中就有“后人有待其衰”[223]的论述。《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从哲学高度阐述“后发制人”作用和地位的著作。《老子》思想的基本特色之一，是主张以退为进，以柔克刚。这反映在战争指导上，就是欲取先与，后发制人，即所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224]。其含义就是要战胜敌方，首先要实施退却防御，使对手骄横自满，忘乎所以，然后再寻找战机予以打击，一举破敌。在《老子》看来，如果主动进攻，便会陷于失败：“舍后且先，死矣。”[225]真正高明的战争艺术，在于“进道若退”，在于“不敢为天下先”。不过，受其哲学贵柔守雌思想的制约，《老子》对后发制人原则的阐述存在着拘泥偏颇的局限，这体现为它一味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226]，把防御提高到适当的位置，而不敢实行有利条件下的主动进攻。这样就等于将后发制人的原则凝固消极化了，以致窒息了它本身的生命力。

五、《老子》兵学思想的特色与地位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曾指出，《老子》一书，“言兵者师之”[227]。近代学者章太炎也认为《老子》撮录了古代兵书的要旨：“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228]这些评论，都比较准确地揭示了《老子》在中国兵学史上的地位。我们认为，《老子》的兵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重要的学术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老子》明确提出了诸如“以奇用兵”等重要命题，丰富了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内涵；第二，《老子》的反战思想，具有批判社会现实，揭露战争弊端的合理一面，客观上亦表达了饱受兵燹灾难的广大民众渴望社会安宁、稳定生活的良好愿望，反映了《老子》的作者追求和平的积极努力；第三，《老子》“善胜敌者，不与”的战争效果和反对“轻敌”、主张“慈爱”的战争条件论，反映了其对用兵理想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标志着人们对兵学问题理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第四，《老子》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后发制人”战争指导原则的提出，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满足了兵学学术思想发展的需要，对后世兵学理论的构建和军事实践活动的开展，具有深远的启示指导意义，为弱小的一方如何扬长避短、转弱为强、因敌制胜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当然，毋庸讳言，《老子》的兵学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老子》对当时的争霸兼并战争持完全否定的立场、态度，不区分战争的性质而一味加以反对，不能看到这乃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统一的内在需求，具有特定的时代合理性，这显然是片面、偏激的。同时，《老子》朴素辩证法的不彻底性质，也决定了其往往会夸大柔弱、退守原则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不少兵学理论命题的生命活力，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的遗憾。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总结和评价《老子》兵学思想时所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