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晏子春秋》的兵学思想

一、晏子其人其书

晏子，字仲，谥平，齐国“莱之夷维（今属山东高密）人”[134]，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史籍多以晏平仲、晏子称之。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其父晏弱病逝，在世卿世禄制的选官制度下，晏婴继任上大夫，步入齐国的政坛。晏子曾先后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齐国君主，主政齐国长达半个世纪，盛名显扬天下。我们今天了解晏子的事迹主要依据《史记·管晏列传》和《晏子春秋》这两部典籍。晏婴给后人留下的重要印象，一个是他的身高，大约一米四的样子；一个是他的出众辩才，不辱使命，雄辩四方。晏婴主政齐国期间，在外交上多次维护齐国尊严。晏子为人所熟知和称道的外交活动有两件大事：一是他在樽俎之间成功地打消了晋平公出兵齐国的想法，孔子赞扬其“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135]；二是晏子出使楚国，在具体外交礼仪中成功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晏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中后期，此时中原霸权已经为晋国所掌控，此时的齐国所采取的已经远非齐桓公称霸时期的国家战略，因此在晏子思想中更多体现的是内政治理思想。从思想倾向上来说，其与儒家思想非常接近，如，晏子主张爱民、节俭、重礼、尊贤等思想。晏子这一思想倾向在《汉志》《隋志》中亦可见一斑，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儒家者流”中首列“《晏子》八篇”，《隋书·经籍志》亦因之，将“《晏子春秋》七卷”列入儒家。但是，在长期的儒学发展与研究中，《晏子》始终未产生重要的影响。清代《四库全书》又将“《晏子春秋》八卷”列入“史部传记类”。

《晏子春秋》以记言为主，主要为晏子与齐景公的对话，亦有齐灵公、齐庄公等君主与叔向、孔子等贤者的对话。全书包括内、外2篇3卷215章，其中《内篇》相对比较整齐，《外篇》显得比较杂乱。

关于《晏子春秋》一书的学派[136]、思想等相关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深入讨论。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流传至今的《晏子春秋》一书长期被定为伪书，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有关。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发现《晏子》书16章，其内容均见于今本《晏子春秋》18章中，而且其中较为完整的9章与传世本相差不大。[137]同时，学者普遍认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中第一篇《景公疟》亦当与《晏子春秋》相关。可见《晏子春秋》一书并非伪书，而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古籍，我们也基本认同其成书时代当在战国时期，正如裘锡圭根据银雀山汉简本所推断的基本结论：“字体看，其时代略早于墓葬，当属西汉前期。我们知道，从一部书的开始出现到广泛传抄，通常总要经历一段不太短的时间。西汉前期既然已经在传抄《晏子》，可以想见这部书的出现大概不会晚于战国，把它定为秦或汉初作品，仍嫌太晚。”[138]姑且不论其成书年代，我们基本上仍认为《晏子春秋》是“搜集晏婴的佚著、言辞、事迹及传说故事编成”[139]，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够反映晏子的基本思想。

《晏子春秋》作者的争议也很大。在《隋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中，均认为《晏子春秋》的作者为晏婴。柳宗元在《辩晏子春秋》率先质疑：“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140]北宋时期的《崇文总目》亦承袭柳宗元的基本观点：“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141]孙星衍在《晏子春秋序》认为：“《晏子》文最古质。”[142]并明确指出该书系晏婴宾客所作，“婴死，其宾客哀之，集其行事成书。虽无年月，尚仍旧名……书成在战国之世，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无足怪者”[143]。而学术界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齐人说或稷下学者说，[144]亦有学者指不一定与稷下学者有关。[145]当然，我们基本认为《晏子春秋》当为齐国某位学者或学者群体整理的一部反映晏子思想的著作，但是对其作者具体化的处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显然风险很大，亦并非完全科学的态度。

《晏子春秋》以语录对话体的形式来反映晏子的思想，当与《论语》反映孔子基本思想的情况相类似。虽然即使到现在，学术界对《论语》的编纂者和时代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并不影响其作为研究孔子思想最基本、最可靠的典籍。所以，我们认为对《晏子春秋》与晏子思想关系的认识亦当如此。

二、晏子以政为本的兵学思想

由于晏子思想未受关注，因此晏子的兵学思想长期以来学者研究甚少。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晏子》一书后，学术界逐渐关注晏子的兵学思想。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一书中有两篇与兵学直接相关，即传世本《景公将伐宋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谏》《景公问伐鲁晏子对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乱》两章。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均出土了与之相关的新材料，可以看出《晏子春秋》在汉初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认为《汉志》《隋志》将晏子思想归入儒学有一定的见地，其谨慎对待战争的态度、重视政治对战争的作用等方面与儒家的兵学思想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无独有偶，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的《晏子春秋》两章均为晏子谏止齐景公出兵，而晏子劝阻的理由也是因时、因事而异，一方面体现晏子的慎战思想，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晏子的政治智慧。当然，有关《晏子春秋》及晏子兵学思想的学术成果亦不多，[146]我们结合《晏子春秋》文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

首先，“为众屏患”的思想。

晏子出使吴国，当吴王问其“长保威强勿失之道”时，晏子全面谈论了自己的看法，在用兵问题上他明确指出“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这是君主“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147]但是晏子此番陈述却得到吴王“忿然作色不说”的回应。晏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强烈反对春秋时期倚强凌弱，以大欺小，好起战端的种种现象。当然，晏子并非一味反对战争本身，他认为战争的目的应当是“为众屏患”，即为天下民众摒除忧患与祸乱。晏子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为众屏患”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兵学思想中，关键在于晏子能在齐国的具体政务中，利用自己的口才和政治影响力去阻止一些谋划中或者即将发生的战争。如，在传世本和竹简本同时出现的齐景公将要伐宋与齐景公将要伐鲁，均被晏婴谏止。

齐景公举兵攻伐宋国，当军队经过泰山时，齐景公梦见两个男子非常愤怒地对着他，齐景公从梦中惊醒了。齐景公醒来后，找来了占梦的人，他将梦中的情形告诉了占梦者，占梦者告诉齐景公是因为齐景公军队经过泰山而没有举行祭祀，使泰山山神愤怒，所以应该赶快召祝史祭祀泰山。第二天，晏子朝见，齐景公也将此事告诉了晏婴，晏婴告诉他，这不是泰山山神，而是宋的先祖商汤和伊尹。齐景公将信将疑，结果晏子竟然当场将商汤和伊尹的形象描述出来，景公惊讶不已，竟然与梦中的形象完全相同，晏子趁机谏言：“夫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无后。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汤伊尹怒，请散师以平宋。”[148]此时齐国大军已经出发，齐景公并未听从晏子的建议，还是执意要攻打宋国，晏子无奈说道：“伐无罪之国，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续蓄，进师以近过，非婴所知也。师若果进，军必有殃。”[149]齐景公继续行军了60华里，结果先后遭遇战鼓毁坏、大将死亡等不吉的征兆。这时，齐景公也开始担心战事终将对齐国不利，于是向晏子请罪，解散军队，不再攻打宋国。

还有一次，齐景公准备举兵讨伐鲁国，向晏子请教。晏子声称绝对不可，并对鲁国的政治治理有很高的评价：“鲁公好义而民戴之。”并解释道：“攻义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婴闻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国，政足以和其民，国安民和，然后可以举兵而征暴。”同时，对齐景公提出了批评并建议：“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乱也。其君离，上怨其下，然后伐之，则义厚而利多，义厚则敌寡，利多则民欢。”[150]

当然，亦有晏子未能谏止的情况，如齐庄公意欲攻伐晋国，询问晏子，晏子反对，并对齐庄公的“得合而欲多”“养欲而意骄”[151]提出批评，但是齐庄公并未听从晏子建议，最终，齐庄公也得到了应有的惩戒，落得身死于崔杼的悲惨下场。

其次，“修道立义”以政为本的存亡观。

晏子在国家存亡问题上更多体现了其以政为本的思想，如在齐景公与晏子讨论“天下之所以存亡”[152]时，晏子从六个方面对其作出回答，未直接谈及兵学问题，在齐景公提出“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后乎”的问题时，晏子却是从用人方面提出了质疑与批评：“桓公从车三百乘，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鲍叔，右有仲父。今君左为倡，右为优，谗人在前，谀人在后，又焉可逮桓公之后乎？”[153]在齐景公主动表达了自己想要整顿齐国政治，称霸诸侯的愿望时，晏子的回答却是“官未具”，就是齐景公的属官并未配备齐全，体现了军事应以政事为本的基本思路。晏子解释道：“今君之朝臣万人，兵车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坠下民者众矣，未有能士敢以闻者。臣故曰：‘官未具也。’”[154]在晏子看来，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在于其政治清明、选贤举能、任用有方，尤其是有一批敢于进谏并有效规避其缺点的臣子：“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祚。”[155]同时，晏子在与齐景公讨论如何“谋必得事必成”时，以三代之兴衰为鉴，明确提出了：“昔三代之兴也，谋必度其义，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谋不及义，兴事伤民。故度义因民，谋事之术也。”[156]

由于晏子在齐国政治中更多是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身份，因此晏子在对兵学问题的思考、存亡之道的考量，更多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之上。当然，这也与《孙子兵法》在“五事七计”中均首谈政治问题的思路暗合，不过各有侧重而已。

再次，“折冲千里”的大战略。

晋平公（前557年—前532年在位）时，试图恢复晋国在中原地区的霸权。晋国先后在湛阪之战中打败强楚，又与宋国、卫国等国结盟，多次攻打齐国。齐景公时，晋平公试图攻打齐国。为了确保知彼知己，晋平公便派大夫范昭以使者的名义前往窥探齐国的政治情况。范昭抵达齐国后，齐景公为了表达对大国使者的尊重，专门设宴款待。宴会上，觥筹交错，酒过三巡，在齐国君臣上下兴致正浓之际，范昭便想借酒意试探一下齐国君臣对晋国使者过分举动的反应，故意提出用齐景公的酒杯斟酒喝。齐景公倒也没有在意，笑着说：“那就用我的酒杯给客人斟酒吧！”当范昭喝完自己杯中的酒，正想换杯斟酒时，晏子立即派人撤掉景公酒杯，仍用范昭所用之杯斟酒进客。范昭诡计没有得逞，心里有点不高兴。过了一会儿，范昭又假装喝醉了，扭动身子，晃来晃去，竟跳起舞来，回头对齐国太师说：“能为我演奏一支成周乐曲吗？我将随乐而起舞。”太师淡然回答：“盲臣未曾学过。”范昭在宴会片刻的工夫，连碰两个软钉子，非常无趣地离开了筵席。齐景公非常恐惧，害怕晏子和太师的举动会给晋国留下口实，不停地责备他们：“晋国，那是个大国啊！晋平公派范昭来观察我国政局，我心里当然非常明白。如今你们却不断地触怒大国的使臣，这可怎么办呢？”晏子理直气壮地说道：“范昭并非不懂礼仪的人，他这是在故意羞辱大王，所以我不能服从您的命令，用大王的酒杯给他斟酒。”这时太师也接着说：“成周之乐乃是天子享用的乐曲，只有国君才能随之而起舞。如今范昭不过是一介大夫，却想享用天子之乐伴舞，所以我不能为他演奏。”齐景公也觉得他们说的在理，没再过多责备他们。当然范昭明知自己违反礼制在先，也不便多加追究。范昭回到晋国后，立刻向晋平公报告：“大王，眼下齐国万万不可进攻。因为我想羞辱齐景公，结果被晏子一眼就看穿了，并强行阻止；想冒犯他们的礼乐，又被齐国太师识破了，也没有得逞。”晋平公听后，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攻打齐国的计划。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非常高兴，赞叹：“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157]

最后，“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的思想。

晏子在其兵学思想中，非常重视道义在战争胜负、国家存亡中的根本价值。当齐景公“外傲诸侯，内轻百姓，好勇力，崇乐以从嗜欲，诸侯不说，百姓不亲”[158]时，面对治理困境，他向晏子提出：“古之圣王，其行若何？”晏子从君主修养、用人、使民、外交策略等方面给出了全面的建议，在有关兵学思想方面的论述有：“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159]“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160]晏子亦爱兵如子。据《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命令士兵抟土为砖，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民多冻馁，没有完成预期任务。齐景公非常生气，要杀死士兵二人，试图杀一儆百。晏子以庄公伐晋国仅杀四人为说：“今令而杀兵二人，是师杀之半也。”[161]最终成功谏止了景公试图滥杀无辜的行为，此亦反映了晏子以仁义为本的治军原则。同时，晏子在善后问题上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如齐景公在伐pagenumber_ebook=247,pagenumber_book=218（即莱国）胜利后问如何赏赐时，晏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他眼中的“古之善伐者”：“以谋胜国者，益臣之禄；以民力胜国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羡获，下有加利。君上享其民，臣下利其实。故用智者不偷业，用力者不伤苦，此古之善伐者也。”[162]

综上而言，我们从晏子的兵学思想中仍然能够看出春秋时期争霸战争的思维。重视道义、重视内政、重视外交等，“为众屏患”“修道立义”“折冲千里”“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是其兵学思想非常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