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周初战争中的战略、作战指导观念

一、周文王灭商的政略与战略

商汤所建立的殷商王朝，在历经了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进入统治末期。自商王帝甲统治后期，商王朝逐渐衰落，政治腐朽，经济凋敝，社会危机四伏。从武乙开始，商王朝又陷入了与东夷的长期消耗战中，民众负担加重，苦不堪言。不仅如此，商王朝对东夷连年用兵，也造成了国家战略布局上重东轻西的战略失衡局面。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期间，商王朝已滑向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与此同时，贵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思想分歧严重，[1]陷入分崩离析，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2]的混乱局面。而西方的周族正是利用这个机会，逐渐强大，并最终推翻了商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与商王朝奄奄一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不断发展，正如日中天。周族兴起于豳（今陕西咸阳一带）、岐（今陕西宝鸡一带），经过公刘、古公亶父、季历等人的持续经营，迅速走上强盛的道路，其势力逐渐壮大，甚至渗透到南方的江汉流域。[3]当然，周族崛起的过程，商人也并非丝毫没有发现，因此商周之间也有冲突，如商王文丁诛杀季历、商纣杀害文王长子伯邑考等等。

周文王姬昌即位后，他开始积极全面地部署，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且深怀韬略的贤士吕尚（即姜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4]，积极谋划伐纣灭商的大业。文王在位50年间，为牧野之战的展开及“剪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经济上，文王注重发展生产，“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5]，还颁布了“有亡荒阅”（搜索逃亡者）的法令，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从而赢得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罗致人才，“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6]。在外交上，他向商纣发起了政治与外交攻势，在周文王拘羑里被释放后，他主动请求商纣废弃“炮烙之刑”，争取与国，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土地纠纷，天下诸侯闻之，都传言：“西伯盖受命之君。”[7]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外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问题上，由于周族尚未对商族有完全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因此，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并在周原地区以虔诚的态度祭祀商人祖先，向商室显示所谓“忠诚”。同时，周人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8]，用贪图享乐的假象欺骗对手，诱使其放松警惕，更重要的是，文王还从纣王那里取得专征诸侯的特权，商纣“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封文王“为西伯”[9]，以确保灭商准备事宜能够在合法的名义下顺利进行。

在此基础上，文王在姜太公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首先，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先后剪除商室的羽翼，对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今甘肃灵台）、阮、共等西部方国部落，开疆拓土并消除伐商的后顾之忧。尤其是周人在西北方向攻灭密人，虞、芮两个小国的归服，从政治地理上来看最关键，这表明周人此时已经进入了泾河的上游，而“对渭河平原安全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泾河上游，在对付东方强大的商之前，解决后顾之忧和加强自己对西方的控制，显然是周的当务之急”[10]。紧接着，他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越渡黄河，先后剪灭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邘（今河南沁阳西北）诸国，并一举攻灭了商在西方的最重要属国——崇（今陕西西安鄠邑），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接着，文王把都城从岐迁徙到丰（今陕西西安长安西南），建立起新的东进基地。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11]的有利态势，周人灭商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面对周人的不断东进和包围，商纣以及整个商统治集团并非完全毫无察觉，无动于衷。发觉周人的威胁之势，商纣也曾想对其用兵。他一度以田猎的形式在黎地检阅军队，炫耀武力，震慑周人。但后来，这一计划随着东夷的反叛而被迫搁浅。东夷的叛乱一直未能完全平息，商王朝在对东夷的战争中始终无法彻底抽身，不得不一直与东夷进行着长期的消耗战。据史料记载，商纣对东夷的大规模征讨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从商纣十年九月到十一年七月，长达十一个月；第二次是在商纣十五年时，耗时与前一次非常相近。从长久的耗时也能看出当时东夷叛乱的严重性。最终，商纣在对东夷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看似荣光无限的胜利，却让商王朝付出了覆亡的惨痛代价，无怪乎后人指出“纣克东夷而陨其身”[12]。

二、牧野之战的战略指导

文王去世后，其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他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一一予以具体地落实。

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主力进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防御的极大空虚。周武王利用这一机会，联合诸侯东向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孟州市西南），即史籍所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13]，天下有八百诸侯参加会盟。这是一次成功的军事大演习，表明武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已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灭商。但为慎重起见，武王没有立即发兵攻商，而是继续等待时机。两年后，商朝廷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热化，纣王饰过拒谏，残杀忠臣，导致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武王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遂最后下定决心，揭开了伐纣之役的帷幕。

约公元前1046年正月，[14]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杀向商王朝的腹心地区。同月下旬，周军进抵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徽（均居今渭水流域）、髳（今山西南部）等方国部落的军队会师，尔后，武王率周族部队及协同作战的方国部队，迅速东进，渡过黄河，兵锋直指朝歌。仅仅花费6天时间，于当年二月初率先进抵牧野（今河南新乡一带）。[15]

二月初五（甲子日）清晨，周联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周武王在誓词中声讨商纣王的种种罪行，以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之气与高昂斗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俾暴虐于百姓。”[16]接着，武王又郑重地宣布了作战中的战术要领与军事纪律：“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弗迓克奔，以役西土。”[17]

誓师完毕，武王与姜尚开始依牧野的地势排兵布阵。他们最终决定依河布阵，据学者研究，牧野之战“决战前所列阵线，其南端均以清水为其一翼之屏障”[18]。那为什么周武王会选择布阵于河流旁边呢？众所周知，牧野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19]从军队数量上来看，周族没有任何优势。在兵力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周军率先抵达战场，以河流为侧翼进行布阵，河流成为军阵的一道天然防御屏障，这对周军非常有利。从兵学的角度来看，在兵力相对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以水流为军阵一翼以稳固军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引起商朝上下一片惊恐，纣王仓猝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内部空虚，无兵可用，不得已武装起大批奴隶，连同留守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由纣王自己率领，开赴牧野前线迎战周军。

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面对“殷商之旅，其会如林”[20]的优势之敌，武王先派遣姜太公率领少量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21]商军“皆无战之心”，甚至不乏有人掉转戈矛，“倒兵以战”，[22]商军的军阵因此而陷于混乱。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部队）驰帝纣师”[23]，杀得商军丢盔弃甲，“血流漂杵”[24]，17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遂弃军逃窜回朝歌，于绝望中登上鹿台放火自焚。[25]纣王一死，商军残兵就停止了最后抵抗，周联军在武王统率下顺利攻占朝歌，灭亡了曾经强盛一时的殷商王朝。

牧野之战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第一，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政治和外交经营的结果，起到了争取人心、剪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同盟的积极作用。第二，周军制胜的又一个要素，是其选择了正确的作战时机，即趁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下定决战的决心，统率联军实施战略突袭，从而使对手在战略、战术上都陷入劣势和被动，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第三，举行战前誓师，一一历数纣王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起到了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的作用。第四，在牧野会战的具体作战指挥上，周军又善于做到众寡分合，灵活机动，奇正并用，协同策应，乘胜追击，主动积极打击敌人，胜利地达成战役的目的。总之，在“血流漂杵”的表象背后，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这场战争中谋略运用的巨大成功，战术指挥的高明卓越。

《诗经·大明》对战前商军的军容以及周武王的牧誓都有描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26]可以看到，商纣也调来了大批军士，军旗随风飘扬，就像那树林一样。周武王在牧野誓师，鼓舞大家斗志，鼓励大家一定会战胜强敌，并且还告诉大家，上帝在时时刻刻地看着我们众将士，我们一定要禀承上帝之意，全力灭商，不要有什么二心。《大明》亦对此战战场情形有着生动的描述，对姜尚、武王都有传神的叙述：“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27]诗中描述了牧野地势广阔无边，非常适合战车的驰骋。檀木的战车光彩鲜亮，驾车驷马健壮。太师尚父姜太公，像是即将展翅飞翔的雄鹰，注视着对方军队。他辅佐我们的武王，袭击帝辛，黎明时分，天下就清平了。

牧野之战终止了殷商王朝近600年的统治，周天子自此成为天下新秩序的共主，确立了西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开启了周王朝800年的统治。牧野之战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王朝更替战争，也是中华文明发轫时期具有标志性和转折性的事件，甚至被学者称为“殷周革命”[28]。周王朝建立后，在制度文明的建构上颇有作为，创立了分封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等各种制度，对后世的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乐文明甚至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内核与标志。而牧野之战中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兵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周公东征的作战指导原则

牧野之战完成了新旧王朝的更替，但是从当时整个天下形势来看，殷商的残余势力仍非常强大，周人的统治基础远没有得到巩固。只有到了周公东征胜利后，才彻底摧毁了东方的殷商反抗势力，周王朝平息了王室内部叛乱后，才最终稳定了周的统治，真正完成了灭商大业。从这个角度讲，周公东征的意义非常重大，因此又被称为二次灭商。[29]

在《尚书》中，周人自称“小邦周”，而把殷商称为“大邦殷”。[30]可见武王伐纣的胜利当然是非常不易的，而以“小邦周”实现对“大邦殷”的统治，那就更为困难。虽然牧野之战中，周人战胜商人，商纣身亡，但是事实上商人的势力仍不容小觑，商在东方的根基并未遭到太多损伤。武王克商之后忧虑重重，以致夜不成寐，周公问其原因，武王回答：“呜呼！于忧兹难，近饱于恤，辰是不室。我来所定天保，何寝能欲？”[31]当时，周人也没有任何治理天下的政治经验，因此武王灭商后两年便向箕子请教治国大法，箕子向武王讲述治国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历代学者对其称誉颇多。[32]当然，晁福林从箕子进献《洪范》的动机来看，箕子进献“洪范九畴”就是一个阴谋，并不是想让周能够长治久安，而是力图误导周武王，希望周王朝重蹈商灭亡的覆辙。事实上，周人并没有按照“洪范九畴”的政治蓝图去施行，而是发展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当然其可备一说。[33]这些都从侧面表明，周初的建国形势非常险恶。

武王审时度势，在牧野之战后对商王畿地区实行间接统治。他把商畿分为三个部分，邶（北部）、墉（东部）、殷（西部），封纣王之子武庚于邶，令管叔鲜治墉、蔡叔度治殷。“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34]并委任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为武庚的傅相，监视武庚，史称“三监”。正是管叔、蔡叔等对武庚的监视和对商人故地的镇守，殷商残余势力不敢暴露叛周的迹象。

灭商后二年，周武王去世，其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在天下初定，政局尚未稳定的情况下，成王年幼，政治经验不足，亦没有任何政治威望，难以掌控天下政局，于是武王之弟周公姬旦摄政，代成王行事。但是，根据周人的传统，周族的王位继承制早已经是父死子继的形式，从未有兄终弟及的先例。那么周公作为武王之弟，虽然此时成王已经即位，但是其摄政也遭到了群弟和成王的怀疑，周公此举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武王次弟管叔对周公摄政殊为不满，声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35]，甚至召公开始亦对周公摄政一事产生了疑虑，当然后来周公和召公的误解化解了。[36]周人内部的不和谐，为殷商旧势力的武装叛乱提供了契机。武庚见有机可乘，便联合地处东方的一些诸侯国，包括徐、奄及熊盈氏十七国，在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公开扯起了叛乱的大旗。

在社稷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周公姬旦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力排众议，主动肩负起保卫与巩固周王朝政权的重任。他采取断然措施，兴师东征，彻底平定叛乱。从现存史料考察，可知周公东征前后历时大约三年，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37]

第一阶段，“救乱克殷”，即消灭以武庚为首的叛乱势力。周公东征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正是叛乱的策源地，即原殷商王畿地区。周公统率东征大军出动后，兵锋直指邶地。周军所到之处，武庚的叛乱武装便分崩离析，全线溃败，武庚本人也落得个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与此同时，周公分兵一路直取管叔驻地墉，管叔负隅顽抗，驱众抗拒王师，但在王师凌厉进攻面前，叛军丢盔弃甲，一败涂地，王师占领墉地。接着，周军又攻克了蔡叔驻地殷，生擒蔡叔。[38]至此，武庚叛乱被很快平息，东征之战的首要战略目标胜利实现。

第二阶段，讨平淮夷，扩大周王室的势力范围。周公在征服殷商故地后，决定继续征伐在三监之乱中支持叛乱的商盖和淮夷诸国。那么如何选择首要打击目标呢？此时辛公甲提议道：“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39]周公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先攻淮夷。为此周公挥师东南，大举进攻淮夷（熊盈氏族）诸小国。淮夷地处淮河下游，该地区地势低洼，河流湖泊纵横，周师西来，车兵行动实受限制，不如在殷故地那么方便，人马也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征伐淮夷的作战，并未像预料中的那样速战速决。但面对困难，周公东征的决心毫不动摇，经过连续作战，终于征服了淮夷，“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40]。在淮夷被征服后，商盖也臣服于周，《韩非子》曰：“（周公旦）乃攻九夷，而商盖服。”[41]可见周公在战略目标的选择上的确非常高明。至此，周人取得了东征之役第二阶段的胜利。

第三阶段，“践奄”，将周王室统治推进到东方地区。在征服了淮夷诸小国后，周公挥师北方“践奄”，讨平东方最后一个叛乱据点。奄，又名商奄，地居今山东曲阜一带，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三监叛乱爆发后，奄国积极参与其中，成为周在东方的一个劲敌，所以自然也是周公东征中的重要打击对象。此时，周师已占领了奄国西、南两个方向的邻国，对其构成战略包围，奄国处于孤立无援的不利局面。故当周师进迫奄城时，奄君束手无策，只好投降。[42]奄国灭亡后，丰、薄姑诸方国亦相继归附，周王朝的统治势力一下子扩大到了渤海、黄海之滨。至此，历时三年的周公东征，以胜利而宣告结束。周公东征的胜利巩固了周族天下共主的地位。

周公东征的系列战争，是武王伐纣战争的继续，其对周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作为战争指挥者周公，在这场关系到周族生死存亡和周王朝前途命运的战争中表现出其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政治上，周公面对来势汹汹的武装叛乱，沉着冷静，计出万全，不顾成王的怀疑和三监等人的政治诽谤，摄政后断然下定东征平叛的决心，同时妥善处理好内部问题，发布《大诰》，申明武力平叛的必要性，耐心做好召公等大臣的工作，争取他们对自己决策的理解与支持，统一思想，一致对敌，从而为东征的顺利展开创造了政治前提，这充分显示了周公政治上的成熟和魄力。在军事上，东征之役也体现了相当高的指挥水平与战术运用能力。是役，周公善于分析形势，把握全局，深谋远虑，捕捉战机，做到以强击弱，以大攻小，乘叛乱者没有形成统一指挥的强大力量之机，当机立断，凭借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具体而言，他首先集中兵力攻打叛乱的首恶者、策动者，甚至可以说整个叛乱的精神领袖——商纣之子武庚，实施“擒贼先擒王”的作战方针，这是符合当时征战性质与战争情势的，所以立见成效，为取得东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消灭首恶集团之后，周公根据敌情，采取了先攻弱敌，后打强敌的基本方针，保证了作战行动的循序渐进，迭获成功。在取得连续攻战的胜利后，周公又能因势利导，对孤立的强敌——奄国采取军事威慑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策略，迫敌投降，从而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周公不愧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兵学家，他所指挥的东征平叛战争是一场既有进步意义，亦有重大兵学创见的经典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