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体系完备的《吴子》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吴子兵法》，是战国时期成书的著名兵书，宋代《武经七书》之一。吴起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兵学家、军事指挥家。《吴子》一书是吴起对兵学问题理性认识的集中体现，深刻反映了战国时期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吴起其人
吴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战国初年的卫国人，先后在鲁国、魏国和楚国出仕，均有战功。吴起曾就学于儒家，善于用兵，又主持过楚国的变法。他以其一生无败绩的赫赫战功和兵书《吴子》流传于世。
吴起“家累千金，游仕不遂”[5]，但是他仍不愿放弃，始终坚持。后来由于别人嘲笑他碌碌无为，败坏家业，吴起一气之下杀人获罪，逃离卫国。他不得不与老母亲诀别，临走前，他狠狠地咬着自己的胳膊对母亲说：“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6]吴起离开卫国，辗转来到鲁国，向曾参之子曾申学习儒学。没过多久，吴起的母亲去世，吴起并没有回国奔丧，继续在曾申处学习儒学。孝道是儒学的重要特征，得知吴起母死不奔丧，曾申与其绝交。吴起于是又转而开始学习兵法，因其有极高的天赋，很快就以善用兵闻名，得以侍奉鲁穆公。
齐国大兵压境，鲁国上下慌作一团。鲁穆公环视一番，论才能或许只有吴起能够胜任鲁军主将，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这让鲁穆公多少有一些担忧。吴起得知这个消息后，竟杀妻求将，向鲁穆公表明自己不会亲附齐国的心志。最终，吴起如愿出任鲁军主将，大破前来进犯的齐国军队。吴起终于在鲁国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功名。
吴起母死不奔丧，杀妻求将的反人情行为，终究会遭到世人的非议，尤其在鲁国这样一个国家。鲁国人纷纷说吴起是一个性情非常残忍的人。一些大臣慑于齐国的强大，也对吴起此次战胜之功说三道四，说鲁国不过是个小国，如今却背负着战胜之名，很快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其他诸侯国肯定会对鲁国不利。鲁穆公听了这些话之后，也觉得有理，有了卸磨杀驴的想法，逐渐产生了疑虑，最终不再起用吴起。
吴起在鲁国已经前途无望，他得知魏文侯向天下发布求贤令，广招贤才，于是准备前往魏国。魏文侯得知后，向李悝询问吴起的为人，李悝如实回答：“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7]魏文侯深谙用人之道，于是任命吴起为魏国大将。
吴起身为主将，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8]。吴起的自律、公平，得到了魏国将士的爱戴。吴起不仅爱民如子，他在战场上也赏罚严明，毫不徇情。在吴起卓有成效的训练和指挥下，魏军经过大约两年的艰苦奋战，先后夺取了秦国的临晋（今属陕西大荔）、元里（今属陕西澄城）、洛阴（今属陕西大荔）、合阳（今属陕西合阳）等河西之地的重要城池，秦国被迫退守洛水，这样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尽归魏国所有。为了进一步巩固对河西之地的统治，魏文侯建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守，全权处理西河地区的军政大务，主持魏国与秦国、韩国的战事。吴起在魏国期间，先后与其他诸侯国大战76次，从未失败过，其中64次大获全胜，其余12次打了个平手，可见其军事能力。可以说，魏国能在战国初年称霸天下，吴起功不可没。
魏文侯去世后，吴起继续辅佐魏武侯，任西河守，解除了秦国对魏国的威胁，吴起将西河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在魏国上下享有很高的名望。公叔继任魏相，并且娶了魏国的公主，地位显赫。心胸狭窄的公叔继任后，非常忌惮吴起在魏国的影响力，就开始构陷吴起。大臣中也有一些人对在外建功立业的吴起非常不满，他们时不时在魏武侯面前说吴起的各种坏话，魏武侯也担心吴起长期领兵在外，容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就将他召回到魏都，解除兵权。吴起的军事才能的确非常出众，但是正直的他却难以应对魏国朝政中险恶的政局。吴起逐渐感到不妙，害怕招来无端的祸患，他于是找了个机会，离开效力了20多年的魏国。
公元前390年，吴起离开魏国。当他得知楚悼王向来非常仰慕他的才华，于是就南下抵达楚国。吴起一到楚国，楚悼王立刻任命其为相国，位极人臣，并委任他在楚国主持变法。吴起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制定法律，以法治国，令出必行；精简机构，撤除不必要的官职，剥夺三世以外关系疏远王族的爵禄，以节省的费用来奉养前线军队。吴起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富国强兵，不能轻信那些纵横家，他揭穿他们的谎言，破除楚人对纵横家的迷信。在吴起凌厉的改革之下，楚国很快就强大起来，南下平定百越，北上兼并陈、蔡两国，并且击退三晋的进攻，把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北的地区，向西进攻强秦，一时间楚国势力大增，天下诸侯都因楚国的强大而忧虑。吴起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世家大族个个视吴起为寇仇，都想杀之而后快，但是慑于楚悼王，也一直未敢动手。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楚悼王刚死，楚国的宗室大臣趁机作乱攻杀吴起。吴起自知在劫难逃，赶忙逃至楚悼王尸体停放之处，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此时这些宗室对吴起早已恨之入骨，用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这些宗室甚至还将吴起的尸体残忍地肢解来泄愤。太子臧先是安葬了楚悼王，即位后为楚肃王，他命令楚国的令尹将那些射杀吴起时误伤到楚悼王尸体的宗室全部处死，在此事件中被灭族的楚宗室多达70余家。
不甘碌碌无为的吴起一生辗转鲁国、魏国和楚国，建立了不世功勋。身处战国初年的变革时代，他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同时，吴起的军事指挥能力非常出众，《尉缭子》中评价吴起的军事才能时称道，带兵七万，能够无往而不胜的人就是吴起。吴起在领兵作战的同时，还进行兵学理论探索，完成了著名的《吴子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48篇，大部分亡佚，今仅存6篇，即《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吴起兵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战国末期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天下称道兵书时往往是《孙》《吴》并称，《吴子》在宋代被编入《武经七书》，成为当时的官方兵学教科书。
《吴子兵法》在很多兵学思想方面对《孙子兵法》都有所发展，提出的很多重要兵学思想在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如，在战争观上他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在制胜因素上他更强调“道”的层面，即“人和”；他主张政治军事的配合，认为治国者应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9]。在战、守之间更重视守，他认为“战胜易，守胜难”[10]。
二、《吴子》兵书的真伪与流传
吴起为变法而抛洒鲜血，英勇捐躯，这无疑是一出历史悲剧。然而在千秋万载的历史天幕上，他永远是一颗光彩夺目、从不陨落的星斗。他的伟大既缘于他一生中经国治军，卓有成就；也是因为他和兵圣孙武一样，为后世留下一部价值不朽的兵学理论名著——《吴子》。
《吴子》，今存本二卷六篇，全书约近5000字，是吴起兵学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我们认为《吴子》一书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缀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子》一书是吴起兵学流派的集体性创作，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反映的主要还是吴起本人的兵学思想。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吴子》一书的真伪和作者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吴子》系吴起本人自著，有人认为其书出于吴起门人的笔录。我们认为，这些分歧并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仅仅牵涉到吴起与此书的关系是“作”或“述”的问题，并未否定此书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兵学思想。从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考察，《吴子》的成书当是上述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其中，既不乏吴起本人的手笔，也多少带有其门人宾客增补润饰的内容。由于时代久远、资料缺乏，我们今天已很难将其一一区分清楚了，可以略而不论。
然而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对《吴子》一书予以全盘的否定，简单认为《吴子》系后人伪托或杂抄成书，从而断定其为一部“伪书”。这一观点主要流行于清代和近现代。清代学者姚际恒云：“其论肤浅，自是伪托。”[11]姚鼐则云：“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颇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尉缭之书，不能论兵形势，反杂商鞅形名之说，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12]现代学者郭沫若、黄云眉、张心澂、金建德等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其中尤以郭沫若的疑伪观点最为系统。郭沫若认为《汉志》所载“《吴起》四十八篇”已经亡佚了，现存的《吴子》六篇系伪书。郭沫若的论证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现存的《吴子》……半系吴起与魏文、武二侯之问答，非问答之辞者率冠以‘吴子曰’。辞义浅屑，每于无关重要处袭用《孙子兵法》语句”。其二，《吴子》多处袭用《曲礼》《淮南子·兵略训》等书的语句。其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配以方色，时间在战国末年以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最后的结论为“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之人所依托”[13]。
我们认为，这些“伪书”论调，乃是疑古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往往是主观臆断，难以成立。首先，判断古书的真伪，不能以其书行文是否典雅优美为依据。仅以“辞意浅薄”“辞义浅屑”而将其书打入“伪书”行列，未免过于武断轻率，不足为凭。当代人为文，尚有雅俗畅涩之别，我们怎么要求古人为文都达到同一境界呢？其次，吴起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在个人事业上固然要胜过孙子，但其撰写兵书的水平与实际经国治军能力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吴子》的理论水平一定高于《孙子》，否则白起、韩信等人就要留传兵法著作，而且应该是最上乘的。更何况《吴子》与《孙子》各有千秋，不能简单地判别轩轾。最后，《吴子》书中提到的“笳笛”“四兽”等问题，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掘的进展，这些证据已不能作为否定其书真实性的根据。如考古发掘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时，其中“发现的一具漆衣箱，盖上以漆为地，朱绘青龙、白虎，中央有象征北斗的大‘斗’字，环以古文的二十八宿名称，是非常珍贵的天文学史资料……至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长期以来被指为汉代较晚才产生的。擂鼓墩这具二十八宿图漆箱的发现，足以纠正流传的错误观念”[14]。曾侯乙墓的年代要略早于吴起的活动年间，故《吴子》书中提及青龙等“四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笳笛”，也见于《六韬·虎韬·军略》的记载。《六韬》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已经出土，被证实是战国兵书。由此可见，《吴子》中提到“笳笛”云云并不足为怪。况且，学界现在对古书成书已经有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即古书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均免不了有后人所增添附益的内容，我们要判定某本古书的真伪，只能依据其书的主体思想立论，而不宜以个别的名词或提法作为取舍的标准。所以，即使退一步说，《吴子》中的“笳笛”“四兽”等文字内容确凿是晚出的，也完全不足以动摇其书的真实性，更不能以此而否定吴起及其后学的著作权。
从各种情况来看，《吴子》一书系吴起和其门人共同撰写，是可以成立的。
第一，《吴子》一书在历史上见于多种史籍的著录，这是其书性质判断上的重要依据之一。《韩非子》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15]这表明吴起曾著有兵书，其书与《孙子》一样，早在战国晚期就风行于世，为人所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到“《吴起兵法》，世多有”[16]，这说明在西汉初年，《吴子》的流传也很广泛。又据《史记》记载，“天子（汉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17]，这显示当时统治者对吴起的兵书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东汉以来，史籍对《吴子》的著录仍不胜枚举。《汉书》著录有“吴起，四十八篇”[18]。可见《吴起兵法》不仅依然流传，而且篇数众多，内容丰富，不仅如此，《吴子》还和《孙子》一样，受到军事家和兵学家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应用，如，《后汉书》中提到东汉大将军鲍永“观孙、吴之策”[19]。又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云：“（曹操）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20]再如，《晋书》亦记载：“（李玄盛）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21]这些都是明显的事例。
当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吴子》一书有不少内容佚失了。到了唐初，《吴子》只存下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吴起兵法》一卷，贾诩注”[22]，即系这方面的标志。然而残本《吴子》与古本《吴子》之间仍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隋志》说得很清楚，当时一卷本《吴起兵法》的注者是三国时人贾诩。所以并不存在两晋南北朝人“伪托”的问题。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起的兵书为“贾诩注《吴子兵法》一卷，吴起”[23]，当与《隋志》所录是同一部书。《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则均著录吴起兵书为“《吴子》三卷”。此后历代公私目录书对《吴子》均有著录，唯卷数上有一卷、二卷、三卷的区别。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吴子》三卷，右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凡六篇云。”[24]这里面的篇数、篇次与今存本基本相同，除篇名未提到《图国》，《变化》为《应变》外，其余亦相同。由此可见，今传世本《吴子》在唐代即已基本定型。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将《吴子》编入《武经七书》，其更是广为流传，不复再有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历代对《吴子》的著录史不绝书。其间虽有篇数、内容佚失的情况存在，但是《吴子》一书的部分内容却自战国以来一直流传了下来，今本《吴子》的真实性无可怀疑。
第二，今本《吴子》中的不少内容，与史书有关吴起的史实记载相吻合，同时也与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以及吴起兵学思想的要义相一致。
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申门下，故其论治军时，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又如，《吴子》主张“以治为胜”，强调明法令、重刑赏等等，这与《史记》本传记载的“明法审令”立场完全一致。再如《吴子》要求在对待士卒问题上做到“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25]，这和《史记》本传中记载的“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与士卒分劳苦”[26]做法一脉相承。
另外，《吴子》提倡“内修文德，外治武备”[27]的图国方略，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列国重视内政建设，扩充军事实力，以求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历史趋势；《吴子》高度重视选将任将，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28]的为将标准，体现了当时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现实背景；《吴子》主张“简募良材”[29]，建设一支强大常备军，这乃是当时募兵制悄然萌芽的具体写照；《吴子》强调“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30]，以攻击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这正是当时兵种建设上车、步、骑并重，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实际在兵学理论著作中的投影。所有这一切，都完全说明了《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强加在它头上的“伪书”说不实之辞理应推倒。
第三，今本《吴子》中的一些内容，亦见于先秦其他兵书的记载，这样就从比勘互参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吴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身份。如，《孙膑兵法·威王问》云：“‘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子答曰：‘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为之微陈（阵）以触其厕（侧），是胃（谓）大得。’”[31]其问对的内容与文字表达方式均与《吴子·论将》篇中的有关记载大体一致。而《孙膑兵法》东汉以后即已佚失，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后方重见天日，故《吴子》若为后出，根本不可能抄袭《孙膑兵法》，而应该说是《孙膑兵法》继承了《吴子》的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再如《吴子》言军事训练的要领为：“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32]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尉缭子·勒卒令》和《六韬·犬韬·教战》。又如，《吴子》言：“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33]《六韬》则作：“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34]两者除个别文字外，也完全一致。随着银雀山汉简出土，《尉缭子》与《六韬》的成书年代在战国期间这一问题已获得彻底解决，所以《吴子》同样应为战国成书的兵学著作。而且从文字、体例等情况来看，它的成书年代当在《六韬》与《尉缭子》之前。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怀疑《吴子》的真实性，无疑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总之，今本《吴子》二卷六篇应为《史记》《汉书》等史籍所著录的《吴起兵法》（或称《吴起》）部分内容，其作者是吴起和他的门人。虽有少量后人附益的内容，但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吴起的兵学思想。
《吴子》自宋神宗元丰年间编入《武经七书》之后，一直为武学的基本教科书，是历代将校的必读之书，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一情况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诏令兵部复刻元版《武经七书》，使之广为流传；又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35]
三、《吴子》的战争观念
战争观念是任何兵学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在《吴子》之前，《孙子兵法》在这一问题上已有较系统的理性认识，提出了“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态度。然而，孙子的战争观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足，这就是他对有关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的论述几乎付诸阙如。这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遗憾。《吴子》在这方面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它已经开始注意探讨战争的起因问题，并初步区分了不同战争的性质。
《吴子》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是争夺名位，二是掠取财富，三是仇恨的积累，四是内乱，五是饥荒。《吴子》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列国争雄兼并的条件下，战争乃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吴子》就与儒家的德化至上论划清了界限。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吴子》进而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从事义兵，反对进行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吴子》明确指出：“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36]虽然《吴子》对战争起源原因的探讨是相当粗浅的，其对战争性质的分类也不无片面简单之处，并不能真正揭示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性质，但它毕竟已涉及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在古典兵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吴子》与《孙子兵法》的观点有其一致之处。它主张“备战”，认为“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37]，时刻做好准备，投入对敌作战，用战争的手段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指出“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38]，并以史实为自己的这一“备战”“重战”立场做出佐证：“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39]但是，与此同时《吴子》也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并列举“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40]。《吴子》还反复强调“战胜易，守胜难”[41]，认为打胜仗太多，就会孕育未来的巨大灾难：“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42]《吴子》力求通过尽可能少的战争，迅速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实现称王图霸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子》对战争的态度是和某些法家的战争万能论也有明显区别的。
战争指导思想，也是《吴子》战争观念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观《吴子》全书，可知其核心内容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43]。《吴子》指出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在修明政治的前提下，加强军事建设，为从事兼并战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具体地说，一是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44]，推行“道、义、礼、仁”四德，搞好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达到“四和”的境界，“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45]。二是要做到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46]，重用有贤德和有才能的人，选拔他们担任要职，以利于治国安民。三是要做到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47]，即确保民众安居乐业，亲近政府，以利发展生产，保持国家的稳定。四是君主要关心民众，爱护民众，“爱其命，惜其死”[48]，以争取民众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作为君主还要虚怀若谷，善于纳谏，不搞唯我独尊。五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确保己方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占据军事上的优势，实施防御能做到稳如磐石，坚不可摧；实施进攻，则能够所向披靡，克敌制胜，“投之所往，天下莫当”[49]。
总而言之，《吴子》的战争观念适应了新兴势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从事兼并战争的需要，具有相当显著的进步色彩。
四、“以治为胜”的治军思想
通过对治军实践的总结，《吴子》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治军理论，其核心是“以治为胜”[50]。《吴子》认为，军队能否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夺取胜利，关键不仅仅在于其人数的多寡，“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51]，而在于是否能够做到治理严格。而严格治理的具体标准，反映为军队在驻扎时有严格的纪律，展开行动时威武雄壮、震慑敌胆，投入进攻时敌人无法抵挡，实施退却时敌人无法追赶；前进或后撤时秩序井然，向左向右运动时听从命令，即使被敌军分割阵势也不混乱，被敌军冲散战斗行列也能迅速恢复，再次形成战斗力；其将领能与普通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而不可分离，连续作战而不会疲沓。一旦达到这些标准，军队就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为进行兼并战争提供保证。
基于“以治为胜”的坚定理念，《吴子》进而系统阐述了治军的具体要求。
第一，主张“教戒为先”[52]。《吴子》重视对军队官兵开展思想教育，这就是所谓的“教之以礼，励之以义”[53]，认为只要士卒有了羞耻之心，军队无论攻守，都能得其所宜，“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54]。同时《吴子》也非常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指出将士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多是战术要领没有掌握，“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55]。为此，《吴子》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训练方法，指导平时的训练活动，内容包括单兵技艺训练、战术训练、阵法变化训练等等。
第二，提倡“严刑明赏”[56]。《吴子》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军法来约束将士，使军队的一切行动“任其上令”[57]，即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对不从令者要予以诛戮，以整肃军纪，在军事奖惩上要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58]。对善于使用各种兵器、身强力壮、行动敏捷、志在吞敌的人予以不次拔擢，“必加其爵列”[59]，以此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并强调在实行“重赏”“重刑”之时必须做到“行之以信”[60]。
第三，强调“简募良材”。《吴子》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应付突然不测事件，“简募良材，以备不虞”[61]。为此，吴起曾建议魏国统治者“聚卒”“练锐”，即把士卒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奔远、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吴子》认为一旦拥有这样的劲旅，便可以无往而不胜。《吴子》同时还主张根据军队将士的身材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优下等情况进行合适的分工，以发挥各人的特长，具体做法是“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62]。
第四，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63]的为将标准。《吴子》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将”关系到国运的盛衰，军队的安危，“得之国强，去之国亡”[64]。为此它对将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总的原则是要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65]。具体地说，为将者要有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所谓“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66]；具备爱护士卒的慈祥之心，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树立威严，善于号令和指挥部队；善于做到“五慎”，即“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67]；能够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此“四机”[68]，即在对敌作战中掌握士气，利用地形，运用谋略，提高战斗力。总之，是为将者的威严、胆识、品德、才干，要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战胜攻取。
由此可见，《吴子》的治军思想是相当系统完备的，举凡治军原则、教育训练、军纪军法、赏罚手段、精兵建设、选将任将等问题，均有深入的阐述。其中不少合理的思想内核，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五、“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
在《吴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对作战指导思想的阐述，占有相当大的篇幅；然而与其战争观理论和治军思想相比，《吴子》的作战指导思想在特色和价值上，都相形见绌了。与《孙子兵法》更注重从哲理层次揭示作战指导规律的本色有所不同，《吴子》有关作战指导问题的探讨，似乎更倾向于对战术要领的具体表述，这或许同其书问答体的体例有一定关系。尽管如此，《吴子》的作战指导思想仍有值得总结的地方，它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战争主动权的问题。
《吴子》主张料敌察机，审敌虚实，在知彼知己的前提下，从事战争活动，从而牢牢掌握主动权，克敌制胜。《吴子》和《孙子兵法》一样，非常重视了解敌我双方的军情态势，并把重点放在掌握敌情之上。为此，它专门设有《料敌》篇对此进行深入的阐发。《吴子》认为要了解和掌握敌情，主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重视使用间谍，让其深入敌后搜集敌方的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战略动向和作战方案，即所谓“急行间谍，以观其虑”[69]。二是要在战场上对敌实施佯攻，而后又假装败退，引诱敌人前来追击，从敌人追击的情况来观察判断其虚实，然后决定应敌之策。《吴子》指出，“料敌”是为了发挥自己的长处，选择捕捉战机，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予以致命的打击，“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70]。《吴子》对六国军情的分析和据此而提出的破敌之法，就集中体现了吴起用兵打仗以“料敌”为先的指导原则：“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攻击齐阵，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攻击秦阵，应“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乘乖猎散，设伏投机”；攻击楚阵，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攻击燕阵，宜“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攻击韩、赵之阵，需“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71]。应该说，这些分析和对策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因此也是高明的，而吴起在军事上的成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强调“因形用权”，应敌变化。
《吴子》指出，应当根据作战形势的变化，灵活机宜地实施不同的谋略和战术，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吴子》认为战场的情况各不相同，作战的形势瞬息万变，高明的作战指导者应该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战机，灵活机动地运用战术，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72]。具体地说，就是要根据敌情、天时、地利等情况的不断变化，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实施欺诈、收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灵活采取诱歼、伏击、截击、追击、逼攻、偷袭、水淹、火攻、半渡击等不同战法，迫使敌人分兵、混乱、恐惧、疲惫，陷于不利的地形和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后集中优势兵力，制敌于死命，夺取胜利。在此基础上，《吴子》还进而总结出作战中“因形用权”带有规律性的要领，包括“急击勿疑”的13种情况：“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旌旗乱动，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阵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73]另外还有“击之勿疑”的8种情况[74]以及“避之勿疑”的6种情况[75]，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的理论。
总之，《吴子》一书较全面地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与吴起本人的兵学思想，深刻地总结了战国前期丰富的实战经验，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辟、价值巨大的兵学论著，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