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孙膑兵法》的兵学理论贡献

一、孙膑其人

孙膑，生卒年不详，生于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是孙武的后裔，在兵学上与其先人孙武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孙膑由于遭受庞涓的陷害，遭受膑刑，后秘密回到齐国。孙膑主要活动于齐威王时期，约在孙武去世后150年左右。孙膑本名历史不载，时人以“孙子”尊称之。后世或以齐孙子称之，或因其曾被处以膑刑，故以孙膑称之。在齐魏的桂陵之战中，孙膑建议应当批亢捣虚、攻其必救，所以齐国大军直奔魏国防备空虚的都城大梁。又在魏军慌忙回救之际，在桂陵设伏，击败魏军。在马陵之战中，孙膑再次突袭大梁，并以“减灶示弱”诱敌，在马陵一带设伏，利用有利地形大败魏军。经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后，魏国的实力大损，改变了战国初期魏国独霸的局面。而在这两次战争中，孙膑出任军师，居中调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名扬天下。孙膑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也进行兵学理论探索。他发展了《孙子兵法》的一些思想，结合自己的战争指挥经验以及战国时期战争的新特点，写成《孙膑兵法》一书以传世，又称《齐孙子》。

孙膑年轻的时候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据载，两人拜师鬼谷子门下。可能由于孙膑是兵学世家，又天资聪颖，因此兵法水平远远高于庞涓。战国初年，魏国实力正盛，天下贤才云集。庞涓看准机会，前往魏国拜见魏惠王，很快成为魏国的将军。庞涓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顾虑，那就是实力远在自己之上的同门孙膑，若是有朝一日孙膑出山，无论辅佐哪一国都会危及自己的地位，甚至会在战场上对自己不利。庞涓为了根除后患，心生毒计。他假意欺骗，将孙膑秘密地迎到魏国，然后借机施以膑刑，残忍地挖掉了孙膑的膝盖骨，还在其脸上刺字，试图让其被埋没，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由于孙膑惨遭膑刑，所以后世就以孙膑称之，至于其名、字，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面对如此艰难的情形，行动不便的孙膑还是忍辱负重，寻找机会。后来，齐国使者来到大梁，孙膑几经周折，设法以囚徒的身份秘密拜见齐国使者，在说明自己身份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兵学才能游说。在简单交谈之后，齐使认为孙膑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在回国的时候，偷偷地将孙膑带回齐国临淄。孙膑回到齐国后，很快得到齐国将军田忌的赏识，并且以宾客的尊贵身份待之，出入极尽礼数。

田忌打仗之余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和齐王、齐国诸公子赛马，他们赛马时往往都会下很大的赌注，有时孙膑也会一起前往观看。齐国诸公子的赛马都是齐国万里挑一的好马，将军田忌的马匹总是略逊一筹，每次三局两胜，田忌基本都输，田忌对此也无能为力。孙膑经过几次观察发现其实田忌的赛马与齐国诸公子的马相比，脚力稍逊一筹是不假，但实力差距并不大，所以孙膑认为田忌是可以取胜的，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比赛的策略。于是他胸有成竹地对田忌说：“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213]田忌先是疑惑，但是看到孙膑坚定的眼神，他还是选择相信孙膑。这次，田忌决定和齐威王及诸公子以千金为赌注赛马，齐威王及诸公子根本不相信田忌会赢，欣然应允。等到比赛开始的时候，孙膑对田忌说：“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214]田忌按照孙膑的方法，果然三局两胜，赢得了齐威王及诸公子的千金赌注。齐威王非常诧异，向田忌询问缘由，田忌趁机向齐威王推荐孙膑。之后，齐威王经常向孙膑请教兵法，并以师礼待之。当然，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的围魏救赵、在马陵之战中的减灶诱敌，展现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为齐国在战国时期的再次强大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军事基础。

孙膑不仅具有卓绝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由于其有着非常深厚的兵学素养，因此他的兵学理论水平也是高出同时代人一筹，其所著的《孙膑兵法》是战国时期兵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代表了战国时期齐鲁兵学的最高成就。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孙膑兵法》后世不传，我们之前难以窥其真容。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一批竹简，其中就包括失传了2000多年的《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得以重见天日，其基本面貌及其学术价值重新为人们所了解，同时，学术界由此开始展开对《孙膑兵法》的整理与研究。

二、《孙膑兵法》的“失踪”与“再现”

从史籍记载来看，孙膑的战功的确在孙武之上。孙膑指挥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但是《孙膑兵法》其书的流传却非常坎坷。我们知道，司马迁《史记》中有《孙子吴起列传》，其中就记载了孙武、孙膑、吴起三人的事迹，孙武、孙膑均称“孙子”，明确记载了孙武主要活动于吴王阖闾时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215]，即十三篇，孙膑主要活动于百年之后的齐威王时期，其事迹记载更加详细，亦称“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216]。同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权谋》同时著录了《吴孙子》（孙武书）和《齐孙子》（孙膑书），其中，首列《吴孙子》82篇，图9卷，其次为《齐孙子》89篇，图4卷。六朝以后，唐代以前，《孙膑兵法》不见于世，《隋书·经籍志》已经没有著录。自此，学者对《孙膑兵法》以及两个“孙子”的问题产生了各种疑问，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笔墨官司。[217]

1972年，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结束了关于两人及其书的各种误解和猜测，如，关于孙武、孙膑是否为一人的类似学术争论也就从此销声匿迹。因为在银雀山竹简中，《吴问》的篇首0233简明确写有“吴王问孙子曰……”，《威王问》的篇首0108简也清晰记载“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这样的简文内容显然可以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关孙武和孙膑的记载形成若合符契的呼应，亦与《汉志》的著录形成互证。所以，司马迁为先秦两位孙氏兵学家、军事家所作的传记，并不是胡乱编造，孙武和孙膑本来就各有兵法传世。

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失传千年的《孙膑兵法》得以重见天日，但是学术研究的困难重重。对《孙子兵法》而言，有传世的十三篇作为参照，同时又有出土的《孙子兵法》篇名木牍，因此比较容易判定其篇目和基本结构。但是对于《孙膑兵法》而言，六朝以后，已经没有传世本，亦无篇名传世，缺乏必要的参照载体，因此，更多的研究只能依赖于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本。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非常棘手的学术问题，就是银雀山汉简中除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可以确定为传世文献中的篇目外，那么其他新出土文献中哪些属于《孙膑兵法》的内容呢？同时，这也是进行《孙膑兵法》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就增加了学术研究的难度。

1975年，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编定出版了《孙膑兵法》之影印本和通俗本，至此，各项研究基本仍将分为上、下两编的《孙膑兵法》视为一体，并未加以区别对待，各15篇。其中，上编主要辑录孙膑的有关事迹和言论，与孙膑关系较为密切，至于下编是否完全属于孙膑论著，则较难确定。对此，1975年版的《孙膑兵法》整理者也对此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说明：“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前四篇记孙膑擒庞涓事迹以及孙膑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其它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但内容书体都与银雀山汉墓所出孙武兵法佚篇不相类，所以肯定是孙膑兵法。下编各篇没有提到孙子，今据内容、文例及书体定为孙膑兵法。由于竹简残断散乱，而孙膑兵法又早已亡佚，无从核对，整理工作中肯定会有错误。本书中可能有一些本来不属于孙膑兵法的内容搀杂在内，请读者指正。”[218]1984年，张震泽在《孙膑兵法校理》一书中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上编十五篇，各记‘孙子曰’或‘威王曰’，可称为《孙膑兵法》；下编十五篇，无此等字样，似非孙膑之书，而应别题书名，作为附编；又上下两编篇次先后，亦似有不准确处；现因原书已经通行，又缺乏旁证，本书不复予以变动，体例悉从原书。”[219]

在《孙膑兵法》影印本和通俗本出版10年后，也就是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正式出版，在关于《孙膑兵法》篇目和内容的断定中又有新的变化，整理者指出：“墓中所出竹简中有很多篇是不见流传的佚兵书。其中肯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佚书，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是未被我们识别出来的《孙子》佚篇和孙膑书。尤其是《十阵》《十问》《略甲》《客主人分》《善者》等篇，篇题写在简背，与《孙子》和孙膑书相同，书法和文体也分别跟《孙子》或孙膑书中的某些篇相似，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我们没有把这几篇编入《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而把它们暂时收在本书第二辑‘佚书丛残’中。在编辑《孙膑兵法》通俗本时，我们曾把当时认为有可能是孙膑书的若干篇简文编为下编，供读者参考。其中有些篇（如《将败》《兵之恒失》）在后来的整理过程中已发现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不是孙膑书（详本书〔贰〕），可见通俗本的编辑方法是不妥当的。现在我们把通俗本下编各篇全部移入第二辑‘佚书丛残’中。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这样处理也并不排斥其中有一些仍是孙膑书的可能性。”[220]因此，我们看到，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将下编移出，补入《五教法》一篇，共16篇、294简，文字亦有较多修正。依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凡16篇，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此版本的《孙膑兵法》是学术界公认的《孙膑兵法》文本。

《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在2010年终于出版，前后24年，有关《孙膑兵法》“下编”的归属问题，编者在《编辑说明》中说：“论兵之篇中，有不少篇过去曾编入《孙膑兵法》下编，但是都缺乏确属孙膑书的证据。其中《将败》《兵之恒失》二篇，篇名与《王道》等论政之篇同见于一块标题木牍，其非孙膑书尤为明显。所以现在把这些篇全都改收入本辑……”[221]其实，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哪些内容属于《孙膑兵法》，一直是学术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整理小组前后的判断来看，有关“下编”的内容，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其是或者不是《孙膑兵法》。

首先，与孙膑直接相关的文献，以对话形式出现。《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四篇记载的是孙膑与齐威王的对话，肯定是与孙膑相关的文本，其中《强兵》篇也记载了孙膑与齐威王的对话，但是可能不是孙膑书，因此整理小组将其附在了《孙膑兵法》的最后。

其次，以“孙子曰”起的文献。有《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等10篇，极有可能就是《孙膑兵法》，因此整理小组将其编入。

最后，“下编”15篇。有《十阵》《十问》《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恭》《兵失》《将义》《将德》《将败》《将失》《雄牝城》《五度九夺》《积疏》《奇正》等。最初在编辑出版《孙膑兵法》通俗本时，整理小组将有可能是《孙膑兵法》的文献，编为下编。其中哪些属于《孙膑兵法》，学术界一直存在一定的争议。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的出土，解决了宋代以来两“孙子”的种种学术争议，使得齐孙子《孙膑兵法》得以重现，其兵学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对于从《孙子兵法》到《孙膑兵法》的兵学思想的研究也提供了契机。当然，关于《孙膑兵法》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我们以下对孙膑以及《孙膑兵法》的分析主要还是依照1985年《孙膑兵法》的内容展开，其中一些内容也会涉及“下编”15篇的内容。

三、“战胜而强立”的战争立场

孙膑秉持“战胜而强立”的基本观点，肯定战争胜利本身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与意义。当然孙膑虽然重视战争，但是其亦持慎战态度，反对统治者“乐兵”“利胜”等穷兵黩武的做法。同时，孙膑亦提出了“义”在战争中的重要价值，对孙武的兵学思想有所发展。

首先，孙膑以叙述圣王事迹来提出并证明“战胜而强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明确肯定战争对国家存亡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孙子兵法》相比，《孙膑兵法》对这一观点的论述更多地运用尧舜禹历史故事的叙述来证明其合理性：“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故尧伐负海之国而后北方民得不苛，伐共工而后兵寝而不起，弛而不用。其间数年，尧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舜。舜击驩兜，放之崇；击鲧，放之羽；击三苗，放之危；亡有扈氏中国。有苗民存，独为弘。舜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禹。禹凿孟门而通大夏，斩八林而焚九□。西面而并三苗□□……素佚而致利也。”孙膑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自三皇五帝以来，人类就有争夺。他通过尧舜禹故事的叙述，展现出与儒家完全不同的尧舜禹的形象，肯定了圣王的武功，肯定战争在圣王治理和秩序的形成、维护中所发挥的重要价值，然后紧接着提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观点，并又完全肯定神农、黄帝、尧、舜、汤、武、周公在朝代鼎革以及政治危局时果断采取战争手段的做法。在孙膑看来，这些战争并未对其圣王形象有丝毫的影响，甚至应该是圣王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昔者，神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尧伐共工；舜代劂管；汤放桀；武王伐纣；帝奄反，故周公浅之。”[222]尤其在战国时期，对那些天天仍然高唱仁义，只是从道义的高度一味反对战争的主张，孙膑毫不客气地指出：“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这样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的，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即使不同学派学者标榜的尧舜，也行不通，因此必须“举兵绳之”[223]。而且孙膑的这一思想在战国时期也得到了认可和践行，如张仪在游说秦惠文王时就说了类似的话：“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224]

其次，孙膑肯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战胜”，但亦反对“乐兵”“利胜”等穷兵黩武的做法。战国中期，兼并战争连年不断，为了防止敌国进攻，孙膑认为军队要常备不懈，犹如佩剑，“旦暮服之”[225]，不可须臾离开，所谓“事备而后动”[226]。孙膑非常理性地认识到战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稷也。”[227]孙膑虽然强调战争的价值，因为在战国时代的时代背景下，战争是完成王业的基本手段，但是重战不是好战，求胜亦不是贪胜。孙膑告诫统治者：“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228]又曰：“穷兵者亡。”[229]他认为“乐兵”就是好战，“利胜”就是贪胜。穷兵黩武必然导致灭亡，是孙膑所反对的。他指出，只有“恶战者”，方可为“兵之王器也”[230]。孙膑通过“乐兵者亡”“穷兵者亡”和恶战则王等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强调一定要谨慎用兵。

再次，孙膑秉持“义战”原则，坚信“义”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孙膑虽然多次强调国家富强、委积丰裕等基本物资条件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但是他亦十分强调战争正义性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231]孙膑此处并未单独对“义”进行论述，而是与“委”合论，“委”即委积，就是刍米禾薪等后勤储备，其对战争胜负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孙膑将“委”“义”合论，以坚守城池为例，意思是说，哪怕城池不大，也能够坚守，是因为有充足的后勤储备；兵力不足，而军队的战斗力强，是因为正义在己方。那么，如果储备不足而坚守，没有站在正义的一方而进行战争，天下没有能坚守不败和保持持久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在《威王问》中亦有“立义用兵”的提法。我们认为有关“义”战的提法可能与孙膑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吸取了儒家的部分兵学思想有关，尤其是孟子在战国中期倡导的“仁义”思想。

四、“战道”与战争规律

《孙膑兵法》中引人注目的是对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的科学探求，这就是关于“道”的阐述，并且试图将“道”建构为其兵学思想的理论核心。《孙子兵法》称之为“战道”，含义是相同的。在《孙膑兵法》中，先后提到“道”达50多处，如“地之道”[232]“兵之道”[233]“用兵移民之道”[234]等等，可见孙膑对“道”的重视，亦有其深刻的见解和独特的发挥。在《威王问》中，齐威王和田忌先后向孙膑提出了许多兵学问题，在孙膑看来，他们所问都是一些具体的战术问题，未能涉及战争根本规律问题，因此孙膑颇有感触地感叹二人“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235]。他在《势备》中也说过：“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用而不知其道者，（兵）无功。”[236]具体而言，孙膑所说的“道”和战争规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认为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道”是有关战争全面、根本的问题。关于“道”的内容，孙膑明确指出：“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237]孙膑所谓的道，正是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去把握影响战争的主要因素，即要了解和掌握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和战机等有关指导战争的根本问题。《孙膑兵法》中先后提到具备以上条件，并确保有胜利的把握就打，没有胜利的把握就不要轻率用兵。兵凶战危，对战争问题一定要坚持慎重的态度。正是在此基础上，孙膑提出知“道”才是制胜的关键，并不断强调：“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238]亦曰：“知道，胜。”又曰：“不知道，不胜。”[239]还曰：“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240]

第二，孙膑在探索战争规律时，十分重视人的因素。如，在《月战》中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241]。因为“人”在战争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孙膑通过一组排比来显示战争中人的价值：“十战而六胜，以星也。十战而七胜，以日者也。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十战而九胜，月有……［十战］而十胜，将善而生过者也。”[242]因此，孙膑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这就是“气”（士气）。《延气》篇论述了“激气”“利气”“厉气”“断气”“延气”等等，这些都是关于激励和振奋士气方面的内容。军队的士气历来为兵家所重视，显然孙膑又丰富了这一理论予以专篇论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243]，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244]孙膑根据处于战争的不同状态，通过不同的办法来提高士气，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在刚刚集结军队之时，一定要统一思想来激发全体将士的士气；军队经过散徙而再次集结之时，一定要督促将士整治兵器并且振其锐气；军队临近敌国边境时，一定要与士卒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以激励士气；如果决战日期确定，一定要激发出一种毫不犹豫、断然不回头、决一死战的士气；如果在决战当天，那么一定要保持甚至延展已经激发出的士气。由于《延气》的残简、断简较多，因此缺字较多，我们难以完整看到孙膑关于“气”的论述，但是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其论述已经非常细致全面。

第三，“道”反映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为对阵、势、变、权的全面运用。《势备》云：“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势备》惜为残简，我们无法得知此四者的全部内容。大体上，“势”指的是“攻无备，出不意”，就是指进攻的突然性。为了实现突然性，作战行动要迅猛有力。孙膑以弓弩为喻，阐述其观点：“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245]在《孙膑兵法》中，孙膑就敌我兵力强弱众寡和不同态势如何处置作了具体的阐述。齐威王对于孙膑的回答表示赞许，其赞扬之词就是“善哉！言兵势不穷”[246]。在银雀山汉简未发现之前，学者研究讨论孙膑的兵学思想特色时往往会引用《吕氏春秋》中的概括“孙膑贵势”[247]。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孙膑“贵势”的全部内容，但是从竹书中的片言只语也可略知其精髓所在，如孙膑指出：“夫兵者，非士恒势也。”[248]即用兵不能简单依靠固定不变的形势，亦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势，因此要取得胜利，那么“巧在于势”[249]。那如何得“势”呢，孙膑认为一定要进行周密的谋划，“事备而后动”[250]，才能收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孙膑的兵学论述中，“权”指的是“昼多旗，夜多鼓，所以送战也”[251]。“送战”即“致战”，引诱、调动敌人就范。从残简推断，“变”似指“（示之远），中之近；（示）之近，中之远”，即《孙子兵法》所说的“示形”（欺骗和佯动）。“阵”的内容，简文缺失。但它位于“势、变、权”之首，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幸有《八阵》《十阵》简文完整，尚可窥见孙膑关于“阵”的观点，亦能了解“阵”在《孙膑兵法》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重视阵法。《孙膑兵法》非常重视阵法的讨论，这是其与《孙子兵法》的重要不同之一，从简本《孙膑兵法》来看，其中“阵”字出现多达百次，并且有两篇专门讨论阵法的内容，即《八阵》和《十阵》。其中，《八阵》讲“八阵之经”，更多是从宏观上对运用阵法条件的概述：“智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252]在孙膑看来，能够合理有效运用阵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将军必须至少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素养，即智、勇、知道。而孙膑对“知道”更为重视，唯有“知道”的将军才可以“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253]。孙膑进而具体对何谓“知道”进行了界定，即王者之将应当具备的重要素质：“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254]其中，“八阵之经”即用阵之精髓，此为王者之将制胜的重要条件之一。孙膑在此处并没有具体论述每个阵法的分合变化，而是论述阵法运用的基本原则：“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用阵三分，诲阵有锋，诲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敌强以治，先其下卒以诱之。”[255]这一段论述很重要，它使我们对于八阵及其阵法运用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所谓八阵并非八个不同的阵，而是对各种阵势的泛称。在孙膑看来，运用八阵时有两方面的战术要求。首先，要“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一定要根据战场的地理条件来决定阵法、兵种的具体使用和配备，如在使用战车和骑兵出战时：“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256]其次，就是布阵时，在具体兵力部署和运用上，每个阵要有前锋和后续部队。一般情况下，把兵力分为三部分，每阵的部署应“斗一，守二”，即先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同敌交战，以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作机动。遇到弱而乱的敌人，就用精锐士卒，乘敌之弱、乱，率先冲击和突破敌阵，打乱敌军阵势；遇到强而治的敌人，就用饵兵诱敌就范。同时，在《孙膑兵法》中还谈到许多具体阵法：“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阵，有锥行之阵，有雁行之阵，有钩行之阵，有玄襄之阵，有火阵，有水阵。”[257]孙膑所言的十种阵法，除水阵、火阵是根据战场具体环境和攻击手段而言的，其他八种阵法都是根据军队在战场上的不同战斗队形而言。这些不同的阵法都有其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作用：“方阵者，所以鄟也。圆阵者，所以槫也。疏阵者，所以吠也。数阵者，为不可掇。锥行之阵者，所以决绝也。雁行之阵者，所以接射也。钩行之阵者，所以变质易虑也。玄襄之阵者，所以疑众难故也。火阵者，所以拔也。水阵者，所以伥固也。”十种阵法的作用分别是主攻、主守、虚张声势、防备分割、分割敌人、弓弩主攻、改变敌人攻击目标和谋划、迷惑敌人、拔城、固守等，并且每种阵法都有不同使用要领，限于篇幅，此处我们仅仅以“疏阵之法”为例：“其甲寡而人之少也，是故坚之。武者在旌旗，是人者在兵。故必疏钜间，多其旌旗羽旄，砥刃以为旁。疏而不可蹙，数而不可军者，在于慎。车毋驰，徒人毋趋。凡疏阵之法，在为数丑，或进或退，或击或pagenumber_ebook=554,pagenumber_book=525[258]，或与之征，或要其衰，然则疏可以取锐矣。”[259]为什么要使用疏阵？孙膑认为，在铠甲不足、兵力又少的情况下，应以欺骗敌方的方式来增强实力。具体的目的就是要多设旗帜来展示军威，多显兵器来制造军力充足的假象。军阵间的距离不能太远、太稀疏，过于稀疏，军阵就难以迅速回缩，会导致被敌军的威逼；军阵间的距离也不能太近、太密集，过于密集又容易被敌军包围：因此一定要恰到好处，谨慎布置。战车不能急驶，步兵不要急行。因此，在整个军阵的布置时，一定要把军队分为数个战斗群体，各部之间一定要注意疏密得当，任务明确，或进或退，或主动出击或不出击，或攻伐敌军，或截击敌人疲敝的军队。如果疏阵使用得当，那么就可以战胜精锐的敌军。其他的阵法，孙膑均有详细的论述，当然由于汉简本的残缺，部分阵法的内容并不十分完整，但是我们亦可见其大体规模，是我们今天了解战国时期阵法非常重要的出土文献，填补了学术空白。

五、战略战术以及治军思想

《孙膑兵法》中包含了“必攻不守”等富有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赏罚严明的治军思想，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予以论述。

首先，“必攻不守”的思想。在《威王问》中，孙膑认为田忌所提出的赏、罚、权、势、谋、诈均非用兵的紧要问题，只有“必攻不守”才是“兵之急者也”。“必攻不守”到底指什么？其实学术界还是有争议的。一种意见认为，“必攻不守”是指以进攻为主而不是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指导，强调进攻，就是要把“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放在战略首位”[260]，此与战国时期杀人夺城的兼并战争的时代主题是相合的。但若是理解为“片面强调进攻，反对防御”[261]并进行批评，可能并不妥当。另一种意见认为，“必攻不守”意为进攻方向必须选择在敌人没有防守或不易防守的要害地域，它与《孙子兵法》的“攻其所不守”“避实击虚”是同一文意，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可能更加符合《孙膑兵法》的原意。孙膑在齐魏桂陵之战中，实行“批亢捣虚”的作战方针，正可以作为这一思想的有力注脚。今天，我们一般使用“避实击虚”这一词语来表述此种作战原则。这一作战原则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只要战争存在，它的生命力就是永恒的。斯大林说过：“规定基本打击方向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时期各次战役的性质，因而也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战略的任务就在于此。”[262]由此可见，把“必攻不守”释为攻其所不守并没有降低对孙膑这一原则的评价。我们认为学术界两种意见均有其合理之处，当然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可能更符合孙膑兵学思想的本义。

其次，提出“恒胜”原则。孙膑在《篡卒》中提出制胜五原则：“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孙膑所言的“得主专制”就是将军得到了君主完全信任，在军事指挥中有独立专断的指挥权。孙膑把其作为战场指挥者致胜的首要条件是别有深义的。战国中期，战争规模、战场地域和作战方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将帅依据变化无常的战场情况，实行机断指挥，已成为关系胜负的重要因素。如，公元前308年秦韩宜阳之战时，秦武王与将军甘茂订立息壤之盟，甘茂就是要求武王保证对他的军事指挥不要妄加干预。又如，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六十万大军伐楚，临行前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也是为了获得机断指挥权而不招致秦王的猜忌。王翦明确向人解释此举的真实目的：“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263]孙膑所言的“知道”即知用兵之道，懂得用兵的规律。“得众”即得到兵众的拥护。“左右和”即军队上下同心同德。“量敌计险”在《威王问》中又作“缭（料）敌计险”，即准确掌握敌情并对地形有充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孙膑还从反面列举了导致战争失败的五个方面：“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264]

再次，充分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敌的思想。在史籍记载的孙膑参与指挥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桂陵之战的“围魏救赵”以及马陵之战的“减灶诱敌”均是充分调动魏军、疲惫魏军并取得胜利的重要战争策略。《孙膑兵法》中有《擒庞涓》，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桂陵之战中孙膑如何调动魏军，显示了孙膑兵学思想的多个方面。魏国围困赵都邯郸，齐国准备驰援，显然魏国已经有所防备。由于齐国要救援邯郸必须经过卫国，所以“（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265]，茬丘即沮丘，是卫都濮阳西南十五里之沮丘城[266]。齐国派出了田忌和孙膑亦带兵八万屯兵边境。面对庞涓攻打卫国，田忌试图救卫，但是孙膑建议攻打平陵，“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难攻也。吾将示之疑。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卫，当途有市丘，是吾粮途绝也，吾将示之不知事。”[267]抵达平城后，孙膑建议兵分两路，一路专门派遣都大夫中不懂军事的齐城大夫、高唐大夫攻打魏军的屯兵之处环涂。二大夫居然用兵拙劣以至于蚁傅攻城，果然大败。同时，孙膑又“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之寡”，即派遣轻锐战车直奔魏国都城大梁的西郊，深入魏国心脏以激怒庞涓，同时还分散士卒以从轻车，故意向魏军示寡、示弱。孙膑通过一系列的行动，调动魏军、欺骗魏军、引诱魏军，结果庞涓果然上当，回军赶往大梁，“弃其辎重，兼取舍而至”[268]，齐军在庞涓的必经之路桂陵设伏，大败魏军于桂陵，主将庞涓被俘虏。在孙膑的军事指挥中，因势而为，化被动为主动，其“示之不知事”“以怒其气”“蚁傅平陵”“示之寡”等都是在调动庞涓率领的魏军，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经典战例，以至时人称赞孙膑：“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269]

最后，孙膑军队建设和治军思想。孙膑深知要建设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必须以一定的标准选拔士卒，即“兵之胜在于篡卒”[270]。在孙膑看来，选拔就是选“贤良”者：“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贤取良也。”[271]士兵选拔后还要进行基本的管理和训练，“令民素听”[272]，平时就要严格训练士兵养成服从命令的基本素养，正所谓“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273]。士兵的勇敢在于军制管理严明，作战之机巧在于指挥得势，士兵的作战锐利在于将领赏罚有信，士兵军事素养的优劣在于军队教导有方；军需充足在于能够速战速决，军队强大在于能够及时休整，军队受损在于作战过多，此处论述涉及治军的各个层面。同时，在军队治理中，孙子强调爱兵“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274]，但是在用兵时却说“用之若土芥”[275]，亦反映了孙膑兵学的时代局限性。当然，孙膑对将帅亦有论述：“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孙膑特别重视“忠”的标准，这是与《孙子兵法》不同的地方，亦有战国时代明显的时代特征。

六、《孙膑兵法》的佚文及其价值

非常遗憾，《孙膑兵法》世无完书，就作战指导而言，除了银雀山竹简反映的内容外，《战国策》《史记》《汉书》《通典》《太平御览》《武经总要》所载孙膑的一些言论也是不可忽视的。[276]总体而言，从《孙膑兵法》的佚文来看，主要反映了其思想的三个不同层面，与银雀山汉简本《孙膑兵法》亦有呼应之处。

第一，在具体的形势应对上，战争指挥中，孙膑能够非常冷静地判断敌我双方的处境和形势，最大程度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批亢捣虚，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其中《战国策》《史记》的史料不容忽视。

据《史记》载：“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277]

从文例而言，此类佚文与《孙膑兵法》上编的内容非常相似，以记载孙膑的主要事迹、问答等为内容，亦能反映孙膑的兵学思想。而事实上，司马迁正是利用“田忌赛马”“围魏救赵”（桂陵之战）和“减灶诱敌”（马陵之战）三则基本史料支撑了整个孙膑传记的撰写，其中亦反映了孙膑“兵权谋”的特征。

另，在《战国策》中，孙膑对田忌的建议亦可见孙膑在面对复杂政治军事局面的敏锐判断，田忌与邹忌（成侯）的矛盾已经凸显，作为手握重兵的将军，孙膑为其做出了非常合理的军事计划，帮助其取得先机。当然田忌并未听从孙膑建议，果然田忌的结局正如孙膑所断定：“不然，则将军不得入于齐矣。”此亦能说明孙膑对时势把握的精准。据《战国策》载：“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孙子谓田忌曰：‘将军可以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孙子曰：‘将军无解兵而入齐。使彼罢弊于先弱守于主。主者，循轶之途也，辖击摩车而相过。使彼罢弊先弱守于主，必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然后背太山，左济，右天唐，军重踵高宛，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则将军不得入于齐矣。’田忌不听，果不入齐。”[278]同时，作为田忌非常重要的辅臣，田忌在齐国失势后，孙膑此后的事迹亦不载。

第二，对《孙子兵法》内容更深入的发展。我们知道《左传》中就有“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279]的提法，《孙子兵法》亦有“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280]的论述，亦有“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281]的理想。据《通典》载：“战国齐将孙膑谓齐王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辞，必将以实利以回其心，所谓攻其心也。’”[282]孙膑“攻心”的讲法，在后世兵书以及《孙子兵法》的注释中亦有体现，如张预在《形篇》中对“可胜者攻也”的注释“知彼有可胜之理，则攻其心而取之”[283]。在《军争篇》中对“将军可夺心”的注释“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传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谓夺其本心之计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所谓攻其心者，常养吾之心，使安闲而不乱，然后彼之心可得而夺也”。

第三，佚文属《孙膑兵法》论著内容的部分。首先，对《孙子兵法》内容的阐释，曹操《魏武帝注孙子》中曰：“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赵蕤《长短经》：“孙膑曰：‘兵恐不可救。’”[284]实则是为《孙子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思想的继续阐释。银雀山汉简发现后，我们又发现一条可能为《孙膑兵法》的佚文。据《汉书》载：“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285]在典籍引用兵书时，往往会以“兵法”言之。“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此语正是出自《孙膑兵法·客主人分》，当然此亦反映了汉代《孙膑兵法》的部分兵学原则在军事指挥领域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是孙膑在战国特有的形势之下，对中国兵学的创造性发展，如其对骑兵作用的论述。据《通典》载：“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286]孙膑从十个方面指出了骑兵在战国时期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又据《武经总要》载：“孙膑亦曰：‘骑战之道，以虚实为主，变化为辅，地形为佐。’又有十利八害焉。一、乘其未定。二、掩其不固。三、攻其不属。四、邀其粮道。五、绝其关梁。六、袭其不虑。七、袭其战器。八、陵其恐惰。九、掩其未装。十、追其奔散。此十利也。八害者：一、敌乘背虚，寇蹑其后。二、越阻追北，为敌所覆。三、往而无以返，入而无以出。四、所从入者隘，所由去者远。五、涧谷所在，地多林木。六、左右水火，前后山阜。七、地多污泽，难以进退。八、地多沟坑，众草接茂。此八害者，皆骑士成败之机。将必习之，乃可从事焉。”此处孙膑又全面论述骑兵在战场的优势和劣势，即“十利八害”。这些佚文可以与银雀山汉简的部分内容对照，如《八阵》：“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作战非常重视快速机动，一个很重要的物质条件就是骑兵已成为一个独立兵种，在战场上崭露头角，显示出其特有的威力。作为军事指挥家、兵学家的孙膑，敏锐地觉察到骑兵在战场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进行科学的总结，提出了骑战的若干原则，其学术价值和对战争指导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孙膑去世多年后，西汉同匈奴在荒漠草原展开了骑兵集团对骑兵集团的大规模机动作战，而其骑战之法大体上不外乎孙膑所提出的一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