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银雀山汉简佚名兵书研究

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与临沂文物组等相关单位在临沂县的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经考古学家确定，银雀山汉墓的下葬年代是汉武帝初年。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集中在一号墓中，二号墓仅出土《元光元年历谱》。银雀山汉简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942枚，此外还有数千残片，竹简主要有长短两种，其中大多内容都是长简书写。其中，长简长为27．5厘米左右，宽多为0．5～0．7厘米左右，厚约为0．1～0．2厘米；短简仅有占书一类的内容，多为残简。简文书体为早期隶书，学者断定其为文帝、景帝至武帝初年的抄本，由于抄本并未有严格避讳“邦”“盈”“恒”“彻”等字的现象，因此我们无法根据避讳对其抄写年代作非常具体的推断，学者一般认定其抄写年代约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简主要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政论兵之类》《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及许多古佚书。

1974年，吴九龙、毕宝启发表了《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287]，公布了银雀山汉简最受关注的内容，自此以后，银雀山汉墓竹简开始进入学者研究的视野。同期还发表了许荻的《略谈临沂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和罗福颐的《临沂汉简概述》两篇概述性文字，由此拉开了银雀山汉墓竹简研究的序幕。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基本上解决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学术公案以及部分兵书成书年代的问题，轰动一时。临沂银雀山汉墓整理的大批先秦竹简，竟然无一儒家经典，而兵法类文献则占有相当大比重。这种现象当然与墓主人有关，在一号墓中出土了漆耳杯两件，底部有“司马”二字，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当为司马氏。同时，银雀山汉墓还出土了其他兵书类文献，如我们熟知的《六韬》《尉缭子》《晏子》等，同时有大量的传世史籍未著录的佚名兵书。银雀山汉简是经考古发现，本身不存在任何辨伪问题，因此这批文献的价值弥足珍贵。但出于种种原因，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后续整理十分缓慢。1985年9月出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而1981年已经初步定稿的《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直到2010年1月才出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叁）》仍在整理中，尚未出版。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整理与研究严重滞后。

银雀山汉简佚名兵书主要包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以及《佚书丛残》中的大量内容，由于涉及的内容非常多，亦较为庞杂，我们仅对非常具有学术意义的部分内容进行论述。

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兵学内容

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了一方完整的木牍，木牍上抄写了13个篇题，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正是根据这方木牍整理出来的，学者根据相关信息推断大概均为战国时期的作品。那为什么是13篇呢？我们认为可能与《孙子兵法》的篇数存在一定的关系。由于《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尤其在兵书领域的地位更是不容忽视，因此编订《守法守令》的内容时，编订者也以13篇作为一个标准。《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内容包括《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以及《上篇》《下篇》等，并明言“凡十三”，可见其为一组无疑。其中各篇的次序，学者有一定推断，并认为其有一定的齐国色彩。[288]为了研究方便，学术界将其命名为《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性质，我们还是认同李学勤的判断：“《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一书的性质颇似《尉缭子》，以论兵为主，兼及治政。我们既然承认《尉缭子》是兵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也应当列为兵书。”[289]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实际整理出来的仅有十篇。其中《委法》篇，就其篇题而言，其内容肯定是论述物资的，但是《王法》《田法》《守法》《守令》《库法》等五篇都会涉及此类内容，难以完全厘清，与之相关的内容可能已经编入这五篇中了。而《上篇》《下篇》根本无法从篇题上断定其内容，因此亦缺。《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与传世文献相关的主要有《守法》《守令》《王兵》《兵令》。其中，《守法》《守令》由于简文残缺非常严重，难以清晰划分，暂时合为一篇，其内容与墨子中的《备城门》《号令》多有相合之处。《王兵》内容见于今本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中，但是其与《管子》一书的关系仍待进一步研究。《兵令》与《尉缭子·兵令》有诸多相合之处，当然也存在很多异文。其他多为佚书，如《田法》《市法》《库法》等内容可能是反映齐国当时的主要社会制度的。

就《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内容而言，涉及兵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守法》《守令》两篇由于竹简散乱残缺，所以难以进行明确的分篇，因此整理者将其合为一篇，主要内容是谈守城之法以及法令；《要言》是以格言的形式来谈治国理政的内容；《库法》主要是谈军赋与库藏的制度，亦与军队后勤等相关；《王兵》主要谈王者用兵之道，集中反映了其兵学思想；《市法》是谈市廛制度；《李法》谈刑戮制度；《王法》主要内容是王者之道的阐述；《田法》的内容是当时的土地分配制度和赋税制度；我们认为，《兵令》主要阐述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以及战场纪律对作战的重要作用。《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是经过专门编订而成，也反映了编订者的基本兵学思想，大体而言，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兵学内容进行概述。

第一，强调政治对战争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要言》《王兵》等篇中。战争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实力的全面抗衡，而君主治国的方式与国家实力息息相关，《要言》曰：“善治国者，四国不危。身不治，不能自葆（保）。家不治，不能相冣（聚）。官不治，不能相使。国不治，非其主之有也。”在治理中，“公”的意识非常重要，或可以说是国家治理的总原则，《要言》曰：“凡治之道，公□……”在官员的管理中，要秉公处理，《要言》曰：“治官莫如公以直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君主一定要废弃私欲私心，秉持公心，并将其作为治国的纲纪，《要言》曰：“废私立公，为国之纪也。”同时，作为君主，一定还要爱民、敬法、亲贤，《要言》曰：“爱民如赤子，敬法如师，亲贤如父。”《要言》在提出治国时，并非笼统论之，而是有较为细致的区分，其将当时的天下国家分为大国、中国、小国三大类：“大国事明法制，饬仁义；中国以守战为功；小国以事养为安。大国外示诸侯以道pagenumber_ebook=565,pagenumber_book=536（德），内示民明（萌）以仁爱。”不同等级的国家在治理中的侧重点还是完全不同的。在《王法》中亦有类似的论述：“大国行仁义，明道pagenumber_ebook=565,pagenumber_book=536（德），中国守战，小国事养，天地之礼也。”尤其是其有关政治与战争关系的考虑也反映在《兵令》篇中，《兵令》曰：“兵者，以武为栋，以文为□；以武为表，以文……以文为内。”就是说，战争的问题，一定是军事为手段，政治为目的，两者互为表里，各适其用。亦曰：“武者所［□□］適（敌）也，文者所以守也。兵之用文武也，如乡（响）之应声，而□之随身也。”就是说，军事在进攻中的作用更大，政治在守御中作用更大，因此文武对于战争而言，就像响之应声，影之随身一样，密不可分。

第二，非常重视农商经济发展对战争的重要价值。战国中后期，很多国家普遍重视耕战，因为农业生产对战争胜负的作用非常大，如在长平之战的后期，秦赵两国的粮食供应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过赵国难以破局，最终成为长平之战失败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一点认识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亦不例外，《王法》曰：“臣闻今世捶（垂）拱牟戎（农）粟而食者二人，随戎（农）者一人，与戎（农）者三人，然世审节之而以足。尝试使三人一岁俱出耒耨之端，是有三岁余食也。二岁俱出耒［耨之］端，是有六岁余食也。三岁俱出耒耨之端，是有十岁余食也。”可见其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农业对社会发展价值的肯定，在具体论述中，更侧重于从制度的设计等方面进行论述，如在《田法》中，其曰：“□□居焉，循行立稼之状，而谨□□美亚（恶）之所在，以为地均之岁……□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同时还重视商业对社会的重要价值，在先秦各家中是非常有特色的，专门有《市法》一篇。其曰：“王者无市，pagenumber_ebook=566,pagenumber_book=537（霸）者不成肆，中国利市，小国恃市。市者，百化（货）之威，用之量也。中国能［利］市者强，小国能八七五利市者安。市利则化（货）行，化（货）行则民□，［民□］则诸侯财物至，诸侯财物至则小国富，小国富则中国。”我们发现，虽然《市法》开篇便谈“王者无市，霸者不成肆”，但是最终其还是落在了“中国利市，小国恃市”上，并对其价值进行了必要的肯定，尤其通过法规的方式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管理：“市必居邑之中，令诸侯、外邑来者毋□□□。”通过农业、商业的发展，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而富强是战争胜利，治理意志实现的根基，正如《王法》所言：“国富则民众，民众则兵强，兵强则土广，土广则主尊，［主尊］则令行，［令行］则敌人制，［敌人制］则诸侯宾服，［诸侯宾］服则□立，□立则王者之翘治也，不可不审也。”

第三，提倡王者用兵之道。我们认为，王者用兵之道在《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王者之兵体现在对战争的准确定位和认识上，即“尊主安国之主”。《王兵》曰：“主所以卑尊贵贱，国所以存亡安危者，莫凿于兵。故［□］诛暴乱，伐不道，必以兵；□□奸邪，闭塞奇施，必以刑。然则兵者，古（固）所以外诛乱，内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主。”兵在一个国家具有非常根本的地位，关涉国家的安危存亡，关乎尊卑贵贱秩序的维持。对外，兵可以讨伐不义，征讨暴乱者；对内，可以禁止奸邪之事，维护正常的秩序。其次，王者之兵也体现在君主、相国与大将三者之间的各司其职，互相信任。《王兵》曰：“王兵者，必三具：主明，相文，将武。”真正的王者治兵，一定是君主明察，相国主文，大将主武，三者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三者具体职责亦有具体论述：“主事者，将出令起卒有日，定所欲功（攻）伐国，使群臣、大吏、左右及父兄毋敢议于成，主之任也。相国者，论功劳，行赏罚，不敢隐贤，使百官共（恭）敬悉畏，毋敢□随（惰）行□，以侍（待）主令。大将者，□□……”由于简文残缺，有关大将的职责不得而知。当然下文对将的职责有所补充：“是故将者，审地刑（形），选材官，量蓄积，撰勇士，察知天下，□御机数，而图险（阻）。”这也符合我们对大将在战争中职责的定位与理解。再次，先计后战的思想。《王兵》明确提出：“故计必先定，然后兵可以起。计未定而兵起者，兵自怠者也。”最后，充分了解敌情，即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的思想。《王兵》曰：“故不明適（敌）国之制者不可伐也，不知其蓄积不能约，不明其士卒弗先（陈），不审其将不可军。夫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士击驱民。此十战十胜，百战百胜之道。”只要充分清楚敌人的内情，才能确定到底打与不打，才能做到高明指挥，达到以强击弱、以实击虚的效果，实现无往而不胜的目的。

第四，重视军备与训练的思想。《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非常重视武器、人才以及训练的价值，其中记载了大量非常具体的器械、军事工程内容。在《王兵》中提出：“□［□］□□取天下精材，论百工利器，收天下豪桀（杰），有天下俊雄。春秋谷（角）试，以阑（练）精材。动如雷神，起如蜚（飞）鸟，往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能禁止。”获取天下最精良的武器装备，网罗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同时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那么战斗力就会非常强劲，行动起来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抵达战场，军队在战场上，独出独入，如入无人之地，迅速完成战斗任务，敌人根本无法抵挡。《王兵》也明确指出后勤补给充分、士兵装备精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有积委，久而不蒉（匮）。器戒（械）备，功（攻）伐少费。”当然，在整个《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大量有关守城的器械与工程，都是非常具体的，兹不一一列举。

第五，重视赏罚的作用。赏罚在治军中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也不例外。如，《王兵》曰：“令行□□□□百则天下畏之。”亦曰：“必罚有罪而赏功，则天下从之。”又曰：“赏罚□，民不幸生，则贤臣权尽。”在谈到相国在王者之兵的具体职责时，赏罚问题也是其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国者，论功劳，行赏罚，不敢隐贤，使百官共（恭）敬悉畏，毋敢□随（惰）行□，以侍（待）主令。”在十三篇中，有《李法》一篇，专门规定了相关的惩罚内容，由于残简过多，所以此篇的内容较少：“……□然而置李者，所以守国邑之□……，……□吏啬夫有罪，巠（轻）重皆在国□谨以从事，国□……，……为公人三日。李主法，罚为公人一……，……啬夫与地吏斩所……，……□弗能得者，□啬夫以其官罚□国城一岁，地……，……□之邑啬夫夺半岁之艾（刈），其余□□……”虽然篇幅较短，但是其基本形式内容亦可见一斑。在《田法》中谈到相应的土地赋税制度时，亦曰：“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在《兵令》中，亦曰：“□□……制，严刑罚□□赏，全功发（伐）之得，伸（陈）斧越（钺），饬章旗，有功必□，犯令必死。”

第六，在攻守之中尤其重视防守，尤其是守城的具体设施、方式方法与法令制度。在《王兵》中，有从原则方面谈到守御的内容，其曰：“凡守，谨中如备外，敬（警）内如慎適（敌）。”当然，我们发现整个《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大量的内容都与守城的具体细节相关。《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谈到“守城之法”“守城之数”“守城之令”“城守之备”“城守之造”等，其开篇便曰：“战国应敌……□固守。战国者，外修城郭，内修甲戟矢弩。万乘之国，郭方七里，城方九［里，城高］九仁（仞），池□百步，国城郭……［郭］方十五里，城方五里，城高七仁（仞），池广八十步，大县……”就是说参与战争的国家，一定要注重固守城池。从战国时期的战争情况来说，当时攻城作战已经成为战国中后期非常重要的作战方式。我们从《墨子》已经能够看出，当时守城已经成为战争中非常专门的分支，如，此处指出的万乘之国的标准：“万乘之国，郭方七里，城方九［里，城高］九仁（仞），池□百步。”《守法》《守令》中很多内容与《墨子》相关，如“守城之法，客四面蛾（蚁）傅之，主人先知之，主人利”与《墨子·备城门》的“客冯面而蛾傅之，主人则先之知，主人利，客适”非常类似。“守城之令，主人毋得与客言，毋得遇”与《墨子·号令》中“客、主人无得相与言及相藉”相关。“禁邪为次，杀鸡狗毋令有声□”与《墨子·杂守》“寇至，先杀牛、羊、鸡、狗、乌、雁，收其皮革、筋、角、脂、脑、羽。彘皆剥之”相关。可以说，其中存在大量的兵技巧的内容。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应当是当时兵学家以一定的思路，可能是以守城为本，旁及其他，精心选辑的内容，涉及兵学内容的各个方面，其与传世典籍《管子》《墨子》《尉缭子》等的重合，其实亦反映了战国晚期兵学与诸子学融合的潮流。

二、《佚书丛残·论政论兵之类》兵学思想述略

《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二辑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论政论兵之类》，整理者归入《论政论兵之类》中的文献多达50篇，大多为古佚书。就其内容而言，涉及兵政内容的方方面面，就其论述方式而言，大多以逐条列举和排比的方式。当然，如果我们再进行细致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三类，即论政类、论兵类和论政论兵类。由于这些文献内部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关联，篇目又比较多，我们无法对其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当然也无法面面俱到对其进行逐一的介绍或研究，因此我们仅仅拟对以下各类文献中的部分内容进行简要论述，以展现其基本思想内容。

第一，论政类文献以及相关主旨。

论政类基本上不直接涉及兵学的内容，但是从广义上来说，其应当也属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王道》《五议》《效贤》《观庳》《为国之过》《分士》《三乱三危》《有国务过》《十官》《六举》《议》《国法之荒》《听有五患》《德在民利》《富国》等15篇，我们以下仅以《王道》《五议》《为国之过》等内容相对比较完整的三篇文献为例简要论述。

《王道》主要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王者之道的五个方面：“王道有五：一曰能知为君为国之致。二曰能以国家□□□□□国之君亲，远方之君至。三曰能神化。四曰能除天下之共忧。五曰能持尚功用贤之成功……”简而言之，王道就是能够洞悉并贯彻身为君主治理国家的正确方式，能够招徕远国，能够以信教民，为天下民众除去祸患，消除忧愁，能够赏贤使能，任用人才，从而达到国家昌盛、富国强兵的效果。

《五议》提出了“有国之五议”。第一，“能知言之所至者也，能知言之所至，能为有天下有国者定治之高卑”。就是有能够“总言”的“知言”者。“知言”者的最高水准就是能够为拥有天下和国家的君主确立治理秩序的尊卑。第二，“能知知之所至者也，能知知之所至，能为有天下有国者定可与不可”。就是有“知知”者，懂得治国的智慧，其最高的水准就是能够为拥有天下和国家的君主判断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第三，“言用行，行而天下安乐，能极得也。能极得，万民亲之，天地与之，鬼神□助”。如果其“言”能够付诸行动，当然此处的“言”可能是特指，就是指上文“知言”的内容，也可能是泛指，均可以讲通，就是说正确的治国理念能够得以顺利地贯彻，那必将是一种最高的德，能够如此，天下万民一定会亲近，天地鬼神也都一定会协助的。第四，“天不言，万民走其时，地不言，万民走其财。能知此，知治之所至者也。能知治之所至，能不以国乱，能不以国危”。就是说，天地不言，万民依照四时而生活，能洞察这种无为而治的治理方法，是治理的最高境界，这样国家就不会出现危乱的状况。第五，“能知极不可乱之治，能不以国惑，能不以国怠”。意思是说，能够通晓治理国家中“极不可乱之治”的道理，就可以做到在国家治理中不迷惑，不懈怠。

《为国之过》以逐条列举的方式论述治国的得失，从反面去谈国家治理的过失，论述了国家的存亡、君臣的关系等内容。“为国之过”共15条，篇幅非常大，我们仅举一例。“一，为国之过：欲下之尚合，民之尚亲也，而法令不行，其下易得而进也，易得而退也，其民易得而利，易得而害也。故其下无道尚合，民无道尚亲。”就是说，治理者在治理国家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君主希望能够和臣子和衷共济，能够与民众建立深厚的感情，愿望是对的，但是在实际的治理中却往往因为法令不能推行，臣下的进退轻而易举，并无规则可循，民众的利害得失亦无任何的标准，因此臣子无法与君主和衷共济，民众也无法与君主亲密无间。

当然，很多文献亦由于残简较多，我们难以完全了解其中的全部内容，仅仅依据一些残简或篇名来推测其基本内容。如《效贤》篇属论政类文献，整理者仅仅根据内容整理出一片残简，其内容当为举贤和用贤的一些基本内容。《观庳》属论政类文献，内容就是非常审慎地体味一些治理中重要事件的微小征兆。

第二，论兵类文献以及相关内容。

论兵类文献大多最初都编入《孙膑兵法·下编》中，主要包括《将败》《将失》《兵之恒失》《持盈》《地典》《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共》《起师》《奇正》《将义》《观法》《程兵》《将德》《将过》《曲将之法》《雄牝城》《五度九夺》《积疏》《选卒》《四伐》《亡地》《十阵》《十问》《略甲》《万乘》等26篇。其中，论兵类文献对将的论述较多，以将命名的就有《将败》《将失》《将义》《将德》《将过》《曲将之法》等6篇，其他篇目中也间或有对将的相关论述，我们以下集中对这6篇的内容进行论述。同时对《兵之恒失》等也进行简要介绍，以观其他篇章的内容与规模。当然，作为银雀山汉墓竹简论兵理论水平最高的《奇正》，我们下文将专门讨论。

我们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有如此集中对将军的论述，这与春秋战国时期文武分职有很大关系，也与战国时期将军在战争胜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关键有关。《将败》主要谈将帅的才能缺陷，如“不能而自能”“骄”“贪于位”“贪于财”等等，即自以为是、自我估计太高，骄横，贪恋权位，贪财，等等，列举了多达20项。《将失》主要通过罗列各种现象来谈导致战争失败的诸多将帅失误，如“失其所以往来”“是非争，谋事辩讼”“民苦其师”“师老”“师怀”“兵遁”“军数惊”“多疑众疑”“期战分心”“不能以成阵出于夹道”“战而有忧”等等，基本表达为“……，可败也”。即毫无战略目的地盲目调动军队，谋划上争论不休、无法统一思想，民众痛恨战争，士兵长期在外，士兵怀念乡土有所挂虑，士兵逃遁，军队多次遭到惊扰，将帅指挥犹豫不决、士兵行动狐疑，临战军心不稳，军队没有摆好阵势贸然通过狭窄的道路，作战时忧虑重重，等等，列举了多达32项。《将义》篇谈到将军应当有“义”“仁”“德”“信”“智”“决”等德，每种品格各有其效用，并以身体为喻来论述其重要性与各种品格的不可或缺，其曰：“故义者，兵之首也。……故仁者，兵之腹。……故德者，兵之手也。……故信者，兵之足也。……故夬（决）者，兵之尾也。”其论述各种德行的句式相同，如对“义”的论述：“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就是说，作为优秀的大将，一定要有义，没有义就不能做到严明，不严明就不可能有权威，没有权威士卒根本不可能在战场上为其效命。《将义》中论述的内容在《孙子兵法》“五德”的内容上增加了“义”“德”，“五德”直接提及的是“智”“信”“仁”，“严”是置于“义”德之下，“决”即为“勇”。《将德》应当列举了将军的德行，我们能看到的如“将军之恒也”“将军之智也”“将军之敬也”“将军之惠也”等内容，当然还有一残简，如“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盖（芥），将军［之□也］”，虽未明确点出具体属于哪种德，但是其内容不外是对士兵要爱、要敬，更要毫不吝惜地任用。“赏不榆（逾）日，罚不还面，不维其人，不何……”讲的正是将军的赏罚严明，当为“信”德。《将过》主要讲敌将之过，其开篇便言“適（敌）将之过十”，紧接着列举了十种敌将的过失，而敌将的每种过失，己方都有相应的非常具体的对策：“勇而主轻死者可秀（诱），急而心促者可久，贪而好货者可洛（赂），仁而信人者可诈，仁而慈众者可先，知（智）而心怯者可战，知（智）而精洁者可后，知（智）而心缓者可牧（谋）……”《曲将之法》仅有两简，其曰：“臣之能曲将之法，我使夸用而好见功伐于将长者，使之先禺（遇）之；丌（其）谦信而勇敢者，使救之；丌（其）上知天道，下知地利者，使旁大将；丌（其）年老长而数笵（犯）大战者，使居大后。”可以看出，其核心内容是君主根据将军各自的情况，因材而用，应为君主用将的一些原则。

《兵之恒失》主要谈治兵之失，包括“难敌国兵之所长，耗兵也”“欲强多国之所寡，以应敌国之所多，速屈之兵也”“备固，不能难敌之器用，陵兵也”等等，意思是说，勉强地去增强国家的劣势，对国家会造成很大的耗费，导致国家军队受到损耗，就是“耗兵”；勉强去增多本国所不具备的条件，去对付敌国的优势力量，那么军队的战斗力很快就会衰竭，这就是“速屈之兵”；如果防御不够坚固，难以抵挡敌军进攻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必定是遭受欺凌之兵。同时还指出：“兵失民，不知过者也。兵用力多功少，不知时者也。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就是说，在战争中，军队失去民众的支持，那就是因为不知道去改正所犯的过错；兴师动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效，就是因为在战争中没有把握有利战机；军队无法抵御祸患的考验，那是因为没有得到民心。

第三，论政论兵类文献以及相关论述。

论政论兵类文献在论述中往往将政治与兵学内容结合起来，其中主要包括《务过》《患之》《君臣问答》《郭偃论士》《民之情》《有国之效》《有主以为任者》《自危自忘》《三算》等9篇。我们以下以《务过》《民之情》为例进行论述。

《务过》内容仅有三条：“一曰：不知城之不可以守地。二曰：不知治之不可为万民先者。三曰：不知民之不可以应坚敌。”其中，论兵内容是准确估量城池作为守地的价值以及应对强大敌人时对民众力量的准确估计，论政的内容就是不了解治国万万不可为天下先，类似于告诫性质的内容。《民之情》的整理者主要列举了八条，在总结语中指出“传曰：用众无得于八者，而欲徒以刑罚威之，难以用众”。其中八条中相对比较完整的有：“三曰：卿大夫官吏士民儆（敬）节，高丌（其）谊（义），佴丌（其）□，行丌（其）俗，民之请（情）也。四曰：卿大夫官吏士民之守职也固，民死分，民之请（情）也。五曰：知所轻所重之分，而俗高贤。俗高贤而民志，民志可与犯难，民之请（情）也。……八曰：赏罚信，功贵劳利，所以致显荣佚（逸）乐之涂（途）陕（狭），民劝赏猥（畏）罚，民之请（情）也。”通篇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民众的基本情性、意愿、愿望等，并建议治理者应当以此作为各种治理内容的出发点，其“因人情”的讲法，可能与韩非子的思想有一定关联。

三、《奇正》的兵学理论高度

《论政论兵之类》所收文献多达50篇，我们无法一一作出非常详细的研究与分析，从50篇所论述内容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展现的理论思维高度而言，首推《奇正》。从内容上说，“奇正”的观念除了在《孙子兵法》中论及之外，在《淮南子》《六韬》《尉缭子》等典籍中均有较为精彩的论述，但就目前而言，银雀山汉简本《奇正》的论述更为系统、完整、深刻，正如李零曾高度评价道：“最有价值，要数《奇正》。《奇正》是很有哲理的一篇，内容是讨论古代兵学概念中的‘奇正’。……我个人认为，这才是银雀山兵书中最重要的发现，它的水平完全可以比美《吴孙子》十三篇。”[290]

“奇正”是《孙子兵法·势篇》提出的重要观念之一，也是先秦兵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一般以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它包括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变换战术两个方面。具体地说，在兵力使用上，守备、钳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明攻为正；迂回、侧击、暗袭为奇。在作战方式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取特殊战法为奇。在战略上，堂堂正正进军为正，突然袭击为奇”[291]。这也是学术界一般的看法，而《奇正》篇则是专门对“奇正”观念从概念的层面上进行全面阐述，理论水准非常高，其在兵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我们认为《奇正》篇正是反映了战国时期兵学家对奇正这一对兵学思想的理解高度。我们以下拟从四个方面对其思想内容及其特点进行论述。

首先，《奇正》篇受到战国时期名家思想的影响，理论性非常强，思想更系统化、更富哲理性，使得兵学思想的内涵更加丰富。我们认为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学术繁荣对其思想的形成可能产生了影响，[292]使其尤其是在“形名”方面的论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单从字频上来说，提及“刑”（即“形”）的地方就有18处之多；“名”在此篇中也备受关注，其中“形”“名”并举的地方就有三处。李零认为其与《孙子兵法》存在着很大关联：“《奇正》从‘分数’讲‘形名’，从‘形名’讲‘形势’，‘分数’是‘形名’的基础，‘形名’是‘分数’的应用，和这里的讲法大体一致。在《奇正》篇中，‘形名’不仅是控制万物生化的学问，也是控制战局变化的学问。”[293]当然，我们认为，稷下学宫的名家思想可能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94]《奇正》篇以“天地之理”始，讲到“四时”“五行”又讲到“万物”“万生”，最后还讲到“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奇正》篇指出：“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是也。代兴代废，四时是也。有胜有不胜，五行是也。有生有死，万物是也。有能有不能，万生是也。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刑（形）埶（势）是也。故有刑（形）之徒，莫不可名。有名之徒，莫不可胜。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在此段长篇大论中，从字面上来看几乎与兵家的内容没有关联，但是其确实为下文的兵学论述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此种论述在传世兵书中几乎看不到。在此基础上，《奇正》篇才开始展开对兵学思想的论述：“战者，以刑（形）相胜者也。刑（形）莫不可以胜，而莫智（知）其所以胜之刑（形）。刑（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刑（形）胜，以楚越之竹书之而不足。刑（形）者，皆以其胜胜者也。以一刑（形）之胜胜万刑（形），不可。所以裚（制）刑（形）壹也，所以胜不可壹也。”非常明显，《奇正》的作者试图以形的概念将复杂多变的兵学现象进行抽象化，并以此来把握战争的基本规律。

其次，对“奇”“正”这对概念的准确定义。《奇正》篇言：“刑（形）以应刑（形），正也；无刑（形）而裚（制）刑（形），奇也。奇正无穷，分也。”《奇正》篇认为，按常规，用有形对付有形，是正；用无形制服有形，是奇。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中，最早较为准确、全面界定“奇”“正”概念的文献。《奇正》篇抓住了“变形”这一“奇正”相变的核心，以“形”来定义“奇正”，并对“形”的丰富内涵作了介绍，与《孙子兵法》之“奇正”思想一脉相承。

再次，对“奇正”思想的特点以及表现形式进行总结。《奇正》篇曰：“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是以静为动奇，失（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由于相同的不能取胜，故而要以不同为奇，故静是动之奇，佚是劳之奇，饱是饥之奇，治是乱之奇，众是寡之奇。类似的说法十分常见，或许是受《孙子兵法·虚实篇》“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的启发，从而将“奇”“正”与静动、佚劳、饱饥等矛盾对立概念进行匹配，这虽有助于我们更为形象地把握“奇正”思想，但却难免流于机械。《奇正》篇避免了这一问题，它抓住了“奇正”表现形式的总特征，在具体举例之前，对“奇正”概括性地说“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以此总结出了“奇”“正”所有表现形式的特点。

最后，在战术运用上，《奇正》篇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言应“发而为正，其未发者奇也。其发而不报，则胜矣。有余奇者，过胜者也”。是讲运用的阵形招数被敌识破了就是正，未被发觉的是奇；出其不意而未受到敌人报复，就算是胜利；然而运用“余奇”，则将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作者的高明不在于重复前贤的观点，而在于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余奇”，言“有余奇者，过胜者也”。当然，有学者据此并结合《握奇经》《李卫公问对》对整个兵家所言的“奇正”思想进行了修订：“‘正’，其实是整数，‘奇’，其实是余数。余数就是作为零头的数。中国数学传统，特别看重‘余奇’……‘余奇’就是作为余数的一。”并强调“余奇”是“制造一切变化的关键：所有偶数加一，都会变成奇数；所有奇数减一，都会变成偶数”；而“中国的‘奇’也叫‘零’。汉语所谓的‘零’，不是没有，而是‘零头’的‘零’……‘余奇’是一切数字的中心，就像太一居宇宙的中心，皇帝居天下的中心；也是一切数字的归宿。一千是一，一万是一，不断进位的一，都可归入它的概念。它既是开端，也是结尾；既是中心，也是全体”。当然，李零的观点突出了“余奇”的重要性，体现出“奇正”之“变形”的核心特质，可备一说。[295]

四、《佚书丛残·阴阳时令、占候之类》的兵阴阳思想

《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二辑的核心内容是《论政论兵之类》，当然其中的《阴阳时令、占候之类》等内容也不容忽视，我们认为其应为阴阳家思想的孑遗。如《曹氏阴阳》以阴阳学的思想观念系统介绍了天地阴阳、日月星辰、四时、山水草木、农作物、动物、人事活动、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内容，[296]其亦间及兵学内容：“□兵相当，问其将之名，名去（呿）者胜而唫者败，何也？夫去（呿）生而唫死，此其大柈也。”《三十时》与传世典籍《月令》相类似，谈物候以及相关宜忌，当然战争的宜忌也在其中，多次提到“以战客胜”。在整个第二辑中，不乏兵阴阳家的思想，如《地典》《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应是典型的兵阴阳家著作，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以下对其内容进行简要论述。

我们认为，虽然在兵阴阳类文献中，各篇的论述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其有关阴阳学说的基本理论还是趋同的。如对阴阳与四时的观测与对应，春夏为阳，秋冬为阴的基本说法是战国时期以后阴阳家基于对自然观察的一种普遍认识。如，《地典》曰：“……者为阳，秋冬为阴，……。”《曹氏阴阳》曰：“秋冬，阴也。春夏，阳也。夫阴中有阳，阳中亦有［阴也］。”马王堆帛书《经法·称》亦有“春阳秋阴，夏阳冬阴”的表述，传世典籍如《管子》中就有：“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297]同时，对阴阳关系的认识也有趋同之处，如《地典》曰：“大（太）阳者死，大（太）阴者［死］。”《曹氏阴阳》曰：“纯阴不生，屯（纯）阳不长。”而阴阳对战争的重要作用，兵阴阳家从天命的角度来论述，如《占书》曰：“帝令司德监观于下，视其吉凶祸福及以兵时。”可见，在兵阴阳家看来，天命才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因素，阴阳是天命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顺天就是要顺阴阳。

《地典》获得学者关注较多，其内容是黄帝与地典两人有关用兵的讨论，属问答体。《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著录《地典》六篇，学者认为此书可能是其中的一篇。因此，可以说《地典》是见诸著录的现存最早的有关兵阴阳的作品。据《帝王世纪》记载，地典是黄帝的重要辅臣之一，而《地典》正是依托黄帝与地典的对话，以阴阳、刑德等观念对战争中的地形问题，如四方、高下、阴阳、死生、顺逆等进行探讨。总体而言，其中提到一些基本的观念，作为整个论述的基础，如，地典先谈对天地的基本看法，“天有寒暑，地有兑（锐）方。天……天有十二时，地有六高六下。……十二者相胜有时”。可以看出，其核心观念应当是阴阳五行相胜的思想。就《地典》整篇而言，主要谈如何能够处于高地、生地等顺和生的方面，那就是黄帝能够取胜的常道：“……败，高生为德，下死为刑。四两顺生，此胃（谓）黄帝之胜经。”

《地典》核心是谈地形，其将地形进行了分类，指出：“一曰□……［四］曰林胜城，五曰城胜pagenumber_ebook=579,pagenumber_book=550，……十曰□胜溪，十一曰溪胜沟。此十二者，地之贫也。”在进行基本分类后，以阴阳理论为基础，提出诸多战争中的地形选择最基本原则和许多禁忌：“凡高之属，无时，左之胜；下之属，无时……。”就是说，凡是地处高地，都不要使它处于左侧，凡是低地，都不要使它处于右侧。在地形选择中，居高当为一般的原则，其指出：“得高之利，得下之害战必胜，得高之害，得下之利战［必败］。”向背问题也是先秦兵学典籍中经常论述的问题，《地典》曰：“虽（唯）六月不可逆水而南乡（向），二月不可逆溪南乡（向），上帝之禁。”六月，千万切忌逆水朝南，二月切忌逆溪朝南，并称其为上帝的禁忌，这其实讲的是向背的问题。《地典》不仅谈到向背问题，还谈左右问题。左右问题也是地形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地形二》中就有“地形，东方为左，西方为右”的提法，《地典》曰：“背丘而战，将取尉旅。左丘而战，得適（敌）司马。背陵而战，得其士主。左陵而战，適（敌）君分走。背邑而战，得其旅主。左邑火陈（阵），適（敌）人奔走。右水而战，氏（是）胃（谓）顺□，大将氏（是）取。”

《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整篇是用短简书写的，简文有篆书的意味，可能抄写年代较早。其内容是根据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所在的方位以及时辰断定吉凶、占卜胜负的方法，按照上述顺序排定为五组，整理者认为其“乃兵家数术类之书”[298]，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其为巫术。我们以下分别述之。《天地》曰：“天 正月五月九月 上旬天在……地 二月六月十月 三月七月十一月 四月［八月］十二月。”将一年十二个月分为四组，每月又分为上旬、中旬、下旬，并将其与天地四方对应：“中旬天地在西方。……下旬天在南方，地在北方，……下旬天地在东方。”接着又提出顺、逆的观念，以此定吉凶：“春三月右日吉，夏三月逆日吉，秋三月□□……。”大体意思是在讲己方军队所处的位置与太阳的关系，春天太阳在正面的右侧吉利，夏天面向太阳吉利，秋季……《八风》主要包括八风图和风占两部分内容，核心内容是将四方八位与八种季节的风相配合，包括生风、柔风、弱风、周风、刚风、皙风、大刚风、凶风，结合主客的地位，认为“凡皙、皙周、刚、大刚、凶风，皆利为客，生、渘、弱风，皆利为主”。具体而言：“［风］从渘风来，疾而暴。击之，破军禽（擒）将。风从弱风来，疾而暴。主人与客分。祸风北多则客胜，东多则主人胜。”《五行》主要讲金木水火土之间五行相生与相胜的关系，开篇便言：“五行，德行所不胜，刑行所胜。”与《孙子兵法》所言的“五行无常胜”的表达比较接近。其进而细致论述：“□故土苦木，［乃生金］以报木。木苦金，乃生火以［报金。金］苦火，乃生水以报火。火苦水，乃生土以报水。水苦土，乃生木以报土。毋以其子孙攻其大父。”《主客》将时日分为三大类，“客主人分日”，即主人与客兵胜负机会均等的日子；“利主人”，即对主人有利的时日；“利客”，即对客兵有利的时日。《五音》是以宫商角徵羽五音来对应宫风、商风、角风、徵风、羽风五类时辰，并以此来推断战争的胜负。当然还有无法归入上述五类，整理者定名《其他》，笼统归入一类，其中内容非常庞杂，包括星占类等内容，兹不一一列举。

总体而言，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兵阴阳文献，为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兵阴阳家的基本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其中部分内容也可以与传世文献中的内容相对应，对于进一步了解先秦兵学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