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孙子兵法》的吴文化特色

作为中国古典兵学文化的最杰出代表，《孙子兵法》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是先秦时期地域文化的珍贵结晶。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将它归入齐文化的范围。笔者本人亦持类似的观点，在拙著《孙子评传》《孙子兵法详解》《孙子兵法选评》以及相关论文中按齐国兵学文化体系解读《孙子兵法》的文化地位与历史贡献。

但是，随着关于《孙子兵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孙子兵法》为齐地兵学代表”这一传统看法正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笔者本人虽然不否认齐文化与《孙子兵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深厚渊源，却认为仅仅这样观察问题，阐释背景是不够全面的。至于将齐文化作为《孙子兵法》唯一来源的判断更是武断偏颇的，在笔者看来，比较公允的意见应该是《孙子兵法》显示着多元综合的文化品格，它在弥漫着齐文化基本精神的同时，也带有深厚的吴文化特色，它的成书实际上是齐鲁文化与吴越文化碰撞、沟通、融合的产物，反映了中国古典兵学开放进取、兼容博采、随时创新的时代精神。

《孙子兵法》与吴地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既可以从有关古代文献典籍中寻找到有力的依据，也能够在《孙子兵法》一书中获得比较充分的内证。

就《史记》等文献的记载而言，孙武虽是齐人，但自从其因避齐国内部动乱而出奔定居吴地起，他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吴地展开的，换言之，史籍所载可供采信的孙子生平大事，如吴宫教战、辅佐阖闾富国强兵、对楚实施战略欺骗、五战入郢等等，均以吴国大地为广阔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所创作的兵书，逻辑上自然是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这个问题，先秦两汉时期的人们是不曾持有什么异议的。故班固沿袭西汉刘向诸人的考辨意见，称《孙子兵法》为“吴孙子”，著录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188]；《汉书·刑法志》评论汉以前的著名军事家与军事理论家，也直言孙子系吴地的历史人物：“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189]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史记》：“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190]班固并推论协助吴王阖闾成就一代霸业的孙子尽管立有“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191]的赫赫功勋，但依旧逃脱不了兔死狗烹、卸磨杀驴的悲惨下场：“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武）、吴（起）、商（鞅）、白（起）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192]

其他先秦两汉时期的重要典籍、重要历史人物，同样视《孙子兵法》诞生于吴国大地，为吴国波澜壮阔、绚丽多彩军事实践的卓越理论总结。《尉缭子》称：“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193]吴军在公元前506年的破楚入郢之役中所动用的水陆兵力约为3万人，史有明载，可见这里提及的“武子”即为吴孙子“孙武”无疑。又，《吕氏春秋》亦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也。”[194]汉代高诱注云：“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吕氏春秋》的作者以及高诱，也是将孙子视为吴地人士，将《孙子兵法》一书看作吴越兵学文化杰出成就的。东汉王充同样将孙子及其著述置放到吴国争霸事业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曲折地透露了《孙子兵法》归属吴文化系统的价值判断：“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阵，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195]

正是因为《孙子兵法》有十分浓厚的吴地背景，所以《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干脆不再提孙武的原籍问题（“齐人”）了，而根据孙武的主要活动事迹以及兵书著述的吴地文化背景而径称孙武为“吴人”，指出其“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196]。这虽然是对《史记》有关孙子生平记载的误解与曲说，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子兵法》与吴地文化渊源之深，纠葛之重，似乎要愈于它与齐鲁文化的关系。

就《孙子兵法》本书内证而言，笼罩在全书身上的吴地南方兵学文化特征更是十分显著的，这在此书所反映的军队体制编制、军事地理特点与战争外部环境、作战指导理念与方法、吴越争霸兼并战争背景诸环节中均可以获得充分的印证。

这首先表现为《孙子兵法》所提到的“军、旅、卒、伍”四级基本编制在春秋时期为吴国所特有，而与晋国军队的六级编制与齐国军队的五级编制有较大的区别。春秋时期正规的军队一般编制及隶属系统系《周礼·夏官·小司马》所称的“军、师、旅、卒、两、伍”的六级编制。在当时，晋国的军队编制可谓是这种六级编制的典型代表。据文献记载，晋国先后作“二军”“三军”乃至“五军”“六军”。可见“军”是晋国军队的最高建制单位。另外，晋国军队中有“师”与“旅”的建制：“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197]也有“卒、两、伍”的中下层建制：“以两之一卒适吴。”[198]又载：“卒伍治整，诸侯与之。”[199]

齐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据《国语·齐语》以及《管子》相关篇章的记载，齐国军队实行的是五级编制，其成建制的军事单位为“军、旅、卒、小戎、伍”。又载：“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200]即“军”至“伍”五级编制，分别辖有万人、二千人、二百人、五十人和五人。

吴国的军队编制既不同于晋国，也不同于齐国，而有其独特的体制编制结构。以现存的文献考察，其军队的基本编制当为四级，即“军”“旅”“卒”“伍”。其中“伍”为五人；“卒”为百人，“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201]；“旅”为千人，“十行一嬖大夫”[202]；“军”为万人，“十旌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阵”[203]。这一点恰好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得到颇具说服力的证明，《孙子兵法》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204]而《孙子兵法》所涉及的军队编制不以晋国的六级编制或齐国的五级编制为基本对象，却与吴国的四级编制相一致，这有力地说明了《孙子兵法》的吴文化属性。

其次，表现为《孙子兵法》所记述的“地形”“相敌之法”等内容，恰好与《尚书·禹贡》《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典籍所描述的南方地区地形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相吻合。

《禹贡》称吴国所在的扬州之地的特点是“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205]。《史记·货殖列传》所云东楚，就地理范围言，即春秋时期吴国疆域之所在，“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地之特点之一，为有“三江五湖之利”，“江南卑湿”，[206]而《汉书·地理志》则同样云：“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江南卑湿，丈夫多夭”[207]。由此可见，吴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是卑湿泥泞，江河湖泊纵横，草木茂盛，等等，观于《孙子兵法》，其所描述的大部分地理环境，正好与史籍所载的吴地地理环境相同，如其曰：“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208]又曰：“众草多障者，疑也。”[209]“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210]正是吴地卑湿泥泞、多江河湖泊、杂草丛生、乔木森森之地理环境的形象写照。而孙子有关“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以及“处斥泽之军”的行军屯驻要领，也恰恰是基于吴地特定作战地理条件的具体产物。总之，《孙子兵法》所论述的作战地理对象，与齐地地理环境多不相类，而接近于史籍所载的吴地地理环境的特征。这同样是《孙子兵法》立足于吴地自然条件、文化特色的一个有力内证。

再次，表现为《孙子兵法》所汲汲倡导的诡诈作战指导原则，与中原地区所流行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之“军礼”传统相对立，与所谓“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211]的“偏战”战法相区别，而体现了深厚的南方兵学文化的历史渊源。

南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江汉淮水流域，它受西周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中原礼乐文化持保留乃至批判的态度，是老庄道家文化及其后学黄老思想的大本营。其基本特色是崇尚自然，鄙薄仁义礼智，故孟子斥责为“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212]。这一文化性格在其兵学思想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所谓“诡诈谲变”的作战指导原则，最早就发轫于南方地区。它的提出乃是对旧军礼“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传统的否定。泓水之战前夕，宋国司马子鱼指出楚人狡诈多变即是例证。

具体而言，南方兵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究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从自然规律中汲取营养，以求为指导战争提供启示，晦日进兵、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化迂为直等是其最热衷的命题与战争理想境界，诡诈用兵、阴阳变化、刚柔并济是其兵学的基本精神。伍子胥、范蠡的兵学实践，《鹖冠子》《经法》的理论建树，堪称这方面的代表。范蠡认为，天道的运行是“赢缩转化”的，即所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世间万事万物同样也处于不断变化、循环往复过程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善于相因，“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这一基本原则同样也可应用于军事斗争。他为此而指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213]

以此为参照系数，考察《孙子兵法》的时代精神与文化特征，我们必须承认它与南方兵学文化的风格一致，而与提倡“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司马法》为代表的中原以及齐地兵学之风格迥异其趣。《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者“诡道”[214]，宣称“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215]，强调“形兵之极，至于无形”[216]，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阖；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追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217]的用兵境界，云云，很显然是南方兵学风格的集中体现，是对旧的中原“以礼为固，以仁为胜”[218]这一“军礼”兵学传统的全面否定。这多少也透露出《孙子兵法》的地域文化特征与吴地文化相一致的重要信息。

最后，现存的《孙子兵法》近六千言之中，曾多次提及“吴、越”之争，“越人之兵”云云，将越国视为吴国主要的假想敌之一，这也表明它是立足于南方战争形势与战备格局基础之上的，是有关南方地区军事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与思想升华。

《孙子兵法》有云：“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219]又云：“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220]这里，孙子处处以越人为吴国的主要对手与具体作战对象，总是站在吴越争战的角度来阐说自己兵法的重要作战原理，应该说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恰恰是春秋的争霸战争具体形势的写照。众所周知，晋、楚争霸是春秋战略格局演变发展的一条主线。它们之间的长期争霸，直接制约与影响着吴、越诸国的战略选择与形势变化。当时，晋国曾拉拢吴国以求从侧后牵制打击楚国，公元前584年，晋国派遣楚叛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与吴国国君寿梦缔结实质性的对楚战略同盟：“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221]楚国也如法炮制，利用越国来抗衡吴国，日后越国在吴越兼并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两人，范蠡与文种，皆为楚国人士，其中，范蠡为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文种系楚之郢（今湖北荆州）人，他们都是肩负楚国的战略重托，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越国，充当外臣，为越国灭吴殚精竭虑，不懈努力，而最终实现楚国的战略意图的。即便是孙子本人的“由齐奔吴”之举，其谜底也很有可能有晋、齐联手扶持吴国对付楚国的战略因素在内，因为，当时的齐是晋的同盟，在攘夷、共同抗击楚国问题上，齐对晋国是亦步亦趋的，孙子参与其中，从逻辑上讲是能够成立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越两国之间多年征战不已，两国遂为世仇。孙子为吴王阖闾论兵，自然要以越国为吴国的主要假想作战对象了。不过这样一来，又恰好反映了孙子作《孙子兵法》主要是在其流寓吴地期间，《孙子兵法》书中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是吴地文化而不是大家所惯常认为的齐地文化。

当然，我们肯定《孙子兵法》具有鲜明的吴文化特点，并不等于是要否定其书同样富有齐文化之因子的基本事实；而只是想强调指出，《孙子兵法》的成书是一个融会贯通中国早期兵学的历史过程，因此综合性、博容性是其书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之相联系，其书所打上的地域文化特征乃是极其复杂、极其多样的。而在这中间，吴文化在它身上所留下的深刻烙印与广泛影响不应该被忽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全面认识《孙子兵法》一书的意蕴及其不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