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指出：“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1]战国时期经过了长达300多年的历史变迁，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灿烂发展的繁荣时期，中国历史开始了由以周制为典型的三代文明向以秦制为典型的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又被称周秦之变。经济上，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新的生产关系全面确立。政治上，各国先后兴起的变法改革方兴未艾。军事上，大国兼并，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文化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孙膑、吴起、商鞅等等；诞生了《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著名兵书。儒、墨、道、法等主要思想学派也纷纷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运筹学角度对兵学问题进行探讨，使时人对兵学的认识逐渐深化。

大体而言，历史进入战国后，在制度创建方面，职官上的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决策上的廷议制，军队调动上的兵符制，赏罚上的军功爵制，形成了一整套的运行机制。在武装力量构成上，形成中央军、禁卫军与地方军三位一体制，私属武装逐渐被取缔，常备军数量增加。在兵役制度方面，开始向基于地域关系的郡县普遍征兵制过渡。兵员成分主要来自国家的“编户齐民”的农民，而“武卒”“技击”等出现则表明募兵制业已滥觞。在兵种构成方面，基本上形成了步、车、骑、舟四个主要兵种，其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则随战争条件的变化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军队编制日趋复杂，通常以五进制重以四进制，并且与居民的地域行政组织相对应，而具体编制又被区分为一般隶属编制、基本作战编制以及临时战斗编成三个主要层次。练兵制度开始由田猎式的训练向以“一教十”以“十教百”逐次递进的单兵、多兵合成正规训练体制演变。在军事法规方面，逐渐形成了以封建的“法令”为指导，出现了非常严格的军事成文法规。总之，战国时期形成的军制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历代军制的大致框架。[2]

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更大，战争方式更加多样，战争异常残酷以及文武殊途机制相对成熟，因此，战国时期的兵学思想也进入了全面繁荣、高度发达的阶段。战国时期诸子也对兵学问题非常关注，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尤其是儒、墨、道、法等重要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孟子、荀子、墨子、老子、战国黄老学者、商鞅、韩非等，这些学者的著作中，对兵学问题的思考与论述，占有重要的篇幅，就战争观、战争指导、治军思想、作战原则提出了重要的命题，丰富了中国古代有关兵学问题的理性认识。换言之，诸子论兵之作的风行，反映了兵学思想在当时整个思想领域中处于显学的地位。战国时期的兵学家吴起、商鞅、孙膑、尉缭子等人的军事实践和兵学理论创造，推动了战国兵学思想的全面繁荣。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兵书，如《孙膑兵法》《吴起》《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子晚子》《公孙鞅》《庞煖》《兒良》《魏公子》等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七部兵书——“武经七书”，有四部面世于战国时期。兵家作为独立的思想流派，与儒、墨、道、法等学派共同成为当时思想领域中的主要角色，大显身手。“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3]“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4]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文化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