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兵以诈立”时代主题下的“逐于智谋”

《孙子兵法》有云：“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31]因此，先秦兵书普遍关注将帅队伍的建设，其中，尤其重视身为将帅者的个人素质修养与培育。不过，从其所论述的将帅基本素质的内容要求与排列次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透露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与价值取向。例如，《孙子兵法》言“将有五德”，即“将者，智、信、仁、勇、严也”[32]。梅尧臣注曰：“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而《六韬》则把将帅应具备的素质归纳为将有五材：“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33]

两书所论，貌似大同小异，基本相似，但是，细加琢磨，还是能看到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六韬》成书于战国末年，当时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大趋势业已不可逆转，君主专制成为各诸侯国政治生活的基调，作为中央集权体制中的组成部分，将帅的政治忠诚与否，是将帅政治上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因此，“忠”就新列为将帅必备素质“五材”之一了。又因为战国中后期起，职官队伍建设逐渐进入文武分职，将帅殊途的专业分工，将帅仅仅是专制集权体制庞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只能专注于打仗，而打仗的首要条件是勇气、胆量，视死如归，奋勇杀敌，所谓“夫战，勇气也”[34]，所以，“勇”就成为了“将有五材”的第一项条件。由此可见，这里《六韬》所论的“将有五材”，渗透着战国晚期的时代精神，是战国后期政治生活特色在将帅素质构成上的文化折射。

至于《孙子兵法》，情况则有明显的不同。在孙子看来，一位优秀将帅的最重要素质，乃是“智”。“智能发谋”，身为将帅者，不管如何仁爱，无论怎样厚道，如果没有一个聪慧的脑袋，都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因为只有睿智，方能高明地搜集与甄别各种信息；只有睿智，方能辩证地分析事情的利弊得失；只有睿智，方能深刻地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只有睿智，方能全面地评估敌我实力的优劣短长；只有睿智，方能正确地选择战略进攻的突破方向。所以，在“将有五德”中，“智”毫无疑问处于首要的位置，对其余“四德”具有统率与引领的关键性作用。而这种以“上兵伐谋”为纲领的“五德”观，恰好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体现了孙子所处的春秋战国之际，也就是所谓的“中世”的最显著、最突出的历史文化特征，正如韩非子所概括的那样，“中世逐于智谋”！

众所周知，春秋后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日趋剧烈，战争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已比较彻底地抛弃了旧“军礼”的束缚，不再汲汲地竞于“道德”，从而使战争艺术呈现出夺目的光彩。这集中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的根本性进步。

新型战争指导观念的形成，当然主要取决于战争方式的演变。在春秋中叶以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范围尚较为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通过战车兵团的会战来取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负。而进入春秋晚期之后，随着“作丘甲”“作丘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制逐渐被打破，军队人员成分发生巨大变化，实际上已开始推行普遍兵役制。与此同时，战争地域也明显扩大，战场中心渐渐由黄河流域南移至江淮汉水流域。加上弓弩的改进，武器杀伤力的迅速提高，故使得作战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演进，具体表现为步战的地位日渐突出，车步协同作战增多，激烈的野战盛行，战争带有较为持久的性质，进攻方式上的运动性也增强了。以晋国大破齐军的平阴之战与吴军破楚入郢之战为例，其纵深突袭、迂回包抄等特点，体现了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新战法，这是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所无法比拟的。而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春秋晚期起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新的程度。《墨子》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35]，即是形象的描述。

但春秋后期战争最大的新特色，还在于当时战争指导观念的重大变化。在“尚智重谋”历史大趋势引领之下，“道德至上”“宗仁本义”的君子之战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内的普遍运用，过去那种“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遭到全面的否定。用班固的话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36]。刘向在《战国策·刘向书录》中对这一段历史也有描述，其曰：“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37]

声东击西、示形动敌、兵贵神速、出奇制胜、后发先至、兵不厌诈、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攻其不备的诡诈奇谲的战争指导观念风靡一时，独领风骚。在这里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过去中原争战中所经常遵循的“成列而鼓”的做法，也不曾见到像鄢陵之战中郤至遇到敌方君主必下战车，向敌君致敬，“免胄而趋风”[38]这类现象，更不曾听到类似于宋襄公那样的“宏论”。而所谓“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亦由此而得到历史的验证。

这种战争指导观念的变革，其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就是时代的主题业已由“竞于道德”转变为“逐于智谋”了。所谓的“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兵以诈立”等等，本质上都是“崇智尚谋”在战争这一特殊领域的集中体现而已！这不仅仅反映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上，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建树方面。

既然不再是“竞于道德”，而已经是“逐于智谋”，那么，这就意味着进入了新时代，而新的时代，则势必会有新的战法，在这个过程中，武器装备的进步，其意义也特别值得引起注意。换言之，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改变，这应该是“逐于智谋”时代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推手和物质基础。以前打仗的方式是车战，车战必须先摆阵势，不摆好阵就不能打，这是密集大方阵传统战法，机动性很差，适合于大家客客气气交手过招。现在步兵重新崛起，又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它比较灵活，机动性要强得多，可以不必像车兵那样先排阵后开打。后来出现的骑兵更是雷厉风行，更讲究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种变了，作战方式也要随之变化，作战方式变了，则作战观念也得跟着变化，这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另外，地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打，大平原地势平坦，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车战最合适不过，可现在到了丘陵地带、江河湖泽地带，就根本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排兵布阵的方式了，《司马法》所说的“徒不趋，车不驰”[39]全成了过气的招法。“竞于道德”的历史主题既然改变了，那么，伴随它而生的“军礼”自然也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最要命的是，车战在这时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克星——强弩，“积弩齐发”成为当时一种威力最为巨大的战法，驾车的马匹、车上的甲士全成了飞蝗般的箭矢的活靶子，贵族再有涵养，也经不起这么大的杀伤，就不能再考虑“道德”问题。

另外，战争地域的扩大，对于“逐于智谋”风尚的形成，也有显著的影响。在春秋前期，打来打去，就是这么有限的一块战场，就是齐国、晋国、秦国、楚国还有郑国、宋国、鲁国等等。可是到了后来，吴国、越国、中山国都先后冒出来了，战场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淮河流域伸展。这些战场上的新角色没有背上“道德”那么沉重的包袱。这样一来，战争中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君子之风，诡诈之道越来越风行，而主张保持贵族的尊严，提倡打堂堂正正之仗的宋襄公成了不合时宜的丑角，只配给自诩高明的人嘲笑、讥讽了。

这方面孙子、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有关战争指导观念的论述，可以说是主要的代表。孙子战争观的诡道原则，应该说是对战争本质属性的深刻反映。在他看来，战争的艺术魅力在于，战争双方斗智斗勇，隐形藏真，欺敌误敌，变化莫测，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任何可以击败对手的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战争是一种多变、灵活，无固定模式，不讲究繁文缛节的特殊社会活动，诡诈奇谲是战争的本质特征。而孙子“兵以诈立”的思想，其核心乃是强调以灵活的战术、快速的机动、巧妙的伪装来造就优势主动的地位，在复杂、激烈的军事斗争中成为胜利的主宰，“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40]。显而易见，《孙子兵法》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并指出：“兵者诡道也。”[41]这看似简单的表述，实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讲求“道德”、申明“军礼”做法的变革。它无疑是对业已过时的“军礼”传统的彻底否定，是战争观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本身就是一次创新，一次革命。换句话说，孙子的诡道论，深刻揭示了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发展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孙子兵法》区别于“宗仁本礼”的古司马兵法，而成为划时代兵学经典的重要标志。

具体地说，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战胜强立，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与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与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情况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42]。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司马法》主张“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43]，而到了《孙子兵法》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主张“掠于饶野”[44]“掠乡分众”[45]。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之于“竞于道德”的西周与春秋前期，已经有了许多显著的变革、发展和差异。南宋兵学理论家郑友贤曾强调指出：“《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46]这显然就是对“竞于道德”与“逐于智谋”所导致的时代差异性的高度概括。

其他像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战争指导观念也和孙子基本一致，也不再是局囿于“竞于道德”，而完全立足于“逐于智谋”了。如，伍子胥提出高明卓越的“疲楚误楚”策略方针，主张“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47]，这显然就是“变诈之兵”勃兴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逐于智谋”的一个形象诠释。又如，范蠡的兵学思想同样充满了“逐于智谋”的时代精神，他一再主张“随时以行，是谓守时”[48]，强调要通过各种积极的手段，转化双方的优劣态势，剥夺敌人有利的条件，暗中增强己方的实力，从而摆脱被动，立于主动的地位，即所谓“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49]；提倡“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50]；“得时无怠，时不再来”[51]，其后发制人、把握战机、及时出击的思想，同样属于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战争指导观念，是“逐于智谋”的生动写照。它们的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之际变化了的战争实践活动，进而更好地指导着新形势条件下的战争，从而使春秋战国之际的战争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