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周的国家治理战略

一、分封诸侯、拱卫王室的天下战略思维

周武王灭商，如何从制度上真正实现天下的治理以及军事上的控制，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这的确是西周初年政治家必须要面对的政治军事难题。

商代的官僚体系已初步形成了内外“服”两大类。[43]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构成守卫系统，包括王宫守卫、王畿守卫和封疆守卫。其中属于封疆警卫系统的有侯、甸、男、卫、邦伯等等。这些侯、甸、男、卫、邦伯的主要职责，除了为商王垦田放牧之外，更重要的是承担封疆的警卫，如向商王报告边境的敌情动态，为商王提供军事防御的人力与物力，接受商王之命参与各类征伐，所谓“为王斥候”即是其职责的概括揭示。到了商代晚期，封疆警卫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戍”，商王派出戍守的主要是精锐的族军，这一现象反映了商王室国防力量的增强，也透露出商王对新征服地区加强了直接控制的意识。

周人在借鉴商人统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了在政治统治以及军事布局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分封制。众所周知，周人采取分封制的目的正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44]，以姬姓为主体进行分封，将其作为周王室统治的屏障。正是通过分封制，周人的治理范围迅速扩张，南方跨过长江，东北扩张至今辽宁省，西至今甘肃省，东到今山东省，实现军事势力和政治文明的迅速扩张，正如王国维所言：“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周初亦然……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45]

而周人分封制的基本精神就在于“本大而末小”[46]，核心要素就是军事力量的绝对压制。正如有学者指出：“地方诸侯，作为西周国家的代理人与周王的臣子，是完全应该履行他们的职责的；为了保证他们这样做，周王室精心构建了一个血缘关系结构，并以压倒性的王师军事力量为后盾。”[47]

西周的基本军事力量是宗周六师（又称西六师）与成周八师（又称殷八师）。西六师驻扎在宗周地区，保卫王畿之地以及西周西部国防安全。殷八师驻扎在洛邑，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的军队居天下之中，是西周时期屯驻于成周的周天子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用于控制东方诸侯，同时亦可以与西六师形成掎角之势，保卫宗周，对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殷八师，西周时期主要以这支军队统治中原地区，[48]其对于稳定西周的统治以及扩张疆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出土的很多与之相关的青铜器铭文亦足以证明，如，《膳夫克鼎》曰：“王命膳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曶壶》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师。”《小臣pagenumber_ebook=99,pagenumber_book=70簋》曰：“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录卣》曰：“惟伯犀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录卣》曰：“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叶pagenumber_ebook=99,pagenumber_book=70。”《禹鼎铭》曰：“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

同时，我们根据出土文献以及传世典籍可知，周天子的军队的主帅，多由王公大臣担任，出兵作战的规模，可由三五千人至两万人，个别时候，还多一些。据《小盂鼎》记载，在周康王二十五年（前996）时，驻于周西北方向的鬼方部落，曾经和周王朝之间发生过一场规模非常大的战争，当然周人最终战胜了鬼方，俘虏鬼方13000人，我们由此可窥周人的用兵规模。而地方诸侯，主要以礼制对其进行力量的限制，保证其能够为周王室服务，同时又不至于对周天子的权威造成威胁。

受封诸侯从周天子那里不仅得到了土地、部落民众和象征身份与权力的彝器等，还得到因地制宜的行政权和开疆拓土的军事征伐权，其对周初的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鲁国，在分封时就与商人的后裔“殷民六族”前往封地，即“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49]，使殷的遗民迁移故地，以防叛乱。同时，在周初，面对淮夷、徐戎叛乱，鲁侯伯禽亦率领军队前往攻伐，其誓师之辞《费誓》亦保留在《尚书》中。

二、筑洛邑与西周的防御思想

自夏商起，随着国家机器的渐趋成熟，国防的观念得以确立，防御措施与技术也不断更新，从而形成了保障国家安全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支点：一是在重要的战略地点派驻部队，设置官属机构，实施警卫屯守；二是在枢纽关键之处修筑城池，提升守御的实力与功能。

商代统治者非常注重修筑用于军事目的的城垣。商人把设防的城堡看作是军事防御的重要手段，作为镇抚一方的核心军事基础。郑亳、偃师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等城垣，都体现了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如，偃师商城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垣，宽厚的城垣，配合以狭窄的城门，内城还有近似马面的军事设施。这一切均说明筑城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对军事、政治中心的防卫功能。

另外，商朝的城池不仅修筑在靠近统治中心的地区，而且也修建在商的四土。如，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其修筑的背景，乃是商王朝将自己势力伸向长江流域主要地区的时候。其修建的目的，很有可能是维护商室重要矿产资源——铜矿石运送路线的安全。因为盘龙城地处其南土边缘、与荆楚相接触的地带，正是通向江南的要冲，而长江中游地区则是商王室铸铜原料的重要产地。商王为了确保运铜道路畅通无阻，从战略上积极支持商王朝对南土的开拓。

西周统治者对军事防御体系的构筑较之于商人有更大的关注和较多的投入。在武王伐纣灭商之前，文王、武王先后营建丰京和镐京，将国家的指挥中枢安置在安全地带。武王灭商和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又在天下封建诸侯，经营成周，组建殷八师（成周八师），设立驻屯基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战略要地建立军事防御驻点。这些举措各有特点，互为补充，构成了较为严密的军事系统，在西方以丰镐为中心，在东部以成周为中心，两者又在周王的统一指挥下，结合成一个整体，构成了保卫王朝安全的军事防御体系。[50]

西周统治者加强军事防御的首要措施是大量封建诸侯，充分占据天下地利。同时，西周统治者还大量修筑城池，以高城深池与天下山川地利相结合，构筑其军事防御体系。灭商后，周王朝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曾掀起过一次全国性的筑城高潮。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成周的修建。周公深刻意识到，西周生死存亡在于宗周之地丰镐的安全，但是灭商之后，西周更需要对东方事务持续介入，增强周人在东方的势力与影响，以实现周人对天下的控制，实现其统治的完整性。因此，两都制成为周初的必然选择。至于为什么选择洛邑呢？《逸周书》记载：“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51]为了长治久安，周公在还政成王前，建造了洛邑。洛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52]。

当然，周人在此次大规模建城的过程中，亦遵循一定礼制，如，据《周礼·考工记》记载：“王城方九里，诸侯城按七、五、三递减。”各诸侯国筑城的规模必须在严格按照礼制、宗法制的原则下建造。这样，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都城规模进行有效的控制。如《逸周书》曰：“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53]由于城池在整个国家军事体系的重要作用，因此周天子实现了对各级诸侯军事实力的有效控制，那么，在礼制的保证之下，周天子的军事实力始终占优。

成周所在地，本名洛邑或洛师，原为周武王伐纣时前进的基地。周公辅政后，更以其为政治与军事重心来治理东方。周公曾以此为进军基地，东征平定三监之乱。此后，周公与召公通力合作，全面规划营建成周，仅一年成周便初具规模。[54]周、召二公辅佐成王营建成周，着眼点在于该地优越的地理位置。洛邑处于东西交通的要冲，地势易守难攻，东有成皋之国，西有崤函之险，“背河（黄河）乡雒（洛水），其固亦足恃”[55]。于是，周人不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营建成周，将其建设成为一座牢固的城池，并在此处驻扎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成周八师（或称殷八师）。当然，在周王室大力营建成周的同时，分封在全国各地的大小诸侯，也纷纷依照礼制筑城，“城以卫民”，保障在武装殖民过程中的自身安全，镇压当地民众的反抗。

西周时期的第二次大规模筑城活动，出现在宣王中兴期间，当时在抗击四邻戎蛮入侵的同时，周室又掀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筑城高潮，北建韩城、南筑申谢、西城朔方、东起齐城，[56]将这些城池作为防御敌人的前沿军事要点。

周人大量修筑城池，使之成为王室与各级诸侯指挥强大武装力量的中心。在此基础上，西周统治者进一步合理配置军事资源，分别建立起以丰镐和成周两都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其一，以丰镐为中心的防御体系，是以西六师为核心力量，结合分封诸国的军事力量，建立了西陲保护圈，拱卫王室。这层保护圈，据研究者考证，即是以泾河上游，自北而南沿子午岭、陇山至秦岭以及汧渭一带分筑三道王畿西部、防范西戎的防线[57]。其二，以成周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则以成周八师为主力，通过“周道”将各地的武装力量连接起来，分南北二线，拱卫东部最重要的战略重镇——成周，以防备天下叛乱。两大防御体系各自承担保卫王室，镇抚四方的战略重任，又密切协调，互为配合，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防御整体。其三，修筑“周行”“周道”，加强各个军事据点的联系。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制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治区域，屏藩周室的各个诸侯国分散在全国各个军事据点，为了真正有效地密切与诸侯国之间的联系，确保王都与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畅通无阻，便于调动军队、情报传递，于是周人便以两都为核心，不惜财力与物力，建立了以军用为主的，类似于秦人直道、后世高速公路的道路，即“周道”，又称“周行”。“周道”路面平，路身直，道路较宽，战车可以通行无阻。据学者研究，“周道”西南到巴蜀，北至秦、晋，东北抵达燕、齐之地，东南到淮夷，南部抵达申国、荆楚之地，[58]这样，周王室与天下主要诸侯国均有“周道”相通，加强了军事据点之间的联系，便于周天子真正有效地巩固统治。

由此可见，西周时期的国防思想与军事防御设置已高度成熟，这正是当时兵学思想趋于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