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大兵种及其地位与作用
自战国中期起，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标志，骑战也被大规模引入中原地区，作为新的作战样式。至此，步、车、骑、舟诸兵种完整形成，并出现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格局，奠定了冷兵器时代作战的基本样式。
一、步兵跃居诸兵种之首
进入战国时期，各国步兵开始大规模组建。这一格局的出现与当时推行的郡县普遍征兵制、铁兵器的出现以及新式弩机投入战场直接相关。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郡县普遍征兵制的推行，使得大量民众进入军队，由于没有资格当甲士，不具备接受专门训练的条件，入伍门槛相对较低，因此他们大多只能成为步兵，由此造成战国时期步兵数量的急剧增加。
步兵的大量组建更与当时兵器的改良与战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战国时期的弩可射六百步以外。有一种“连弩”，射程更可达九百步之远，“积弩齐发”成为步兵在宽大正面上遏制密集车阵进攻最具威力的手段。另外，当时铁制兵器被广泛地应用于战争。铁资源丰富，价格低廉，铁兵器可以大量生产，这就为大量步兵的组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战国时期各国均拥有数量庞大的步兵部队。当时人们在列举军事力量时，已经普遍将“带甲”与“车乘”分开称呼。所谓“带甲”，就是成建制的步兵部队，它们一般都置放于“车”“骑”之前，显示出步兵已成为各国的第一兵种，地位最为重要。《战国策》中对秦国军力的记载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21]，可见在各个兵种中，步兵的数量相当巨大。魏国则拥有由招募的勇士组成的精锐步兵“武卒”（亦称“武力”）20余万，其他步兵50万，数量亦十分可观：“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22]秦、魏两国的步兵状况实际上就是当时各国步兵建设的一个缩影。
步兵的全面发展，也表现为当时步兵编制体制的完善和军事训练重心的转移。当时魏国军队的编制体制就是十进制重以五进制的什伍制度，秦国军队的编制是5人为一伍，50人设屯长，100人设百将，500人设五百主。[23]这表明建制步兵的结构体系已相当完备。同时，各国的军事训练的重点，也由原先的主要训练车士熟习“射”“御”技能，而变为主要训练步卒的队列和击战技术等战术，包括行军宿营、信号识别、阵法布列等等。这种军事训练重心的转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步兵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日趋重要。
从战国时期的战争情况看，步兵也是当时作战中的主体，对战争胜负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如，韩国的步兵在战场上素以勇力著称：“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24]又如，在长平之战中，秦赵双方投入的步兵均多达50万人，战线绵延100多里，持续作战达6个月之久，成为战国时期步兵重兵集团大规模野战的典型战例，这充分显示出步战的成熟和步兵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
二、车兵地位的变化
自春秋晚期起，步兵重新崛起，车兵在军队中的地位相对降低，这一过程递嬗到战国，遂导致战车不再成为战争中的核心，而成为步、车、骑协同作战中的一部分，车兵的地位也退居到步兵之后。这种情况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荦荦大端者，不外乎战场地域的扩大，士兵成分的改变，战争规模的增大，新式兵器的出现，作战方式的改变，等等。但尽管如此，车兵在当时军队中仍是主力兵种之一，在战争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战车数量的多寡，仍是衡量一国军力的重要标志。张仪、苏秦、苏代、公孙衍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论及某国军力时，总要指出“车千乘”“车七百乘”“车六百乘”之类，同时盛赞一些国家战车的精良，如，苏秦之称道“齐车之良”[25]。由此可知，战车在战争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先秦文献中对车战的描述比比皆是，这可以说是当时动用兵车作战的史实。据《史记》载：“（楚王）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26]又如，前405年，韩、赵、魏三国联合伐齐，“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27]。楚国诗人屈原的《国殇》诗中，对当时车战盛况有极其生动的描绘：“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28]屈原描写了盾牌手里拿，身披犀牛甲，敌我车轮两相错，刀剑相砍杀。战旗一片遮了天，敌兵仿佛云连绵，你箭来，我箭往，恐先争后，谁也不相让。阵势冲破乱了行，车上四马，一死一受伤。埋了两车轮，不解马头缰，擂得战鼓冬冬响。天昏地暗，鬼哭神号，片甲不留，死在疆场上[29]。在这里，屈原把一车四马的配备，车兵的甲胄兵器，指挥用的旗鼓，双方弓箭的对射，双方兵车驰击位置相错时发生的格斗等生动情景，都如实地描绘出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历史现场。屈原作为战国中叶人，他能以车战为题材进行文学描写，说明了在当时车战仍然是比较频繁的。
第三，当时兵书大量论述了战车的使用及其在作战中的特点，这也表明车战在当时仍是重要的作战方式之一，车兵在军队中仍居于较高地位。《孙膑兵法》道：“易则多其车。”[30]可见，在当时平原地带作战时，战车依然被广泛使用。《吴子》亦云，魏“革车掩户，缦轮笼毂”[31]，形象描述了当时兵车的形制。至于《六韬》，则更是全面论述了战车的作战特点，并对其功能作了细致的阐述。《六韬》专列《战车》一篇，列举战车之“十死之地”“八胜之地”，系统总结了兵车作战的十种不利地形和八种有利情况，并在《均兵》中突出强调了战车的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32]非常准确概述了车兵在平原地区的威力。
第四，地下考古发掘也表明车战和车兵在战国时代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布列情况是车兵、骑兵、步兵分别编组，协同作战。战车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兵种，仍具有相当的规模。这样就印证了文献材料关于战国车兵情况记载的可信性。
三、“胡服骑射”与骑兵的全面发展
乘骑之习最早起源于殷商时代，这见于甲骨文的记载。但当时单骑主要是用于驿传联络，并无军事上的意义。春秋时期，主要是西北边远地区的一些游牧民族使用骑兵，受此风影响，晋国军队中配属少量零散的骑兵，但在中原战场上似乎还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直到春秋战国之交，骑射才开始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实战，骑兵开始在中原战场出没。在先秦史料中，“骑”字最早出现于《墨子》和《吴子》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战国策》追述春秋末年有关史实，称赵襄子“使延陵王将车骑先之晋阳”[33]。此处将车、骑并提，表明骑兵已经单独建制，在行军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吴子》中讲到“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车列骑”[34]，孙膑讲到“用骑有十利”[35]，这些情况表明了当时的兵学家、军事指挥者已经开始总结经验，从理论角度论述骑兵的相关情况。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赵国的武灵王出于边防作战的需要，命令民众改穿窄袖的胡服操练骑射，组成了一支独立的骑兵部队。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改革，骑兵因此作为独立兵种在中原各国普遍地发展起来。至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更是精于骑射，拥有强悍善战的骑兵队伍。
战国时期各大国的骑兵建设规模相当可观。当时，骑兵与步兵、车兵均为各国军队的主力兵种。从张仪、苏秦等策士的描述来看，当时各国拥有“骑万匹（秦、赵、楚）”“骑六千匹（燕）”“骑五千匹（魏）”数量不等的骑兵部队。赵国骑兵部队的建设和运用，正是当时骑兵发展的一个典型和缩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骑兵遂成为赵国军队中最重要兵种，在征服中山国和对林胡、楼烦“辟地千里”[36]的战争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赵奢、廉颇、李牧等赵国名将都善于使用骑兵。如，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37]，曾亲率骑兵13000人，与车、步兵联合作战，斩杀匈奴10余万骑。
其他诸侯国动用骑兵作战并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事例也不在少数。如在长平之战中，秦国骑兵奇袭赵营，与步兵协同作战，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又如，齐国的骑兵也经常用于作战，董说《七国考》引《孙子笺》云：“齐宣王以文骑六百匹伐燕。”[38]
古代兵家认为骑兵作战的特点是“急疾捷先”[39]“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而不宜于正守老顿”[40]。这就决定了在战国时期，骑兵是作为快速机动部队而与战车配合使用的，主要用于担负正面突击、邀敌、侧翼包抄、奇袭、长途追击、敌后骚扰等作战任务。在战场上，骑兵常常部署于军阵的侧翼，相机攻击敌人的侧后。由于战国时期骑兵规模已有大的发展，骑兵战术已达到一定水平，故当时的兵书遂注重对骑兵的建设和运用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如《六韬》曾将骑兵的基本战术归纳为“十胜”和“九败”[41]。其中，“十胜”（今本仅存“八胜”）为进攻战术，包括进攻时机和地点的选择；“九败”乃是骑兵作战应注意避免的事项，如，要避免中敌埋伏、防止敌方断绝退路等等。
从骑兵在作战中担负的任务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骑兵，在军队中的地位是在步兵和车兵之下的。当时一些史书与兵书，在讲到各国兵力时，都把骑兵列在步兵和车兵之后；而衡量一国国力的强弱，主要不是以骑兵的多少，而是以战车的多少为标准的，如称“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等等；在记述作战行动时，往往把战车放在重要的位置，而较少提及骑兵。如，《战国策》记述的秦国与魏国、楚国的数次战争，只提到秦国军队战车和步兵的数量，而未提及骑兵。《司马法》在讲战术时，也只讲到战车和步兵。地下考古发掘也反映了这种情况。举世闻名的秦陵兵马俑共分三组，第一组是步兵排成的大方阵，是整个军阵的主力配置，其中队间有6乘兵车，似为指挥官的乘具；第二组由多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为步弩支队，第二部分为车兵支队，由战车排成的小方阵，第三部分为步车骑联合支队，第四部分为骑兵支队，第二组具有独当一面作战的性质；第三组是1乘战车和68名武士，当为军队指挥所。这反映了当时各级指挥者主要还是乘坐战车指挥作战的，战车比骑兵具有更重要的作用。[42]正如李靖所言，“步为腹心，车为羽翼，骑为耳目，三者相待，参合乃行”[43]，这样的作战格局正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
为了适应骑兵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一方面，各国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引进大批良马；另一方面，北方的燕、赵地区和西方的秦国也开辟了牧马场，大规模牧养马匹。养马技术在当时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批非常专业的养马专家，并撰写出了一批养马学专著。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晚期帛书《相马经》，即为目前所能见到的世界上最早有关马匹外形学的专著。对战马的训练与饲养，在当时受到各国统治者与兵学家的普遍重视，这在《吴子》中有比较充分的反映，既要“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又要“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44]。出土的秦律《厩苑律》对战马的管理也作出了具体规定，说明马政事业在当时也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
四、舟师的发展
战国时期，舟师作为一支特殊和新型的兵种，在滨海和江河较多的诸侯国中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成为一支配合陆地作战的有生力量。[45]在战国诸雄中，以楚国与秦国的舟师实力、作用最可称道。楚国的舟师自春秋以来经历了多次战斗，在当时拥有相当的实力。秦国虽然地处关中，但是为了达到从水陆多个方面兼并六国的目的，也大力加强水军的建设。据《蜀王本纪》记载：“秦为太白船万艘，欲以攻楚。”[46]《战国策》载，秦国警告楚国说：“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47]这些记载表明秦国在巴蜀地区已经拥有运兵船万余艘，可以沿长江东下。史实也证实了此言非虚，当年司马错曾率军10万，携米600万斛，乘舫船万艘“浮江伐楚”。[48]
在魏国方向，秦国则有黄河舟师配合陆路的军事行动。据《战国策》记载：“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铦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49]这段记载对秦国黄河舟师的实力及其在作战中的地位作出了生动的描绘。
战国时期的战船有多种名称，如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等。船上的战士，有的被称为“船军”。1935年，河南汲县彪镇出土的战国前期“水陆攻战图”铜鉴，纹饰完整清晰，用精美的图案细致地展现了当时战船的特点和激烈的水战场面。战船形制修长，无帆无舵，由棹手划桨操纵。一艘战船分上下两层，上层武士多人分别手持戈、戟、矛、弓箭等长短兵器与敌格斗。同时，还有挥旗、击鼓等指挥者。指挥者击鼓，水兵奋力拼杀，远距离用弓箭杀伤敌人，近身用戈、矛、短剑格斗。下层水手持桨划水，并身佩短剑。这真实而完整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舟师的情况，也表明水战已成为一种习见的战争形式。
尽管战国时期舟师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尚处于初创的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规模不大，基本上只对陆战起一定的配合作用。二是作战水域不广。三是当时兵书尚未对水战作专门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孙膑兵法·十阵》中虽有“水战之法”[50]，但所讲内容亦较简略。舟师的较大规模建设和水战的进一步发展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