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夏商时期重要战争
一、甘之战：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大禹因征伐三苗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治理洪水的成功而迅速树立了很高的个人威望，扩大了华夏共同体的范围以及之间的相互交往，[3]加速了各民族融合，同时也赢得了极大的权力。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普遍出现了，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夏禹就不再遵从旧的“禅让制”传统，把部落首领的位置禅让于其他贤人，而是将权力宝座移交给自己的儿子夏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王朝，[4]中国社会进入了王权社会，而在王权社会中，王权的显示面更多是其军事指挥权，而非其他，正如有学者指出，“王”字本像无柄且刃缘向下的斧钺之形，本表示军事统率权，后来这军事统率权的象征演变为王的权杖。[5]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正式形成，中国历史从此由原始社会迈入了阶级社会。传统往往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形态变革，代表旧的传统的势力自然不会甘心，而总是要千方百计进行反抗，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以试图恢复和维护旧的传统秩序。在此次历史变革中，有扈氏充当了这种势力的急先锋。
关于有扈氏的来历，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它本是夏的同姓氏族，如高诱注《淮南子》曰：“有扈，夏启之庶兄也。”[6]另一种则断言其为夏的异姓部落，[7]是东夷少昊族的“九扈”[8]。其实这并不重要，问题的要害是有扈氏不认同夏启接替夏禹掌权的做法，因而带头起兵反抗夏启的统治，试图凭借武力恢复过去的氏族制度。
夏启当然不能坐视有扈氏的挑战，他决心拿有扈氏开刀，维护自己的权威，巩固自己已有的统治。于是，夏启迅速做出了出兵平叛的决策，统率大军杀向有扈氏盘踞的地盘。有扈氏亦毫不示弱，立刻率领自己的人马倾巢出动，准备与夏启的军队一决胜负。据典籍记载：“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9]亦载：“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10]
双方军队在甘（今郑州市甘水沿岸）[11]这个地方遭遇，一场关乎两个氏族生死存亡、关乎整个历史进程的大决战一触即发。夏启毕竟更富有政治、军事经验。他在临战前夕举行了军中誓师活动，宣布战场纪律，进行战斗动员，这就是著名的《甘誓》。[12]誓师辞要云：“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13]其中，对命令执行与否的奖惩措施十分严格，对不服从命令者，亦非常残酷，对战场上的逃跑者，不仅会在社主前被诛杀，同时还要株连族人，往往祸及全家甚至整个家族。[14]
夏启的这篇《甘誓》，申述了其征伐有扈氏的缘由以及战略目的，强调了作战纪律。“六事”以及军中人员听完之后，个个都明白了利害关系，从而形成了克敌制胜的统一意志。战争的进程表明，夏启的战前动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战斗打响后，夏启的部队在严格的军纪约束下，军阵严整，个个奋勇争先，全力杀敌。几个回合交锋下来，有扈氏的部队便阵脚大乱，全线崩溃。夏启乘胜进击，扩大战果，灭亡了有扈氏，取得了甘之战的彻底胜利。
夏启在甘之战中取得全胜，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夏启所代表的是新兴阶层的利益，而这又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第二，夏启还进行了扎实必要的战前动员，调动了众多部族参战，申明军纪军法，鼓舞了参战人员的战斗积极性；第三，在于他正确部署了兵力，实施比较高明的作战战术指挥。同样，有扈氏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其关键就是他逆历史潮流而动；而其在作战指导方面也显得消极被动，史籍中既未见其进行战前动员，又不见其做到灵活机动、因敌变化。这样一来，胜利的天平自然也就倾向夏启的一边了。
甘之战的结果，沉重地打击了旧的传统势力，粉碎了他们恢复“禅让制”的企图，从此“天下咸朝”[15]，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同时，夏王朝的统治大大得到了巩固，国家的形成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保证社会历史继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甘之战是中国战争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从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6]，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占据了整个社会活动中的显著地位，成为历史发展最直观的表现形态，而中国古代的兵学思想也随着战争的频繁与进步，不断有所发展。
二、鸣条之战：王朝更替战争的战略指导
《易经·革卦》彖辞有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17]这里所说的“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缔造者商汤。商汤曾经领导商部落及其同盟者，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鸣条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王朝更替战争，它是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等诸多手段的综合运用，顺利实现灭夏兴商既定战略目标。
夏启攻灭有扈氏之后，夏朝的统治基本上稳定了下来。但是，普天之下没有铁打永固的江山，夏王朝在经历了太康失国、后羿伐夏、少康中兴等重大国运变故后，一步步走向衰微。大约400年之后，夏桀成为夏王。这位末代君主，任用嬖臣，骄侈淫逸，宠幸王后妺喜，对广大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奴役压榨，激起臣民和天下其他部族的强烈憎恨。夏桀对自己的统治非常自信，他自比太阳，认为自己的统治可以像太阳一样永存，民众愤慨地诅咒他“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18]。这表明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边缘，但是夏桀丝毫未能意识到亡国之祸就在眼前，而就在此时，商汤领导的商已经对夏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同夏王朝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周边的方国商，则羽翼丰满，迅速崛起。经过契、相土、冥、上甲微等历代先王的励精图治和广大族众的努力开拓，商逐渐强盛起来，并初步形成了早期国家建制，到夏桀在位期间，它已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此时的商族在其雄才大略、众望所归的首领商汤领导下，实力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其作为中原地区新统治者的地位已是呼之欲出。商汤遂顺应时势，及时将部族统治中心迁徙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北），并开始筹措攻伐夏朝的战略大计。
商汤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天下其他部族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强大政治攻势，为日后鸣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商汤在贤臣伊尹、仲虺等人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19]，积蓄力量，伺机破敌。我们认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最大限度争取反对夏桀的各种力量。商汤联合反夏力量非常重要的关节点和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与有莘氏伊尹的联合。在夏朝的国家体制下，伊尹往来夏商之间，能够获取很多具有谍报价值的信息，[20]对夏桀集团的内部“上下相疾，民心积怨”[21]的混乱状况非常清楚，并且为有针对性地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创造了前提。其他典籍如《孟子》《鬼谷子》等亦有伊尹的相关记载。同时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亦有证明。据学者研究，在甲骨卜辞中，对伊尹祭祀的祭法有岁、至、侑、御等多种，祭牲有牛、羊或羌人，用牲数少者为一牛，多者达到五十牛。其地位之尊崇可以想见：
［辛］亥卜，至伊尹用一牛。[22]
乙亥贞，其侑伊尹二牛。[23]
癸巳［卜］，侑于伊尹牛［五］。[24]
伊尹岁十羊。[25]
御伊尹五十。[26]
丁丑贞，多宁以鬯侑伊。[27]
甲骨卜辞表明伊尹终殷商之世一直受到丰盛的祭祀，亦显示了伊尹于商人灭夏的重要贡献，其促成的殷族与有莘氏结成强大的战略联盟，奠定了商汤推翻夏桀统治的最核心的政治军事基础。[28]当然，传统典籍对具体过程的曲折与复杂亦有具体描述，并对伊尹为什么能够“祖伊尹世世享商”的原因有记述，即《吕氏春秋》所载：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虽后悔之，将可奈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29]
第二，商汤采取了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的战略方针，逐一剪除夏桀的羽翼帮凶，不断孤立夏后氏，逐步完成对它的战略包围。商汤把第一个打击目标指向了夏的属国葛国（今河南宁陵北）。据孟子言：“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30]商汤是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消灭了葛国，这既剪除了夏的一个羽翼，亦检验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又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威望，各地老百姓像“大旱之望甘霖”一样盼着商汤大军的到来。商汤便趁热打铁，又集中兵力逐次消灭了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山东鄄城东北），并攻灭夏在东方的最后一个附属国，即实力较强的昆吾（今河南濮阳），正如《诗经》所言：“韦顾既伐，昆吾夏桀。”[31]正所谓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32]，至此，商汤基本上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商汤得以从东面绕道夏邑西方，对夏桀展开最后一击。新出土文献清华简《尹至》对此事亦有记载：“汤盟誓及尹，兹乃柔大萦。汤往征弗服，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33]当然，“商族军队灭掉三国之后，便扫清了进入豫东的道路”[34]。其他处于中立状态的夏王朝方国一方面迫于商族军队南下的强大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已经长期不满于夏王朝的昏庸、残暴统治，于是这些方国纷纷依附商汤而叛离夏桀王朝，商汤已经在政治军事力量上取得了对夏桀的压倒性优势。
在商汤的继续努力下，又逐渐争取到有施氏、有仍氏、有缗氏等方国的支持。待准备就绪，商汤便为自己的伐桀行动做最后的、非常谨慎的准备，以确保灭夏之战万无一失。于是，商汤在灭夏之前与东方叛夏之国举行了非常著名的一次军事盟会，即“景亳之命”[35]，许多方国都参加了此次军事盟会。此次军事盟会后，商汤看到天下大势，决定最终灭夏，因此“亳”就成为商族的“圣都”[36]，可见“景亳之命”在整个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大约在公元前1726年，时机成熟，商汤兴师攻伐夏桀，揭开了鸣条之战的帷幕。战前，商汤效仿当年夏启伐有扈氏时的做法，举行了郑重的誓师活动。在誓师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义正词严、大气磅礴的训词，一一列举夏桀破坏生产、施行暴政、盘剥民众的累累罪行，指责“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37]。面对商民“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38]的质疑言论，商汤向商民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是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有夏多罪，天命殛之”[39]，“予畏上帝，不敢不正”[40]。商汤深知军纪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因此他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和具体的作战要领：“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41]商汤的此番誓师，和当年的《甘誓》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商汤师出有名，极大地振奋了士气，鼓舞了斗志。
战前誓师仪式结束后，商汤便动用作战性能良好的兵车70乘，能征惯战的敢死队6000人，[42]会同各同盟国的参战部队，采取大迂回战略，“以迂为直”，迅速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速突袭夏桀的老巢。
商汤大军压境的消息终于传入夏都，一直沉溺于醇酒美人温柔之乡的夏桀此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毫无思想准备和军事戒备的他如梦初醒，但也深觉为时已晚，方寸大乱的夏桀被迫仓促应战，统率一批早被歌舞升平生活消磨尽了战斗力的将士，西出抵御商汤的进攻。于是两军在鸣条（在今山西安邑一带，一说在今河南封丘东）地区遭遇，展开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43]
据有关史籍记载，鸣条之战打得异常残酷、非常激烈，但毕竟是商汤有着非常充分的战前准备，麾下的将士在各方面都占有相对明显的优势，这既表现为必胜信念的拥有，杀敌勇气的旺盛，亦体现为军队训练有素、士兵军事素养更高，夏桀的军队根本不是这些“必死”之士的对手。在商汤大军的轮番冲杀之下，夏桀的主力终于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商汤就这样一举攻克了夏邑，赢得了鸣条决战的胜利。
夏桀见大势已去，被迫退却归依于属国三鬷（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决定速战速决、连续作战，不给夏桀丝毫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适时展开战略追击，毅然挥师南下，对溃逃的夏桀残部实施打击，攻灭了三鬷。穷途末路的夏桀，只得率极少数徒党仓皇奔逃至南巢（今安徽寿县南）。[44]他忧怒交加，不久便病死在那里，夏王朝至此宣告彻底覆灭。商汤取得了中原地区天下共主的地位，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商朝终于建立起来了。
当然，商灭夏之后，对夏的遗民也有合理的安置，据史籍载，“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45]。其安置方式亦体现出商汤的政治智慧，正如学者所言：“杞氏迁往杞地（今河南杞县），族众既少，虽封犹绝，当然不可能掀起什么政治风浪。但是，其他众多夏遗民则需妥为措置，方可进一步巩固国家政权。”[46]这件事在清华简《尹诰》中亦有记载：“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47]
鸣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典型的新旧王朝更替战争。商汤伐桀灭夏，建立商朝，这在当时是合乎民众愿望的，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被认为是吊民伐罪、顺天应人的典范。同时，商汤在此战中所反映出来的知彼知己、先弱后强、把握战机、连续作战、战略追击等卓越指挥艺术，对后世战争的实践和兵学理论的构筑，也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