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逸周书》的柔武思想

一、《逸周书》的争议

《逸周书》是一部汇编性质的文献，记述非常广泛。就记述内容的性质来讲，主要“有礼书、有兵书、有史纪、有训诰、有政令、有政论、有说教”[83]。《逸周书》在《汉志》中著录“《周书》七十一篇”，颜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84]古代学者多认为《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至许慎《说文解字》引用时称《逸周书》。我们现在看到的《逸周书》就是西晋时期的五经博士孔晁最早为其作注之书，西晋学者关注《逸周书》当与“汲冢书”有关，此为《逸周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兹不展开。[85]由于《逸周书》各篇成书问题比较复杂，因此长期以来学者对其的关注和研究不够。黄怀信较早对《逸周书》进行较为系统的考辨，指出其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对现存69篇的编订时间、编订者、内容、性质和时代等问题进行逐一考订和全面研究，并指出：“七十一篇的编订时间，就初步可以限定在前532年至前339年之间……当系周人于孔子删《书》之后，取其所删除不录者，以及传世其他周室文献（如《左传》狼瞫所引《周志》之类），又益以当时所作（如《太子晋》等），合为七十篇，又依《书》之体，按时代进行编次，再仿《书序》作《序》一篇，合订而成。其时代，大约在晋平公卒后的周景王之世。”[86]

就现存《逸周书》的编纂而言，其有一定的特点和指导思想，基本上以所载内容的时间顺序编纂：《度训》至《文传》记载文王事迹，共25篇；《柔武》至《五权》记载武王事迹，共21篇；《成开》至《王会》记载周成王与周公事迹，共13篇；《祭公》《史记》《职方》记载周穆王事迹，共3篇；《芮良夫》记载周厉王事迹；《太子晋》至《器服》共7篇，记载的内容时代不详，因此系于书末。

二、《逸周书》兵学思想略说

《逸周书》中存在大量兵家之言和兵学内容，仅以篇名而言，其中以“武”作为篇名的多达12篇，多为军法、兵令和谋略等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这亦可能是其作为孔子删书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逸周书》中有丰富的兵家思想，吕思勉、杨宽等学者早已指出，吕思勉在《经子解题》中认为“《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武顺》《武穆》《武纪》诸篇，则明明为兵家言……吾国之兵家言，固多涉及治国。其记周事之篇特多者，著书托古，古人类然。亦或诚有所祖述。今《六韬》即如此，岂能附之书家乎。然则此书入之子部兵家，实最妥也”[87]。可见其兵学内容之丰富。但是《逸周书》的真伪等问题迟迟未有结论，学者更多注重其真伪流变的考订，对其内容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其中兵学的内容，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我们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逸周书》中所反映春秋时期的兵学思想进行研究。[88]

据考证，《逸周书》中属于春秋早期的兵学作品有《武称》《允文》《大明武》《小明武》《武顺》《武穆》等，作于春秋中期的兵学作品有《柔武》《大开武》《小开武》《武纪》。[89]我们认为《逸周书》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将仁义的观念与兵权谋略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柔武”的思想。以下我们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逸周书》中有关春秋时期的兵学内容予以论述。

第一，客观认识战争，主张合理、恰当使用武力，重战亦慎战。《逸周书》并不简单地否定战争，反对战争，当然也不宣扬暴力，《逸周书》对待战争是一种非常审慎、合理、冷静的理性态度。《逸周书》认为“文武”均为立国的基本方面：“文武不行者，亡。”文事与武备同等重要，其中举例无武备必遭灭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90]《武称》中对武事的各种名称以及原则有专门的论述，明确提出“武之经”（武事之常道）、“武之顺”（武事之和顺）、“武之用”（武事之功用）、“武之毁”（武事之毁坏）、“武之间”（武事之离间）、“武之尚”（武事之崇尚）、“武之时”（武事之时令）、“武之胜”（武事取胜之原则）、“武之追”（武事之追击原则）、“武之抚”（武事之安抚原则）、“武之定”（武事之最终目的），涉及兵学的方方面面，其主旨正如潘振所言：“止戈为武，得其当之谓称。”[91]如，其对“武之经”的论述：“大国不失其威，小国不失其卑。敌国不失其权。岠崄伐夷，并小夺乱，□强攻弱而袭不正，武之经也。”[92]在当时诸侯林立的环境中，武事的常道就是力量强大的国家不失其尊严，实力弱小的国家不失其谦卑，力量不相上下的国家不失其相互间的平衡。在具体战争中，凭借天险，攻伐平易之地的敌人，兼并小国，攻取乱国，以强胜弱，攻打不正义的国家。即使发动正义的战争，也要慎之又慎：“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之度，不知动静之时，不知吉凶之事，不知困达之谋，疑此五者，未可以动大事。”[93]从五个方面谨慎考察，进而确定是否可以发动战争，稍有疑惑，便不能贸然开战。在临战时，亦要谨慎决定战还是不战：“既践戎野，备慎其殃，敬其严君，乃战赦。”[94]战争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手段，并非恃强凌弱的爪牙，《武穆》篇明确指出：“小国不凶不伐。”[95]《逸周书》对穷兵黩武亦持反对态度：“武不止者，亡。”并举例说明：“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96]

第二，从天命的角度来论述武力，《逸周书》认为武力是天命得以实现和贯彻的重要力量。在《大明武》中指出：“畏严大武，曰维四方，畏威乃宁，天作武，修戎兵以助义正违。顺天行五官，官候厥政，谓有所亡。”[97]就是说，武力是非常威严和神圣的，正是因为治理者畏惧武力的威武，天下四方才会安宁，对武力的重要作用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武力是天命呈现的重要方式，也就是说上天创造了武力之事，创设了军队和各种武器，目的就是用来实现天下的正义，矫正各种违背正义的行为。所以作为统治者本身要顺从上天的意志设置军官，被任命的军官一定要恪守职责，如此就不会有任何的凶险。《逸周书》中还明确提出“以义为术”[98]，指出战争应当遵从义的原则。那为什么会产生战争呢？《柔武》以武王与周公旦的对话引出：“维在文考之绪功，维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一曰土观幸时，政匮不疑；二曰狱雠刑蔽，奸吏济贷；三曰声乐□□，饰女灭德；四曰维势是辅，维祷是怙；五曰盘游安居，枝叶维落。”[99]此处以周武王向周公叙述先王事迹的形式，表达了其对战争产生的基本看法。战争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五个方面，称之为“五戎”。周的先王禁止了导致民众变得邪恶的五个方面，即：大兴土木，赋税匮乏；收受贿赂，导致仇人和弱者受刑；纵情歌舞，贪恋女色；依附权势，迷信祈祷；游手好闲，无人辅佐。如果这五个方面不严加禁止的话，那必然会导致战争：“五者不距，自生戎旅。”[100]同时，在具体的战事成败中，天命亦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寤儆》以武王和周公的对话形式呈现，其中记述了在伐商之前周武王的一个梦，梦中武王受到了商人的惊吓，由此怀疑周人灭商的计划已泄露。周公向武王解释此梦：“天下不虞周，惊以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维王。克明三德维则，戚和远人维庸，攻王祷，赦有罪，怀庶有兹封福。”[101]意思说上天不让周人太过安逸，因此才专门以此梦来惊吓王，王一定要敬天命。能够奉天命遵循古道，这就是成为天下王的条件。能够以三德为法则，能够使远人来服就是功绩，举行祈祷，赦免有罪之人，安抚庶民百姓，这就是大福。周公所言既有人文理性政治经验的总结，亦有宗教迷信层面的内容。《小明武》亦曰：“敦行王法，济用金鼓。上下祷祀，靡神不下。”[102]上下所有的神祇一起祈祷，那么所有的神灵都会前来佑助，以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那么在《逸周书》作者看来，是否祈祷可以达成任何目的呢？显然不是，《逸周书》亦是以灭商前武王与周公的讨论为背景而提出的：“由[103]祷不德，不德不成，害不在小，终维实大，悔后乃无。帝命不謟，应时作谋，不敏殆哉。”[104]明确指出不正的祈祷就不会应验，就不会成功。不能怀疑已有的天命，一定要顺时而谋，若不顺从天命，就会有危险。虽然《逸周书》中有许多强调天命，甚至迷信的层面，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其中亦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兵强胜人，人强胜天。”[105]就是说兵力强大就能够战胜人，那人如果强大，也能够战胜天。

第三，主张“柔武”。《逸周书》中专门有《柔武》一篇，其曰：“见寇□戚，靡适无□。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106]尤其是“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的说法，显然这里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味。而若是要真正达到“柔武”的效果，其实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如德、义、信、成（诚）、决、节、时、和等各个方面的前期战略准备：“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以成为心，以决为计，以节为胜。务在审时，纪纲为序。和均□里，以匡辛苦。”要实现柔武的目标，就必须要以德为本，将义作为重要的方式，以守信作为行动的基本准则，以至诚为心，在具体的谋划中一定要坚决，不能拖泥带水、犹豫不决，以治理军队有节制有法度为胜利。全身心致力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以节制法度作为统率军队的首要之务。治理者用兵时还要注意政治上的考量与争取，如应当协调平均乡间的秩序，重点去匡救那些贫穷劳苦的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柔武”的目的。在《武纪》中亦提出类似观点：“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夺而得；其次，争而克；其下，动而上资其力。”[107]此论述与《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思想与思路基本一致，但是其论述相对比较具体和质朴，当在《孙子兵法》之前。在《大武》中亦有：“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战。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战。”[108]其中亦是追求“柔武”之胜的理想境界。在具体作战的纪律中亦能体现出其“柔武”的精神：“按道攻巷，无袭门户。无受货赂，攻用弓弩……无食六畜，无聚子女。”[109]而“柔武”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民之望兵，若待父母。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海。”[110]实现不战而统一天下的目标。

第四，攻防一体的战略战术。在攻伐中，哪些层面是有利于己方的时机选择？《逸周书》中多处有相关的论述：“攻有四攻、五良……四攻者，一攻天时，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二取知，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艺。”《小明武》亦曰：“凡攻之道，必得地势，以顺天时，观之以今，稽之以古，攻其逆政，毁其地阻，立之五教，以惠其下。矜寡无告，实为之主。五教允中，枝叶代兴。”[111]此处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的论述基本上与孟子一致。当然我们也能够发现，其论述的内容虽没有孟子精练，却更为丰富，还提到了“五教”等问题，相关类似的论述还有：“七顺：一顺天得时，二顺地得助，三顺民得和，四顺利财足，五顺得助明，六顺仁无失，七顺道有功。”[112]“五和：一有天维国，二有地维义，三同好维乐，四同恶维哀，五远方不争。”[113]在攻伐中，《逸周书》非常注重时机的选择，有“伐之机”的说法：“伐有四时、三兴……四时：一春违其农，二夏食其谷，三秋取其刈，四冬冻其葆。三兴：一政以和时，二伐乱以治，三伐饥以饱。此七者，伐之机也。”[114]在《武纪》中也提出了“六时”“五动”“四顺”的说法：“伐国有六时、五动、四顺，间其疏，薄其疑，推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约，此谓六时。扶之而不让，振之而不动，数之而不服，暴之而不革，威之而不恐，未可伐也，此谓五动。立之害，毁之利，克之易，并之能，以时伐之，此谓四顺。”[115]其中“六时”所述正是乘虚而入的各种时机，而“五动”正是通过各种手段试探敌人之后，未能找到时机而决定不主动进攻，“四顺”就是主动创造有利条件攻打敌人。在谈到攻伐的同时，《逸周书》亦有防守的相关论述，尤其是在《武纪》中，将国家防御分为三种不同的防守：“国有三守，卑辞重币以服之，弱国之守也；修备以待战，敌国之守也；循山川之险而固之，僻国之守也。伐服不祥，伐战危，伐险难，故善伐者不伐三守。”[116]弱国的防守主要依靠卑辞重币，势均力敌的国家防守主要依靠防御工事，偏远而有地利优势的国家防守主要依靠各种天险。面对这三种防守，一般真正善于攻伐并懂得军事指挥的人不会主动讨伐这三种国家，因为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危险。

第五，对军事占领后的安抚工作非常重视。《逸周书》注重对占领区的安抚与善后工作在战时就有所体现：“按道攻巷，攻用弓弩。无袭门户，无受货赂。降于列阵，无悗怒之。无食六畜，无聚子女。胜国若化，故曰明武。”[117]进入敌国作战，一定要有严格的作战纪律，要求军队必须顺着道路去进攻街巷，只使用弓箭和弩机攻击负隅顽抗的敌人，以免伤及无辜。要求士兵不要随意袭击门户，也不能收受老百姓的财物。一定要优待在阵前投降的敌方将士，不能随意凌辱。不能随意杀食六畜，也不能随意抢夺妇女，任意抓丁。只要做到这些，那么战胜后，敌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归服，这样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深谙武事之精髓。在战胜之后，对于敌国的安抚，如果盛气凌人的话，那必然会失去威望：“克□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118]对于战后如何安抚，《逸周书》中的《允文》有专门论述：“思静振胜，允文维记。昭告周行，维旌所在。收武释贿，无迁厥里，官校属职，因其百吏。公货少多，振赐穷士，救瘠补病，赋均田布。命夫复服，用损忧耻，孤寡无告，获厚咸喜。咸问外戚，书其所在，迁同氏姓，位之宗子。率用十五，绥用□安，教用显允，若得父母。宽以政之，孰云不听？听言靡悔，遵养时晦。晦明遂语，于时允武，死思复生，生思复所。人知不弃，爱守正户。上下和协，靡敌不下。”[119]其核心的意思说战后安抚必须以文德作为基本准则。具体而言，一定要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遍发告示，让占领区的民众充分了解安抚政策，稳定民心。为了防止残余势力负隅顽抗，必须收缴武器，同时发放财物给普通民众，维持原有的秩序，不随意搬迁。合理使用原有的愿意配合的高官和小吏，以便服务于新的治理系统。公家的财物全部都要拿出来赈济穷士。救济贫困者，为其分配土地。使大夫恢复其命服，消除其亡国的忧伤和耻辱。让百姓民众，尤其是孤儿寡母等弱势群体都因安居乐业而心生欢喜。寻找外戚，有所安顿。选择同姓者，立宗族的宗子，对贵族势力有所安置。用什伍制度来治理百姓，以诚心来教化百姓，如此等等，百姓定视其为父母。以如此宽政治理，那还有谁不感恩戴德呢？那么他们一定会尊奉新的君主。如此一来，民众就会安居，官员就会尽职，上下协同，那将无往不胜了。《大明武》亦曰：“既克和服，使众咸宜。竟其金革，是谓大夷。”[120]攻取城池后，一定要以怀柔的方式进行占领，使得民众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秩序，结束兵革之事，这样才真正实现了天下太平。这也是《逸周书》“柔武”实现的最终落脚点。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对《逸周书》中的兵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基本反映了春秋时期兵学发展的基本状况，又有其柔武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逸周书》中亦有大量有关阵法、具体攻城的战术等方面的论述，兹不一一列举。

第四节　《诗经》中战争诗反映春秋时期的兵学内容

春秋时期，随着人文理性的崛起，宗教权威下降。早在西周末期，“天”的地位和形象就与西周早期完全不同。如周幽王时期的《小雅·雨无正》，诗文开始便埋怨“天”的不仁慈：“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121]《王风·黍离》也展现了西周灭亡后西周旧都的一片景象，作者三章以“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来展示他不断加深的痛苦，亦不断质问：“悠悠苍天！此何人哉？”[122]

春秋时期，各种否定“天”的权威的言论更是层出不穷。郑国执政子产拒斥裨灶的占星术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123]；史嚚在论述虢的政治时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124]同时，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也有“祸福无门，唯人所召”[125]的思想。与之相应，此时《诗经》中所反映的兵学内容就与西周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呈现。

首先，家国情怀的延续。《卫风·伯兮》曰：“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適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126]我们发现，诗中虽然展现了妻子对出征在外丈夫的威武高大形象的描述，对丈夫军事才能、勇敢坚毅的夸赞，对其能够随王出征发自内心的自豪，妻子替为国出征的丈夫而骄傲，爱国情怀、家国责任跃然纸上；但是从思妇个人角度来讲，她对丈夫的思念无时无刻不在，无心修饰自身形象，一想到丈夫还未归家就心痛，忧思成病。诗歌真实而积极地展现了思妇对保家卫国的丈夫的真切情感，这说明西周早期战争诗传统此时仍在延续。

其次，对战争的控诉和不满。所谓春秋无义战，春秋时期，天下失序，“天”不再是战争正义性的根本保障。因此，对征战的周王或诸侯不再是至高的崇敬与赞扬，反而更多是讽刺与不满。如《君子于役》，《诗序》就明确指出：“《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127]诗歌展现了思妇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君子于役，不日不月”[128]的不满，每次出外服役没有任何明确的时间期限，也没有合情合理的礼乐法度。《扬之水》中三次不断咏叹：“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129]展现出周平王时期士兵长期在外戍守申国、甫国、许国，难以回家时的无奈和不满，真实而震撼。

再次，对徭役繁重的控诉。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战争逐渐开始增多，这对普通民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徭役的繁重、兵役的增多，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中充满了对徭役的无情控诉，其中以《击鼓》的描述最为经典：“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130]此诗描写作者跟随孙子仲前往平定陈、宋两国，一心想回家，对妻子的誓言竟然成为空话。《诗经·唐风·鸨羽》也展现了繁重的劳役：“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民众根本无法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那么“父母何怙”“父母何食”“父母何尝”，正如《诗序》曰：“《鸨羽》，刺时也。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131]

最后，《秦风》所展现出高亢的尚武精神。《秦风》在十五国风中展现出一种独特情调，这与秦地的风俗有关，正如《汉书》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逼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132]其中《秦风》中的《车邻》《驷驖》《小戎》《无衣》均反映了秦人的风貌，尤其以《无衣》最慷慨悲壮，体现出秦人同仇敌忾、团结一心的兄弟之情，展现出其深厚的爱国情感：“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133]

我们认为，《诗经》中所反映的春秋时期的兵学内容已经与西周早期、中期有所不同，虽然仍有部分诗歌延续西周早期的家国情怀，但是由于“天”权威的丧失，周天子地位的下降，社会逐渐处于动荡状态，战事渐趋频繁，更多的出兵往往师出无名。频繁的战争、长期的戍守导致士兵与家人长期分离，对每个家庭都会造成伤害，因此对战争的刺诗越来越多。当然，由于地域的差别以及秦国在春秋时期的战争更多是对周边蛮夷族群，所以《秦风》中往往还能展现出高亢的尚武精神以及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