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军事变革与战争形态的演变
一、战争的频繁与车战战术的演进
车战是春秋时期作战方式的主流，在前期和中期尤其如此。通常而言，车战是以阵战的形式进行的，所以车战的核心战术就是方阵战术。作为典型的阵地作战方式，车战特别适合于当时争霸战争的中心地带——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
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表明，春秋时期车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车兵在当时各国军队中居于毋庸置疑的主力兵种地位。当时，衡量国家实力强弱的指标就是该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所以一些军事强国通常被称为“千乘之国”。当时在中原地区进行的重大战事，一般都是以战车交锋来决定胜负的。一些对春秋时期局势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具有代表性的会战，如繻葛之战、长勺之战、城濮之战、韩原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艾陵之战等等，都是数百辆兵车的大会战。各国扩军的重点也是增加战车数量，加强车兵的建设。如，晋国军队在城濮之战时仅有700乘的兵力，春秋后期，晋国的兵力已经递增到5000～6000乘，增加了几倍。楚军全盛时发展到近万乘的兵力，齐军由齐桓公时的近千乘增至春秋后期的2000～3000乘，甚至连莒国这样的小国到春秋后期也都拥有战车千乘了。[10]所以著名兵家孙武在计算军队数量时也是以战车为单位，“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11]，这正是以车兵为中心的典型的车战计军方法。
从《左传》等典籍所反映的史实来看，一场典型的车战一般经历四个程序。首先，次，或称军、舍，即敌对两军开进预定战场后首先扎营集结，准备约期会战，即《孙子兵法》所说的“合军聚众，交和而舍”[12]。其次，致，或称致师，即以单车或少量部队对敌进行挑战，试探敌军虚实动静。再次，阵，即列阵，根据兵力和敌方情况，将军队部署为特定的军阵，准备交锋。即所谓“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13]。最后，战，即两军展开决战，以定胜负。
车战交战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先敌发动进攻，迫击敌阵。晋楚邲之战中楚军主动攻击晋军即采取此法。二是固守阵形待敌来攻，寻找战机。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军的作战指导即是如此。三是双方同时发起攻击，决出胜负。通常来说，当时车战时间持续并不长，几个时辰，最多一天就见分晓。只有极个别情况是当天未能决出胜负，夜间暂行休战，以等待次日再战，如，鄢陵之战中楚军最初的作战计划所反映的情况就是这样。[14]
与西周时期相比，车战战术在春秋时期又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其一，车战的阵形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不但表现为交战双方已比较普遍地采用了三军阵、五军阵，而且也表现为军阵内部，如车步兵力配置、战术协同、武器装备配置、实施机动等方面日益合理化，更有利于战斗力的充分发挥。
其二，由于阵形以密集队形逐渐发展演化为疏散的配置，部队交战时的机动性亦趋于增强。这反映在进攻方式上，就是速度的加快，攻击力的加强，即由传统的保持队形，徐缓推进，所谓“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15]，向快速进击的方向过渡，形成了“疾进师，车驰卒奔”[16]“车骤徒趋”[17]的攻击场面。
其三，出现了初步的野战防御方法。在这一时期，次军（军队屯驻）已经开始设置营垒。这些营垒一般都设有障碍物，能够阻碍或延迟敌方战车的冲击，即所谓“深垒固军以待之”[18]，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使自己一方避免不利条件下交战的防御作用。
其四，战术观念逐渐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早期战争重信轻诈的传统开始遭到冲击，“不鼓不成列”[19]的惯例开始受到怀疑和否定，并渐渐趋于没落，趁对方尚未列好阵形就突然发起攻击的现象时有发生，并成为许多兵学家和战场指挥者认可的新观念。
其五，战车阵地战逐渐运用多种较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包括有迂回侧后，攻其不虞；出其不意，晦日进兵；欲取先予，乱敌阵形；避实就虚，由弱及强；诱敌先进，侧翼夹击；巧妙设伏，大创聚歼；等等。[20]
《六韬》论述“三军器用，攻守之具”时，排列在最前面的不是戈矛刀剑，而是各类战车，其作用是“陷坚陈，败强敌”[21]。这实际上是对春秋战争历史基本特点的概括。而车战战术的进步与嬗变，恰好表明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车战的鼎盛阶段。
二、步兵的崛起
自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由于车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步兵在大多数诸侯国中地位普遍降低，成为隶属步兵而非建制步兵。但是，车战毕竟要受地形条件的制约，只适宜在平原地带进行，而步兵作战的领域则要广阔得多，因此步兵在当时战争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
据《左传》等文献记载，春秋前期诸侯列国中建立步兵并单独用于作战的，主要有郑、晋诸国。郑国立国于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最早使用步兵守卫疆土和反击戎狄少数民族的袭扰。根据《左传》记载，郑国在抗击宋、卫多国联军的作战中，曾动用步卒应敌，“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22]。又如，据《左传》记载，郑国又一次以步兵抵御诸侯之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23]。这些记载透露了以下信息：第一，郑国的确拥有独立的步兵部队，且经常投入战斗。第二，在平原地带，在极具冲杀力的战车面前，步兵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很难与车兵相抗衡。但是，尽管郑国步兵数次战败，然而并未因此没落，反而在困难中寻找出路，不断寻求改进，并得到发展壮大，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其特有的作用，如，曾在镇压“萑苻之盗”的作战中，郑国的步兵就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24]。
晋国地形多山，邻接戎狄，因此，晋国比较早地建立独立的步兵部队，称之为“行”。早在晋献公时，晋国已经初建有“左行”与“右行”；到晋文公时，更在作“三军”的同时，又作“三行以御狄”[25]，即在原有“二行”的基础上增设“中行”。这些步兵不隶属战车部队的编制，主要承担与戎狄作战、保卫和开拓晋国疆土的任务。但是，总的看来，在春秋前期和中期，与车兵相比，步兵处于劣势，其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其数量规模亦非常有限。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后期才出现大的变化，步兵开始了全面复兴。这一现象的发生，我们认为主要是缘于下列几个因素。
第一，军队成分的改变。随着井田制逐渐瓦解，“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传统遭到重大冲击，普通民众（庶人、野人）被允许加入军队。他们从军后，由于没有当甲士的权利和接受“射”“御”等专业训练的条件，只能充当徒卒，所以造成步兵数量剧增。
第二，作战方式的日益复杂化。由于受到与戎狄作战之急切需要的驱使，春秋时期的作战方式日益复杂化。当时戎狄擅长步兵机动作战，而受地形限制较大、队形较稀疏、攻防阵式较呆板的战车部队难以对付灵活机动的步兵进攻的现实，极大地推动了步兵的发展。
第三，南方地区盛行步战的刺激。春秋后期步兵的重新崛起，也与吴、越诸国迅速壮大并参与中原地区争霸直接有关。当时地处东南一隅的吴、越等国国势勃兴，而其受丘陵、水网等特殊地形条件的制约，故步兵十分发达，如，在黄池之会上，吴国曾“百人以为彻行，百行”[26]，以步兵排列成万人方阵，威慑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国，即是例证。而在实战中，吴、越等国的步兵也有突出表现，在多场战事中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如，吴王阖闾伐楚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五战入郢，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拥有一支轻甲利兵的先锋队，它由约500名大力士和3000名善奔走的勇士组成，长途奔袭，连续追击，将楚军追赶得没有喘息的空隙。[27]又如，吴越笠泽之战中，越军以两翼步兵佯攻，掩护越王勾践率主力偷渡，一举大败吴军。这次战斗中，越王亲自率领的中军就是由6000名“私卒君子”组成的步兵精锐。[28]中原诸国为了同它们抗衡，也自然要进一步重视步兵的建设，如此南北呼应，遂有力地促进了步兵的全面复兴。在实战中，步兵的战术亦进一步发展，为战国时期步兵再次跃居各兵种之首，成为战场的主宰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1年，晋国在攻伐太原一带的“无终戎”和“群狄”时，晋将魏舒曾“毁车以为行”：“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29]魏舒将车兵全部改作步兵，组成了第一个独立的步兵方阵。这一“毁车以为行”之举，是春秋后期步兵全面复兴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实为步兵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此，步兵迅速发展，在战争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公元前493年，在铁丘之战中，晋军将领公孙尨以500名步兵乘夜偷袭郑军，夺回赵鞅的帅旗，就明显地反映出步兵重新崛起后在战争中所具有的优越性。[30]
步兵的重新崛起，大大提高了军队行动的机动能力，在南方复杂地形、西北山地和要塞城邑的攻坚战中，步兵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而使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又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特点，这在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三、军阵的进步
阵，同“陈”，原义是指战车与步兵的排列，也就是军队的战斗队形。据甲骨卜辞记载，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按照左中右的队形排列的作战形式。经过商周时期的改进，阵法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了春秋时期，军阵更受到战争指挥者的重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重大军事行动无不与阵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战术发展，不能不考察当时军阵的有关情况。[31]
所谓“军阵”，就是指军队在投入战斗时，根据地形条件、敌我实力等具体情况而布置的一定的战斗队列和队形，从最基础的一卒、一伍、一列开始，直到全队、全营、全军，都做到“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32]。这种一定的排列与布置，就是特定的“阵”。要言之，军阵就是各种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每一次作战，也就是以自己一定的阵式去冲击敌人的军阵，或以自己的军阵去迎击敌人一定阵式的进攻。
战争是敌对双方总体力量的全面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战车、步兵数量的多寡，而且还取决于军阵所发挥出来的整体力量，“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33]。这表明，在交战中，整齐而适当的阵形是将士们相互依托作战的基本要求，使得勇敢者或怯懦者都不能擅自独立前进或后退，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总之，严整而适当的队形是发挥军队整体战斗力、实现指挥意图所必备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兵学家都高度重视军阵的布置和运用，提倡先阵而后战，强调军队在行军、作战时均要严守既定的阵形，以充分保障整体作战优势的发挥。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这一客观形势使得当时的军阵日趋进步。这表现为军阵名目繁多，形式复杂，实战效果突出，遂成为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一，军阵以“三阵”“五阵”为主。
从军阵的基本形式看，春秋时期的军队，无论是步兵，还是车兵，基本上都采用“三阵”或“五阵”。所谓“三阵”，是指中军和左翼、右翼三部分军队相配置的宽正面横向阵形，一般以中军为主力，以两翼相配合。繻葛之战中，郑军以“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34]，就是一种典型的“三阵”。如，据《左传》载，楚子与宋公、郑伯田于孟诸，楚子居中，“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35]；城濮之战，楚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36]，晋国原轸、郄溱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将下军：其采用的阵形也都是“三阵”。到了春秋晚期，“三阵”仍相当流行。如，吴国在黄池之会上列三个万人大方阵，越王勾践在破吴的笠泽之战中“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37]，就是明显的例子。
所谓“五阵”，是由“三阵”发展而来的，在春秋期间不断完善。“五阵”最早当属于一种行军阵法，见于《左传》，名曰“荆尸之阵”，其曰：“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38]即系一个由开路的先锋军、保护兵车的右军、搜寻粮草的左军、主力中军和殿后的精兵所组成的“五阵”。其他如《左传》所载的齐军行军队形，也明显是以“前、后、左、中、右”结构的“五阵”。[39]
我们根据现存史料分析，“五阵”在春秋中期以前并不流行，它在当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行军队形，而并非作战阵形。“五阵”在春秋后期的发展，主要与步兵的重新崛起有关。魏舒毁车以为行，大败无终山戎及群狄于太原，其采取的步兵军阵就是“五阵”：“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40]这可以说是“五阵”实际应用于作战的较早记载，所以说春秋时期的“军阵”，有一个从“三阵”独盛到“三阵”“五阵”并行的演变过程，而其又与步战、车战的递嬗相同步。如，魏舒“五阵”的特点就是将甲士与步卒混合组编成五个方阵，按照前拒和前、后、左、右五个方位配置，组成了第一个独立的步兵大方阵。它具有较大的纵深，各方阵之间易于实现兵力机动，可互相支持与掩护，“五阵”不仅适用于步兵作战，而且由于春秋后期战车实行75人制，隶属步兵人数大增，所以“五阵”这种大纵深的疏散配置也便于战车部队展开，可充分发挥兵器的威力，并提高了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
除“三阵”和“五阵”以外，当然也有仅以左、右相配置的阵形。如，公元前704年，在速杞之战中，楚军即仅排列左、右两阵。至于最基本的单一阵形，即一军阵，在此时期的小型战斗中仍有使用，但它们都不是当时军阵的主导形态。
第二，战术编队的调整与改进。
在传统上、中、下（或称左、中、右）“三阵”内部，也根据客观战争状况的变化，而有了必要的战术编队调整和改进，从而加强了车步兵的战术协调，提高了军阵的战斗力。繻葛之战中的“鱼丽之阵”，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据《左传》记载，鱼丽阵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41]。杜预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42]具体而言，“鱼丽之阵”取消了原配置在战车前方的第一线步兵横队，把战车置于军阵的前列，大大提高了方阵的运动速度；同时，将步卒疏散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密切了步车协同作战。可见，其阵是以25辆战车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而将以伍为单位的徒兵疏散配置于战车之间，其位置稍居后。这就是在“三阵”的框架内将车步配置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它很好地发挥了车步协同作战的能力，为郑军击败周王室联军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另外，繻葛之战中郑军首先攻击周室联军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从三面攻击周军中军，此亦说明当时的“三阵”已采用了翼侧攻击方法，有别于西周时期平行推进的全正面进攻。其他如，以15乘兵车为一偏，两偏为一卒；或以50乘兵车为一个战斗单位，也都属于同样的性质。这种阵内战术单位的调整，使得战阵中的战车与徒卒的配置更趋合理，反映了车战阵形的进步。其基本特征是，逐渐抛弃了西周和春秋初年步卒居前列的配置方式，而将步卒分散于战车的两侧和前后方，以加强步卒掩护战车的作用以及在四个方向上机动作战的能力。与之相适应的是，战车多采用疏散的队形，方阵作错落有致的纵深配置，这样就增强了抗击敌军进攻的能力，同时也便于战车迅速调动，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变化，从而为快速进攻和持续追击创造条件。用于追击的战斗队形在此时也产生了。它通常是在追击中迅速将军阵展开成“角”的形式，从两侧对敌军战车和步卒实施包抄，阻止敌军逃逸，从而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由此可见，在以“三阵”为基本形式的条件下，军阵内部的结构（战术编组）处于不断地演进改革过程之中。有学者曾对此做过概括总结，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车阵的进攻战术有了很大变化，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初期，这时的进攻队形是大正面的密集方阵，其基本特点是前进速度慢，机动性差，步车协同不密切；第二阶段是春秋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兵人数剧增的疏散方阵进攻，其特点是队形配置疏散，纵深加大，步车协同密切；第三阶段则是春秋末期的纵队进攻，其更适宜于长途奔袭，连续作战，成为战国时期雁形阵的前身。[43]我们认为这一大体脉络的勾勒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第三，春秋时期军阵的主要形式。
从军阵的战术特点看，春秋时期的军阵主要可分为方阵和圆阵两大类，而从军阵的作战方式分类，则当时的军阵还可以划分为立阵和坐阵两种。《李卫公问对》指出，阵法变化，“皆起于度量方圆也”[44]。所谓方阵，乃因其呈正方形或长方形而得名，这是春秋时期（亦可说是整个中国古代）阵法的最基本形态。因为军队中各级建制单位都有自己的行伍队列，排列整齐时总是呈现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在繻葛之战中，郑军的“左拒”“右拒”，也就是“左矩”“右矩”，即两边呈矩形的方阵。关于春秋时期的方阵，大量见于有关典籍的明确记载：“万人以为方阵”[45]“方阵而行”[46]，其主要特点是“前后正齐，四方如绳”[47]。这大多是进攻型的阵式。
所谓圆阵，乃因其呈圆形或半圆形而得名。它是方阵的变形，车队首尾连成环形，步卒紧挨战车在外围以接敌，这大多是防御型的阵式。其特点是将疏散的队伍收拢为密集的队形，消弭易遭敌人攻击的翼侧，即把防御正面缩小到最低限度。圆阵最适宜于实施野战防御。从《孙子兵法》所提到的“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48]的情况来看，在春秋时期，圆阵不但已广泛应用，而且曾在防御作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春秋时期的“军阵”，如果从作战方法和姿式上分类，则可以分为立阵和坐阵。所谓立阵，就是采取“立”姿作战的战斗队形；所谓坐阵，就是采取“跪”姿作战的战斗队形。就现存史料考察分析，立阵与坐阵基本上与步兵作战有关，当属步兵重新全面崛起后的产物。其中，立阵当为进攻型阵形，坐阵则是一种用于防御的基本阵形。它们各有其功能与优势，“立进俯，坐进跪，畏则密，危则坐”[49]。在作战中，指挥者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而交相运用，互为补充，即军阵中的士卒，要根据不同的作战情况，及时变换作战姿态，所谓“立阵所以行也，坐阵所以止也。立坐之阵，相参进止”[50]，从而使军队的战斗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水师的出现
舟船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用于军事行动，大体而言，基本局限于军事后勤补给等狭窄范围，并不参与直接的作战。[51]到了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战场逐渐延伸至江、河、湖、海各类水域，舟兵遂得到初步创建。当时，疆土内水域范围较为广阔的齐、楚、吴、越等国相继建立了舟师，在必要时开展水战，在战争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舟师遂成为这些诸侯国的独立新兵种。
据《左传》载，公元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52]。这可视为文献中有明确年代记载的最早成型舟师。据《左传》《国语》等典籍的记载，吴、楚、越、齐等国之间，曾多次爆发过规模不小的战争，舟师均在其中扮演了较重要的角色。这表明，至迟到春秋晚期，随着舟战战术的进步和造船能力的提高，舟师已经开始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了。当时，吴国舟师已经配备有“余皇”“大翼”等一类的大型战船；越国的舟师号称“习流”，战船名目亦有“戈船”[53]“楼船”[54]；等等。
据文献记载，吴、楚、越诸国舟师的主要职能有两项。第一，作为辅助部队运输陆战主力抵达预定作战区域及时投入战斗。据《左传》载，吴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55]。《国语》亦载，越王勾践伐吴时，“率师沿海溯淮”，并“率中军溯江以袭吴”[56]。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舟师运输陆战部队的助战性质。同时也表明水军在当时已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南方地区国家军队中比较重要的兵种。第二，以作战主力投入水上会战，歼敌之舟师等有生力量，控制水上作战的主动权，并进而实现既定的总体战略目标。应该说，这一职能是舟师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亦是舟师成为独立兵种的基本标志。
当时，舟师投入水上作战的现象相当普遍。如，公元前525年，在吴楚长岸之战中，由于楚国的舟师控制了大江上流，结果击败了吴国的舟师，俘获吴子馀昧所特乘的战船“余皇”；又如，吴越争战中，双方舟师也曾“舟战于江”[57]；再如，楚越舟师之间同样发生过大规模的水战，《墨子》对此曾予以追叙：“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58]
五、车乘编制演变
春秋前期各国仍保持着“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传统，当时列国军队的兵员来源主要是“国人”。他们“三时务农，一时讲武”[59]，亦兵亦农，按时训练，积极备战，交纳军赋；战事发生，就有“执干戈以卫社稷”[60]的权利与义务。但这种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自春秋中叶起，“国人兵役制”开始向“国人”“野人”共同参与的普遍兵役制过渡。
我们认为，这一变化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一方面，这是诸侯国大规模扩军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以晋国为例，公元前677年，晋国还仅仅只有一军；公元前661年，“晋侯作二军”[61]；公元前633年，“作三军”[62]；公元前629年，“作五军”[63]；公元前588年，“作六军”[64]。晋国在这短短的89年间，军队规模竟扩大到六倍。其他如，郑、宋等二等诸侯国的军力也随之攀升，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这样的扩军速度使各国均感兵源匮乏，于是不得不设法在“野人”阶层的身上打主意，以寻求兵源问题的解决。这说明由国人兵役制向普遍兵役制的过渡已成为当时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当时人口增长迅速，居民点密集，“国”“野”之间有了较多的交往与渗透，两者的界线已不太分明，特别是大量自耕农的出现，更提高了“野人”的身份地位。这说明在当时由国人兵役制向普遍兵役制的过渡也已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正是出于这双重原因，各国先后打破了“国人”才能当兵的格局，扩大了征兵范围，开始实行普遍兵役制。公元前645年，晋国首先“作州兵”[65]，把征兵范围从“三郊”扩大到“三遂”（野）[66]，随后，鲁、郑等国也纷纷效法，打破了“国人”与“野人”的界限，如，鲁国在鲁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67]，郑国在鲁昭公四年（前538）“作丘赋”[68]，把国人服兵役的权利给予野人，同时把“国人”承担的军赋义务也强加到“野人”的身上。
“国”“野”普遍兵役制的实行不但扩大了军队规模，也改变了车兵与步兵的比例，使军队编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乘从30人制变为75人制，使步兵在兵员构成中的比例明显增大，从而带来了军事上的一系列新的特点。战车在车战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由步兵取而代之。战国时期四大兵种协同作战，步骑联合作战逐渐成为战争的主要方式。而“野人”阶层在取得了当兵的权利后，又转而促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最后导致“国”“野”界限趋于彻底泯灭。在当时，步兵中不仅有野人、手工业者、商人，还有人臣、隶、圉等各色奴仆。如果立了军功，野人可以晋升甲士，奴仆可以获得自由，[69]这又进一步打破了甲士的限制，提高了步兵的地位。
春秋时期军队编制相当复杂，按性质区分，主要有三种，包括：一般编制及隶属系统，协调兵种的车步混合编制以及用于实践的临时战斗编成。当然，由于春秋时期兵役、训练等制度处于不断调整、发展变化之中，因而，当时的军队编制亦非一成不变，而经常有所变化。我们以下仅对这三种军队编制进行说明。
第一，一般编制及隶属系统。
春秋时期大多数诸侯国大体上均为《周礼》所载的“军、师、旅、卒、两、伍”[70]六级编制。其中，“军”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最高建制单位。在“伍”至“军”六级编制中，逐级相辖，层层递进，最终构成了“万人”左右的最大战役集团——“军”。晋国的军队编制代表了当时军队编制的一般状况，它分别拥有“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单位，其与《周礼·夏官·大司马》所载军队编制系统相一致。据史籍记载，晋国先后作“二军”“三军”乃至“六军”，可见“军”为其最高建制单位。另外，晋国军队中亦有“师”“旅”的建制，“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71]。也有“卒、两、伍”的建制，“以两之一卒适吴”[72]，“卒伍治整，诸侯与之”[73]。
春秋时期各国军队编制有所不同。如，齐国实行的是“军、旅、卒、小戎、伍”五级编制，分别辖有万人、二千人、二百人、五十人和五人。又如，吴国，以现存已有文献考察，其军队编制可能只有四级，即“军、旅、卒、伍”。其中伍为五人，卒为百人，“陈土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旅为千人，“十行一嬖大夫”，军为万人，“十旌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阵”[74]。这在《孙子兵法》中亦有间接反映，“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全伍为上”[75]等等，即透露了这方面的相关信息。
第二，车步混合编制及其变化。
“乘”是春秋时期车战占主导形态的最核心的编制单位，属于车兵与步兵两大主力兵种混合编组的基本形式，体现了车步协同作战条件下军事编制的主要属性和根本要求。从这层意义上说，“乘”是服务于实战的军事编制，而前述的“军、师、旅、卒、两、伍”则是平时军队内部隶属关系的编制安排。
在“乘”这一级编制之中，战车居于中心位置，车兵与步兵的配置都围绕它而展开，每乘战车配备有一定数量的甲士与步兵，以隶属系统而言，它相当于《周礼》六级编制中的“卒”。在春秋前中期，“乘”的兵力配备与西周的编制相同，即实行“三十人制”，每辆战车配有甲士10人，步兵20人。甲士10人中有3人居战车上，分任御者、车左、车右，另7人配置于战车左右两翼。步卒20人中战斗人员15人，后勤保障人员为5人。[76]
春秋后期，“乘”的编制有了很大的变化，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随着军赋征收标准的改变，每乘30人制开始向每乘75人制过渡，正如史籍所载，“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77]。每乘甲士减为3人，即战车上的御者和车左、车右，而步兵则激增至72人。一乘的兵力相当于3个“两”的编制（15个伍）；加上附属的“守车”（辎重车）上的后勤补给人员25人，合计100人，即为4个“两”，也即一个“卒”。据《周礼·夏官司马》所示五进位制，则一军当有兵车125乘，甲士与步卒之数合计当为12500人。
春秋时期的建制步兵编制，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大致情况是，最基本编制单位为“伍”，“伍”以上相对固定的编制单位有“两”和“卒”。当时最大的编制单位当是“行”。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晋国“作三行以御狄”[78]，到了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更作五军以御敌，罢去三行，改置上下新军。可知“行”的兵力规模当略小于“军”而稍大于“师”，大约在7000—8000人。
第三，战车与步兵的战斗编成。
春秋时期各国的步兵与车兵还有形式不一的战斗编成，它们具有临战排阵编组的性质，往往是战场指挥者应敌变化，随机制宜的产物。“偏”与“两”是战车战斗编成的主要形式，每“两”由数量不等的“乘”组成，并分为两“偏”，一般多称为“左偏”“右偏”。根据实战的需要，“偏”“两”的兵车数可随时进行调整。故文献上有大偏、小偏之分。据《司马法》逸文记载，当时有以9乘为小编，15乘为大偏，或25乘为偏，50乘为两（或为卒），81乘为专，125乘为伍等不同的战斗编组形式。[79]
步兵的战斗编成仅见于《左传》魏舒“毁车以为行”的记载，步兵的具体战斗编组是“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80]。并在此基础上，组合为一个统一的作战整体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