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伍子胥的兵学造诣

一、伍子胥的主要事迹

伍员，字子胥，封于申，又称申胥。伍子胥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生卒年不详，“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文治邦国，武定天下”[1]，先后辅佐吴王阖闾与吴王夫差。其于吴王僚五年（前522）抵达吴国，吴王夫差十二年（前484）“属镂之剑以死”[2]，在吴国的政治舞台上活动将近40年之久，“勇于策谋”[3]，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兵学家，《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对其主要事迹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伍子胥是楚国人，其先人伍举曾侍奉楚庄王，由此开始了伍氏家族在楚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楚平王时任太子太傅，由于太子少傅费无忌唆使，楚平王见色起意，强娶秦女。此事导致楚平王与太子建因夺妻之恨而心生罅隙，以致太子建逃亡。伍奢太子太傅的身份，导致伍子胥父兄被杀，伍子胥历经各种艰难险境，终于抵达吴国，最终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此时吴国正处于国力上升时期，吴、楚两国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并时有战争爆发。伍子胥希望通过吴国的力量实现对楚国的打击，以复父兄之仇。伍子胥还向吴王阖闾推荐了对兵学具有精深造诣的孙武，“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4]。最终吴王阖闾召见孙武，孙武以“十三篇”见吴王，亦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阖庐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名于诸侯。”[5]伍子胥、孙武参与谋划了对楚国的柏举之战等，展现出其出色的兵学造诣和军事指挥才能。就伍子胥的地位而言，在吴国霸业上发挥的作用应该远大于孙武，但是，就兵学理论建树而言，几千年来，《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兵学的第一个高峰，在兵学史的地位难出其右。伍子胥的兵学造诣可能不及孙武精深，但是亦有著作，根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所载，在“兵技巧”下著录有“《五（伍）子胥》十篇，图一卷”。“杂家”著录“《五（伍）子胥》八篇”[6]。《通志》亦载有伍子胥《兵法》一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伍子胥的兵学著作未能传世，因此学术界对其兵学思想的研究较少。[7]以下我们主要依据传世文献的钩沉，借助出土文献的契机对伍子胥兵学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二、传世文献中伍子胥兵学思想钩沉

虽然没有伍子胥的兵书传世，但是其兵学思想亦散见于各种文献中，我们借助这些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述论。

第一，把握全局，具有大战略的眼光。就吴国的地理位置而言，吴国东临大海，南接越国，西临楚国，北有齐国、晋国。在当时争霸的局面下，吴国应如何制定国家战略？伍子胥力主伐楚，虽然有借助吴国复仇的想法，但并非完全出于私心。从当时的战略全局来考虑，楚国自灵平以来，国势有所衰颓，庸臣当道，离心离德，外交昏招频出，军队指挥亦是互相掣肘，在晋楚争霸中亦处于劣势。当时，晋国推行“联吴疲楚”的战略，极力拉拢吴国以制衡楚国，并且晋景公派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在晋楚争霸为主导的天下大势中，伍子胥和吴王阖闾亦选择联晋攻楚的战略。于是晋国派巫臣、狐庸等人远赴吴国，协助吴国训练军队。据史书载：“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8]在晋国的协助下，吴国军队的战斗力迅速提高，“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9]。柏举之战，吴军攻入郢都。在吴越关系上，伍子胥一直主张攻灭越国。阖闾亦多次出兵越国，并死于伐越之战中。吴王夫差即位后，为报父仇，兴师攻越，并在会稽打败勾践。勾践派文种前来议和，伍子胥坚决反对，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夫吴之与越也，仇讎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必无及已。”[10]但是，伍子胥的谏言并未被吴王夫差采纳。同时，伍子胥坚决反对夫差北上争霸，认为此举并不符合吴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并分析道：“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将必越实有吴土。”[11]伍子胥力主吴王应将吴国战略重心转移到对付越国上来：“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12]可见，伍子胥能够根据当时天下的局势，顺势而发，及时调整吴国的国家战略，当然他的伐楚建议得到了吴王阖闾的采纳；但是他的灭越、反对北上争霸的建议遭到了吴王夫差的否定。一成一败，尽显伍子胥的战略眼光。

第二，注重政治建设。伍子胥注重政治治理与军队建设的关系，在吴王阖闾询问如何安君治民时，伍子胥回答：“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而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13]伍子胥建议吴王阖闾率先厉行节俭，勤政爱民，君民如一，史籍记载：“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14]

第三，重视舟师的军备建设与军事训练。伍子胥最重要的成就并非兵学思想方面，而可能是“兵技巧”方面。据《汉志》记载，“兵技巧”的特征为：“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15]因此，伍子胥非常注重军备建设，他谏言吴王“请干将铸名剑……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16]。伍子胥亦特别重视“修法制，下贤良，选练士，习战斗”[17]，命令士兵训练各种具体的作战技巧，包括“术、战、骑、射、御之巧”[18]。我们根据伍子胥兵学内容的佚文发现，伍子胥尤其重视、擅长舟师的训练和指挥，这当然与吴国所处地理位置以及对手楚国、越国相关。据载：“阖闾见子胥：敢问船军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令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19]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20]可见伍子胥对舟师中各种战船的功能作用非常熟悉，并对其基本配备与建制亦了熟于心，据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载其对大翼、中翼、小翼基本建制的论述：“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21]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22]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23]同时，伍子胥对舟师的阵法和指挥亦非常熟悉，据载：“吴王阖闾问伍子胥军法，子胥曰：‘王身将即疑船旌麾兵戟与王船等者七艘，将军疑船兵戟与将军船等三（艘），船皆居于大阵之左右。有敌，即出就阵，吏卒皆衔枚，敖歌击鼓者斩。’”[24]

第四，知彼知己，合理用间。我们知道《孙子兵法》中有《用间篇》，体现了先秦兵学用间思想的高度。在传世典籍中，伍子胥在这方面没有具体论述，但是我们从吴国伐楚战争的具体情况来看，伍子胥至少认同或持有与孙武类似的用间思想。据《韩非子·内储说》载：“吴攻荆，子胥使人宣言于荆曰：‘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吴人击之，遂胜之。”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对楚王的昏庸以及楚国的政局人事非常清楚，尤其对其将帅的才能十分了解，如对子常指挥无能的认识。同时使用间谍，在楚国大肆宣扬，混淆视听，迷惑敌人，最终楚人换将，吴国趁机进攻并取胜。

第五，具体指挥中的虚实思想。伍子胥在具体确定伐楚战略时就提出了“多方以误之”的“疲楚误楚”战略。这一战略使得楚国不知虚实，疲于奔命。据《左传》载：“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25]吴子，即吴王阖闾，伍员，即伍子胥。在柏举之战中，吴王和伍子胥指挥吴军避实击虚，避开楚军主要防线，实行远距离突袭，并诱敌至柏举，“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子胥之谋也”[26]。

三、张家山汉简《盖庐》与伍子胥兵阴阳的面向

在传世典籍中，我们对伍子胥兵学思想的认识仅仅限于为吴国谋划攻伐中所体现的兵学思想以及兵技巧的内容。而新文献的发现，使我们对伍子胥兵学思想的认识更加全面。[27]1983年底，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中发现了一批汉代竹简，其中就包括《盖庐》一书。[28]“盖”“阖”通假，所以“盖庐”正是《左传》所载吴王阖庐，阖庐正是吴王阖闾。汉简《盖庐》共55支，全文以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形式展现其思想内容，其中吴王阖闾仅是提问，主体是伍子胥的回答，题目《盖庐》书于末简的背面。《盖庐》全书共9章，3000字左右，是一部兵阴阳家的兵书。[29]亦有学者认为，其主体有浓厚的兵阴阳家色彩，同时还可能与黄老之学有一定的关联。[30]当然，其在《汉志》中与伍子胥相关的归属到底是“兵技巧家”，还是“杂家”，我们不得而知。邵鸿认为其当归属为“杂家”的“《五子胥》八篇”中的一篇，[31]可备一说。无论其在《汉志》的归属如何，其仍是反映伍子胥兵学思想的重要的新出土文献。按照其他先秦问答类兵书的命名方式，此篇或为“申胥”“申胥子”“申子”更为合适。当然此书的命名方式亦符合春秋时期以及战国中前期的实际情况，即以篇首两字来命名的基本习惯，我们认为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其成书年代可能相对较早。

在《越绝书》卷六记载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时，伍子胥曾曰：“虹蜺牵牛，其异女，黄气在上，青黑于下。太岁八会，壬子数九。王相之气，自十一倍。死由无气，如法而止。太子无气，其异三世。日月光明，历南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忧在于斯，必将为咎。越有神山，难与为邻。愿王定之，毋泄臣言。”此语前半段论述中涉及云气、分野、“太岁八会，壬子数九”“日月光明，历南斗”等后世难以理解的内容，属于古代的风角望气之术，与《汉志》所载“兵阴阳”相似：“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32]由于内容难解，兵阴阳家的研究亦不充分，学者多对此材料未有太多重视，对伍子胥兵阴阳家的身份亦未有太多重视，以张家山汉简《盖庐》的发现为契机，学者开始梳理伍子胥兵阴阳的思想，[33]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34]具体而言，《盖庐》共9章，从内容上来分，部分论述属于兵政类，也有论述行军用兵具体之法的，最重要的就是有关兵阴阳家的论述。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述《盖庐》所反映的伍子胥的主要思想。

首先，重视治民之道，“德政为首”。

在兵书中谈及政治治理，这在中国古代兵书中亦非常常见，与上文所论及的重视政治建设的内容相关，如第一章“治民之道”的部分内容、第八章论述“救民之道”和第九章“德攻”的大部分内容。第一章“治民之道”曰：“凡有天下，无道则毁，有道则举；行义则上，废义则下。治民之道，食为大葆，刑罚为末，德政为首。使民之方，安之则昌，危之则亡，利之则富，害之有殃。循天之时，逆之有祸，顺之有福。行地之德，得时则岁年熟，百姓饱食；失时则危其国家，倾其社稷。”[35]其中指出在国家治理中，应当“有道”“行义”“德政为首”，使用民众应当“安之”“利之”，同时还要“循天之时”。在重视德政的同时，面对敌方的失德，治理无道，己方亦可以以此为出师之名，即“德攻”，又称“救乱之道”，伍子胥提出了十条基本原则，这是伍子胥对用兵目的的理解，如第九章吴王阖闾问道：“以德攻何如？”伍子胥回答：“以德攻者：其毋德者，自置为君，自立为王者，攻之。暴而无亲，贪而不仁者，攻之。赋敛重，强夺人者，攻之。刑政危，使民苛者，攻之。缓令而急征，使务胜者，攻之。外有虎狼之心，内有盗贼之智者，攻之。暴乱毋亲而喜相诖者，攻之。众劳卒罢，虑众患多者，攻之。中空守疏而无亲□□者，攻之。群臣申，三日用暴兵者，攻之。地大而无守备，城众而无合者，攻之。国□室毋度，名其台榭，重其征赋者，攻之。国大而德衰，天旱而数饥者，攻之。此十者，救乱之道也。”

其次，用兵的具体军法与《孙子兵法》多有类似，即《盖庐》中所论述的“军之道”“军之法”。

伍子胥曰：“……当陵而军，命曰申固；背陵而军，命曰乘势；前陵而军，命曰范光；右陵而军，命曰大武；左陵而军，命曰清施。背水而军，命曰绝纪；前水而军，命曰增固；右水而军，命曰大顷；左水而军，命曰顺行。军恐疏遂，军恐进舍，有前十里，毋后十步。此军之法也。”其内容详细论述了如何在山水之旁驻军。如，在山陵旁边驻扎军队，具体到“当陵”“背陵”“前陵”“右陵”“左陵”等具体方位如何驻军的基本原则。在河流周围驻军，“背水”“前水”“右水”“左水”等不同方位具体内容与《孙子兵法·行军篇》中的处军之法非常类似。这可视为春秋时期在具体兵技巧法层面上的基本共识。

最后，伍子胥兵阴阳家的思想倾向。

《盖庐》总体是以兵阴阳家思想为主体，其在论述政治的时候，亦有阴阳之内容：“建执四辅，及彼太极，行彼四时，还彼五德。日为地pagenumber_ebook=216,pagenumber_book=187，月为天则，以治下民，及破不服。其法曰：天为父，地为母，三辰为纲，列星为纪，维斗为击，转动更始。苍苍上天，其央安在？洋洋下之，孰知其始？央之所至，孰知其止？天之所夺，孰知其已？祸之所发，孰知其起？福之所至，孰知而喜？东方为左，西方为右，南方为表，北方为里，此谓顺天之道。”此处谈及的“维斗为击”与《汉志》兵阴阳家论述的“随斗击”相一致。如第四章谈及“战之道”的顺逆问题中，先后多次提到“天之八时”“顺天之时”“战有七术”“日有八胜”“五行胜”“四时胜”等，第五章讲述“攻之道”时讲到“五行之道”“四时之道”“日月之道”，这些均属兵阴阳家之语。以下我们对其兵阴阳思想的内容从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

第一，“顺天之时”择日择地之方术。

伍子胥对天时的论述，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却更能体现阴阳学的这一特征：“九野为兵，九州为粮，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天地为方圜，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立为四时，分为五行，顺者王，逆者亡，此天之时也。”其论述与兵阴阳家“顺时而发，推刑德……因五胜”的论述又如出一辙。其中“九野”“九州”当作何解？李零指出，此当与九宫划分天宇有关，与之对应为“九野”“九州”等，简单讲“九野”当指天，“九州”当指地，[36]当然“九野”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具体的论述，[37]此在后世兵书亦有用例，为古代数术的重要内容之一。[38]如，在第四章中对“顺天之时”的论述：“左太岁、右五行可以战；前赤乌、后背天鼓可以战，左青龙、右白虎可以战，招摇在上、大陈其后可以战，壹左壹右、壹逆再背可以战，是谓顺天之时。”其中如“左太岁”的讲法，“太岁”即太阴，《淮南子》曰：“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击钩陈之冲辰，以战必胜，以攻必克。”[39]“赤乌”当为朱雀，“天鼓”又是什么？据《史记》记载：“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40]《史记索隐》引用《尔雅》指出：“河鼓谓之牵牛。”[41]“招摇”又是什么呢？据《淮南子》记载：“顺招摇，挟刑德。”高诱注曰：“招摇，斗杓也。”[42]即北斗七星中的第五至第七颗星。那我们据此可以推测，此处的“顺天之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其中“左太岁、右五行可以战”当为以方向定吉凶的择日之术。[43]同时，据《吴子》所载：“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阵以待之。”[44]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前赤乌、后背天鼓可以战，左青龙、右白虎可以战，招摇在上、大陈其后可以战”当为择地之方位之术。又如，“太白入月、荧惑入月可以战，日月并食可以战，是谓从天四殃，以战必庆”，其为可以出兵的天象之吉日。“丙午、丁未可以西向战，壬子、癸亥可以南向战，庚申、辛酉可以东向战，戊辰、己巳可以北向战，是谓日有八胜”，其为每月当中出兵的吉日。其他如：“黄麦可以战，白冬可以战，德在土、木、在金可以战；昼背日、夜背月可以战。”“春击其右，夏击其里，秋击其左，冬击其表，此谓背生击死，此四时胜也。”

第二，五行相胜之术。《盖庐》第四章曰：“彼兴之以金，吾击之以火；彼兴以火，吾击之以水；彼兴以水，吾击之以土；彼兴之以土，吾击之以木；彼兴以木，吾击之以金。此用五行胜也。”此为五行相胜的理论，其具体所指，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可能指“时日”，并举《淮南子·天文训》以及《盖庐》第五章“大白，金也，秋金强，可以攻木；岁星，木也，春木强，可以攻土；填星，土也，六月土强，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强，可以攻火；荧惑，火也，四月火强，可以攻金。此用五行之道也”为例，其中提到的“大白”“岁星”“填星”“相星”“荧惑”等五星可能与时日相关。当然亦有学者认为其“提出上述战法的火、水、土、木、金大约各有一套固定的阵型或战术”[45]。

第三，望气之术。《盖庐》第六章讲到“攻军回众之道”时曰：“慎其尘埃，与其緂气。旦望其气，夕望其埃，清以如云者，未可军也。埃气乱孪，浊以高远者，其中有动志，戒以须之，不去且来。”此处明确提到“旦望其气，夕望其埃”的具体方法，当然我们看到此处“夕望其埃”的方法与《孙子兵法》中的相敌之法颇有类似之处，通过敌军驻扎营地尘埃来判断敌军的动向。而“旦望其气”，如《史记索隐》中指出：“凡敌阵之上，皆有云气，气强则声强，声强则其众劲。”望气之术在古代军事活动中经常出现，此处伍子胥并未具体展开来讲，但是我们推测伍子胥本人对望气之术非常熟悉，对其是服膺认可并予以践行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伍子胥的兵学思想亦非常丰富，是我国春秋时期与孙武等人齐名的重要军事家、兵学家之一，尤其在吴国的崛起与霸业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是吴国兵学思想的重要代表，其重视水战与吴国的地理实际环境息息相关。伍子胥兵学思想非常丰富，他认同“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兵权谋”思想，又擅长“兵技巧”“兵阴阳”的主张，是春秋晚期一位博采众长的兵学家、政治家。我们认为，伍子胥兵学典籍后世不传的原因大概与其兵学思想的倾向有一定关系，正如吕思勉所言：“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几。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者，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几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46]而伍子胥所长的“兵技巧”“兵阴阳”著作，在后世的流传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消失殆尽。而现在出土的有关伍子胥“兵阴阳”思想的材料仍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