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先秦时期兵学文化的嬗变轨迹——竞“道德”、逐“智谋”与争“气力”

先秦时期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尝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的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之中，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几个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有各自的活动中心命题。而统治者则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正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2]。由此可见，这段言辞，是韩非子乃至整个法家有关历史发展观的洗练而扼要的表述。当然，韩非子将“上古”的时间范围，界定在虚无缥缈的有巢氏、燧人氏阶段，乃是有问题的。且不说有巢氏等在历史上是否为真实的存在，即便有，据学者研究，这一社会历史阶段与“道德”恐怕也扯不上关系，因为在当时，只会有残忍、暴虐的“血亲复仇”式的杀戮与灭绝。就像传说中的圣王尧、舜、禹攻灭三苗之战一样，战争的结果是“黎苗之王”，“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3]。当时所谓的“道德”，仅仅是后人理想主义化的虚幻想象而已！

但是，如果将韩非子所说的“上古”以及“中世”，在时间的坐标上稍作下移，“上古”对应殷商、西周及春秋前期，将其称的“中世”对应春秋晚期与战国前期，将所谓的“当今”理解为韩非子自身所处的战国中后期，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上古竞于道德”，恰好吻合了商周“礼乐文明”体制下的社会政治基本特征，“中世逐于智谋”，正好为“礼崩乐坏”政治局面的形象写照，“当今争于气力”，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着由“争霸”走向“兼并”与“统一”的历史演变之大趋势。

这种时代趋势，投射到中国先秦时期的兵学文化，也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其发展上的三个基本阶段。第一，以《军志》《军政》《令典》《司马法》等典籍为主要载体的创始与初步发达阶段，即以“军法”为主体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根本特征，就是“竞于道德”，借用《司马法》的表达就是“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第二，以《孙子兵法》《伍子胥》的出现为标志的转折发展时期，《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以及诸子论兵之作也属于这一阶段的延续。换言之，即以“兵法”形成并占主导地位为标志的高度成熟繁荣阶段。该时期的特色，应该为“逐于智谋”，也即《孙子兵法》中强调的，乃“兵者诡道”^[5]“兵以诈立”^[6]。第三，以《六韬》《管子》成书为显著标志的综合融汇、全面总结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心主题，就是“争于气力”，在“大争之世”，在走向天下统一的前夜，要确保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方能统一天下，这叫“多力者王”，所谓“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