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孙子兵法》的兵学理论体系

一、《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

任何思想家都是按照一定的哲学观念来构建自己的学说体系的，一定的哲学观念制约和指导着思想家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方面孙武也没有例外。孙武丰富的兵学思想之所以具有进步性、合理性，归根结底，是孙武在自己的兵学著作中始终坚持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认识路线，整部《孙子兵法》完全建立在合理的哲学基础之上。[63]

（一）朴素唯物主义理论指导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表现为朴素唯物主义理论指导。孙武反对鬼神天意，崇尚事实分析。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64]，肯定天道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复再有主宰的性质。这样就和当时影响犹存、视天为人格神的宗教神学观划清了界限。基于这样的认识，孙武明确强调“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65]，反对用阴阳杂占的方法去认识战争，主张“禁祥去疑”[66]。因此，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孙武着眼于“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七计”，[67]提倡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判断，预测胜负。在孙子那里，战争是被当作客观现象来对待的，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乃是其兵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如孙武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68]，就是一种把战争胜负的终极原因归结于物质条件的努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子兵法》中有许多以征引“五行”观念来论证战争的客观物质性的内容，“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69]，就是一例。这里的“五行”与《左传》等书的“五行”一样，都是被当作物质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基本属性来看待的。而且孙武还更进了一步，将万事万物的演绎、派生和变化归结为“五行”的本质内涵了，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奇正”“虚实”等作战指导范畴。由此可见，孙武的战争理论，其出发点正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理论。

（二）朴素辩证法的思辨特征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亦表现为朴素辩证思想的思辨特征。孙武能够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兵学的基本问题。

首先，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兵学问题始终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其一，他讲“道、天、地、将、法”的“五事”，就是以联系的观点将兵学与政治、天时、地利、将才拔擢、法制建设等各项因素作为完整系统来进行考虑。其二，孙武的兵学基本范畴，如“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等，也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如无“虚”也即无“实”，无“正”也即无“奇”，彼此间有着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其三，孙子承认，不仅相互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并将它用于战争指导：“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70]又曰：“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71]正是这些辩证联系的观点，使得孙武的兵学理论具有最大的圆融性。

其次，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张把握事物转化上的“节”与“度”。遵循这一思想，孙武在对待战争时，既高度重视，透彻研究，又非常谨慎，努力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72]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其备战与慎战观念的哲学前提。在具体作战、治军问题上，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如孙武既强调“军争”，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必要环节，又主张“军争”必有节制，指出过犹不及。又如，孙子论述将之“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73]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民善卒，等等，本来都是将帅应具备的优良品德，然而，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量分界的话，即发展到了“必”这一程度，那么其性质也就起了转化，走向反面，而成为“覆军杀将”悲剧的起因了。在治军上，孙武既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指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74]；作战指导上既强调“胜可知，而不可为”[75]，又肯定“胜可为也”[76]；等等，也均是本着朴素辩证法思想观念的重要阐述。

最后，朴素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普遍性理论对《孙子兵法》亦有重大的启迪和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孙武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阐述缕析“奇正”问题的哲学意义：“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77]这里无论是遣词用句，还是精神实质，都显然与老子等人的论述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其他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78]以及“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79]等等，亦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

当然，《孙子兵法》对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孙武注意辨别真伪，抓住事物本质。他看到，在战场上，为了迷惑敌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此，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不为外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赢得胜利。他详细分析列举的30余种“相敌”之法，就是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所揭示的认识本质、抓住关键的经验总结。这标志着孙武真正吃透了朴素辩证法的精髓。第二，孙武反对消极被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老子朴素辩证法一味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进取又有明显的保守性有所区别，《孙子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则充满了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同时，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主张“择人而任势”[80]“形人而我无形”[81]“计利以听，乃为之势”[82]“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83]。总而言之，是要辩证观察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正如学者对其价值与意义的评价：“《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精髓，它反映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对于辩证思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子》军事辩证法思想不仅在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84]

（三）民本思想的洋溢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还表现在强调民本思想上。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阶段，当时的思想家都普遍注意考虑民心的向背，尊重民众的愿望，关心民众的生计，争取民众的归附。这在《孙子兵法》中亦有集中的反映。孙武的许多精彩命题和论述，都是在民本主义精神的指导和规范下提出并展开的。诸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85]“上下同欲者胜”[86]“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87]“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88]“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89]等等，就是明证。很显然，孙武在这里已经将战争的胜负同政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加以联系和对应了。至于清明的政治，在孙子眼里则等同于关心民生，争取民心，使上下和谐，同心同德，即所谓“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与众相得”云云。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方式，就是“修道而保法”“唯人是保”等等。所有这一切，均打上了民本主义的深深烙印，也是孙武兵学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具体表现。

二、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

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一日无已。《孙子兵法》的思想当然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武在战争问题上鲜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即“安国全军”是孙武战争观的基本主线。

孙武对战争采取的是十分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展现出了这一态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90]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民众生死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91]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92]并要求战争指挥者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93]。

然而主张慎战并不意味着反对战争。《孙子兵法》提倡慎战的主旨，在于它强调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应当遵循功利主义原则，即做到兵“以利动”[94]“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95]“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96]，不战则已，战则必胜。这种既重战又慎战的观点，使孙武的兵学观念既不同于儒、墨的非战主张，也与法家的嗜战立场有所区别。由此可见，孙武慎战的出发点是“安国全军”，以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孙武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深知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对社会经济、国家前途的影响巨大。因此，他把准备战争和指导战争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高度，强调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97]这就是说，要把立足点放在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敌人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的基点上，而非其他。

基于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孙武逻辑地推导出用兵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一个“全”字。所谓“全”就是全胜。《孙子兵法》中提到“全”的地方有十余处，最主要的篇章是《谋攻》。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98]，从而实现战略、战役、战斗的全胜，即“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99]，用全胜的谋略争胜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了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孙武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100]的主张，认为指导战争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展示强大的兵威，通过军事威胁慑服敌人。至于“伐兵”“攻城”，那就等而下之了。由此可见，孙武的“全胜”思想，实际上仍然是其慎战和备战思想在作战指导上的反映。慎战与备战、重战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孙子兵法》十三篇中。

如果不得已进行战争，孙武主张实行进攻和速胜战略。他明确提出：“兵贵胜，不贵久。”[101]又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102]战争的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胜利，因此只有速胜才能最大可能地降低战争成本，所谓“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103]。无论从战前准备来看——“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104]，还是从战争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巨大损失来看——“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105]，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同时，为了最大可能地降低成本，孙武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进攻战略：“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106]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孙武这一战争观，是符合新兴阶层的要求的，与当时社会大变革的潮流相一致，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

三、“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

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设军队、从事战争的需要，孙武曾提出过不少治军原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治军思想。归纳起来说，其治军思想主要包括严明赏罚、重视选将、将权贵一、严格训练、统一号令、爱卒善俘诸方面。

能否严明赏罚，是调动将士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孙武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在《计篇》中他将“法”列为“五事”的一项，把“赏罚孰明”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107]所谓“文”，就是精神教育、物质奖励；所谓“武”，就是军纪军法，强调重刑严罚。他认为治军必须拥有文武两手，做到恩威并施：“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108]否则就不能造就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109]

要严明赏罚，关键在于做到有法可依，有律可循，否则严明赏罚便无从谈起。所以孙武非常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把“法令孰行”也列为判断战争胜负的标准之一。他认为部队必须有一定的组织编制，明确各级人员的职守：“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110]他指出：“治乱，数也。”[111]又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112]至于法制建设的重点，孙武认为是统一号令，加强纪律。他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113]主张用金鼓旌旗来统一将士的耳目，约束部队的行动，从而达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114]的目的。当然，孙武主张在执法问题上也应该做到随时变宜，以更好地发挥法纪的作用。所谓“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115]就是这层意思。这体现了《孙子兵法》既讲求执法严肃性又注重执法灵活性的实事求是态度。

军事指挥员的素质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军队建设和战争胜负。孙武对这层道理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将领的选拔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他指出将帅是国君的助手，辅佐周密，国家就一定强盛；辅佐有缺陷，国家就一定衰弱。显然，他是把优秀将帅的作用提到“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16]的高度来认识的。为此，他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认为一名贤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117]等条件。在处事上，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118]；在才能上，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119]“通于九变”[120]；在管理上，要“令素行以教其民”[121]“与众相得”[122]，使士卒亲附；在修养上要“静以幽，正以治”[123]，提醒将帅要避免犯骄横自大、轻举妄动、勇而无谋、贪生怕死等毛病。

为了确保将帅在战争中进行有效、灵活的指挥，孙武主张将权适当地集中和专一，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干涉、遥控部队的指挥事宜。《谋攻篇》指出，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让军队前进，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令军队后退，这叫作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去干预军队的行政，就会使得将士困惑；不懂得军事上的权宜机变，而去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得将士产生疑虑。他进而认为，出现这类情况，就会导致“乱军引胜”[124]自取败亡的结果。可见，军事上的成败，其前提之一是“将能而君不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兵法》提倡“君命有所不受”[125]，将它确定为一条重要的治军原则。

《孙子兵法》也比较注重部队的训练问题，主张严格练兵，提高战斗力，把“士卒孰练”作为重要的制胜因素。孙武指出，“教道不明”“兵无选锋”[126]是造成作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切不可等闲视之，“将之至任，不可不察”[127]。为了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孙武提倡爱护士卒，认为做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128]，乃是训练好部队的先决条件。孙武这一爱兵主张的动机是明确的，即由此而造成“上下同欲”[129]、上下一致的良好官兵关系，保证部队达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130]这样的最佳临战状态。同时《孙子兵法》还提出对敌军战俘要“卒善而养之”，从而在削弱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胜敌而益强”[131]。这一思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四、以“五德”为核心的重将思想

春秋以前的职官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文武基本不分职，这是与当时军政合一、兵民一体，“作内政而寄军令”[132]的社会政治生活情况相一致的。到了春秋中晚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新因素的出现，尤其是争霸兼并战争步入更激烈的阶段，这种文武不分职的社会现象也就不能不受到大的冲击。当时军队的人数日益庞大，战场的区域相当广阔，作战的方式趋于复杂，杀伤的程度愈加残酷，这样就决定了需要有一定军事才能的将领负责作战指挥，从而开始了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漫长历史过程。

据历史记载，春秋时代已有将军的名称，如晋国的六卿，《墨子》称为“六将军”[133]，《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吴问》也提到“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134]。另外文献中还有“郑人以詹伯为将军”[135]“十旌一将军”[136]等记载。这些都是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萌芽。[137]

专职将帅的出现，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138]它不但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发展上的一次巨大变革，更是中国古代军队建设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从此军队拥有了专门的治理者和指挥者，成功地理顺了军事领导体系，军队职业化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总之，此制度使军队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使古代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符合军事斗争内在规律的逻辑选择的。

孙子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兵学思想家，对专职将帅这一新生事物自然持积极拥护的态度，并从理论上对培养、选拔、任用军事人才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当完整系统的选将任将思想，其中包括对将帅地位的认识、将帅品德才能的要求以及将帅职权的界定等众多方面的内容。

从《孙子兵法》的内容看，孙子是高度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的。他将“将孰有能”置于判断制胜条件的第二位，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孙子认为军事指挥者各方面素质的优劣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成败、作战行动的胜负和国家命运的安危：“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39]在孙子看来，将帅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仅次于最高统治者——国君，十分关键，非常重要，其作用须臾不可忽视。

鉴于对将帅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孙子十分重视对将帅队伍的建设，他认为作为一名良将，必须具备突出的优良素质。这些优良素质，根据孙子的意见，就是所谓的“五德”，即为将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140]

唐代杜牧在其《孙子注》中曾对上述“五德”作过精辟而具体的解释：“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141]明代兵学家赵本学在《孙子书校解引类》中亦总结和丰富：“达人之情，见事之微，诈不能欺，谗不能入，应变无常，转祸为福，此将之智也。进有重赏，退有重罚，赏不私亲，罚不避贵，此将之信也。知人饥渴，同人劳苦，问病戚容，抚伤出涕，此将之仁也。见机则发，遇敌则斗，陷阵必入，被围必出，虽危不惧，虽败不挫，此将之勇也。军政整齐，号令如一，三军畏将而不畏敌，奉令而不奉诏，可望而不可近，可杀而不可败，此将之严也。五德皆备，然后可为大将。”[142]由此可见，孙子对良将品质的界定，乃是指为将者要做到多谋善断（智）、赏罚有信（信）、爱抚部属（仁）、勇敢能战（勇）和明法审令（严）。五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这表明孙子既对将帅政治德操提出了标准，也对将帅军事才能提出了要求。其核心含义就是力求达到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极高境界。

以“智、信、仁、勇、严”为总纲，孙子进而对将帅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具体而言，第一，将领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操守，“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143]。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忠于国君，爱护民众。第二，将领要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知彼知己”[144]“知天知地”[145]“知九变之术”[146]“识众寡之用”[147]“知迂直之计”[148]，要知阵法，识战机，而最根本的是要掌握“战道”，即战争规律。将领足智多谋，善于临机应变，“因敌而制胜”[149]，能够游刃有余地履行自己的本职任务。第三，将领也要具备杰出的治军本领，这包括以“信”“严”为本的管理手段和以“仁”“勇”为核心的带兵作风。将领必须恰当地掌握好爱与令、厚与使、乱与治的分寸，既爱兵抚士，身先士卒，以求士卒“亲附”“与众相得”[150]；又严格管理，令行禁止，做到“令素行以教其民”[151]。总之，将帅必须文武并用，恩威兼施，赏罚俱行。第四，在个人性格修养上，将领也要具备高度自控的能力。用孙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152]，意即沉着镇定，喜怒不露声色；待人接物公正无私，处理事务条理井然。

孙子在从正面阐明将帅具备“五德”必要性的同时，又从反面告诫将帅要防止出现性格行为上的五种缺陷，指出这些行为是随时可能导致“覆军杀将”的根源：“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153]由此可见，无论是死拼蛮干，还是贪生怕死，不论是急躁易怒，还是沽名钓誉，或者不分主次、姑息求全，在孙子看来，都是断断要不得的，必须坚决反对，力求避免。类似的观点，在《孙子兵法》中还有许多，如他告诫将帅“惟无武进”[154]，认为“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155]，同样是反对有勇无谋，轻敌盲动。孙子的这些论述，表明了他分析问题的辩证性和全面性，是值得后世治军者引以为鉴的。

为了确保将帅在战争中进行有效、灵活的指挥，孙子主张保持将权适当的集中和专一，即在作战指挥上，应由将帅根据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打还是不打：“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156]

孙子对军事行动中的瞎指挥、瞎管理、瞎监督等做法深恶痛绝，严词抨击，坚决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随意干涉部队的指挥事宜。他的这一思想在《谋攻篇》中有集中反映。孙子根据当时军队的实际状况指出，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这些都是束缚军队极不明智的行径，只会使将士疑虑困惑，无所适从。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敌人便会乘机进犯，己方将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灾难不可避免，这叫作“乱军引胜”[157]。孙子进而指出，一支军队要强大有力，战胜敌人，夺取胜利，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必须真正做到“将能而君不御”[15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不遗余力地强调“君命有所不受”[159]，并把它作为一条很重要的原则，用于指导处理复杂的君将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所说的“君命有所不受”，仅仅是就将帅的机断指挥权范围而言的，并不涉及军队领导权问题。关于军队领导权，孙子认为毫无疑问归属于国君，即所谓的“将受命于君”[160]。作为将领，必须对国君负责，“利合于主”[161]。因此“君命有所不受”绝不等同于拥兵自重、割据称雄。

当然，孙子的将帅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就内涵而言，他虽然指出了将帅地位的重要性，也阐述了为将之道的五德标准，却缺乏对选将任将具体手段和方式的论述。其二，就性质而言，他对将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论述，多少有过分夸大将帅个人作用的倾向，带有英雄史观的浓厚色彩，这反映出他作为贵族阶级兵学思想家的时代局限性。

五、主动灵活、因敌变化的制胜之道

“善战”思想在整部《孙子兵法》中占有主导地位，“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是孙子兵学实用理性的集中体现；一部《孙子兵法》，归根结蒂是教人如何用兵打仗，去夺取战争的胜利的。这正是我们今天正确把握《孙子兵法》的重心所在。

《孙子兵法》中制胜之道的内容非常丰富，简要归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在此基础上筹划战略全局，实施战役指导，赢得战争胜利。孙武认为，从事战争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到“知彼知己”，因为只有正确估量敌我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制定正确的方针。为此，他主张在开战之前就要对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五事”“七计”有全面的了解，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以期对战争胜负趋势作出正确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己方的战略战术。在实施作战指导过程中，也要随时将“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作为行动的纲领：“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162]为了了解和掌握敌情，《孙子兵法》提倡用间，把这看成是“知彼”亦即“知敌之情实”的主要手段。《用间篇》集中论述了用间的原则和方法，主张“五间并起”而以“反间”为主。在战场交锋中，孙武也强调最大限度地查明敌情，《行军篇》中著名的30余种“相敌”方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由此可见，“知彼知己”乃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出发点和基础。

第二，“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孙武认为要确保自己在战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创造条件，始终把握战争的主动权，而掌握主动权的核心，关键在于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关于如何争取主动权，《孙子兵法》中有精辟的论述，其主要内容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加强军队实力，造成对敌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又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163]其二，造势任势，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孙武认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164]所以他重视战场的造势和任势，指出“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165]。这表明孙武是把造势和任势列为争取主动权的重要环节之一来对待的，其含义就是要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基础上，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创造和利用有利的作战态势，主动有效地克敌制胜。其三，奇正并用，避实击虚。孙武认为要造成有利的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一是要解决战术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指出“战势不过奇正”，用兵打仗要做到“以正合，以奇胜”，同时，高明的将帅还应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而灵活变换奇正战法：“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166]；二是要正确贯彻“避实而击虚”的原则，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却关键的部位，从根本上战胜敌人，达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167]的目的。可见，“致人而不致于人”，掌握战争主动权，实为《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精髓和灵魂。

第三，“示形动敌”“兵者诡道”，不拘一格，因敌制胜。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孙武认为要掌握战场主动权，就必须在作战指挥上坚决贯彻“兵者诡道”的原则。他指出，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就在于“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168]。唯有如此，方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种诡诈战法的核心，则是“示形动敌”：“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169]战场上克敌制胜的最上乘境界乃是“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170]。一旦做到这一点，那么进行防御，即可“藏于九地之下”；实施进攻，即可“动于九天之上”，置敌于死地，“自保而全胜”。与此同时，孙武也充分认识到用兵打仗贵在灵活机动，随机应变。所以他特别强调“因敌制胜”的重要性，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171]；“践墨随敌，以决战事”[172]。它们的主旨，均立足于“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这一点上。可见，不拘一格，“因敌制胜”，既是实践“诡道”战法的前提，也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之所以高明的体现。

第四，“兵贵胜，不贵久”，强调速战速决，推崇作战行动的突然性、进攻性、运动性，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显著特点。孙武对战争给国家、民众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坚决主张速战速决，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反对使战争旷日持久，疲师耗财。为此他反复阐述“兵贵胜，不贵久”的道理，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173]。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孙子兵法》主张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一是要做到突然性，使敌人处于猝不及防的被动状态，“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174]，努力达到“动如脱兔，敌不及拒”的最佳效果。二是要做到运动性，即提倡野外机动作战，调动敌人并在野战中予以歼灭性打击：“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175]又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176]总之是要“悬权而动”，使部队始终保持主动地位，行动自如：“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177]三是要做到隐蔽性，使对手无从窥知我方的作战意图，如同聋子、瞎子一样，从而确保我方军事行动的突然性能够达到，运动性能够实现：“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178]又曰：“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179]孙武认为，只要在军事行动中真正做到了隐蔽、突然、机动，那么就能够速战速决，出奇制胜。

第五，正确选择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突出环节。作战双方，谁具有优势的战场地位，谁就拥有军队行动的主动权，这是战争运动的通则。《孙子兵法》对此作了充分的揭示，强调“识众寡之用者胜”[180]。所谓“众寡”，就是指兵力的对比，而“用”则是指兵力的使用。孙武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场交锋时以优势兵力去对付劣势之敌，集中兵力，以镒称铢。所以他反复阐述集中兵力问题的重要性，并一再提出具体的集中优势兵力的主张：“并力”[181]“并敌一向”[182]“并气积力”[183]，从而达到“以众击寡”的目的。当然，战场的态势是千变万化的，集中兵力的方法也应该因敌制宜，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184]就是这个意思。孙武进而指出，通过众寡分合以求集中兵力、掌握主动，关键在于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善于创造条件。从战术上说，即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185]。他认为，在兵力部署上，不分主次方向，单纯企求“无所不备”，则势必“无所不寡”，也就失去了主动地位。据此，《孙子兵法》一再提醒战争指导者要避免犯“以一击十”“以少合众”这一类分散兵力的错误，因为那样做即是“败之道也”，到头来一定会覆军杀将，自取其辱。

第六，察知天候地理，巧妙利用地利，根据地形条件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确保作战胜利，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在冷兵器时代，掌握和利用地形，对于战争的胜负关系甚大。孙武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系统探讨地形条件与军事斗争成败相互关系的军事大师。他撰写《九地篇》，阐述战略地理问题，提出了军队在九种不同战略地理条件下作战的基本指导原则；又在《行军》《地形》诸篇中着重论述了战术地理问题。他指出，在行军作战中，要善于“处军”，利用有利的地形，避开不利的地形。为此他列举了在山地、江河、沼泽、平原等四种地形环境中的处军原则，并进而将利用地形的基本特点归纳为“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186]。从当时的实战要求出发，孙武还具体分析了军队在作战中可能遇到的“通”“挂”“支”“隘”“险”“远”等六种地形，并就这六种不同的地形条件，提出了具体而又适宜的用兵方法。总之，《孙子兵法》主张将帅要熟悉和巧妙利用地形条件：“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187]这显示出，孙武是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学的奠基者，《孙子兵法》有关巧妙利用地形地理问题的论述，是其制胜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古典军事理论，在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中的制胜论思想既具有完整系统性，又不乏深刻精辟性，它是孙武兵学思想的主体内容，是《孙子兵法》一书精华之所在。它以无可怀疑的事实向人们昭示：孙武无愧于“一代兵圣”的光荣称号！《孙子兵法》无愧于“百世谈兵之祖”的不朽殊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