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兵学思想转折

春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阶段，具有动态性、过渡性以及多样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嬗变过程，这在兵学领域也不例外。其中又可以春秋中期为界，将这一时期的战争划分为前后不同的阶段。这在战争观念上，就是对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的逐渐突破。即由“以礼为固”向“兵以诈立”过渡，由重“偏战”（各占一面相对）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演变为“出奇设伏、兵不厌诈”。在作战方式上，则是由春秋前中期车战的全盛逐渐向春秋晚期步战的重新崛起演进，车战战术日趋复杂多变，军阵趋于成熟并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

一、春秋前期“以礼为固”的观念

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由于受到浓厚的尊崇旧军礼社会氛围影响，除了铁血厮杀残酷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的温和一面。即便是在铁血残酷较量战争中，也并不缺乏崇礼尚仁的特色。[81]

具体地说，当时战争更多地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主力会战。换言之，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屈服而接受自己的条件，成为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当时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战争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方式。

应该说，在春秋战争史上，以屈服为战争目标的情况比较多见，这在《左传》中有很多的例子，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战争以屈服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活动的时代特征，究其原因，应是与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掌权，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引管仲语：“诸夏亲昵，不可弃也。”[82]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性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指导观念上，就自然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战争指导讲究的是正而不诈，而任何不遵循这一原则的做法，均被视为违背军礼的行为：“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83]班固在《汉志》中曰：“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84]可谓是对春秋前中期战争指导基本特征非常贴切的概括和揭示。

我们认为，从更深层次考察，当时指导战争的军礼精神还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军礼所主张的战争目的是征讨不义。这在典籍中有很多的记载，如，《左传》曰：“征伐以讨其不然。”[85]又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86]《国语》曰：“伐不祀，征不享。”[87]《司马法》曰：“兴甲兵以讨不义。”[88]战事并非随便发动，必须师出有名，征讨不义、违礼的行为。

第二，军事行动中“不加丧，不因凶”[89]的限制。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即“以礼为固，以仁为胜”[90]。《左传》亦云：“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91]这都是本“礼”宗“仁”的意思。郤至之所以在鄢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也在于他曾做到了“勇而有礼，反之以仁”[92]这一点。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乃成为对敌军事行动重要原则之一。覆案史实，信而有征，据《左传》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93]又载：“晋士匄侵齐，及穀，闻丧而还，礼也。”[94]

第三，在战场交锋中正大不诈的原则。当进行正式的战场交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许多具体的原则，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这在《司马法》《左传》《穀梁传》《公羊传》中均有相当具体的反映。《司马法》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95]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后面对国人的质疑和责备，解释道：“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96]《司马法》又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97]又云：“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98]《穀梁传》亦云：“战不逐奔，诛不填服。”[99]而这在宋襄公的口中，便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100]。这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司马法》《穀梁传》或宋襄公的迂腐，而恰恰应视为其对古军礼的申明和执着。故《淮南子》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101]

第四，战争善后措施上的宽容态度。“服而舍人”是古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旨趣与境界，即通过武力威慑或有限征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迫使其他诸侯臣服于自己。这一目标既已达到，便偃旗息鼓，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继续生存的机会。这在《左传》等典籍中有着充分的反映。《司马法》云：“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102]《左传》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103]又曰：“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104]亦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105]说的都是这层意思。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使命之后，进一步行动纲领就是《司马法》所说的：“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106]参之以《左传》，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之子吴归于陈，礼也”[107]。孔夫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108]的真切含义，正在于此。

历史表明，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就是在军礼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军事领域中的旧军礼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无可避免地要一步步走向式微。

二、“兵以诈立”的观念萌芽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日趋剧烈，战争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已比较彻底地抛弃了旧军礼的束缚，使战争指挥的艺术呈现出夺目的光彩。这集中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和兵学思想的根本性进步。

新型战争指导观念的形成，当然主要取决于战争方式的演变。在春秋中叶以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109]范围尚较为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通过战车兵团的会战来取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负。而进入春秋晚期，随着各国“作丘甲”“作丘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制逐渐被打破，军队人员成分亦发生巨大变化，实际上已经开始推行普遍兵役制。与此同时，战争地域也明显扩大，战场中心渐渐由黄河流域南移至江淮汉水流域。弓弩的改进，各种新型武器杀伤力的迅速提高，使得作战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演进，具体表现为步战的地位日渐突出，车步协同作战增多，激烈的野战盛行，战争开始具有较为持久的性质，进攻方式上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以吴军破楚入郢之战为例，其纵深突袭、迂回包抄等特点，体现了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新战法，这是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所无法比拟的，标志着战争的形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春秋晚期起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新的程度。而《墨子》所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110]，即是形象的描述。

春秋后期战争的最大新特色还在于当时战争指导观念的重大变化。这就是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内的普遍运用，过去那种“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遭到全面的否定和彻底的抛弃。用班固的话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111]。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诡诈奇谲为特色的战争指导现象，在春秋前期、中期的一些战例中即已露出端倪。如，在郑卫制北之战中，郑军正合奇胜打败燕师，既是迂回作战，也是兵分奇正而用的先例。又如，晋国借道灭吞虞国之战，晋军以“借道”为名，行攻伐之实，一石二鸟，兼并对手。再如，郑国抗击北戎之役中的设伏诱敌，齐鲁长勺之战中的后发制人，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军晦日用兵，出其不意，先敌列阵，等等，都无不充满了作战指导上的诡诈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与大量军礼笼罩下的军事行动相比，这类战争指导方式在当时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春秋后期，欺敌误敌、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的诡诈战法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进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南方地区吴、楚、越诸国之间的几场大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公元前570年，楚国令尹子重“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112]。吴军利用楚师轻敌疏忽的弱点进行截击，大破楚师，擒获邓廖，并乘胜进击，夺取驾（楚地）。公元前560年，吴楚庸浦之战中，楚军诱使吴师深入预先设伏地区，突现伏兵，大破之。公元前548年，吴楚舒鸠之战，楚军运用诱敌推进，尔后进行内外夹击的战法，战胜吴军。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之战爆发。吴军初战失利，吴王乘船余皇落入楚军之手。吴公子光为夺回余皇，先派人埋伏在余皇附近，夜间派人袭击楚军并高呼余皇，潜伏者轮番呼应，造成楚军大乱，吴军乘势发动全面进攻，大败楚军，夺回余皇。公元前508年，楚囊瓦率军伐吴，进至豫章（今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淮南、江北一带）。吴军伪示怯战之意，故意将大量船只集中于豫章南部江面上，示以守势；而同时秘密将主力潜伏于巢（楚邑，今安徽桐城、安庆一带）地附近。囊瓦中计，误以为吴军尽在江上，对陆上方向松懈戒备。吴军乘机从侧背突袭楚师，大破之，并乘胜攻占巢城，俘楚大夫公子繁。公元前482年，吴越姑苏之战进入最后阶段，是役，越王勾践同样采用战略偷袭的手段，乘隙蹈虚，一举攻克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市）。

其他诸如吴楚鸡父之战、吴越槜李之战、吴越笠泽之战等等，亦多运用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攻其不备的诡诈奇谲的战争指导。在此时已很难看到过去中原战争中所遵循的“成列而鼓”的做法，也不曾见到像鄢陵之战中郤至遇敌君必下，“免胄而趋风”这类现象，更不曾听到类似于宋襄公那样的“宏论”。而所谓“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亦由此而得到历史的验证。

这种战争指导观念的变革，不仅反映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上，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兵学理念建树方面。这方面孙子、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有关战争指导的论述，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以《孙子兵法》为例，《孙子兵法》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并指出“兵者，诡道也”[113]，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历史性变革的提炼。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114]，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115]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与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116]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与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117]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118]。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119]，而到了孙子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120]，主张“掠于饶野”[121]“掠乡分众”[122]。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春秋前期有许多显著的变革、发展和差异。南宋郑友贤曰：“《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123]正是对此种差异性的高度概括。

其他像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战争指导观念也和孙子基本相一致。伍子胥提出高明卓越的“疲楚误楚”策略方针，主张“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124]就是“变诈之兵”勃兴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范蠡主张“随时而行，是谓守时”，提倡“得时无怠，时不再来”[125]，其后发制人、把握战机、及时出击的思想，同样属于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战争指导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来源于春秋晚期变化了的战争实践活动，同时又更好地指导着新形势条件下的战争，从而使春秋晚期的战争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新面貌。

三、要塞防御思想与筑城技术进步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一般并不驻守关塞。一国之军通常都在国郊之内，遇有征战大事则由军将召集于国（都城）门。这从《周礼》《国语》等史籍记载中可以获得证实。如，据《国语》载，越王勾践“乃命有司大令于国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国门之外’”[126]。又如，《周礼·大司马》郑玄注曰：“古者军将盖为营治于国门。”[127]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128]的意思。这种情况存在的原因，当与此一时期的战争样式相关，即当时的战争是由双方军队的一次性会战来决定胜负，胜利者可以向战败国提出条件，占据领土对于会战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故通常不必驻守关塞。

当然，春秋时期也有少数列国开始在一些关塞驻防。据《左传》载，“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129]，亦有晋国派遣“女宽守阙塞”[130]的记载。但是从总体上看，对关塞要津的驻防，在春秋时期始终未曾成为普遍的现象，这正如清代学者顾栋高在遍考《左传》所作“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断言：“春秋时列国用兵相斗争，天下骚然，然是时禁防疏阔，凡一切关隘阨塞之处，多不遣兵设守，敌国之兵平行往来如入空虚之境。”[131]

作为战争中重要防御体系的城池，高墙、深堑、悬门相锁，乃是保存己方有生力量和财富物资，阻止敌人进攻的理想设施。因此，当时各处诸侯国都重视城池防御，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进行筑城。

春秋时期的筑城已形成相当规模，据《左传》等文献提及的情况粗略统计，仅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中游地区的周、晋、齐、鲁、卫、曹、宋、郑、陈、蔡、秦、许、莒、邾、滕、薛等十几个大小诸侯国，就筑有城池约300座。不过，当时城池本身的规模还不大，通常是“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132]。一般诸侯国的国都周围不过900丈，而卿大夫的都邑只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正如《左传》所载：“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133]

根据防御的要求，当时的城邑一般由城墙、城楼、垛堞等组成。城墙往往不止一重，而有数重，也即所谓“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134]。城墙的修筑方法，主要是夯土板筑，夯土成墙，挖沟为池。夯土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平夯，即两面夹板，层层平筑；一是方块夯，即分段筑。城门构筑更加高大、复杂，悬门的设置，是城门设防的一大进步。为了加固城门，当时已经开始使用金属铆钉。城邑的修筑，一般都是围绕原有居民的聚居地进行，一切从防御的目的出发，力求坚固。

由于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攻城部队往往钝兵挫锐于深沟高垒的坚城之下，导致伤亡惨重，师老兵疲，铩羽而归。因此，春秋时期的兵家和军事指挥者都视攻城为畏途。如，孙子就认为“攻城则力屈”，是用兵的下策，“其下攻城”[135]。一般情况之下，战争指挥者都尽量避免进行攻城作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攻城战。因此，随着要塞攻坚作战的需要，攻城器械逐渐得到发展，主要有掩护士兵进行土工作业的轒辒，防避矢石攻击的大橹，登城用的云梯，用于观察敌情的巢车以及撞击城门的重型冲车，等等。而守城用的器械，除了干盾、弓弩、刀剑、石块等物之外，还有专门的武器装备钩拒等。这在《墨子》《孙子》等先秦有关文献中曾有零星的记载，但是很多史籍记载的攻守器械尚缺乏地下考古出土实物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