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国时期战争性质和方式的演变

战国七雄之间频繁而激烈的兼并战争，逐步转化为统一的战争。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战国初年，魏国经过李悝变法，率先成为最强盛的国家，西攻强秦，北伐中山，东败齐军，南控淮、泗，声威大振。但是，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魏国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也是魏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战以后，齐、秦、赵从三面夹攻魏国，魏国很快衰落下去。魏国衰落以后，出现了秦、齐两大强国东西对峙的局面。两国展开了争取与国、孤立敌国的斗争，而魏、赵、韩等国内部也分成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两派，各国展开了合纵与连横的活动。五国破齐后，齐国虽然勉强复国，但元气大伤，国势从此一蹶不振。秦、齐对峙的局面也被打破了。齐国衰落后，东方六国中无论从实力还是从战略位置上讲，唯一可以抗衡秦国的就只有赵国了，但是长平一战，赵国再也无力与秦抗争。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用10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战国七雄各具特点的地理环境

战国时期，华夏族的活动范围西起渭水流域，东至黄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北达蓟辽地区。在这广阔的地域上，主要有秦、楚、赵、齐、魏、韩、燕等七个诸侯大国，此外，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宋、鲁、赵、周等次等诸侯国。这些大小诸侯国还分别形成了四个大的文化类型，即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燕齐文化、邹鲁文化，其中，以三晋文化为主导。由于周、宋、鲁等小国对当时战略格局的演变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分析论述战国时期的兵要地理，当以七雄为具体的对象。

战国七雄中，以秦、楚、齐为头等强国。秦国是所谓“有吞天下之心”的“虎狼之国”[51]。楚国的实力也很可观，时称“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52]，亦有“横成则秦帝，从（纵）成则楚王”[53]之说。齐国自西周以来始终为东方大国，战国中期更一跃而为第一流强国，史称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即是证明。魏国与赵国为第二等强国，典籍记载“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54]，以至于“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55]。至于赵国，则是“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56]。不同的是，魏国强盛于战国之初，赵国崛起于战国中后期。韩国与燕国相对较为弱小，史称韩国的战略地位是“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57]。称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58]。这些说法均说明韩、燕在七雄竞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以上为战国七雄的大致情况，以下分别具体论述七国的政治形势、军事实力及其地理条件。

（一）秦国

秦国是春秋时期四强之一，雄踞西方的强国，据有今陕西省大部和甘肃省一部分，即东据黄河桃林、崤函之塞，南接秦岭，西依陇山，北抵平凉、泾川附近。但由于强晋在崤函一带设防，扼其咽喉，使秦国长期无法东出逐鹿中原，“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59]。然而到了战国，历史为秦国提供了新的机遇，强晋分裂为魏、韩、赵三国，力量大大削弱，秦国遂把握时机，重新启动东进的战略。而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开阡陌，废井田，致力耕战，推行“尚首功”的政策，建立军功爵制，遂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为秦国夺得相对于山东六国的战略优势，并进而为兼并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秦国又实施以破合纵的连横策略、远交近攻等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为达到其战略目标开辟了道路。至战国中期，秦国的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山东六国中任何一国：“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60]尤其是秦国的民风尚武乐战，在军功爵制的刺激下，[61]士兵个个骁勇强悍，“勇于公战，怯于私斗”[62]，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在七雄中为最强。史籍载：“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63]又曰：“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64]这样的军队在作战中自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攻守皆宜：“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65]

秦国战略优势地位的形成，与其兵要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班固曾曰：“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66]特别是秦统治中心关中地区的兵要地理条件更是十分优越，它作为四塞之地，正如张晏所言：“秦地带山河，得形势之胜便者。”[67]因此，秦地险固，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占有了它，对敌便拥有主动和行动的自由。兼之关中地区地势平坦，气候适宜，土地肥饶，水利灌溉系统发达，特产丰富，非常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饶”[68]，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活动，故一直是秦国实施兼并统一战略的有力保障。值得注意的是，秦国长期根据天下形势，适时地选择东进、西进或南下方略，贯彻拓土开疆，扩展战略纵深，巩固战略后方，争夺战略要枢的方针，先后攻占河西、上郡、陕等地，完全控制黄河天险与崤函要塞，向南灭亡巴蜀，夺取汉中，向西北攻灭义渠，并进而占领黔中、陶邑、南阳、河内等战略要地，几乎将这一地区的兵家必争的战略形胜地区大部分都划入了自己的疆域，进一步占有了地理环境上的优势，为展开席卷天下、统一六国的战略行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用苏秦的话说，就是“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69]。

（二）楚国

楚国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全盛时其地奄有今湖北、湖南、安徽三省之全部以及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之一部分。楚文化滋生于江汉流域，具有独特的风格，很少受周礼传统文化的束缚，故自其立国以来，始终以兼并小国、逐鹿中原为战略上的根本选择，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成为战国时期能与秦国全面抗衡的唯一强国：“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70]战国时期，楚国扮演了合纵抗秦的中坚力量，曾多次出面组织合纵阵线，扼制秦国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而楚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地大物博、人口众庶、军力充足、兵要地理条件优越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在战国大部分时间里，楚国的统治中心在郢（今湖北荆州），它地处南北中枢，北据汉沔，襟带江湖，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远接陕秦，具有独特的战略纵深优势，且内阻山河之险，易守难攻。故苏秦有云：“楚，天下之强国也；王（指楚威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71]

然而，楚国在地缘战略上拥有种种优势，却随着其政治的腐朽、外交的失败、楚国的国势逐渐衰弱而抵消，并渐渐消磨殆尽。战国时期，楚国旧的宗族贵族势力始终强盛，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上下离心，民怨沸腾，除了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改革，稍有振作之外，楚国长期走下坡路，直到走向灭亡。对此，秦将白起曾有准确的分析：“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72]吴起也指出楚军的弱点：“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73]尤为致命的是，楚国在外交事务上也屡犯错误，虽然组织和参加合纵抗秦，却往往瞻前顾后、虎头蛇尾，没有全力以赴。后来，楚怀王又昏庸地听信纵横家张仪之言，企图与秦国约为“兄弟之国”，轻率地“闭关绝约于齐”[74]，瓦解了与齐国的战略同盟，终陷于孤立挨打的处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楚国地虽广，人虽众，兵虽多，地理环境虽优越，也不能不江河日下，危亡必至了。等到秦国据有汉中、巴蜀、黔中之地，“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75]，对楚国形成两路夹击之势后，楚国大势尽去，只能坐以待亡了。

（三）齐国

战国中期，齐威王发愤图强，改革吏治，任用邹忌、田忌、孙膑等贤能之士，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实力，在战国七雄中崭露头角，“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76]。及至宣王、湣王之世，“齐之强，天下不能当”[77]。短短近百年内，齐国先后大破魏军于桂陵和马陵，终结了魏国的霸权；伐燕灭宋，张扬齐国声威于天下，左右着当时的战略局势，齐国进入了国势最鼎盛的阶段，“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78]。但是由于齐湣王外交战略接连失误，导致五国伐齐，齐国几近灭亡。到了乐毅率五国联军伐齐之后，齐国虽然凭借田单即墨保卫战的胜利而免于覆灭，但实力已受到根本性的损伤，难以重振雄风，偏安一隅，更无法对战国后期的历史进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了。

齐国在战国期间的兴衰存亡，固然与其政治的得失、军事的成败、经济的利弊、外交的正误直接有关，但也不能不看到其地理环境、民风习俗所发挥的作用，换言之，在齐国所秉持的基本国策、所制定的军事战略或外交斗争方针的背后，蕴含有齐国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民风习俗的深层次因素。

齐国擅有渔盐之利，农业发达，工商业繁荣，民众生活比较富裕，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概括的描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79]齐国天然优越的环境，齐人生活优裕，民众不乐意于耕战，这直接导致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强，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80]；史籍又载“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齐阵）重而不坚”[81]云云，正反映了齐军缺乏战斗力的事实。从战略地理环境来看，齐国处于中原争战之地的边缘，既可西进，雄霸诸侯；亦可退守，固据山川形势，自成格局。正如田肯所云：“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82]正因为如此，在较长的时间里，强秦的兵锋对齐国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齐国自能御土自守，南面称孤。正如苏秦所言：“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83]但是正由于齐国拥有“县（悬）千里之外”的兵要地理环境，它遂丧失了主动进攻的积极态度，在强秦面前，甘于做“自守之国”，不受兵长达40余年，到了战国末年，更朝秦输诚，坐视秦国连年攻打三晋以及楚、燕，使得秦能够逐一灭掉五国。五国既亡，所谓唇亡齿寒，当秦军大举伐齐，兵入临淄，齐国最终未能逃脱彻底覆灭的命运。

（四）魏国

魏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一个诸侯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84]。魏文侯在位时，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能之士，实行改革，富国强兵，先后伐秦、攻打中山，使魏国在战国初年率先崛起，称霸中原。传至其孙魏惠王时，魏国势力达到极盛，史称“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85]，就是魏国强盛，号令诸侯的具体写照。魏国的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强劲，在当时也是遐迩闻名，在吴起为西河守期间，魏军在吴起统率下，“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86]。故苏秦曰：“魏，天下之强国也。”[87]

然而，从兵要地理环境角度考察，魏国的处境十分不利。它生存空间比较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这主要表现为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可守，为兵家所必争，在战略上非常容易陷于内线作战或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这一点张仪曾有扼要的评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88]张仪所言，虽或有夸张之处，但基本上是准确的。魏国的这一地理形势特点，决定魏国只能成为兼并战争的主战场，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限制了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加上魏国选择了错误的四面出击战略方针，导致河西之地失守于秦国，桂陵、马陵之战惨败于齐国，更加速了其由盛转衰的步伐。

（五）赵国

赵国亦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的国土是三晋国家中最大的，其疆域，北邻林胡、楼烦，东北与燕、东胡接界，东与中山、齐为邻，南与卫、魏、韩交错，西亦与魏、韩毗连。赵建国伊始，赵烈侯即任用牛畜、荀欣、徐赵、公仲等贤能之士，初行改革，国内称治。赵武灵王在位时，更是推行了以胡服骑射为标志的大规模改革，使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取得了攻灭中山，北逐楼烦、东胡的重大胜利，成为七雄中后起的强国，“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89]。赵国强盛之后，多次充当合纵抗秦的首领，成为阻挡秦国东进的头号对手，“收率天下以宾（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90]。

赵国之所以能够支撑战国后期抗秦大局，同样是与其民风习俗与兵要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赵地居北，“地薄人众”，各地民风不同，如赵、中山地区，“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太原、上党地区“矜夸功名，报仇过直”，钟、代、石、北等接近胡人的地区“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定襄、云中、五原等原为戎狄的地区“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91]，总之其特点是“号为难治”。这样的民风，决定了赵国的军队拥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造就了廉颇、李牧、赵奢等一代名将，从而能够在兼并战争中战胜攻取、拓土开疆。就兵要地理环境而言，赵国也处于有利的位置，“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92]，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秦国对赵国的强盛和抗秦威胁是心中有数的，秦国看到“天下之士，合从（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93]，是自己兼并天下的巨大障碍，所以必然要以赵国为主要打击对象。于是，秦国适时改变出豫西通道以东进的战略方针，改由出晋南豫北通道以攻击赵国，它先是“举安邑而塞女戟，韩之太原绝；下轵道、南阳、高，伐魏绝韩，包二周，即赵自消烁矣”[94]，对赵国构成战略包围之势，“断赵之右臂”[95]。待时机成熟后，又直接给赵国以凌厉的打击。赵国虽利用地势之便，且殊死抗衡，亦曾取得过阏与之战等胜利，但终因实力不逮，攻守异势，而处于战略被动的境地，长平一战，赵军主力悉被歼灭，其亡国绝祚，也就指日可待了。地理形势之胜，终竟未能挽救赵国。

（六）韩国

韩国作为三晋之一，在战国七雄中国力较弱，地瘠民贫，又是四战之地，连年兵祸，处境极为艰难。张仪尝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96]应该说，张仪的描述基本上符合韩国实际情况。然而韩国的兵要地理环境也有其优长之处，其疆域虽然不广，但韩国“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97]，形势亦堪称险要。尤其是韩国的兵器驰名天下，“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其剑戟）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98]。其军队的战斗力也相应而非常强劲，“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99]。韩昭侯在位时，曾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100]。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兼之其他因素，使韩国能够在七雄争战中坚持很长一段时间，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然而，毕竟韩国国土面积小，实力弱，暂时的抗争并不能改变日益削弱的趋势。等到秦军一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101]，割裂韩国为两部，韩国所剩下的唯有坐以待毙而已。

（七）燕国

燕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其疆域“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102]。在春秋时期，燕僻处中原北陲，其战略地位并不显得十分重要。进入战国后，燕国真正开始崛起，与秦楚等六国并驱而争先，“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103]。尤其是燕昭王任用乐毅率领五国大军伐齐，大获全胜，更使燕国声威远播，震动诸侯。

但是，燕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一国，其军队的战斗力从总体上说也不算强，“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104]。燕国能够在六国中灭亡较晚，主要原因是僻在边陲，远离强秦的兵锋，兵要地理环境对其生存有利。对秦国来说，其主要的打击目标是三晋和楚国；而对山东诸国来说，其当务之急，也是设法与强秦抗衡，僻处北方的燕国并不是它们的攻击对象，这诚如苏秦所言，“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矣……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105]。燕国正是凭借这一有利的兵要地理形势，在强国的争战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而，一旦秦国灭亡了三晋，燕国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刀俎上的鱼肉。

二、战国时期兵要地理与战国七雄的军事战略

战国时期，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势的盛衰，还是各国在一定时期内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结盟、列国军队的建设或作战方式的变革，都与特定的兵要地理条件有关。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致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兼并统一的大势与攻守方针的异同。

伴随着铁马金戈、鼙鼓旌旗，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同时战争的形式也以不可阻拦的气势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当时，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战国时期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换言之，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战国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所以刘向曾说：“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106]战争目的决定战争手段，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也要远远超过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

随着兼并战争的不断发展，在政治上，各诸侯国的交流和联系日趋加强，统一的曙光已渐渐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战国中期的孟子在回答梁襄王时指出“（天下）定于一”[107]，十分确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经济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商业和交通的不断繁荣，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依赖与联系已相当密切，这一点杨宽在《战国史》一书中曾有翔实的论说。[108]它表明到了战国晚期，已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109]的新气象，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一统社会发展大势，势必要在兵学领域得到深刻的体现，通过战争完成全国的统一，遂成为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当时天下人的共识。

统一战争的进程，使得地理环境对各国攻守形势的影响日益突出。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七雄在战略环境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大致而言，秦、楚、燕、齐诸国处于战略外线的有利位置。三晋，尤其是魏、韩则处于战略内线的不利位置。具体地说，强秦诸国拥有战略进攻或对敌包围的态势，其军队通常处于主动地位，与战争的中心地区——中原（黄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时常采取外线作战的行动，不复存在“诸侯自战其地”[110]的被动状态，而其所据的山河之险，又保证了其能够攻守皆宜，进退主动。反之，韩、魏等国则处于战略防御或被敌人战略包围的态势。它们地处中原腹地，韩、魏分别被称为“天下之咽喉”“天下之胸腹”[111]，四周大国环列，西有秦，东临齐，北接赵、燕，南邻楚，是十分典型的“四战之地”，很容易陷入多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战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其军事行动的特点往往是陷于内线作战而不能自拔，被动挨打，成为失败的一方。

当然，仅仅拥有地理形势之胜尚不足以确保自己在统一战争中的最终胜利，楚、齐等国的覆灭即为明证。然而，如果既拥有兵要地理的优势，又能推行彻底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兼之实施高明的战略策略方针，那么就可以最终横扫六合，完成统一。在这里，孙子所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112]的价值，也就能够真正得到体现。秦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113]。由此可见，在兼并统一的大趋势中，诸侯列国攻守方针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自的兵要地理环境，这是我们在研究战国兵学史时不可忽略的问题。

第二，“合纵连横”的运用与“远交近攻”的实施。

战国七雄的兵要地理环境，直接制约着当时各国之间战略关系的确定和变化，整个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换言之，战国时期列国战略主攻方向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或破裂，都可以从列国的兵要地理特定条件中找到一定的原因。其中，“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两种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

“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军事外交斗争的集中体现。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众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114]，就是由强国拉拢某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这一策略开始登台时，七雄或合纵，或连横，并无定数，如秦国也搞合纵，派兵参加五国合纵攻齐之役就是典型的例子；楚、齐诸国也搞过连横，但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独强的基本格局形成之后，连横便成了秦国的专利，而山东六国则主要通过合纵来抵御秦国的东进。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对合纵连横的重要性予以了充分的强调：“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115]身为法家的韩非也对此作出肯定的评价：“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116]他们在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很大程度上也落实在列国兵要地理形势以及实力对比方面。如，主张六国合纵抗秦的苏秦指出：“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向）而攻秦，秦必破矣。”[117]苏秦还认为，山东六国如果不合纵，那么秦国必定乘机东进，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使六国兵要地理环境尤为不利，最终为秦所灭：“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118]所以，六国合纵的目的之一，是扼阻秦国于函谷关以西，不让它东进占据更多的战略要地，即“六国从（纵）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119]。同样的道理，秦国重用张仪搞连横，其战略目标之一，也是要占领关东的重要战略据点，使自己的兵要地理环境变得更为有利，从而为统一六国创造条件。事实证明，秦国的连横活动取得了很大成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120]。

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政策，从侧后牵制主要敌手，使之陷入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以实现己方的战略意图，这也是战国七雄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而秦国做得最为成功。“远交近攻”作为一种多国并峙背景下的战略策略方针，起源很早，在春秋时期，郑、齐、晋、楚、吴、越等国在争霸战争中都曾运用过此策，但是作为一个明确的外交政策提出来，则始于范雎。他在向秦昭王献策时建议：“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121]范雎强调：“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122]秦昭王纳其策，作为秦国对外战争的基本方略，果然在战争中取得重大的胜利，为秦国攻灭六国、统一天下增加了非常重要的筹码。[123]

从更深的层次考虑，“远交近攻”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就秦国而言，与自己利害最相关的是韩、魏两国，它们在晋南、豫西的土地上与关中平原相邻，在秦国卧榻之侧，是秦国东进的第一道障碍，正如商鞅和范雎所言：“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124]“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125]所以秦国为了排除这种威胁，打通东进统一天下的道路，自然要把魏、韩列为首要打击对象。反之，对齐、燕这样的地理距离上间隔甚远的诸侯国，在彼此间暂时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提下，秦国自然可以远交，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从而由点及面，最终实现各个击破的目的。

第三，战略纵深的延伸与战略要地的争夺。

所谓战略纵深，即指战略部署的纵向深度，也指战略部署的纵深地区。在战略纵深地区通常部署有大量战争预备力量，设置重要的军事基地，是人力、物力资源的重要基地和前方作战的核心依托，对支持战争、保障战略全局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战国七雄都高度重视战略纵深的拓展和延伸，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兵要地理环境对列国军事战略的影响的确不容忽视。

七雄之中，致力于战略纵深的延伸并收到显著效果者，首推秦国和赵国。秦国自春秋以来，始终重视对周边少数部族的进攻和兼并，对周边的拓展，巩固后方，扩张疆域，延伸战略纵深，积聚力量，为争霸中原创造条件。进入战国时期，秦国在拓展战略纵深方面更为积极，先后南下吞并巴蜀，北上攻灭义渠就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对于进攻巴蜀的重要战略意义，司马错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126]据此，司马错建议先攻巴蜀，以扩展秦国的战略纵深。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127]。后来，秦国又多次出兵攻打西北的义渠，经过长年的战争，最终彻底消灭义渠，进一步扩大了秦国的疆域，延伸了秦国的战略纵深。应该说，秦国致力扩展战略纵深的做法，对于进一步改善其兵要地理环境意义十分重大，对秦国的强盛和统一战争的进行具有突出的作用，“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128]。

赵国在扩展自己的战略纵深方面，亦有可圈可点之处。这突出表现在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后，实力增强，遂先后五次起兵攻打中山，终于在公元前295年灭亡中山，除去了心腹之患。并“攘地北至燕、代（在今河北蔚县东北），西至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129]，大大延伸了赵国的战略纵深，改善了赵国的兵要地理环境，“北地方从，代道大通”[130]。此举为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崛起，而后成为抗秦的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要地理对战国七雄军事战略的制约，还表现在各国均重视对战略要地的争夺和控制。所谓战略要地，是指对战略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地区，亦称战略重地。它包括重要的交通枢纽，地理上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地、要塞等。在战国时期，战略要地的得失对战争的进程乃至结局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七雄十分重视控制和夺取战略要地。

这里，我们仍以秦国为例来说明战略要地的得失对兵要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统一战争的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整个攻守形势来说，魏、韩地处中原腹心，相当于现代地缘学说所讲的“心脏地带”，谁控制了这一“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整个天下的格局。所以，秦国对战略要地的争夺，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进攻和控制魏、韩，“以绝从（纵）亲之要（腰）”[131]。而山东六国的合纵抗秦，重要的目的之一，也是不让韩、魏这一“心脏地带”落入秦国的手中，“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132]。然而，秦国毕竟棋高一着，通过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和军事上的凌厉打击，终于控制了韩、魏这一“心脏地带”，迫使韩、魏倒向秦国的阵营：“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133]“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134]

从具体的战略要地的争夺来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秦国用兵的重点是指向河西（今陕西境内黄河西岸一带）、崤函以及河内（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地区）。秦与魏争夺河西这一战略要地历经多年，其间该地曾数易其手。公元前330年，秦国终于从魏国手中夺得河西地区，不久又攻占上郡以及河东的部分土地。从此，黄河天险便为秦国所完全掌握，秦国的声威也就震动一时了，秦国亦随即开始了东进扩张，把战火燃向山东六国。正如顾栋高在《秦疆域论》中指出：“盖有桃林以塞秦之门户，而河西之地复犬牙于秦之境内，秦之声息，晋无不知。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气者，以此故也。”[135]由此可见，秦国占领河西之地，为其实施兼并统一战略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对崤函的争夺和控制，是秦国改善自身战略地理环境、从事统一活动的又一重要步骤。[136]崤函之固的军事价值，顾祖禹曾有十分精准的评价：“自新安以西，历渑池、硖石（渑池县至硖石驿七十里）、陕州、灵宝、阌乡而至于潼关，凡四百八十里。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纡回，崤、函之险，实甲于天下矣。”[137]其实早在春秋中期，秦晋之间就为争夺对战略要地桃林、崤函的控制而兵戎相见，大打出手。然而由于晋国的实力更胜一筹，因此始终将“崤函之险”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使秦国终春秋之世也未能得志于中原，亦如顾栋高在《春秋秦晋交兵表·叙》中所指出的：“贾生有言：‘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呜呼！此周、秦兴废之一大机也。考春秋之世，秦晋七十年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138]正因为崤、函具有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故秦国从公元前329年起便对此处全力进攻，志在必得。经过激烈的争夺，秦国终于全面控制了崤函，在那里设置函谷关，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因名函谷。函谷关“北面是大河滚滚东流，南面是一片崇山峻岭，古代中原地区人们东西相互交往，这里是必经之地，只有穿越山谷而过。山谷中两边悬崖峭壁，深险如函”[139]，从而确保秦国退可以守住关中门户，使八百里秦川安全无虞；进可以出兵豫东，争雄天下，完成统一。事实上，战国后期，东方诸侯多次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但是秦国正是凭借函谷关的天险，亦多次击退东方六国，六国军队未能进入函谷关以西。

晋南豫北通道东端的河内之地属魏，是赵、魏、齐三国交界之处，战略地位亦十分重要，所以也是秦国争夺的主要对象。秦军经过苦战，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占领此地，从而在黄河以北建立了一个楔入中原地区的桥头堡，并截断了赵、燕与楚、魏、韩诸国的联系，同时，秦国亦可东边陈兵迫近齐境，使之不敢轻易加入合纵联盟。秦国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其意义正如后人所评论的那样：“夫以常山为天下脊，则此卫及阳晋当天下胸，盖其地是秦、晋、齐、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据阳晋，是大关天下胸，则他国不得动也。”[140]

当秦国占领了河西、崤函以及河内等战略要地后，其兵要地理环境遂得到根本的改善，其统一六国的前景也就变得平坦无阻、水到渠成了。

三、关塞防御与城池攻守的策略方针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目的由单纯的争霸称雄一改而发展为兼并土地、鲸吞人口资源，使得春秋时期那种“津梁未发，要塞未修，城险未设，渠答未张”[141]的军事现象成为历史的陈迹，关塞遂成为战争中激烈争夺的目标。当时各国都强调“四塞以为固”[142]，希望通过扼守要点，争取战场优势，因此纷纷派遣重兵守御关塞，正如史籍所言：“诸侯之有关梁……盖自战国始也。”[143]又曰：“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144]于是，关塞的设置与建设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

战国时期天下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关塞，据董说《七国考》统计，大抵有40余处。诸如，秦国东有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有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西有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北有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楚国“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145]。齐国西有博关（今山东博平东北），南有阳关（今山东宁阳东北）。赵国，北有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北南）、句注塞（今山西代县西），西北有高阙塞（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西南）、挺关（今陕西榆林西北）、井陉塞（今河北井陉西北）。魏国有蒲坂塞（今山西永济市西）。韩国有成皋险塞（今河南荥阳西），商孤之塞（今陕西商洛南）。至于燕国，则有令疵塞（今河北迁安西），居庸塞（今北京昌平居庸关），并且“却背沙漠，进临易水，西至君都，东至于辽，长蛇带塞，险陆相乘”[146]。

这些关塞平时多有驻军防守，如，韩国用于“守徼亭障塞”[147]者有10万人之多。魏国“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148]。王龁“陷赵军，取二鄣四尉”[149]，可见赵国对关塞亦予以防守。《管子·地图篇》中提到，战争中要求指挥者对险隘、困阻之地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也从侧面透露了战国时期对驻兵防守关塞要地的重视。平时的守御，为战时启用关塞御敌奠定了基础。一旦战争爆发，各诸侯国就“夷关折符”[150]，力争拒敌于国门之外。

战国时期城池的修筑有了新的发展，城邑数量急剧增多，规模也迅速扩大，“千丈之城，万家之邑”[151]比比皆是。如通过考古发掘查明，齐国都城临淄共有内外两城，内城周长7000米，外城周长达14000米。又如，邯郸城遗址，分王城和东北郭城，仅郭城东西宽约3200米，南北长约4800米，有20米左右宽的城墙。

当时各国都普遍注意城邑的修筑，致力于加强其防守的能力，“为城郭者，非特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152]，故“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153]，努力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154]。

战国时期，各国重视城邑的修筑和防守绝非偶然。其一，从战略上考虑，当时的城邑往往是经济、政治、文化发达地区，又是关系到全局或某个地区的战略要地。或控制着交通之要冲，或控制着一大片地区的经济命脉，成为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起着整个战局的支撑点作用。如，在邯郸之战中对邯郸的争夺，燕齐之战中对即墨、莒的争夺，都是关系到社稷存亡的角逐。又如，秦、韩之激战宜阳，就在于宜阳的得失直接关系到秦国东进战略的成败。其二，对指挥艺术高明的将帅来说，在城邑攻守中，可以以其为依托，大量歼灭或牵制敌军，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如齐国田单凭依“三里之城，五里之郭”[155]的即墨城，长期固守，适时出击，终于复国。其三，城邑作为战争的重要后勤基地，粮食、衣物、武器、钱财乃至兵员，基本上都聚藏于其中：“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拆而入保。”[156]所以，从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来说，城邑就是各种军事行动的主要支撑点，守住了城邑，既可保全己方军队和物资供应来源，同时亦可削弱敌军及其在这一地区的物资供应来源。

战国城邑防御方法也因此得到长足进步。据《墨子》《商君书》《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相关典籍的论述，当时的城邑防御是一种全民动员的整体作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充分做好守城的准备，“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157]。“（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修，守备缮利。”[158]第二，妥善部署兵力，发动和组织全民投入守城作战，“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159]，全城民众分别担任守城中适宜的任务。第三，在城外修建各种防御性工事，拆去城外房屋，坚壁清野，“使客无得以助攻备”[160]；同时，搞好己方的战争物资储备，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做到“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161]。第四，守城作战之时，先是凭据外围工事阻滞和消耗敌人，逐次撤退至城邑主阵地，以各种手段抗击敌军的攻城方法，积极防御，内外配合，即所谓“中外相应”“十万之军顿于城下，救必开之，守必出之”[162]。实施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对攻城敌军予以猛烈阻击，等待条件成熟时再予以歼灭。

四、防御观念与列国长城的修筑

春秋以前，各诸侯国直接控制的只有国都所在城邑及其附近地区，彼此孤立自守，各城邑间或居民点间都有大片的荒地，无人理会与经营。因此，当时防御偏重于“点”的概念。春秋战国之交，一些诸侯国在一些重要城市之间陆续建立起比较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这就形成了“线”的概念。进入战国之后，城邑星罗棋布，规模越来越大，大片荒芜的土地也得到了开垦，这才逐渐有了“面”的概念。各国内地长城的修筑，实际上就是战国军事上“线”和“面”的概念之形成作用于国防建设之结果。

当时，各国在重点守御关塞要津和城邑的同时，也需要修筑更大规模的防御工程，以尽可能阻止敌国军队深入自己的腹地，捍卫国家的安全。于是，各国就利用修筑河流堤防以及构筑城垒的经验和技术，将边境上原有的大河堤防连接险要之地加以扩建，将原先的水利工程或障塞亭燧等改造为军事上的防御设施。其中规模较大、延伸较长的，被称作“长城”，当时战国七雄出于防御的需要都在修长城。正如董说指出的：“战国之世，各有长城：秦昭王筑长城以备边；楚有长城，又有扞关以拒巴；赵肃侯筑长城以备边；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以备楚；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以拒敌；魏之长城，自惠王筑也……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当是时，秦数侵魏，而西戎义渠称王，窥中国，故筑长城焉。”[163]

大体而言，战国时期的长城可以分为内地长城和边地长城两种类型，以下分别述之。其中内地长城主要是七国之间针对他国的防御系统，边地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进攻。

（一）内地长城

齐国内地长城。齐国为御诸侯入侵，曾修筑长城，公元前368年，齐国“筑防以为长城”[164]。大致走向为西自平阴防门，沿泰山北岗而东，历经莱芜、博山、临朐、沂水、莒县、日照，一直至胶州湾的大珠山、小珠山，并最终从琅邪台入海。齐国的长城是利用原有的堤防连接山脉陆续修筑而成的，被称为“长城巨防”[165]，平地多用黄土夯筑，山岭多为石块垒砌。由于齐国的对手先有晋国、后有楚国，因此齐国的长城也基本上是先西后东，到战国中期基本完成。

楚国长城。楚国的长城也叫“方城”，东半部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筑成，从鲁关（今河南鲁山西南）向东经犨县（今鲁山东南）、瀙水抵达沘阳（今河南泌阳）。形若矩状，可见楚国长城是利用山脉高地连接沘水和瀙水的堤防筑城，因此楚长城也称为“连堤”。进入战国后，楚国对这一国防设施进行了扩建拓长，这主要是在楚顷襄王时楚长城西半部的修筑；自鲁关向西，东北连翼望山（今河南栾川南）一直向南而到达穰县（今河南邓州）。其中《水经注》对其有详细记载：“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达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166]

魏国长城。关于魏国修筑长城的记载，如《竹书纪年》曰：“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167]《史记》亦载：“（惠王）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168]总体而言，魏国内地长城有两处。一是通常所称的“魏长城”。它由洛水（北洛水）的堤防扩建而成。由于其位置偏于魏国西部，因此也被称为魏“西长城”。同时，魏还修筑了“中原长城”，它位处魏国的南部，故也被称为魏的“南长城”。魏国修筑长城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为了抵御秦国的东进。

赵国南长城。赵国南长城大约修筑于战国中叶，据《史记》载：“（赵武灵王）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169]可见，赵南长城系由漳水、滏水的堤防连接扩建而成。赵国南城墙主要就是防御魏国或者齐国的进攻，西起今河北武安西南，沿漳河北岸东南向，到磁县西南又转向东北，继续沿漳河到今肥乡，呈弧形走向。

燕国南长城。燕国南长城是在燕昭王时期开始修建，主要是为了防御赵国和齐国的进攻，保卫新都下都。南长城主要由易水的堤防扩建而成，故当时即以“易水长城”相称，“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170]。

（二）边地长城

战国后期，位于北部地区的燕、赵、秦三国，还时刻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骚扰的问题。当时，林胡、东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民族，经常活动于燕、赵、秦等国的北部边疆地区，甚至深入黄河北岸，进行骚扰劫掠，这给北方民众的生产与生活造成灾难。这些游牧民族精于骑射，机动灵活，来去迅疾，非中原各国的步兵车兵所能够制约。所以赵、燕、秦诸国在发展骑兵正面抗击游牧部族袭扰的同时，也通过修筑长城来进行防御。这就是所谓的“以墙制骑”。这一做法，不仅成为燕、赵、秦等国战略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这三国国防设施建设体系的重要构成，此乃战国边地长城修筑的社会、军事背景。

燕国边地长城。燕国的边地长城大约修筑于燕将秦开破东胡之后，据《史记》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171]显然，其作用就是“拒胡”。燕国边地长城多在山地，因此其大部分的城墙是由石块垒砌而成，其中亦建有许多烽火台和障城，甚至还修筑有方形的小土城。

赵国边地长城。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172]由此可见，赵国的边地长城始筑于赵武灵王时期，它大体上有前后两条。前条在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沿今狼山一带修筑。后条在今内蒙古乌拉特旗而东，经包头市北，沿乌拉山向东，经呼和浩特北、集宁南，抵达今河北张北县南。长城沿线南侧，亦建有许多烽火台和障城。

秦国边地长城。据《史记》载，秦“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173]。可知，秦长城修筑于秦灭义渠之后，是沿陇西郡、北地郡、上郡的北边修筑的。秦长城地处黄土高原，修筑时因地制宜，多在高地的脊部修筑，墙体往往是由墙外挖沟取黄土夯筑而成，由于夯筑结实，现在很多地方仍有遗迹保存。同时，沿长城修筑有“亭燧”“障城”等军事设施，秦国边地长城，西起临洮（治今甘肃岷县），沿黄河经今兰州至宁夏。

燕、秦、赵三国北方的边地长城修筑，对抵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扰，维护内地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宁具有积极意义。根据学者研究以及实地考察，边地长城有一些共同点，如在构筑方法上，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取土夯筑，或采石筑砌，或巧妙利用天然屏障稍加修整；在地形选择上，往往都是尽可能地利用山、河等自然地理优势；在军事设施上，往往都有烽火台以及障城的修筑；在防御作用上，可以依托城墙墙体对小规模骚扰进行有效防御，对大规模的骑兵主要发挥障碍和迟滞的作用，争取时间，减少损失。[174]

燕、秦、赵三国的边地长城是我国古代国防建设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也在中国古代兵学史的演进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以燕、赵、秦原有的边地长城为基础，修筑起连绵千里、雄伟险峻的秦长城。这正是战国“以墙制骑”国防建设思想以及实践的逻辑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