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孙子兵法》的著录、流传及版本

一、《孙子兵法》的著录与流传

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兵法》一书最早见于《史记》载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见当时称是书为“孙子十三篇”。此后，历代对《孙子兵法》均有著录，其源流大致如下所述。[45]

西汉时期是《孙子兵法》一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当时汉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搜集和校理。第一次是汉初“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46]。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期，“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47]。颜师古注云：“捃摭，谓拾取之。”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期，“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48]。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一定都包括了最重要的《孙子兵法》一书。尤其是第三次任宏校订兵书，其对于传世本《孙子兵法》篇名的确定，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校书之事，由刘向总其成。刘向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根据其书这一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孙子兵法》的第一部。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书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49]。因此，《七略》也当著录有《孙子兵法》。同时，需指出的是，经过刘向、任宏的校书，《孙子兵法》遂形成定本，并由国家收藏。正如学者指出“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50]。

《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其对《孙子兵法》有明确之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称“吴孙子”是为了有别于“齐孙子（孙膑）”。至于其篇数缘何由司马迁所言的“十三篇”（包括汉简本的提法）增至82篇，且附有图9卷，对此一问题如何理解，学者有一定的争议，如，杜牧认为《孙子兵法》本为82篇，后曹操注解时削减为13篇。此种看法章学诚认为不妥：“杜牧谓魏武削其数十万言为十三篇者，非也。盖十三篇为经语，故进之于阖闾，其余当是法度名数。有如形势、阴阳、技巧之类，不尽通于议论文词，故编次于中下，而为后世亡佚者也。十三篇之自为一书，在阖闾时已然，而《汉志》仅记八十二篇之总数，此其所以益滋后人之惑矣。”[51]

我们认为原因不外乎二：一是自刘向到班固百余年间，人们对《孙子兵法》不断增益，使其篇数大大增加。二是人们重新编纂篇次所致。其中，当以第一种因素可能性为大。三国年间曹操注《孙子兵法》，即指明宗旨：“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52]汲汲于恢复《孙子兵法》之原貌。

曹操之《孙子注》，系现存世的《孙子兵法》最早注释本。其注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兵学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其注为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录》著录《孙子》三卷相契合，这说明曹氏乃就太史公所云《孙子》十三篇作注，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十三篇”才是《孙子兵法》的主体。曹操注《孙子》后，有《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不知何人注本，日人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曾予以收录。需附带指出的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孙子兵法》这部兵书。其正式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之事。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即是明证。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钞孙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贾诩钞。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孙子兵法》二卷，吴处士沈友撰；又《孙子八阵图》一卷。亡”[53]。此处还提到了孟氏、沈友诸人注释解诂。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但从其篇幅看（少则一卷，多则二卷），当未尝逾越“十三篇”的范围，其或均以曹注整理本为底本使然。

唐代以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孙子兵法》的流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孙子兵法》的尊崇有增无减，习学《孙子兵法》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注家蜂起，各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尤其是在宋代，当时统治者有憾于国势积贫积弱，痛心于边患屡起迭至，出于扭转改变这一颓败局面的目的，便以较大的注意力投入兵学领域，提倡研读兵书，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正式将《六韬》《孙子》《吴子》《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李问对》诸书勒为一编，号曰《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为将校所必读。《孙子兵法》自此而成为国家钦定的武学经典著作。此种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时期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54]。

与此相应，对《孙子》的著录也成为历代各类公私目录书编写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公私目录书，对《孙子兵法》的各种版本、注家均有详略不同的著录。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以来，为《孙子兵法》作注的学者不下于200家，存世的亦在70家以上。其中著名的注家，在隋唐时期有李筌、陈皞、贾林、杜佑、杜牧等；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王晳、施子美、何延锡、郑友贤等；在明代有赵本学、刘寅、李贽、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朱墉、黄巩等。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大观。

二、《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

《孙子兵法》一书版本繁富，流传甚广，但穷本溯源，不外乎三大系统，竹简本、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55]我们以下分别予以述说。

（一）竹简本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的手抄本。据专家研究，汉简本《孙子兵法》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前140）到元狩五年（前118）之间。从字体风格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代到汉代文景时期，较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要早数十到上百年。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定汉简本与传世本相比，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56]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汉简本在校勘传世本《孙子兵法》方面确有相当的价值，却不尽全面。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但终非完璧。且刘向、任宏诸人校书，乃是综合勘比众多《孙子兵法》古抄本，多方征考，择善而从，而成定本的，其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简本可资参考，然不宜过于迷信。汉简本的最佳整理本，系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当然，通过汉简，我们也可以发现《孙子兵法》中的一些佚文，如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中发现的《孙子》佚文简牍，其中《军斗令》《合战令》中多次提到“孙子曰”，因此有学者认为，其有可能也是《孙子兵法》佚篇。[57]当然亦有学者明确反对，指出其“是引用《孙子》文句的古代军令类文书”[58]。银雀山汉墓竹简中亦有《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五篇，整理小组将其列入《孙子兵法》的“下编”。

（二）武经本

武经本即指宋刻《武经七书·孙子》。《武经七书》最早著录在尤袤《遂初堂书目》中，称之为《七书》，后因“武举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59]。宋本《武经七书·孙子》，是现存的《孙子兵法》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原为陆氏皕宋楼藏书，后为日本岩崎氏购得，收藏于静嘉堂。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印本。自宋代至明末清初，《孙子兵法》一书流传始终以武经本为主导。相对而言，十一家注本的影响则比较微弱。与武经本有一定联系的是《魏武帝注孙子》，收录在清代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它为现存的《孙子兵法》最早注本，也是后世各种传写本、刊刻本的祖本，有影宋本传世。有学者认为，它与武经本属同一版本系统，但年代更早，错讹之处也较武经本、十一家注本为少。[60]历史上武经本系统中质量上乘、影响广泛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金代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孙子》、明代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明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明代黄献臣的《武经开宗·孙子》、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孙子》等等。

（三）十一家注本

十一家注本即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图书馆藏本，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它也是传世《孙子兵法》书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乃与武经本共同构成《孙子兵法》书传本两大基本系统的源流。[61]其书著录初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子部》共著录三种《孙子兵法》集注本，均从属于十一家注本系统。其中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15卷当是十一家注本的重刻本。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十一家注本在社会上并不十分流行。这种状况，一直到清代学者孙星衍才得以改变。当时，孙星衍以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为底本，对十一家注本作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工作，使之重新焕发青春，声名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以来《孙子兵法》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格局。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就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当然，对于“十家注”“十一家注”的说法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学术界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的曹操、孟氏，唐代的李筌、贾林、杜牧、陈皞，宋代的梅尧臣、王晳、何氏、张预，此为“十家”，另有《通典·兵典》中杜佑的注释，共“十一家”。当然亦有异议，如毕以珣《孙子叙录》中专门排除了杜佑注，他明确指出：“今《孙子集注》本由华阴《道藏》录出，即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曹操、二李筌、三杜牧、四陈皞、五贾林、六孟氏、七梅尧臣、八王晳、九何延锡、十张预也。十家本内又有杜佑君卿注。案：杜佑乃作《通典》引《孙子兵法》语而训释之，非注也。”[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