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西周都城镐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幽王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也宣告了统治中原地区将近300年的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宜臼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前770—前476）[1]，始于周平王东迁至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终于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春秋时期经过了长达200多年的历史变迁，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灿烂发展的繁荣时期。

春秋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大繁荣。经济上，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井田制走向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形成并开始确立。政治上，礼乐文明遭遇到极大冲击，王室衰微，强卿擅权，诸侯争霸。文化上，学术下移，私学开始勃兴。在春秋时期，曾发生过弑君事件36起，亡国72个，大大小小军事行动多达500次。而绵延200多年大大小小的战争，更使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居特殊地位的时代主题，兵学遂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军事指挥权下移。春秋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也充满了变革，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则突出地表现为军事指挥权的下移。名义上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周王室很快被弃置一边。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秋列国军事领导权下移的现象尤为突出，具体表现是周天子名义上的天下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地位已完全丧失，相继崛起的诸侯霸主利用旧有的军事领导体制的某些传统，代替周天子行使武装力量的统帅权，各诸侯国国君手握武装力量，成为军政首脑。及至春秋后期，各诸侯国君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也被逐渐削弱。国君亲自统兵出征的指挥制度被军将统兵所取代。就军事指挥权而言，军权下移在春秋时期是一个普遍现象，成为一个无可逆转的趋势。[2]

第二，战争类型基本齐全。除上古已出现的战争类型外，当时的战争还包括了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统治集团内部夺权战争，新兴势力向守旧势力夺权战争，等等。其中，诸侯争霸战争乃是春秋时期战争的主流，对中国历史进程曾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战争方式急剧变化。自春秋中期起，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队结构的彻底改变，青铜兵器制作工艺的改良，强弩与铁兵器等新型兵器的使用，战争区域的扩大以及与戎狄族步卒作战的需要，步兵遂重新崛起，步战再次占据主导地位。[3]同时，水军出现，水战在南方吴、楚、越等地区开始流行，并对战争的胜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多种战法各擅胜场。当时野战的军阵虽然大多采用三军阵，但是五军阵也开始成为比较常用的阵形。其战术运用，除了疏散方阵进攻外，较为普遍地转化为纵队进攻，并由早期的徐缓推进向快速进击的方向过渡，出现了“车驰卒奔”[4]、剽疾迅猛的场面。同时，城池攻守战、关隘要塞战、伏击包围战、奇袭战、火攻、水淹等战法也先后在作战中得到广泛使用。

第五，战争观念的根本性变革。这一时期在兵学思想上的最大特点是战争指导观念的变化。春秋中期之前，人们普遍遵循和崇尚西周延续而来的“军礼”传统，主张进行“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5]为特征的“偏战”。但是，从春秋晚期起，这种“正正之旗”“堂堂之阵”[6]的战法开始遭到全面否定，“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内得到普遍认可和运用，即班固所言：“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7]

第六，武器装备进步巨大。春秋时期军队的武器装备发展的主要标志是铁兵器的使用，而与此同时，传统的青铜兵器制作工艺亦十分精良和成熟。从考古发掘和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当时是我国古代青铜兵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我国钢铁兵器发展的初始阶段。战车的形制和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改进，战船数量已相当可观。戈、戟、矛、剑等常用刺杀格斗兵器的形制有了新的改进，杀伤力增强。甲胄干盾等防护装具更加多样，牢固耐用。轒辒、云梯、巢车、铁蒺藜、地听等攻守城器械被广泛使用，在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筑城虽仍然采用版筑夯土方式，但是筑城数量与版筑质量均有长足的进步。[8]

第七，兵学的高度繁荣。春秋时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兵学思想家，如孙武、司马穰苴、伍子胥、范蠡等等；产生了《孙子兵法》《司马法》《伍子胥水战法》《盖庐》等著名兵书。这一时期兵学思想的繁荣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战争，主张慎战，重视备战，致力于追求“全胜”的理想用兵境界；以正确的理念指导治军，提倡恩威兼施，文武并用；以科学的审断指导作战，主张先胜后战、奇正相生、避实击虚、因敌制胜、大创聚歼。春秋时期兵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古典兵学理论的基础，规范了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主导倾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