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兵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成熟，就其内涵而言，则表现为战争认识的系统化、理性化，建军治军理论的进步化、丰富化，战略、作战指导思想的全面化、深刻化。尤其是《孙子兵法》的出现，在兵学思想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争观问题上，它主张慎战，重视备战，致力于追求“安国全军”的目标。在治军上，它提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恩威兼施，文武并用，重视训练、讲究严明赏罚，注重培养和拔擢将才，致力于实现“修道而保法”的宗旨。在战略上，它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主张在战略谋划上做到胜敌一筹，“先为不可胜”，在力量对比上争取占有强大的优势，“以镒称铢”，在战争准备上做到周密细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在实现方式上重视“伐谋”与“伐交”，在作战行动上强调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兵贵胜而不贵久”。作战指导思想是《孙子》的精髓，它主张争取作战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实施进攻性作战，“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提倡正确选择作战方向，“避实而击虚”；主张军事欺骗，示形动敌，“形人而我无形”；要求灵活机动，因敌制胜，“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而且要“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奇正多变，出奇制胜；重视察知敌我状况和天候地理，巧妙利用地形，“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由此可见，《孙子》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已趋于全面的成熟，《武备志·兵诀评》称“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准确地揭示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

一、《孙子兵法》历史地位的确立与影响

《孙子兵法》最早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迁称其为“十三篇”。此后，历代都有著录，《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这部兵书，但亦有称“孙子兵法”[222]与“孙武兵经”[223]的。不过普遍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的事情。如虞世南《北堂书钞》和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云”即是明证。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为迄今发现的最早传世本，而足本宋刻《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孙子》和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则为世存的最佳《孙子兵法》版本。

《孙子兵法》在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史上历史地位的确立，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即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韩非子》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224]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学习《孙子兵法》的盛况。而《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荀子》《鹖冠子》等典籍对孙武其人其书的记载，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

西汉初年，著名军事家“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225]。汉武帝时，命令“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226]。此后，汉成帝认为杨仆《兵录》“犹未能备”[227]，遂又命令步兵校尉任宏校理兵书，“论次兵书为四种”[228]。此处“四种”实际是指兵书的四个大类，即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孙子兵法》作为“兵权谋家”的代表作之一，在当时最受尊崇，流传最广。所以，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229]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孙子兵法》竹简；1978年，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西汉墓中，亦发现了《孙子兵法》佚文《军斗令》《合战令》等木简。这就从考古实物资料的角度印证了文献关于《孙子兵法》在秦汉时期已经广泛流传的记载之可信性。

秦汉以降，《孙子兵法》的地位更是日见崇高，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上普遍重视和学习《孙子兵法》。

早在东汉时期，当时朝廷就作出规定：“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230]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宋朝统治者鉴于国势衰弱、边患迭至的实际情况，于是专门组织人力整理编纂兵书，从我国浩繁的兵书战策中遴选出以《孙子兵法》为首，包括《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号为《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以此来培养将才。南宋高宗时，亦指定《武经七书》为考核选拔将领的主要考试内容。从此以后，《孙子兵法》被正式确定为官方的兵学经典。这一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不出《孙》《吴》二种”[231]。

第二，《孙子兵法》注家蜂起，各呈异彩，大量印行，广为流传。

三国时期，曹操是恢复《孙子兵法》“十三篇”本来面目并为其作注的第一人，其注也是所有《孙子兵法》注中最有价值的一家。唐宋时期为《孙子兵法》作注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多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注本。据不完全统计，历代为《孙子兵法》作注者近200家，注本流传的也有70余家。[232]其中较著名的注家在六朝时期有孟氏等，在隋唐时期有李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等，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何延锡、郑友贤、施子美等，在元代有张贲等，在明代有赵本学、李贽、刘寅、王世贞、茅元仪、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黄巩、朱墉等。这么多的兵学家为《孙子兵法》作注，充分说明了它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明代兵书《投笔肤谈》开篇引言中便明确指出：“然《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233]《孙子兵法》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构筑了古典兵学理论的框架，使后世许多兵学家难以逾越。后世的兵学理论建树，多是在《孙子兵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孙子兵法》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袭用和征引《孙子兵法》文字和句意。袭用和征引《孙子兵法》文字和句意作为自己兵学理论依据的现象在中国兵学史上非常普遍。兵学家在其兵学著作中征引《孙子兵法》文句的，可以举出《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鹖冠子》《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潜夫论》等等。至于唐代的《李卫公问对》，宋代的《百战奇法》，明代的《登坛必究》《投笔肤谈》，等等，那更是或全书或某篇以发挥《孙子兵法》的原理来树立自己的学术观点。以《吴子》为例，其暗用、明引、袭抄《孙子兵法》文字和思想者，就有十多处。[234]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兵书，不但精神上是《孙子兵法》的孳乳，而且在外貌上也深深地打上了《孙子兵法》的烙印。

其次，对《孙子兵法》所提出的基本兵学范畴的继承和发展。《孙子兵法》在兵学理论建树上的突出点之一，是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反映兵学理论认识对象的范畴，诸如虚实、奇正、主客、形势、攻守、迂直等等。后世兵学家在构筑自己兵学体系的过程中，无不借用这些基本兵学范畴来阐述自己的兵学思想。同时，他们也在各自不同的时代主题下，借鉴当下或历史上的战争经验，通过缜密的独立思考，丰富和发展孙子所规定的兵学范畴。“奇正”的缘起和充实，即是明证。奇正，作为范畴最早出于《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235]。但真正把它用于军事领域并作系统阐发的，则是《孙子兵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又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236]奇正的含义，显然是指兵力的使用（以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和战术的变换（奇正相生，奇正相变）。孙子确立的“奇正”这一范畴，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广为沿用和阐述。如《孙膑兵法》说：“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237]此则是孙子“奇正”第二层意思的继续阐释。《尉缭子》言：“正兵贵先，奇兵贵后。”[238]曹操《孙子注》说：“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239]此两说是孙子“奇正”第一层意思的表述，而在《李卫公问对》一书中，“奇正”范畴则有了新的发展，其对“奇正”的论述更完备，分析更透彻，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240]相比较而言，《李卫公问对》的论述比《孙子兵法》的“奇正”理论显然更全面、更深刻，但它依旧是祖述和发展《孙子兵法》的逻辑结果。

再次，对后世兵书编修风格与体裁的广泛影响。《孙子兵法》阐述兵学思想极具特色，突出的特点就是舍事而言理，词约而义丰，具有高度的哲理色彩和抽象性。后世兵书大多祖述《孙子兵法》，很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兵学以哲理谈兵的历史传统。如《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阵纪》《兵经百篇》《草庐经略》《投笔肤谈》等著名兵书都以哲理性强而著称。一些大型综合性兵书如《武经总要》《武备志》等也收录了很丰富的兵学理论内容。即使那些阵法、兵器等技术型兵书，也大都以理论为纲，进行编纂，从而形成了中国兵书“舍事言理”或“以理系事”的创作风格。至于编修形式上，后世兵书亦多有模仿《孙子兵法》者，如《投笔肤谈》作者自称“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241]。

最后，《孙子兵法》对后世兵学的深远影响也表现在战争实践之中。中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以弱胜强、以少克多的战例，有不少便是指挥者活用和暗用《孙子兵法》的结果。如，战国时期的齐魏之间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显然是孙膑借鉴运用其先祖孙武“避实而击虚”[242]“用而示之不用”[243]诸原则的杰作；又如，秦汉之际韩信背水布阵攻灭赵国，即系灵活运用孙武“陷之死地而后生”[244]思想的手笔；再如，三国时期邓艾偷渡阴平灭蜀汉之举，可视为对孙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245]“以迂为直，以患为利”[246]理论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如，努尔哈赤对明军的萨尔浒之战，则无疑是孙子集中兵力“并敌一向”[247]用兵艺术的实战诠释。唐代杜牧在其《注孙子序》中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248]杜牧此语虽不免有些绝对化，但古往今来为将者莫不视《孙子兵法》为“兵经”，重视其实战功效，这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战争无论胜负，我们大都可以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个中原因。

正因为《孙子兵法》一书具有巨大的兵学价值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后世兵家对它的肯定和赞誉史不绝书。此类盛誉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大类。第一类是对《孙子兵法》全书作基本概括的评价，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后世兵家对《孙子兵法》的第二类盛誉，表现为在把握其书总体情况的基础上，对孙子某些基本原则和观点的评述和肯定。古人在这方面的言辞实在不胜枚举，而此处我们只能挂一漏万地作些介绍，以再现古人心目中的“孙子”观。

首先，对《孙子兵法》全书的评价。

早在三国时期，曹操曾在《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249]与曹操同时代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也说：“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250]唐太宗李世民对《孙子兵法》更是推崇备至，据《李卫公问对》记载，他曾由衷赞叹：“深乎，孙武之言！”[251]又盛赞道：“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252]宋代学者对《孙子兵法》予以高度评价的，更不在少数，如王安石指出：“但用孙武一二言，即可成功名。”[253]苏洵认为：“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词约而义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254]陈傅良也说：“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未有过孙子者。”[255]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这样赞美《孙子兵法》：“兵法其武库乎？用兵者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者其取肆之材乎……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256]明代王世贞对《孙子兵法》的评价是：“《孙子》十三篇，其精切事理，吾以为太公不能过也。”[257]而明代李贽甚至把他不能广泛传授《孙子兵法》视为终身遗憾，并感叹道：“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258]从上文所征引的古人评论来看，后世学者对《孙子兵法》在兵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有深刻认识的，普遍将其书视为历史上的兵学鼻祖、兵学高峰而充分肯定和推崇，这是客观的看法，亦是经受过历史实践检验的结论。

其次，对《孙子兵法》一些原则的评价。

后世兵家对《孙子兵法》的第二类盛誉，表现为在把握其书总体情况的基础上，对孙子某些基本原则和观点的评述和肯定。诸葛亮曾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259]这里就是突出赞扬孙子的严厉治军思想。李世民指出：“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260]李靖认为：“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261]此处所特别强调的是《孙子兵法》的制胜之道，把“避实击虚”、掌握主动权看成是用兵艺术的精髓所在。戴少望评《孙子兵法》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262]其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肯定，着眼点也在于孙子的主要兵学范畴和作战指导上。梅国桢认为：“孙子之言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又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合而言之，思过半矣。”[263]此处梅氏是把“奇正之变”和“因敌制胜”看成为《孙子兵法》的要旨妙道的。他指出，只要真正理解和掌握了这些原则，那就等于完全认识了《孙子兵法》的兵学理论，便可在复杂的战争中无往而不胜。

以上所引，主要是后人对《孙子兵法》某些原则的看法和评价。与第一类评价高屋建瓴、立足于总体把握《孙子兵法》地位与影响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乃是从更具体、更深层的方面对《孙子兵法》主要价值的挖掘和总结，是关于《孙子兵法》内在哲理更细致的探索，这也充分反映了后人对《孙子兵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应该承认的是，这些评价者的目光如炬，他们基本上领悟了《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旨，从而揭示了其主要价值。因为，他们所涉及的主要命题，在今天看来，恰恰是《孙子兵法》中超越时空的精华部分。

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序》中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264]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兵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库的一笔珍贵遗产，《孙子兵法》是不朽的。

进入近现代以来，传统史书、史籍的研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孙子兵法》的地位和影响并没有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下降。恰恰相反，它受到了更大的尊崇，影响范围更加扩大，应用领域更加普遍。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而是进行了更为全面、更为多样的研究。[265]

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非常崇敬古代兵家的思想，将《孙子兵法》尊为军事智谋的理论源泉，指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266]从而充分肯定了《孙子兵法》一书的历史地位。蒋介石对《孙子兵法》的价值亦非常肯定：“大家对于现代战术，固然要研究，对于从前《孙子》等古书，更要研究才好，因为各种原则是自古至今不会变的。”[267]又说：“我们中国两三千年以前的《孙子》和《孙吴兵略问答》这些书，到现在还是同样的有价值，并且其意义亦与日俱新。比方孙子讲：‘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这不是讲现代的战术吗？所以书中所讲的东西，有很多就是现在外国人最新最进步的战术原则。”[268]

毛泽东最注重总结、继承前人的有益经验，并能结合新的形势和条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在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方面，同样体现了这位伟大战略家、思想家的特点。他高度重视《孙子兵法》，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269]他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270]观察毛泽东的相关军事著作和指导战争的具体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掌握和运用已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这标志着中国兵学思想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他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如，刘伯承、叶剑英元帅等人，对《孙子兵法》也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和十分透彻的理解。刘伯承就发表过这样精辟的见解：“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的统一，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法则。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生，变化无穷。”[271]他们把《孙子兵法》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创造性地应用于战争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孙子兵法》在世界兵学领域的影响

真正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孙子兵法》就是这一类的遗产。它的影响也早已越出国界，而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早在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时期，日本遣唐学生吉备真备就将《孙子兵法》携带到日本，并亲自进行讲解。到9世纪，在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著录了六种《孙子》。再到德川家纲时期（17世纪），日本有了《孙子兵法》的日译本，从而有力推动了《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普及和研究。《孙子兵法》的西传，最早是在1772年，当时法国神父约瑟夫·阿米欧（P．Josephus Maria Amiot）在巴黎翻译出版了法文版《中国军事艺术》丛书，其中就收有《孙子兵法》。1905年，英人卡尔思罗普（E．F．Cilthrop）根据日文版的《孙子兵法》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在东京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Lionel Giles）的《孙子兵法——世界最古之兵书》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同年，布鲁诺·纳瓦拉（Bruno Navarre）的《中国的武经》德译本在柏林出版。自此之后，《孙子兵法》的各种文本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孙子兵法》在世界上被译成外文的，有英、日、俄、法、德、意、捷、西班牙、荷兰、希腊、罗马尼亚、阿拉伯、泰、缅、越南、朝鲜、希伯来、马来西亚等20种以上。这表明《孙子兵法》得到广泛流传，受到普遍推崇。这是孙武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孙子兵法》在国外也受到众多人士异口同声的赞美。阿多俊介在《孙子之新研究》的《自序》中说：“孙子为富于天才之人……其头脑之甚有组织，思想之博大，读者不胜惊叹，而有不及古人之感。……故学者复称孙子为兵圣，其书称为兵经。”[272]日本学者尾川敬二称孙武为“兵圣”，誉其为“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273]；福本椿水称孙子是“兵家之神”[274]；北村佳逸称孙子是“兵学家、哲学家，且是东方第一流的大文豪”[275]。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276]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说：“《孙子兵法》是世上最早的兵法著作，但其内容之全面与理解之深刻，迄今还无人超过。”[277]俄国人郭泰纳夫（Anatol Michaelivrtch Kotenev）也说：“孙子确实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学家。”[278]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对《孙子兵法》亦有很高的评价：“《孙子兵法》清晰地说明，暴力只是战争的一部分，却不是受到推崇的部分。总之，战争的目的是使对手屈服，改变他们的观点，劝其顺从。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通过欺骗、震慑、劝说其放弃不切实际的目标等方式，使其相形见绌，进而投降或至少撤退，而你不需要与之作战。”[279]

与此同时，各国军事家也纷纷将《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如，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遵循孙子“以逸待劳”的作战方针，“先处战地而待敌”，一举歼灭远道赶来的俄军舰队。亦有学者以《孙子兵法》的兵学原则对近现代战争进行研究或解释，如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280]和贝文·亚历山大（Bevin Alexander）的《孙子兵法与世界近现代战争》[281]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又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印巴战争中，印军成功地运用孙子“以迂为直”的战术，实施深远的战略迂回，分割、包围巴军，各个击破，占领达卡（Dhaka），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孙子兵法》反映了战争指导的一般规律，因此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毋庸讳言，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作战，参战兵种众多，作战系统构成复杂，战场范围广阔，情况变化急剧，军队机动性大大增强，武器装备日趋先进。可是，这些新因素的出现，并不能改变战争的本质属性。正确全面的战略运筹和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仍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环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子兵法》的思想和现代作战现实之间完成了圆满的契合，沟通了时代的鸿沟，亦获得了新的生机。

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在总结战争经验、发展现代军事理论时，都十分重视《孙子兵法》的借鉴意义。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列为军校的必修课程；许多军事家都按照《孙子兵法》所揭示的原理，来考察自己战争实践和兵学理论的得与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不少现代西方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上，我们能够看到《孙子兵法》基本思想的影子。如，受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思想的启发，制定了以“伐谋”“伐交”为中心内容的“孙子核战略”。又如，美国军方在制定著名的“空地一体战”理论过程中，从知彼知己、突然性、速战速决、机动作战、兵力使用和攻坚作战等六个方面，对《孙子兵法》的有关军事原则作了有益的借鉴。就我军而言，《孙子兵法》的不少原则更能对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提供理论参照和历史启迪。比如，其“兵非益多”的精兵思想，就可给我军加强质量建军、提高单兵军事素养、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等工作予以有益的启示。

三、《孙子兵法》在其他领域的影响

《孙子兵法》虽是一部兵学著作，但它的影响却并不仅仅囿于军事领域。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孙子兵法》包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源头之一，并且以其特有的理性精神影响着古代辩证法的发展。《孙子兵法》中许多矛盾概念如奇正、虚实、动静、主客等，丰富了古代的哲学范畴，为历代哲学家所重视和阐发。同时，《孙子兵法》“舍事言理”的思维模式，也与诸子（《老子》例外）说理广征博引典故和史实有异，体现了很高的形而上逻辑思辨特色。

《孙子兵法》对古代商业经营活动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据《史记》记载：“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82]所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实际上就是《孙子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避实而击虚”原则的商业衍化。只是由于历史上统治者推行“崇本抑末”政策，《孙子兵法》在商战中的运用当时才没有普及开来。

在中医学领域，《孙子兵法》的影响同样可以见到。清初名医徐大椿在其所著《医学源流论》中说：“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他列举了很多实例，说明在中医上如何运用孙武“知彼知己”和“兵因敌而制胜”等原则，并最后总结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283]

《孙子兵法》文采斐然，对后世文学语言艺术的影响亦极为深远。刘勰赞誉：“孙武兵书，辞如珠玉。”[284]宋代郑厚在《艺圃折衷》中认为：“《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也。”[285]这种文学成就对后人行文的影响，同样为人们所重视。宋代严羽指出：“少陵诗法如孙吴。”[286]清代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也字用法》中亦通过对“也”字用法的剖析，阐述了“十三篇”句法用词对后世文章章法的影响：“《始古录》谓欧阳修《醉翁亭记》用‘也’字，东坡《酒经》用‘也’字，王荆公《度支郎中萧公墓铭》亦皆用‘也’字，不知谁相师法，然皆出《孙武子》十三篇中。”[287]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孙子兵法》的哲理启示与文化借鉴的意义更为显著。因为它所揭示的实事求是、关照全局、预测发展、掌握情况、权衡利害、辩证分析、主动积极、扬长避短等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始终是我们在从事各项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认识路线和指导原则。特别是在外交、经济、体育这些竞争激烈、变化迅捷的社会领域，尤其需要当事者寻找主客观结合的契机，从实际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变自如，游刃有余，稳操胜券，有所建树。在这种情况下，《孙子兵法》总揽全局、综合比较、求实超前的战略运筹理论和辩证能动、因利制权的作战指导思想就可以被引入这些社会领域，对其实践活动产生影响，给人们以思想方法上的极大启迪。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近年来《孙子兵法》在企业管理、商业经营、体育竞技等领域大显身手，掀起一阵阵的“孙子热”。这可以看作是《孙子兵法》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宝贵价值的又一种具体体现，显示着《孙子兵法》的生命力永远旺盛，生生不息！

【注释】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836页。

[2]黄朴民：《齐文化与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学术月刊》1997年第11期；李零：《齐国兵学甲天下——兵法源流概说》，《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李零：《待兔轩文存·读史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8—286页。

[3]黄朴民、宋培基：《〈孙子兵法〉的吴文化特征》，《光明日报》2006年5月9日。

[4]《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吴王》，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5]《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吴王》，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6]《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7]《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8]《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9]《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0]《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1]《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2]《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3]《孙子兵法·虚实篇》。

[14]《孙子兵法·九地篇》。

[15]《孙子兵法·虚实篇》。

[16]《孙子兵法·计篇》。

[17]《孙子兵法·虚实篇》。

[18]《孙子兵法·九地篇》。

[19]《孙子兵法·势篇》。

[20]《孙子兵法·地形篇》。

[21]《孙子兵法·地形篇》。

[22]《孙子兵法·九变篇》。

[2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四二《〈孙子〉后序》，中华书局，2001年，第606页。

[24]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六《孙子》，中华书局，1977年，第675页。

[2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兵书类”，丛书集成（四编），商务印书馆，第346页。

[26]全祖望：《鲒埼亭集·孙武论》。

[27]姚鼐：《惜抱轩文集·读〈孙子〉》。

[28]齐思和：《〈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26期，1939年。

[29]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与武内义雄具体观点又各有不同，斋藤拙堂认为孙武、孙膑实为一人，武是其名，膑是其绰号；武内义雄认为孙武、孙膑各有其人，但是《孙子兵法》作者为孙膑。

[30]金德建：《论〈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见氏著《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99—406页。

[31]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页。

[32]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孙子〉著作时代和作者的重议》，《文史》第7辑。

[33]杨丙安、陈彭：《孙子兵学源流述略》，《文史》第27辑。

[34]郑良树：《〈孙子〉的作成年代》，见氏著：《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

[35]郭化若：《孙子译注·再版的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36]宋濂：《诸子辨·孙子》，朴社出版，1928年，第24—25页。

[3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836页。

[38]孙星衍：《孙子略解·叙》，《问字堂集》卷三，中华书局，1996年，第81页。

[39]［美］何炳棣：《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40]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7页。

[41]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4页。

[42]蓝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43]朱国炤：《上孙家寨木简初探》，《文物》1981年第2期。

[4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594页。

[45]可参见于汝波主编：《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

[46]《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47]《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48]《汉书·艺文志·序》。

[49]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六〇八《目录》，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010页。

[50]于汝波：《〈中国孙子学史〉弁言》，《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51]章学诚：《校雠通义》，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9页。

[52]曹操：《曹操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212页。

[53]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经籍志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1012页。

[54]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

[55]当然，李零认为可以将《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归纳为魏武帝注本、武经七书本和十一家注本，见李零：《现存宋代〈孙子〉版本的形成及其优劣》，《文史集林》第2辑。我们认为魏武帝注本可以与武经七书本归为一个系统，而竹简本理应独立为一系统。

[56]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30—737页。

[57]朱国炤：《上孙家寨木简初探》，《文物》1981年第2期。

[58]李零：《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性质小议》，《考古》1983年第6期。

[5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

[60]李零：《银雀山汉简〈孙子〉校读举例》，《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

[61]杨丙安、陈彭：《孙子书两大传本系统源流考》，《文史》第17辑。

[62]毕以珣：《孙子叙录》，见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354页。

[63]当然，亦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论述孙子的哲学基础，如钮先钟从“二元论”“未来学”“行动学”等方面论述，见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7—226页。

[64]《孙子兵法·计篇》。

[65]《孙子兵法·用间篇》。

[66]《孙子兵法·九地篇》。

[67]《孙子兵法·计篇》。

[68]《孙子兵法·形篇》。

[69]《孙子兵法·势篇》。

[70]《孙子兵法·九变篇》。

[71]《孙子兵法·作战篇》。

[72]《孙子兵法·谋攻篇》。

[73]《孙子兵法·九变篇》。

[74]《孙子兵法·地形篇》。

[75]《孙子兵法·形篇》。

[76]《孙子兵法·虚实篇》。

[77]《孙子兵法·势篇》。

[78]《孙子兵法·势篇》。

[79]《孙子兵法·虚实篇》。

[80]《孙子兵法·势篇》。

[81]《孙子兵法·虚实篇》。

[82]《孙子兵法·计篇》。

[83]《孙子兵法·虚实篇》。

[8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辩证法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85]《孙子兵法·计篇》。

[86]《孙子兵法·谋攻篇》。

[87]《孙子兵法·形篇》。

[88]《孙子兵法·行军篇》。

[89]《孙子兵法·地形篇》。

[90]《孙子兵法·计篇》。

[91]《孙子兵法·火攻篇》。

[92]《孙子兵法·火攻篇》。

[93]《孙子兵法·地形篇》。

[94]《孙子兵法·军争篇》。

[95]《孙子兵法·火攻篇》。

[96]《孙子兵法·火攻篇》。

[97]《孙子兵法·九变篇》。

[98]《孙子兵法·谋攻篇》。

[99]《孙子兵法·谋攻篇》。

[100]《孙子兵法·谋攻篇》。

[101]《孙子兵法·作战篇》。

[102]《孙子兵法·作战篇》。

[103]《孙子兵法·作战篇》。

[104]《孙子兵法·作战篇》。

[105]《孙子兵法·作战篇》。

[106]《孙子兵法·九地篇》。

[107]《孙子兵法·行军篇》。

[108]《孙子兵法·行军篇》。

[109]《孙子兵法·地形篇》。

[110]《孙子兵法·计篇》。

[111]《孙子兵法·势篇》。

[112]《孙子兵法·势篇》。

[113]《孙子兵法·势篇》。

[114]《孙子兵法·军争篇》。

[115]《孙子兵法·九地篇》。

[116]《孙子兵法·作战篇》。

[117]《孙子兵法·计篇》。

[118]《孙子兵法·地形篇》。

[119]《孙子兵法·地形篇》。

[120]《孙子兵法·九变篇》。

[121]《孙子兵法·行军篇》。

[122]《孙子兵法·行军篇》。

[123]《孙子兵法·九地篇》。

[124]《孙子兵法·谋攻篇》。

[125]《孙子兵法·九变篇》。

[126]《孙子兵法·地形篇》。

[127]《孙子兵法·地形篇》。

[128]《孙子兵法·地形篇》。

[129]《孙子兵法·谋攻篇》。

[130]《孙子兵法·九地篇》。

[131]《孙子兵法·作战篇》。

[132]《国语·齐语》。

[133]《墨子·非攻中》。

[134]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0页。

[135]《国语·晋语四》。

[136]《国语·吴语》。

[137]黄朴民、马丁：《对先秦“文武分职”问题的再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38]赵一平：《中国古代将帅思想发展史概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39]《孙子兵法·作战篇》。

[140]《孙子兵法·计篇》。

[14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7页。

[142]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1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42—43页。

[143]《孙子兵法·地形篇》。

[144]《孙子兵法·谋攻篇》。

[145]《孙子兵法·地形篇》。

[146]《孙子兵法·九变篇》。

[147]《孙子兵法·谋攻篇》。

[148]《孙子兵法·军争篇》。

[149]《孙子兵法·虚实篇》。

[150]《孙子兵法·行军篇》。

[151]《孙子兵法·行军篇》。

[152]《孙子兵法·九地篇》。

[153]《孙子兵法·九变篇》。

[154]《孙子兵法·行军篇》。

[155]《孙子兵法·行军篇》。

[156]《孙子兵法·地形篇》。

[157]《孙子兵法·谋攻篇》。

[158]《孙子兵法·谋攻篇》。

[159]《孙子兵法·九变篇》。

[160]《孙子兵法·军争篇》。

[161]《孙子兵法·地形篇》。

[162]《孙子兵法·军争篇》。

[163]《孙子兵法·形篇》。

[164]《孙子兵法·势篇》。

[165]《孙子兵法·势篇》。

[166]《孙子兵法·势篇》。

[167]《孙子兵法·虚实篇》。

[168]《孙子兵法·计篇》。

[169]《孙子兵法·势篇》。

[170]《孙子兵法·虚实篇》。

[171]《孙子兵法·虚实篇》。

[172]《孙子兵法·九地篇》。

[173]《孙子兵法·作战篇》。

[174]《孙子兵法·九地篇》。

[175]《孙子兵法·九地篇》。

[176]《孙子兵法·军争篇》。

[177]《孙子兵法·军争篇》。

[178]《孙子兵法·九地篇》。

[179]《孙子兵法·虚实篇》。

[180]《孙子兵法·谋攻篇》。

[181]《孙子兵法·行军篇》。

[182]《孙子兵法·九地篇》。

[183]《孙子兵法·九地篇》。

[184]《孙子兵法·谋攻篇》。

[185]《孙子兵法·虚实篇》。

[186]《孙子兵法·行军篇》。

[187]《孙子兵法·地形篇》。

[188]《汉书·艺文志》。

[189]《汉书·刑法志》。

[190]《史记·律书》。

[191]《史记·伍子胥列传》。

[192]《汉书·刑法志》。

[193]《尉缭子·制谈》。

[194]《吕氏春秋·上德》。

[195]《论衡·量知篇》。

[196]《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197]《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98]《左传·成公七年》。

[199]《国语·周语中》。

[200]《国语·齐语》。

[201]《国语·吴语》。

[202]《国语·吴语》。

[203]《国语·吴语》。

[204]《孙子兵法·谋攻篇》。

[205]《尚书·禹贡》。

[206]《史记·货殖列传》。

[207]《汉书·地理志》。

[208]《孙子兵法·行军篇》。

[209]《孙子兵法·行军篇》。

[210]《孙子兵法·九地篇》。

[211]《公羊传·桓公十年》。

[212]《孟子·滕文公上》。

[213]《国语·越语下》。

[214]《孙子兵法·计篇》。

[215]《孙子兵法·军争篇》。

[216]《孙子兵法·虚实篇》。

[217]《孙子兵法·计篇》。

[218]《司马法·天子之义》。

[219]《孙子兵法·虚实篇》。

[220]《孙子兵法·九地篇》。

[221]《左传·成公七年》。

[222]《后汉书·冯异传》。

[223]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程器》，中华书局，2012年，第596页。

[224]《韩非子·五蠹》。

[225]《汉书·艺文志》。

[226]《汉书·艺文志》。

[227]《汉书·艺文志》。

[228]《汉书·艺文志》。

[229]《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30]《后汉书·礼仪志》。

[231]《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

[232]参见于汝波主编：《孙子学文献提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

[233]西湖逸士：《投笔肤谈》，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26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第609页。

[234]郭沫若：《述吴起》，见氏著：《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

[235]《老子·五十七章》。

[236]《孙子兵法·势篇》。

[237]《孙膑兵法·奇正》。

[238]《尉缭子·勒卒令》。

[239]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87页。

[240]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12页。

[241]西湖逸士：《投笔肤谈》，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26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第610页。

[242]《孙子兵法·虚实篇》。

[243]《孙子兵法·计篇》。

[244]《史记·淮阴侯列传》。

[245]《孙子兵法·计篇》。

[246]《孙子兵法·军争篇》。

[247]《孙子兵法·九地篇》。

[248]杜牧著，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784页。

[249]曹操：《曹操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65页。

[250]诸葛亮：《诸葛亮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68页。

[251]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9页。

[252]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2页。

[253]韩淲：《涧泉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4]苏洵：《嘉祐集》卷三《孙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5]陈傅良：《止斋集》卷四〇《孙子发微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6]戚继光：《纪效新书·自序》（十八卷本），中华书局，2001年，第2页。

[257]王世贞：《读书后》卷一《书司马穰苴孙武传后》。

[258]李贽：《孙子参同·自序》，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1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518—519页。

[259]陈寿：《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984页。

[260]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2页。

[261]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3页。

[262]戴少望：《将鉴论断》卷一《孙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0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663页。

[263]梅国桢：《孙子参同·叙》，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1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521—522页。

[264]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序》，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27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9年，第185—186页。

[265]参见黄朴民：《本世纪孙子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8期；黄朴民：《〈孙子兵法〉研究一百年》，《管子学刊》2003年第4期；侯昂妤：《融合与构建：民国〈孙子兵法〉研究》，《滨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姚振文、吴如嵩：《新中国成立以来〈孙子兵法〉研究述略》，《滨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266]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72页。

[267]蒋介石：《科学办事与应敌教兵接物之方》，1926年1月14日对黄埔三期学员的讲话。

[268]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934年7月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

[269]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63—236页。

[270]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29—526页。

[271]转引自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272]［日］阿多俊介：《孙子之新研究》，来伟良、孔霭如译，共和书局，1931年，第5—6页。

[273]［日］尾川敬二：《战纲典令原则对照孙子论讲·自序》，昭和九年（1934）菊地屋书店排印本。

[274]［日］福本椿水：《孙子评注之训注·自序》，昭和十年（1935）诚文堂新光社排印本。

[275]［日］北村佳逸：《孙子解说·自序》，昭和九年（1934）立命馆出版部排印本。

[276]［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原则与实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

[277]［英］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78]［苏］郭泰纳夫：《中国军人魂》，韦有徽译，别发洋行，1937年。

[279]［美］弗兰克·基尔曼、费正清：《中国的战争行为》，门洪华、刘笑阳、李晓寒、周璐铭译，门洪华校，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280]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81]［美］贝文·亚历山大：《孙子兵法与世界近现代战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4年。

[282]《史记·货殖列传》。

[283]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4]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596页。

[285]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四二一〇，第19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286]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7]林纾：《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