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夏商时期的兵学思想
兵学思想深深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它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大氛围条件下的产物，更是丰富多彩军事活动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作为观念形态的兵学思想，其起源与形成往往要略微滞后于战争的起源。
一般而言，兵学思想的起源至少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缺一不可。一是文字，二是一定数量战争经验的沉淀与积累，三是人类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这个背景出发，并考察先秦兵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实际，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兵学思想萌芽于夏商时期，初步成形于西周时期，渐趋成熟和首次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84]
有关夏商时期兵学思想萌芽情况，一部分散见于《尚书》《诗经》《周易》《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的追叙，其中主要的内容包括政治与军事、战争指导原则、军事法规与纪律等多个方面，如“取乱侮亡”[85]“修德抚民”[86]“因重而抚之”[87]“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88]，等等。虽然它们是对夏商时期兵学思想的追述，并且一定掺杂了大量后世兵学思想的成分，但其亦或多或少反映了夏商时代的兵学思想，依然是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
夏商时期的兵学思想萌芽，更重要的载体乃是出土文献，即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兵学思想内涵。甲骨卜辞虽然是对战争等活动的占卜预测的产物，其表现形式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然而却是反映商代兵学思想的原始资料，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战争指导水平与战术运用的一些特点。我们认为，大致而言，甲骨卜辞所体现的夏商时期兵学思想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视收集和掌握情报，立足知己知彼的战前准备原则。如商王通过守卫四土的侯伯、田、牧、卫搜集各类军事情报，了解、掌握周围方国的政治军事动态：“沚pagenumber_ebook=84,pagenumber_book=55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pagenumber_ebook=84,pagenumber_book=55二邑。pagenumber_ebook=84,pagenumber_book=55方亦侵我西鄙田。”[89]“今载方其大出，五月。”“有来告，方征于寻福。”[90]从而能够及早做好应战的部署，制定正确的军事对策。
第二，综合考察和分析战前形势，制定多种作战预案，以供实战中因时因地选择使用。如《甲骨文合集》27972版曾记录了商最高统帅部在部署对羌方的一次战役中的多项选择方案：在何种场合，举行何种祭典，可以保佑抵御羌方进犯时既重创敌人又能保全自己；让部队暂避敌锋芒却不必回师，仍然可以顺利破敌；如果将戍军调回，另换其他将领出征，是否会造成不良的后果。[91]
第三，在作战中，比较灵活地运用各种战法，实施积极的攻守方针，掌控战场主动权，夺取作战的胜利。根据甲骨卜辞记载，其中包括依据地形、地貌与军队本身条件，如何布列有利的阵位、阵势，“亚立（位），其于右，利□其于左，利□”[92]；预设阵地，用各种手段使得敌军进入受攻击位置，加以伏击和聚歼，“妇好其比沚pagenumber_ebook=84,pagenumber_book=55伐巴方，王自东罙（探）伐，戎陷于妇好立（位）”[93]；派遣先头部队及时打开通道，为主力随后大举进击创造条件，“沚pagenumber_ebook=84,pagenumber_book=55启，王比，帝若受我又”[94]；进攻时，身披兽皮发动突袭，震慑敌人，打乱敌人的阵形，趁势发动攻击；[95]等等。
第四，申明作战纪律，确保令行禁止，从而使参战将士能够步调一致地投入战斗，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如《屯南》119版曾有“师叀（惠）律用”的记载，其含义同《周易·师卦》所载的“师出以律，失律凶”相近。[96]这透露了这么一个消息，至少在殷商晚期已把申明与贯彻军事律令作为治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已将厉行军纪作为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之一。
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兵学思想萌芽，虽然因甲骨卜辞性质的限制而显得零碎不系统，然而它毕竟已触及兵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为后世兵学思想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甲骨卜辞所反映的早期的兵学思想与传世文献中很多战争所反映的兵学思想形成互证。
【注释】
[1]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2]［美］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见氏著：《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92页。
[3]白立超：《〈洪范〉的夏政诠释之维——“五行”、“念用庶征”两畴经意新探》，《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3期。
[4]关于夏禹传子的问题，古史记载多有分歧。一说，夏禹本人还是遵循“禅让”制度的，将权力传授给东夷集团的伯益，然而，夏启不满伯益继位，用武力攻杀伯益，夺取权力，建立起夏王朝。参见《古本竹书纪年》等记载。
[5]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6]《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昔有扈氏为义而亡”语，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第357页。
[7]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6页。
[8]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9]《庄子·人间世》，庄周撰，郭庆藩集释：《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6年，第139页。以下《庄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0]《说苑·政理》，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147页。以下《说苑》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1]郑杰祥：《“甘”地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2]虽然大多学者认为当为夏启与有扈之战，但是亦有其他记载，如在《墨子·明鬼》中明确引《甘誓》文而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亦云：“禹攻有扈。”经学者研究，与有扈氏作战的当为夏启，而非大禹。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甘誓〉校释译论》，《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3]《尚书·甘誓》。
[14]易宁：《〈尚书·甘誓〉“予则孥戮汝”考释》，《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5]《史记·夏本纪》。
[16]《左传·成公十三年》。
[17]《周易·革卦》。
[18]《史记·殷本纪》。
[19]《孙子兵法·形篇》，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第72页。以下《孙子兵法》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0]对于伊尹的活动是否属于间谍活动，典籍记载有差异，如《孙子兵法·用间篇》曰：“昔殷之兴也，伊誓在夏。”古本《竹书纪年》亦曰：“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
[21]《吕氏春秋·慎大览》。
[22]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21575。
[23]郭沫若：《甲骨文合集》，33694。
[24]郭沫若：《甲骨文合集》，34240。
[25]郭沫若：《甲骨文合集》，27655。
[26]《屯南》3132。
[27]《屯南》2567。
[28]杜勇：《清华简与伊尹传说之谜》，《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29]《吕氏春秋·慎大览》。
[30]《孟子·滕文公下》。
[31]《诗经·商颂·长发》，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1353页。以下《诗经》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32]《孟子·滕文公下》。
[3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28页。
[34]朱彦民：《商汤“景亳”地望及其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
[35]关于“景亳”的具体位置，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争议，如田昌五、方辉在《“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在今山东曹县西北的梁崮堆遗址处；朱彦民在《商汤“景亳”地望及其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中认为在今河南省浚县大伾山附近。
[36]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中指出：“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作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再换个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经、军的领导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第1分册，1984年。）
[37]《尚书·汤誓》。
[38]《尚书·汤誓》。
[39]《尚书·汤誓》。
[40]《尚书·汤誓》。
[41]《尚书·汤誓》。
[42]《吕氏春秋·简选》：“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
[43]关于鸣条之战的地点，古今学术界看法一直有分歧，我们认为鸣条在今山西安邑附近之说较有说服力。详可参见《尚书·汤誓》孔安国序；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16—319页。
[44]南巢地望，学术界也一直有争论，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罗琨、张永山在《夏商西周军事史》一书中认为，南巢当指今安邑之东的中条山，可备一说。
[45]《史记·留侯世家》。
[46]杜勇：《清华简与伊尹传说之谜》，《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47]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33页。
[48]黄朴民：《先秦喋血》，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49]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
[50]刘屿霞：《殷代冶铜术之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
[51]《左传·成公十三年》。
[52]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第73—104页。
[53]《尚书·牧誓》。
[54]郭沫若：《甲骨文合集》，6461，36482，6292。
[55]胡厚宣：《殷代pagenumber_ebook=85,pagenumber_book=56方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6]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0—21页；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76—277页。
[57]《世本·作篇》。
[58]《左传·定公元年》。
[59]《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60]《尚书·甘誓》。
[61]《司马法·天子之义》。
[62]《释名·释车》。
[63]金景芳、吕绍纲：《〈甘誓〉浅说》，《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64]《吕氏春秋·简选》。
[65]［美］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岳红彬、丁晓雷译，陈星灿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09—215页。
[66]徐勇、张焯等编著：《简明中国军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
[67]石璋如：《小屯C区的墓葬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2年。
[68]寒峰：《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制数则》，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69]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70]徐勇、张焯等编著：《简明中国军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
[71]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2238页。
[72]王进锋：《殷商时期的小臣》，《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
[73]《左传·哀公元年》。
[74]《左传·哀公元年》杜预《集解》，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4679页。
[75]［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77年。
[76]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位制氏族组织》，《历史教学》1951年第9、10期。
[77]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78]郭沫若：《甲骨文合集》，5822。
[79]《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310。
[80]《南明》616。
[81]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87页。
[82]林沄：《商代兵制管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1期。
[83]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8页。
[84]于汝波、黄朴民：《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85]《左传·宣公十二年》。
[86]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第15页。
[87]《左传·襄公十四年》。
[88]《尚书·甘誓》。
[89]郭沫若：《甲骨文合集》，6057。
[90]郭沫若：《甲骨文合集》，6692，6672。
[91]罗琨：《殷商时期的羌和羌方》，《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92]郭沫若：《甲骨文合集》，28008。笔者按：卜辞中“立”的一种用法当“位”讲，指军事行动中的“布阵列势”。
[93]郭沫若：《甲骨文合集》，6480。笔者按：“陷”在此处指的是“打伏击战”。
[94]郭沫若：《甲骨文合集》，7440正。笔者按：“启”指开道和先行的军事行动。
[95]胡厚宣：《甲骨文pagenumber_ebook=85,pagenumber_book=56字说》，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96]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师和旅》，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