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国黄老学派的兵学思想

一、战国黄老学派兵学略述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中晚期后，随着社会大变革的进一步深化，新制度的完全确立，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自身也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道家内部的分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观点上的差异。以庄子为代表的部分道家，对自己所面临的社会变乱深感绝望，悲观厌世，逃避现实，自我陶醉。他们泯灭善恶是非的界限，认为一切存在全是幻影，主张对什么也不必认真，此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19]，不谴是非，与世沉浮。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庄子等人对兵学问题自然也要抱无所谓的态度了，至多也不过是从崇拜自然、宣扬“无为”的角度，简单指斥否定战争现象本身而已。

但是，并非所有的道家都沿着庄子的足迹前进，当时有许多道家人物，能够正视现实，借鉴汲取其他思想学派的合理内容，积极丰富和发展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体系，从而形成了新的道家理论。这就是战国中晚期勃兴、西汉前期盛行的黄老学派，其中，“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黄老学派自称继承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大体而言，黄老学派的思想家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性，同时兼容并取诸子百家之长，体现出“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20]的思想特色。如，我们所熟知的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对道家理论的总结，其对象实际上就是这部分新型道家。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1]意思是说，（黄老）道家是根据阴阳家有关四时运行顺序的说法，吸收了儒、墨两家的优点，撮取名家、法家的思想精要，主张国家治理应当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改变，顺应事物的变化，营造良好社会风俗，并能够应用于具体事务，这样就会无所不通，无所不宜，其思想简约扼要，非常容易掌握，在实施中，用力少而功效多。由此可见，黄老道家的思想体系中包含了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乃至名家的一些思想内容，其特征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宗旨则有明确的功利性，即“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不但与同时代的庄子学派有很大不同，也与老子的不少观点不尽一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消极避世变成了积极入世。应该说这是先秦各家学术思想在对峙前提下长期相互交融贯通的必然结果。

由于黄老道家学派能够在坚持原始道家的某些基本原则基础上，积极面对社会现实，致力于讨论治理之道，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最重大事情——战争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些黄老学者经过认真的考察，提出自己的许多看法和主张。在黄老学派的论著中，其论兵言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与庄子学派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时由于其学说具有兼容博取他家思想的特色，因而其兵学观点中也往往包含有其他诸家的兵学思想内涵，并不以道家兵学观为限，从而呈示出庞杂性和多元性。这是其优点，同时也是其不足。

二、战国黄老学派的战争观

黄老学派诞生的战国晚期，正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最后走向全国统一的前夜。在这种情况下，战国晚期的各家各派都必须对战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黄老学派同样没有例外。而受学术渊源和现实状况的制约，使得其战争观念交织着矛盾，呈现出特殊的风貌。

以老子学说直接继承者面目出现的黄老学派，其对待战争的态度，自然不可避免地力求与老子的观点相吻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非战的倾向。《文子》曾数次提到《老子》“兵者，不祥之器也”这个命题，论定战争是凶器，是逆德，明确指出：“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22]亦曰：“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23]《经法》也持同样的观点，将穷兵黩武看作是君主治理天下的三大祸患之一，“三凶，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纵心欲”[24]。并指出“大杀服民，戮降人，刑无罪，过（祸）皆反自及也”[25]，一定会自取灾祸，自挖坟墓。至于《鹖冠子》，在反对恃强好战、穷兵黩武这一点上，亦丝毫不曾含糊，并认为将战争的胜负和国家实力的强弱简单地加以等同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合实际的，“地大者国实，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见合所不见，盖殆不然”[26]。《鹖冠子》严肃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27]的形而上学观点，其非战的倾向性实乃不言而喻了。

但是，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激烈残酷的客观现实，已无情地击碎了道家追求“小国寡民”生活的种种幻想，迫使当时的道家后学渐渐偏离了老子的一些基本立场，对战争采取了相对比较务实冷静的态度；而当时儒、墨、法诸家有关战争问题的论述，也为其战争观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可以汲取的材料。这表现为《经法》等书同时包含有提倡用兵、强调正义战争必要性的不少内容。

战国黄老学派普遍认为战争的发生乃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充分肯定了战争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黄老学者强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兴兵作战，如《经法》明确表示：“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28]认为文武两种手段应并行不悖，不可偏废：“始于文而卒于武，天之道也。”[29]《鹖冠子》也肯定战争的起源乃是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客观属性，指出：“五帝在前，三王在后，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30]他们认为战争的存在本身就是正常的，是历史和社会的现象。因为它并没有改变天地日月的法则，没有搅乱阴阳生死的常规：“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阴阳不乱其气，生死不俯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31]

当然，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看战争的属性是否符合正义。黄老学派重视对战争性质的区分，如《文子》就曾按性质将战争划分为五个类型：“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32]其区分的标准是，凡用兵本于诛伐暴虐、救助弱小的宗旨，则为“义兵”；凡用兵基于抵抗别国侵略兼并的目的，则为“应兵”；为了争执小事，不能克制内心的愤恨而用兵，则为“忿兵”；用兵是为了贪图别国的土地，觊觎他人的财宝，则为“贪兵”；凡凭借自己地广而企图以武力压倒敌国的，则为“骄兵”。《文子》充分肯定前两类战争的意义，而对后三类战争予以坚决的否定。《文子》明确指出：“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33]《文子》将这些原则断定为自然的法则：“此天道也。”《经法》的作者亦把用兵之道分为三类：“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34]将天下的战争分为三种类型，为了利益，为了道义，为了泄愤，并对三种战争后果的可能性进行了推断。

在区分战争性质的基础上，战国黄老学派进一步阐述了从事正义战争的必要性。主张进行具有正义性质的战争，而坚决反对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经法》明确肯定正义战争的价值：“所胃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宵，所胃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35]正义的战争必定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并能够形成“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適”[36]的局面。至于《文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则更为丰富和深刻。它指出社会上有“贪叨多欲之人”，他们“残贼天下”，使得“万民骚动，莫宁其所”。[37]所以需要有圣人起来征伐他们，以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夫畜鱼者，必去其蝙獭；养禽兽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38]因此《文子》积极提倡“存亡平乱，为民除害”的“义战”，指出“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39]

总之，战国黄老学派对待战争是持既肯定又有所保留的态度的。用黄老学派的话来说，便是《鹖冠子》所言：“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40]也是《十大经》所言：“夫作争者凶，不争亦无成功。”[41]这些论断反映出其慎战与重战并重的思想倾向，这与《司马法》所提出的“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主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而与儒家（主要是思孟学派）简单的非战和法家（尤其是商鞅一派）一味主战的偏颇立场划清了界限，可谓是黄老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观察、分析兵学问题上的突出反映。

三、战国黄老学派的战争指导思想

黄老学派在哲学上推崇“天道”，同时不废人事，主张遵循“天常”（天地万物运动规律）从事社会活动，反对过犹不及，以致走向事物的反面。在政治上，它提倡“虚静”的政治原则，主张审核“形名”，强调调整君臣关系，要求缓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王天下”的目的。黄老学派的战争指导思想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其哲学、政治观念。

“存亡平乱，为民除害”的义战既然有其必要，那么如何高明地指导义战，夺取胜利，也就成为黄老学派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论述的中心问题。概括地说，黄老学派的战争指导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以道制胜、政胜为先以及谋略制胜等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以道制胜的思想。

“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因此在战争指导问题上，战国黄老学派很自然地提出了以道制胜的命题，如《文子》曰：“天地之道……不须礼而庄，不用兵而强。”[42]《鹖冠子》亦曰：“兵之胜也，顺之于道。”[43]《十大经》认为人事受“天道”“天时”的制约，“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44]。所以人的各种作为，都要合乎天极——天道的准则或限度，用兵作战，自然也不例外，必须“循道而动”“顺之于道”，即以最高的“道”加以统驭。这就是《鹖冠子》所说的“知一不烦”[45]和“以一度万”[46]。如果懂得了这个“道”（“一”），那么复杂的兵学问题就会变得简单明了了（即“知一不烦”）；因此，便可以用这个“道”来应付千变万化的情况（即“以一度万”）。黄老学派指出，战争指导者一旦把握住“道”的精神实质，那么就可以进入用兵的最高境界：“指天之极，与神同方。类类生成，用一不穷。”[47]他们认为这才是指导战争全局，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前提。

第二，政胜为先的思想。

黄老学派的重要思想特色之一，就是其善于在立足“道”这个最高法则的基础上，重视对其他学派合理成分的兼容并取，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政胜为先”就是其战争指导思想中的逻辑命题之一。黄老学派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先为不可胜之政”[48]。即首先要修明政治，争取人心，赢得广大民众对战争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宾服诸侯，一统天下。《文子》云：“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怀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宾服也。”[49]讲的就是这一层意思。可见，所谓的“先胜”就是“政胜”；而“政胜”的核心，则是“德胜”。

在战国黄老学派的眼中，德胜的第一要义是争取民心，谋求人和，用《鹖冠子》的话说，便是“合之于人”[50]。它认为地广民众，甲坚兵锐，“行仁义，布德施惠”，方可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群臣同力”，从而达到“诸侯服其威，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折冲千里之外，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51]的效果，这是“义战”的最上乘境界。这表明黄老学派已清楚地意识到民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征者，民死节”[52]。在此基础上，它提出了“兵者，礼义忠信也”[53]这一命题，强调指出战争如能基于民众的利益，就必然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如果是为了个人私欲而开战，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54]应该说这一观点是以民为本的时代思潮在当时兵书撰著中的突出反映。

从“顺民心”的基本立场出发，黄老学派主张妥善做好各方面的战争准备。如《鹖冠子》提出的先人先兵的思想，最大程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庞煖与鹖冠子的对话中，明确其“先人”“先兵”的观念：“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55]在《经法》中，设计了一个用七年时间修明内政而后进行征伐的具体步骤，“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如此则可立于不败之地，“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56]可见，黄老学派所主张的“政胜”，还包括了顺民俗、选贤能、用刑政、省赋敛、阜民财等诸多内容，全面而具体，表现出黄老学派善于汲取诸子百家思想并加以融会贯通的特色。

黄老学派还认为，要做好战争准备，还必须注意克服自身的种种不足。如《经法》就提倡“毋土敝，毋故埶，毋党别”[57]，意思是不要耽误农耕，不要制造磨擦，不要结党营私，认为如果治理者治理不善，耽误农耕，上天就会降给战祸；制造内部磨擦的，人员就会流失四方；分成派别的，就会招来内忧外患夹攻。这样黄老学派乃从正面论证了加强战备的重要性，把内部团结、农耕发展视作“政胜”的重要环节。

通过层层剥笋似的阐述论证，黄老学派最终提出了“兵之胜败皆在于政”[58]这一重要命题，集中体现了其战争指导思想的精髓。应该说，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因为在当时那种“竞于气力”的社会环境中，许多统治者虽能够致力于富国强兵，但却忽视了政治文明的建设；而像法家等学派也是只讲求功利，仅仅简单地鄙视德政的价值和作用。黄老学派注意避免类似的思想误区，不可谓不高明。而其战争指导思想之所以能进入较高的层次，乃是新型道家思想体系的开放性质所造就的。这就是它在充分肯定和继承老子思想体系的主导意义的同时，充分汲取儒家德治教化思想和仁义礼乐，从而使得其思想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和合理性。

第三，重视谋略制胜的思想。

自从孙子总结战争实践经验，明确提出“上兵伐谋”的精辟观点以后，兵学家们都普遍注意在自己的著述中阐述发挥谋略制胜的思想。战国黄老学派也同样非常强调进行庙算，以谋胜敌。如，《鹖冠子》就鲜明提倡：“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59]对“用计谋”“因人事”“战克”的特点和方法，《鹖冠子》也做了充分的阐述。如，就用计谋而言，它提倡用各种方法来迷惑敌国的君主，使其变更本国的风俗，变得骄奢淫逸，肆意妄为，正所谓“爱人而与，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释罪，怒则妄杀”[60]，让敌人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如此便可以“不战而胜”，实现最佳的战略目的。至于《文子》，更将庙战与“天道”结合在一起，指出：“庙战者帝，神化者王，庙战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时。”[61]这表明战国黄老学派对前人“上兵伐谋”的思想精华，既有继承，又有本于自己主体思想的发展和深化。

老子主张贵柔守雌，亟言“不争而善胜”[62]“柔弱胜刚强”[63]，战国黄老学派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在作战指导问题上一致强调先计后战，以退为进，以谋略制敌，以阴柔取胜，构成了系统的以柔弱胜刚强为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体系。

第一，贵守雌节，后发制人的思想。

黄老学派认为，用兵的精义在于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指导作战，要做到神出鬼没，无迹可求。而要达到“成功遂事，莫知其状”[64]这种理想境界，关键在于作战指导上贵守雌节，后发制人，以争取稳妥的胜利。《文子》等书的作者强调：“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65]指出凡是能成就王霸大业，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一定是道德上占优势的人，而所谓道德优胜，指的就是能以柔弱为本：“自得者，必柔弱者也。”[66]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67]这种柔弱胜刚强的战略观，反映在具体策略上便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善守雌节，做到“弗敢以先人”，《经法》的作者认为在战争中“先者恒凶，后者恒吉”[68]，指出凡用“雄节”，必然是“以守不宁”“以战不克”；反之，善守“雌节”者，则是“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战则克”[69]。所以必须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70]的方针。

至于贵柔守雌、后发制人的具体措施，战国黄老学派也有充分的阐述，其荦荦大端约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安徐正静，柔节先定”[71]，不轻举妄动，主动将自己摆在弱者的位置。其次，“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单（战）视（示）不敢，明执不能”[72]，故意示敌以弱，诱使敌人放松警惕和戒备，暴露破绽，为我方伺机破敌创造条件。再次，“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73]，逐渐发展自己的力量，想方设法削弱敌人的力量，完成敌我强弱态势的转变，乘敌人盛极而衰之际发起进攻，加以聚歼，这就是所谓“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半而功十倍”[74]的奥秘所在。最后，随时注意情况的变化，见利思害，见好就收，凡事留有余地，以免物极则反：“功遂身退，天之道也。”[75]

第二，推崇权变，提倡任势。

在遵循贵守雌节、后发制人这一总的指导原则的前提下，战国黄老学派在作战指导上也推崇权变，提倡任势。这方面以《鹖冠子》的论述最为精辟。《鹖冠子》更加注重权变，认为“胜道不一”[76]，因此主张在军事活动中积极做到灵活、多变，以争取主动，赢得胜利。至于巧妙“权变”的关键，《鹖冠子》认为就是清醒认识和牢牢把握有利的作战时机：“不倍时而弃利。”[77]指出如能做到这一点，便算是真正懂得和掌握了“道”，即作战指导的基本规律：“知时者与道证，弗知者危神明。”[78]如此便可以从容应付任何情况，立于不败之地了：“士不折北，兵不困穷……乘流以逝，与道翱翔。”[79]

第三，注重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张“兵以势胜”。

所谓“势”，就是指有利的态势。黄老学派十分注重利用有利的态势。《鹖冠子》指出“在势，故用兵有过胜”[80]，主张“兵以势胜”[81]。其认为物各有性，五行相生相克，所以必须根据战争活动自身规律和特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造势任势，战胜攻取。黄老学派进而具体论述了造就有利态势的种种方法。首先，要“齐过进退，参之天地，出实触虚”[82]，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薄弱之处，置敌人于被动挨打的窘境。其次，要“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暴疾捣虚，殷若坏墙。执急节短，用不缦缦”[83]。主张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兵贵神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要“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趋吾所时，援吾所胜”[84]，即扬己之长，避己之短，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控制战场主动权，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隙。他们认为如能做到这几点，己方便拥有了有利的作战态势，可以无往而不胜了。这种积极的作战指导思想，显然是汲取了先秦兵家思想精华的结果，而与老庄为代表的传统道家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具有历史进步性。

综上所述，战国黄老学派的兵学思想是相当丰富且具有特色的。它充分汲取了战国时期其他学派有关兵学问题理性认识的长处，系统构筑起自己的兵学思想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黄老学派对战争的态度，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认识，比较客观全面，具有一定的辩证色彩。如，《十大经》提出“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以及“刑德相养”[85]等观点，就比战争万能论或德化至上论都要显得高明。另外，如其“柔弱胜刚强”，后发制人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成为弱方抗衡强敌，最终夺取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

当然，战国黄老学派的兵学思想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将守雌贵柔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一概否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的必要性，这就陷入了认识论上的偏颇，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其次，较多地掺杂了阴阳五行说的内容，如侈谈什么“阵以五行，战以五音”[86]，试图借助鬼神的力量取得胜利，影响到对兵学规律探讨的深度。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如同黄老学派整个思想体系一样，其兵学思想较多沿袭其他学派的观点，无论是其战争观还是战争指导思想都存在着较明显的折中调和倾向，创新特色相对缺乏，从而影响到其理论的纯正性质。这也使得其不少论述流于肤浅，缺乏深度。对战国黄老学派兵学思想的这些不足之处，我们今天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指出，这才是严肃科学的态度。

【注释】

[1]《孟子·滕文公上》。

[2]《孙子兵法·陈忌问垒》附简。

[3]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554页。

[4]袁淑：《真隐传》，《艺文类聚》卷三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韩愈：《读〈鹖冠子〉》，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5656页。

[6]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页。

[7]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朴社出版社，1933年，第32页。

[8]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子类》，大东书局，1928年，第10页。

[9]李学勤：《读〈鹖冠子〉研究》，《人文杂志》2002年第3期。

[10]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11]《汉书·艺文志》。

[1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247页。

[13]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

[14]《汉书·艺文志》。

[15]《隋书·经籍志》。

[16]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7]康立：《〈十大经〉的思想和时代》，《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

[18]高亨、董治安：《〈十大经〉初论》，《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

[19]《庄子·大宗师》。

[20]《吕氏春秋·序》。

[21]《史记·太史公自序》。

[22]《文子·下德》。

[23]《文子·微明》。

[24]《经法·亡论》。

[25]《经法·亡论》。

[26]《鹖冠子·近迭》。

[27]《鹖冠子·武灵王》。

[28]《经法·四度》。

[29]《经法·论约》。

[30]《鹖冠子·世兵》。

[31]《鹖冠子·世兵》。

[32]《文子·道德》。

[33]《文子·道德》。

[34]《十大经·本伐》。

[35]《十大经·本伐》。

[36]《经法·六分》。

[37]《文子·上义》。

[38]《文子·上义》。

[39]《文子·上义》。

[40]《鹖冠子·近迭》。

[41]《十大经·五正》。

[42]《文子·自然》。

[43]《鹖冠子·兵政》。

[44]《十大经·姓争》。

[45]《鹖冠子·世兵》。

[46]《鹖冠子·度万》。

[47]《鹖冠子·世兵》。

[48]《文子·上礼》。

[49]《文子·自然》。

[50]《鹖冠子·兵政》。

[51]《文子·上义》。

[52]《经法·君正》。

[53]《鹖冠子·近迭》。

[54]《文子·上义》。

[55]《鹖冠子·近迭》。

[56]《经法·君正》。

[57]《经法·国次》。

[58]《文子·上义》。

[59]《鹖冠子·武灵王》。

[60]《鹖冠子·武灵王》。

[61]《文子·自然》。

[62]《老子·七十三章》。

[63]《老子·三十六章》。

[64]《鹖冠子·夜行》。

[65]《文子·道原》。

[66]《文子·符言》。

[67]《文子·道德》。

[68]《十大经·雌雄节》。

[69]《十大经·雌雄节》。

[70]《十大经·顺道》。

[71]《十大经·顺道》。

[72]《十大经·顺道》。

[73]《十大经·顺道》。

[74]《文子·下德》。

[75]《文子·道德》。

[76]《鹖冠子·世兵》。

[77]《鹖冠子·世兵》。

[78]《鹖冠子·兵政》。

[79]《鹖冠子·世兵》。

[80]《鹖冠子·兵政》。

[81]《鹖冠子·世兵》。

[82]《鹖冠子·世兵》。

[83]《鹖冠子·世兵》。

[84]《鹖冠子·世兵》。

[85]《十大经·姓争》。

[86]《鹖冠子·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