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尉缭子》的兵学思想

《尉缭子》，“武经七书”之一，成书于战国时期，被有的学者誉为“不在孙武之下”的著名兵书。《尉缭子》的兵学思想具有一定的特色，前人已经指出，如，元代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指出：“《尉缭子》言兵，理法兼尽，然于诸令，督责部伍刻矣。所以为善者，能分本末，别宾主。”[76]自汉唐以来，《尉缭子》一书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和重视。清代学者朱墉在对“武经七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尉缭子》思想的特色：“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77]《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很高，称：“其书大指主于分本末、别宾主、明赏罚，所言往往合于正。如云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78]

一、《尉缭子》作者

《尉缭子》的作者一直以来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原因主要在于史籍记载的差异。据《尉缭子》内容来看，“梁惠王问尉缭子曰”[79]，那么尉缭子当主要活动于梁惠王时期（前400—前319）；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为秦国的大一统出谋划策，秦始皇以“国尉”封之，其为秦始皇十年（前237）之时。史籍记载两个“尉缭”前后时间相差太久，到底是魏惠王时期的隐士还是秦王政时期的国尉，史学家众说纷纭，如“两尉缭说”。杨树达在《汉书管窥》中结合梁玉绳、姚振宗的观点，通过《尉缭子》在《汉志》中的著录位置来判定尉缭子的作者当为梁惠王时期尉缭，而非秦国国尉尉缭，田旭东亦赞成其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从梁惠王到秦始皇其间相隔百年左右，很难说这两个年代的尉缭是同一个人”，所以《尉缭子》的作者应为梁惠王时期的尉缭[80]，何法周亦持类似观点[81]。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应当是秦始皇时的尉缭，并以秦兵马俑所体现出军阵作为证据。[82]郭沫若认为大梁人尉缭前来游说秦王，是有著作的，但是其判断“今存《尉缭子》二十四篇，内容系言兵，当即《汉书·艺文志·兵形势类》‘《尉缭》三十一篇’之残，但系依托”[83]。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两个尉缭实为一人，指出《史记·魏世家》对梁惠王的纪年存在问题，因此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的尉缭本是同一个人”的看法，弥合了史料记载的矛盾。[84]

《尉缭子》问对体中的尉缭，一般认为是魏惠王时期的尉缭，史籍对其生平事迹不载，一般认为其身份为隐士。而《史记》所载的秦始皇时期的国尉尉缭，其事迹相对比较丰富。

秦始皇十年（前237），在李斯《谏逐客令》后，秦始皇继续任用客卿，而也是在此时，尉缭子从魏国大梁来到秦国。秦始皇已经着手统一六国的战争，从七国的国力来说，秦国占优，但是六国合纵，秦国也是双拳难敌四手，因此如何破六国合纵，进行战略抉择是统一六国的重中之重。尉缭的到来，适逢其时。尉缭抵达秦国，当然心中明白秦始皇最想要什么，他对秦始皇说道：“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85]尉缭的言下之意非常明了，秦国的确在七国中最强大，但亦有危机，他警示万万不可重蹈晋智伯、吴王夫差和齐愍王身死国灭的覆辙。因此，尉缭为秦始皇献出了“上兵伐谋”的高策，他建议秦始皇应当以重金来拉拢、利用六国内部的重臣以乱其谋，如此将可平六国。秦始皇听完，深以为然，尉缭成为座上宾，每次见面都以平等礼仪对待，完全不顾秦王的威严，饮食衣服都与尉缭同样，此时的尉缭在秦国位极人臣，尊宠有加，一时无两。但是尉缭非常清醒，他对秦始皇的为人有着自己的判断：“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86]尉缭通过与秦始皇相处以及对其面相的描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然，这也是历史上唯一对秦始皇样貌描述的语言。尉缭认为秦始皇不可与之长久相处，所以就准备逃走，秦始皇发觉后，强加挽留，并封其以国尉，采纳了他攻灭六国的策略。

由于尉缭的角色以及作用与秦统一六国的名将白起、王翦等有所不同，因此史书对其事迹未详载，我们亦无法有一个确切的判断，暂且阙疑。

二、《尉缭子》的成书问题

《尉缭子》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在《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中亦均有著录。《汉志》将先秦兵学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其中《尉缭子》（31篇）是现存唯一的兵形势家兵书。另外，在《汉志》杂家中又列《尉缭子》（29篇）。

关于兵形势家31篇、杂家29篇与今本24篇《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吕思勉就推测：“今《尉缭子》二十四篇，皆兵家言，盖兵家之《尉缭》也。”[87]钟兆华认为：“兵家和杂家《尉缭》显然是内容不同仅同署名的两本书……杂家书没有流传下来，今本是兵形势家《尉缭》。”[88]当然也有与之完全相左的观点，张烈认为今本《尉缭子》是杂家，而兵形势家在隋以前就已经失传，今本“正是隋唐时的杂书《尉缭子》”[89]。何法周指出：杂家《尉缭》本是一部著作，“却被《汉书》的作者班固分在‘杂家’与‘兵家’两大类中，当成了两部书，从而引起了误解，造成了混乱”[90]。而徐勇认为《尉缭子》最初并非系统的著作，而是尉缭子和他的弟子根据其言论，在不同时期写成的作品，其实29篇杂取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有杂家的色彩；31篇实为军令实录。在汉代班固分别列入了杂家和兵家。而今本24篇实为22篇，是杂家和兵家的杂糅，其中前12篇为杂家内容，后10篇为兵家内容。[91]我们基本认同徐勇的看法，根据今本的内容，我们很难将其断定为“兵形势家”或者“杂家”，所以我们认为“兵形势家”的《尉缭》与“杂家”的《尉缭》在流传过程中均有亡佚，亦有流传，因此今本《尉缭子》是前人将当时已有的两个本子进行混合而成的。

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出《尉缭子》为伪书后，后世学者多认定其为伪书，如，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指出：“其首《天官篇》与梁惠王问对，全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为说，至《战威》章则直举其二语矣。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是耶？其伪昭然。”[92]而仅有部分学者仍认定其可能非伪书，宋濂认为其为战国兵书无疑：“战国谈兵者有言及此，君子盖不可不与也。”[93]吕思勉也认定《尉缭子》一书“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94]。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足以证明《尉缭子》为先秦古籍，伪书说不攻自破。但是《尉缭子》的作者问题，仍然无法根据出土文献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判断。

《尉缭子》一书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前12篇主要论述了战争观以及战争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侧重于论述攻守权谋与战法等，当与其兵形势家的思想特征有关，后12篇主要阐释了如何治军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各种军制和军令。《尉缭子》一书紧紧围绕着“刑德，可以百胜”[95]的基本观念，广泛而深刻地论述了在战国时代背景下如何用兵取胜的方法。《尉缭子》主要倡导“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明法审令”“举贤用能”的治军思想，“权敌审将”“轻疾机动”的作战指导原则，均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

三、“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

在战争观问题上，《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96]和“争私结怨”[97]两大类，倡导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98]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99]等为满足一己私欲而发起的不义之战。《尉缭子》强调战争的目的是“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100]，即实现天下统一，结束战国的乱象；认为经济是政治和军事的基础，因此非常注重农业发展与商业的繁荣，认为这样才能富国强兵。尤其是其对商业的独特认识，与先秦其他思想家有所区分，也更为深刻：“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101]

《尉缭子》认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102]“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103]处于历史主导地位的新兴阶层，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正义战争充分显示出必胜的信心和力量。作为新兴阶层在军事上的代言人，《尉缭子》明确主张：“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104]只要是吊民伐罪，正义在我，战略上一定要力求先发制人。

十分可贵的是，《尉缭子》对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作出了正确的表述：“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105]其认为军事是骨干，政治是根本；军事是表象，政治是本质。这一军事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实质上触及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重要原理。其可贵之处在于，《尉缭子》不仅在自然观上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倾向，而且在政治观上也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以此作为基础贯穿全书。《尉缭子》开篇第一章《天官》就明确阐述了人的能动作用是决定胜负的根本，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占星家利用天文星象预测胜负的唯心论说教。

四、“明法审令”的治军思想

《尉缭子》作为三晋兵学的代表，其治军思想中更集中体现出法的特征，即“明法审令”，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主张恩威并用，赏罚兼施。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恩威并用、赏罚兼施从来是军队治军的不二法门。《尉缭子》也不例外，主张“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106]，不仅如此，它还主张罚贵赏贱，以求达到整肃军纪、确立军威的目的。《尉缭子》指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107]在治军中做到信赏明罚，严格管理，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可以实现“发能中利，动则有功”[108]，才能成为真正的“王霸之兵”[109]。

第二，重将帅的选拔。

“举贤用能”“明法审令”“贵功养劳”[110]，这些都是对将帅选择的一般要求。除此之外，《尉缭子》还明确要求将帅在战场上要做到“三忘”：“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111]在作战指挥上要做到“三不制”，即“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112]；同时还要做到“四无”，即“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113]。作为一个优秀的将帅，既具备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又掌握机断指挥的权力，那么，他在战争中就能建功立业。

第三，注重军队建设中官兵关系的和谐。

《尉缭子》十分注重军队内部的团结，认为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关系犹如心与四肢的关系，“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114]。所谓将帅的“心诚”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时时处处为人表率，做到“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115]。

第四，“制必先定”的治军思想。

“制必先定”[116]是《尉缭子》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严格而周密的法制是取胜的重要保证，所谓“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117]。制度问题范围很广，《尉缭子》从军队的管理、教育、训练和作战各个方面论述了以法治军的重要性和具体主张。如，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它主张配置“踵军（接应部队）”“兴军（前卫部队）”“分塞军（后方卫戍部队）”和“前御军（前方警戒部队）”，各军各自的作战任务都有明确区分，以保障战争的胜利。又如，为了在战争中搞好协同和指挥，《尉缭子》要求用旗、羽、章作标志，并在《经卒令》中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以便识别和约束。而在作战中，它要求严格区分金、鼓、铃、旗的指挥功能，以统一号令，夺取胜利。

五、《尉缭子》的思想特色

《尉缭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兵形势家”，而且是“兵形势家”中所列11部兵书中唯一存世的一部，其余都失传了。因此，要了解“兵形势”这一流派的思想和特点，《尉缭子》一书便显得异常珍贵和重要。

所谓“兵形势”，班固曾有明确的表述：“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118]其中，“雷动风举”言兵锋之威，“后发先至”言行军之快，“离合背乡”言其机动能力高，“变化无常”言其战术变化巧，“以轻疾制敌”就相当于今天所谓速战速决的意思。这充分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后军队运动性提高，战场机动能力增强的时代特征。《荀子》亦说，当时“后之发，先之至”已成为“用兵之要术”[119]。

“兵形势家”的《尉缭子》与“兵权谋家”在战争指导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孙子兵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我们从《尉缭子》的《战威》《攻权》等篇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吸取了“兵权谋家”这一战略思想，主张“不暴甲而胜”[120]。同时，还把战争的胜利分为三种方式：一是“道胜”，二是“威胜”，三是“力胜”。所谓“道胜”就是“庙胜”——“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121]。为了求得全胜，未战之前要有必胜的条件，“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122]。《尉缭子》严厉批评那种企图凭借侥幸以取胜的做法是“曲胜”，并认为：“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123]旗帜鲜明地指出非全胜者是不懂得战争谋略、没有权威的将军。

从一般治军作战而言，《尉缭子》高度概括出12条基本原则：“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豫备，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断，得众在于下人。”[124]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堪称警策。

《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未战之前的对敌优势，将战之时的作战布势，既战之后的凌敌威势。

第一，强调拥有军事实力，建立战前的对敌优势。

战争是敌对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以及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较量。我国古代兵学家无不重视战前创造良好的客观基础。在兵学家看来，“兵形势”中的“形”与“势”是有区别的。《孙子兵法》中有《形篇》与《势篇》。其中，《形篇》之“形”主要讲的是军事力量，《势篇》之“势”主要讲的是军事力量的发挥。

“兵形势家”是“形”与“势”的统一论者，离开“形”去空谈“势”，或离开“势”去谈“形”，无异于只讲主观努力不讲客观条件，或只讲客观条件不讲主观努力，都是不正确的。“兵形势家”，首先是实力论者，强调经济的、军事的、自然的客观条件，也就是所谓“富国强兵”。《尉缭子》明确主张“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125]，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不暴甲而胜”[126]的优势地位。

就作战而言，《尉缭子》十分重视战前准备，主张站稳脚跟，反对浪战。它说：“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127]又说：“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128]因此，为将者必须“权敌审将，而后举兵”[129]，必须坚持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

第二，精心运筹决胜，造成最佳战场布势。

在作战指导上，《尉缭子》主张“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130]。在战场上的进攻在于出敌意料，而防御则在于巧妙伪装，隐蔽部署。为了形成最佳的战场布局，求得有利的作战态势，它要求一方面“事在未兆”[131]时，先期做好作战准备；另一方面要广施权变，迷惑、欺骗敌人，所谓“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132]。自己站稳脚跟与不让敌人站稳脚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修己”，是否确实具备了取胜的把握，做好了胜敌的准备。

战场布势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攻、防、追、遭、退，各有特殊要求。即便同是防守，野战防御、阵地防御、城邑防御、河川防御等等，也都各有其不同的防御特点和要求。以城邑防御为例，《尉缭子》对此作了若干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有些地方都超越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也超过了《吴子》。如《尉缭子》指出：“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拆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133]又说：“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134]在城邑防御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布势上，《尉缭子》反对单纯防御，并注意到了城坚、粮丰、水足、兵力优势、装备精良等问题，尤为可贵的是它十分重视机动部队适时策应。

战场布势，在《尉缭子》中还表现为以奇正造势。它认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135]我们从《分塞令》这一篇清楚地看到，《尉缭子》所言布阵之法主要是五军阵——“中军和左、右、前、后军”。中军是指指挥者控制的机动部队，《握奇经》称之为“余奇”之兵。阵形无论如何变化，中军始终居中，位置不变。变化的是前军、后军、左军和右军。古兵法关于五军阵变换为八军阵，有两句名言：一是“数起于五而终于八”[136]，二是“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137]。前、后、左、右四军通常称为“四正”，在左前、左后、右后、右前四个方向上部署的兵力，通常称为“四奇”。《尉缭子》认为，善于巧妙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正兵和奇兵，广泛采取奇谋诡诈之术，“有者无之，无者有之”[138]，出奇制胜，就能取得胜利。可见，它对于运用“奇正”造势是相当重视的。

第三，临阵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击敌威势。

如果说在战前建立军事实力优势和形成有利态势都还只是战斗力蓄势于前，是能量尚未完全变为动中之“势”的“形”，那么，作战中充分发挥出来的击敌威势，或常言所谓破竹之势，就是战斗力由静态的“形”转化为动态的“势”，已属于“任势”的范围了。《孙子兵法》曾用高山滚石来比喻军力发挥的锐势。那么，军队在战场上所发挥的锐势除了军事实力和战场态势等客观条件外，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从《尉缭子》中可以概括为指挥专一、先发制人、避实击虚、兵贵神速等几个方面，以下分别述之。

其一，指挥专一。《尉缭子》认为：“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139]又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140]它主张的这种“三不制”“四无”，就是主张授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将领指挥专一，便能形成“一人之兵”，才能锐不可当，“天下皆惊”。

其二，先发制人。《尉缭子》征引“兵法”说：“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然后得出结论：“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141]先机而动，先发制人，这在战役、战斗上从来就是兵家制胜的信条。至于在战略上，先发制人固然也会取得突然击敌的效果，这只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而言。如果要考虑政治性质，社会的、国际的影响，那就又当别论了。

其三，避实击虚。《尉缭子》强调：“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142]又曰：“我因其虚而攻之。”[143]这也是兵家制胜的不二法门。无论在战略上，或在战役、战斗上，主攻方向都应力求选择在既是敌虚弱又是其要害之处出击，这样才能用力少而收功多，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其四，兵贵神速。《尉缭子》也有精辟的论述，如说：“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144]兵力集中，展开迅速，进攻敏捷，指挥正确，兵锋所向，无敌不克。

《尉缭子》的这些论述继承和深化了前人相关兵学原则的论述，亦有自己独特的论述方法，其对兵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兵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