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抄 收集称谓的解释及历史演变的文章 几对古代亲属称谓指称对象的演变 作者：闫丽（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所副教授） 在古代，血缘、姻亲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的先人早有认识。《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血缘姻亲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君臣关系、等级关系、礼仪制度的建立都是由此而生的。 血缘宗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奠定了社会关系的基础，随之产生的关系之间相应的名称，即亲属称谓。探讨这些称谓产生的缘由，可以窥见这些称谓产生时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概貌，探知古代社会的某些形态特点。 先说“父”“母”这对称谓。据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父乃斧之初字。石器时代男子持石斧以事操作。”所以“父”本指劳动工具，转而指手持这种劳动工具的人，即从事较重劳作的男子。《庄子·渔父篇》：“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有渔父者，音甫，取鱼父也。”取鱼父，即捕鱼的男子，“父”即指男人。《商君书·开塞篇》：“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在人类社会诞生早期，人们是不知自己的父亲是何许人的。因为在氏族社会“联系氏族的纽带以母方为主”（摩尔根《古代社会》）。 劳动能力卓越者也称父，这就是《说文》释“父”为“男子美称”的原因。父，又可写作“甫”。《仪礼·士冠礼》：“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汉代郑玄注：“甫是丈夫之美称。”清代段玉裁也解释说：“称某甫者，若言尼甫、嘉甫、孔甫……凡男子皆得称之。”“父”作为美称，在先秦文献中出现，多有赞美、尊敬之意。如《诗·大雅·韩奕》：“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清代马瑞辰所撰《毛诗传笺通释》云：“显父尤尚父、尼父之比。”《经典释文》：“父，本亦作甫。”父、甫义同。古人一般都有名有字，称字是表示对人的尊敬，所以古人有时也用“父”命字。如《公羊传·桓公二年》：“（宋）督将弑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何休注：“父者，字也。”显父，汉代经师郑玄以为“显有德者”，即特别有德行的人。孔颖达进一步解释：“父者丈夫之称。”丈夫，指成年男子。到了摩尔根所说的父权家庭确立之后，男女婚姻关系是固定的，此时男性已经成为社会与家庭的中心人物，父的意义便由泛指成人男性转为特指生身的男性。 与“父”字的意义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不同，“母”是一个贯通古今的称谓。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就已出现，本义就是子女的生身与抚育者，其字甲骨文像正值哺乳时期的女子。“母”是养育者，人们对其有自然的亲近感和崇敬感，是理所当然的。 “母”最初与“女”同为一字。在春秋时期以前，“母”常写作“女”。先秦女性人物的“字”中均缀以“女”字，正是对该人的一种尊敬的体现，如鱼母（女）、车母（女）、良母（女）等（详王国维《观堂集林·女字说》）。历史人物孟姜女的称谓应该是该人物的“字”，体现了人们对该她忠贞不屈精神的称许。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父母称谓并非同时产生的，而是在两个相距甚远的不同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 再说“姑”“舅”这对称谓。《尔雅·释亲》：“父之姊妹曰姑。”《释名·释亲属》：“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于己为久故之人也。”父亲的子嗣对父亲的姊妹而言一般要年幼一些，所以这些晚出的子嗣看待已在世的父之姊妹，为久故之人，所以用“姑”称之。 《释名·释亲属》：“母之兄弟曰舅。”《白虎通义》：“舅，旧也。”意思是说舅就是“旧”。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说：“旧故，老人称也。”这里说的“老人”，也是对母亲的子嗣而言的，母之兄弟一般要长于母之子嗣，这就是舅称为“旧”的原因。 《尔雅》又说：“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妇，指已婚的女性。《榖梁传·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父戒之曰：‘谨慎从尔舅之言。’母戒之曰：‘谨慎从尔姑之言。’”这是女儿出嫁，父母在送别时的嘱咐语。舅姑指丈夫的父母，即今称之公婆。 称丈夫的父母为舅、姑，与“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是一脉相承的。在氏族社会，氏族内部禁止互婚，实行族外婚。由于当时社会生产条件的限制，加之氏族生存的需要，氏族之间都有通过婚姻关系加强彼此联系，巩固彼此关系的愿望。部落间的婚姻关系是相对固定的，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联盟。世代通婚的事实，导致了姑舅婚制，在父系氏族社会中，甲氏族中的女孩成年后要嫁到乙氏族中去；乙氏族中的女孩成年后要嫁到甲氏族中去，如此就形成了丈夫的母亲是自己父亲的姊妹，即姑母，而公公是自己母亲的兄弟，即舅父的局面。 再来谈谈“出甥”与“侄”这对称谓。《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出，即今之所谓“甥”。这个称谓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氏族社会行族外婚制，女子为本族之主。氏族中之男性在成年之后要离开本氏族，和另外一个与本氏族有关系的氏族中的女子结婚。姊妹之子（指男性子嗣）在成年之后必然到本氏族之外的氏族中去成婚，所以称这些到外氏族去的男性子嗣为“出”。出，即要外出到别的氏族去定居的意思。进入男性社会后，姊妹之子虽不再外出到另一姓氏族群去组成家庭，但这一称谓却还在使用，如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郑子产回答晋人说：“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杜预注释说：“蔡出，桓公之子厉公也。”意即陈厉公是蔡国女子所生。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谓我舅者我谓之甥”，这和“男子谓姊妹之子为甥”是完全一致的。《释名·释亲属》：“舅谓姊妹之子为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这不但解释了“甥”这一称谓的含义，而且也说明了此称谓所以命名的缘由：是平辈女性出嫁后生的男孩子，所以才称“甥”。从该称谓的字形和《释名》的解释都不难看出，这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它和“出”是指同一类人，只是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 侄，原作“姪”，《尔雅·释亲》：“女子谓晜弟之子为姪。”从女性，即姑的角度称呼自己兄弟的子嗣，所以字从“女”旁。男性叔伯称兄弟的子嗣为“从子”。《仪礼·丧服传》：“谓吾姑者，吾谓之姪。”姑、姪是一对相互间的称谓。 从古代文献考察，先秦时期“姪”多指女性，即姑对兄弟的女儿的称呼，如《左传·襄公十九年》：“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姪鬷声姬生光，以为大子。”鬷声姬生下齐侯的太子，她当然为女性。《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给臧宣叔做继室，当然是女性。《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诸侯娶一国，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可以陪嫁给诸侯做媵妾的，当然也是女性。 汉代以后，姪就由专指兄弟的女儿扩大到泛指兄弟的子嗣，不再有性别的限制。《颜氏家训·风操》：“姪之名虽通男女，并是对姑之称。”姪之称，是包涵男女两性子嗣的。于是“姪”字也就改作“侄”了。晋代以后，“侄”又专指兄弟的男性子嗣，如颜之推所言，始有叔侄之呼。 《尔雅·释亲》中还说：“妻之晜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这和上述“舅之子为甥”“姑之子为甥”完全一致。在氏族社会中，婚姻关系是在氏族的婚姻联盟中进行的，这种世代婚姻关系形成了“甥”可以是舅、姑之子，也是“妻之晜弟”和“姊妹之夫”，他们是指同一群人。到了专偶婚时代，婚姻联盟不复存在，人们择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姊妹之子”“妻之晜弟”与“舅之子”“姑之子”不再是同一群人，“甥”也就专指“舅之子”了。 光明网 -《光明日报》（2021年10月03日 08版） 潘世东等：“牧誓八国”及古髳国三千年追踪 牧誓八国”源于著名的“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军与商王朝军队在牧野决战，决战前参加周武王“牧誓”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这就是“牧誓八国”的来历。 　　千百年来，关于八个方国的地理位置有数十种说法。单从某一个方国或就单一课题来说，似乎很像，但课题一交流，相互一印证，八国一结合，全局再审视，则相互冲突、矛盾，难圆其说。 　　笔者利用大数据比对，对300多本书籍、2000多条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初步认定：牧誓八国位于今十堰及周边地区，古髳国的中心区域在十堰茅箭。 山东离殷都朝歌太近，云贵川距殷周太远 　　西周王朝的始族周族，本在今陕甘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发祥于关陇地区，商朝后期成为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西部的大邦。 　　商王武乙在位时期（前1147～前1113年），周族首领季历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商王文丁（前1113～前1102年在位）执政后任命季历为“方伯”，成为西土诸侯长。为了遏制周族势力，文丁先是软禁季历至绝食而死，然后再封季历儿子姬昌为“西伯”，位列“三公”（西伯昌、九侯、鄂侯）之一。 　　公元前1056年姬昌死后，他的儿子姬发（后称周武王）继位，连续几次出兵，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至此“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这一时期，商纣王（前1075～前1046年在位）穷兵黩武，社会矛盾尖锐，战乱一触即发。姬发反复试探后，认为时机成熟，决定起兵伐商。 　　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姬发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从丰镐出发，一路向东。2月21日，周军抵达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西土八国”会合。2月26日联军布阵，史称“六师”。六师冒雨东进，27日清晨在牧地集合，周武王庄严誓师时说：“逖（远）矣，西土之人！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徽、卢、彭、濮人，……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师的发生地在“牧”地，《尚书》记录时称为“牧誓”。 　　28日拂晓，周族六师进至牧野（今河南新乡卫辉）与商军对垒，商军倒戈相向，兵败如山倒。夕阳西下，商纣王眼看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身亡。《诗经》记载：“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这就是牧野之战的简要经过。三千年来，历朝历代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专家学者，对牧野之战的战前动员、战略制定、兵力部署、作战时间、作战经过等多个环节，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完成了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许多历史悬案水落石出。比如，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利簋青铜器，32字铭文记载武王克商一事。解读铭文后，确定灭商日期为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2010年《改变中国的历史文献》根据《金文总集》发现，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与武王从镐京出发的“癸巳”日相符，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与攻破朝歌“克殷”的“甲子”日相符。 　　但是，有一个历史悬案悬而未解，这就是为周参战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方国，地理位置分别在哪儿，三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说，主要有“山东山西说”“陕西说”“云南贵州说”“四川说”“汉水说”五种说法。 　　“山东山西说”地理位置太偏，与“西土”相悖 　　比如蜀国，1945年胡厚宣《殷代之农业》认为蜀在山东泰安南至汶上。1988年张亚初《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认为蜀在晋南一带。1993年蔡运章《武丁伐缶方的进军路线和沿途所伐诸方国的地望问题》认为蜀在山西永济县附近。 　　再如髳国，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1985年《新法编排汉语词典》：“髳国，周朝国名，在今山西南部。”2003年《中华远古史》认为，髳、羌、微在山西省。再如羌，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认为，羌在山西南部。 　　1988年《百越民族文化》：“商代，曾把自己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称为‘商’或中商、大邑商、天邑商，而把它的封国按其方位称为东、西、南、北四土。”牧野之战时期，山西属于“北土”范围，从地理位置上说不属于“西土”。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山东属“东土”，距牧誓八国中汉水流域的“庸国”几千里之遥，空间上不可能。 　　“陕西说”混淆了“西土”“西戎” 　　牧野之战过去了一千年左右，到了汉朝时期，部分学者认为八国大部分位置不在东方朝歌附近，而在西周都城镐京附近。1997年《陕西通史》：“八国绝大多数在陕西境内。”还有学者把牧誓八国命名为“西戎八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许多学者混淆了“西土”和“西戎”。 　　如前所述，殷商时期的“西土”，指商朝都城朝歌以西的势力范围。牧野之战时，周武王战前动员大会《牧誓》的第二句有“逖矣！西土之人！”意思是“辛苦了啊，西土的兄弟们”！ 　　“西土的兄弟”有哪些呢？其实，牧誓时周武王讲得很明白，主要分五个层次，一是“友邦冢君”，即“西土”内助周伐纣的方国国君，所以首先提到；二是“司徒、司马、司空”，周族内部的管理高层；三是“亚旅”“师氏”，指上大夫、中大夫，周族的管理中层；四是千夫长、百夫长，周族的基层将领；五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这五个层次都属于“西土”范围，而八国地位低，实力弱，位列最后，史称“西土八国”。 　　所以，周武王介绍了队伍组成后高呼：“不御克奔，以役西土。”意思是：“在战斗中，不要攻击制服从敌方奔来投降的人，要用他们为我们西土效力。”又一次强调了“西土”。 　　而“西戎”呢？殷商时期有“戎”“犬戎”“鬼戎”。1986年《西北历史研究·西戎八国考述》的第一句话：“西戎”一词，西周时开始使用。西周以后，镐京“西方”的戎，叫西戎。 　　“云贵说”地理位置太偏西 　　唐代部分学者认为牧誓八国来自中国西南部云南、贵州各地的蛮夷。唐李泰（620～652年）《括地志》：“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盖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鬈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雾州、微、濮州、卢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周夷诸州伐纣也。” 　　按1983年《昆明简史》，唐代的姚府、戎州以南地区即今云南省。按1985年贵州《大定县志》，“戎府之南”，即叙州府（今四川宜宾）以南。这远远超出了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1990年《简明中国古代史》等资料，“商以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为中心，其势力所及，西到陕西西部，北到河北北部，南到湖北和湖南北部，东至海滨”。2004年《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等研究认为，商朝中后期，“西土达陕西咸阳附近”“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云、贵、川在商朝时期属“西土”之“西”，不在商王朝势力范围之内。 　　八国不在四川 　　西汉的经学家孔安国（前156～前74年）认为：“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羌、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 　　唐代以来，少数学者认为八国大部分在四川。观点一出，备受争议。陈梦家1937年《商代地理小记》：“武王伐纣，誓至牧野，其所率西南夷凡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此八国见之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皆殷之敌国。当时地望已不可考，大约在殷之西北，西南。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也。” 　　2007年《中国区域发展历程》：“《尚书·牧誓》中提到追随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中包括蜀。如果我们按传统观点认为蜀国位于四川盆地，则早在西周初年周人的势力就已经到达今成都平原了。……一些学者认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远在四川成都平原的古国能发兵随周武王到安阳作战是不可想象的。” 　　八国多位于十堰及周边，唯“髳”国难精准 　　“牧誓八国”位置到底在哪儿？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甲骨文及诸多考古成果面世后，许多专家、学者倾向于汉江中上游。1931年钱穆《周初地理考》：“八国多在周之东南，大河（汉江）两岸，非西南偏远之蛮夷。”“多在湖北境内。”建国后，专家、学者认为牧誓八国的确切地理位置在汉水流域十堰及周边地区。 　　1957年尹世积《禹贡集解·九州沿革表》，牧誓八国在禹贡梁州此范围。1963年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庸大约在湖北竹山西南。蜀大约在陕西汉中东南。卢大约在湖北宜城西南。彭大约在今湖北谷城、房县之间。濮大约在湖北郧县和河南邓州之间。这五国均在汉水流域。羌、微大约在渭水流域，髳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 　　1984年，顾铁符综合半个世纪研究成果，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楚国民族述略》结论：庸在竹山东南，蜀在郧西、旬阳之蜀河，羌在河南淅川，髳在河南南阳，微在竹山县西，卢在南漳县东北，彭在武当山南彭水。濮分布较广，北起豫西南，经两湖，南至云贵以南。八个方面大都在今豫、鄂、陕三省交界附近，就是汉水中上游一带。 　　1997年管敏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更明确指出，庸、卢、濮、彭、蜀五国在汉水流域。 　　结合诸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参照《十堰地名志》《十堰通史》《十堰移民史》等书籍，牧誓八国地理位置在十堰及周边地区。 　　庸国在十堰竹山 　　庸，古国名，出自帝颛顼，“牧誓八国”之一。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地位较高、实力较大的国家，建都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公元前611年，为楚国、秦国、巴国三国所灭。 　　蜀国在安康蜀河与十堰景阳一带 　　公元前1046年，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是牧誓八国之一。自此以后，史书没有记载。直到东晋常璩348～354年撰写《华阳国志》时，才记载了四川蜀国的历史和传说。这之间前后距一千四百多年。这两个蜀国是同一个蜀国么？ 　　甲骨文学家胡厚宣(1911～1995年)考证，甲骨文中就有“蜀”存在，“蜀”并不在四川，而在山东汶上：“自今之泰安南到汶上，皆蜀之疆。”四川的“蜀”是山东的“蜀”一路向西南迁徙到达的。在迁徙的过程中，在十堰郧西景阳与陕西旬阳蜀河一带停留过很长一段时间。甲骨文学家董作宾也持同样观点。蜀河、小蜀河、蜀河里地名沿用至今。蜀王坟保存完好。 　　《郧阳古国》《汉水文化史》《十堰移民史》等持相同观点。2011年7月27日在十堰日报发表《古蜀景阳三千年》后，被多家报刊、媒体引用。2018年《非文字书写的历史》曾转述使用。 　　羌国在十堰东北部与河南交界处 　　羌族是汉水流域的古老民族。《汉水文化史》：“羌部主要甘肃西部和青海，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羌有许多分支，夏商时期，分散中国整个大部分地区。 　　1984年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河南淅川丰乡有狄戎。”童书业《中国历史地理论集》，羌、苗（髳）皆在南阳。2002年张光直《商文明》，商末周初，羌在河南西部。 　　2011年《中国古代藏缅民族源流研究》，商代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商王朝的统治。当时的羌族分布甘肃大部、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北三块，所以后世学者研究时，羌总能与多国为邻。牧誓八国时，羌国在十堰东北部、南阳西峡东。至今西峡县仍有羌、苗、黎等12个少数民族。 　　微国即麇国，在汉江羊尾、夹河一带 　　麇国的始祖是微族，与楚是亲族。据《郧阳古国》《麇子国考略》《先楚史》等研究，大约在舜、禹时代，微国居于南楚丘（山东曹县东南）北面三百里的微乡，今山东省梁山县北运河入黄河的地方。后来商国兴起，微族先是被迫西渡黄河越太行山，退居山西潞城一带，与亲族黎、路相邻；后又被迫西渡黄河，迁至渭水流域，依附同族周族；再越过秦岭迁居汉水上游，后又顺水东下，迁至锡穴，后改名为麇国。麇国的都城在汉江北岸，十堰郧西羊尾白石滩。 　　卢国位于保康、南漳县一带 　　1931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卢，古国名，在今湖北南漳东北。”2003年《十堰通史》：“卢，今湖北西部南漳、保康一带。”2009年《考释百家姓》：“卢在今湖北房县。” 　　2010年《商代地理与方国》：“卢在湖北南漳。”综合多方文献，卢国位于保康、南漳县一带。 　　彭国在十堰房县古彭水，今南河 　　清王夫之《尚书稗疏》：“《春秋传》云：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今酉阳平茶有彭水，于地太远，故杜预曰：彭水在新城昌魏县。昌魏在房县北，则彭之为国滨于彭水，当在上津县之南也！” 　　1999年《中国都城辞典》：“彭国之都当在今房县境，该地古有彭水。”2000年《郧阳古国》：“彭水即南水，南水源于房县，即今房县拦马河。彭东南为卢，西为麇、庸。” 　　2011年《十堰历史建置考》：“彭国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房至谷城县整个南河流域，亦即古彭水流域。”彭水即今房县南河，南河在谷城注入汉水，中游为房县拦马河，上游名彭峪河，三段连起来就是古彭水。 　　濮国在丹水中游 　　“百濮”最早见于《尚书·牧誓》。1987年《楚史与楚文化研究》：“百濮，分散于湖北武当山一带。”春秋时，楚君蚡冒才开发濮地。《民族史考辨》，汉江中游南面的武当山河谷地带居住濮民最多。 　　1988年《南蛮源流史》，濮在丹水。陕南一带有百濮。2000年《郧阳古国》，濮在陕西商县丹江流域。2011年《四库全书精华》，濮在郧县和邓县之间。 　　一会儿丹水，一会儿武当，一会儿在郧县和邓县之间，2013年《汉水文化史》才弄清楚原因。原来，濮族本在殷都朝歌的西南，迁至丹水后又迁至濮水才改名濮族，最后又返回到丹水流域。周成王时，濮方为楚人所迫，沿丹水进入汉水，徒于湖北武当山一带。武王伐纣时期，百濮在郧县和邓县之间，丹江中游。 　　关于这项论断，2008年《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云南百濮为晋时百濮之所在。春秋以前，必尚居于江、汉流域。” 　　为何叫百濮？1985年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江汉百濮以其支系多、无君长统领而称百濮。”百濮之“百”，指派系多，无统领。 　　综上所述，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除髳外，其他七国都在汉水流域十堰周边。髳国在哪儿呢？ 　　髳国即今十堰城区，茅箭地名源自髳国 　　历史研究上，髳国总与髦国、毛国、茅国混淆，时空交错，错综复杂。但是，以时间为线，抽丝剥茧、理清源流之后，髳国源、流清晰。牧誓八国时期，髳国位于十堰。 　　髳国即今十堰城区 　　正史第一次记载髳国源于《牧誓》，即公元前1046年。髳国与十堰茅箭周边多个地名有关，每一个地名都是一个文化圈： 　　1984年《楚国民族述略》：“髳即苗，古代之苗，在河南南阳一带。”南阳是髳国最接近的一个点。 　　1994年《湖北简史》：“髳即苗，鄂豫交界丹水附近。”丹水也是髳国最接近的一个点。 　　1997年《中国历史地理》：“三苗活动于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之汉水流域。”2007年曹明权《女娲文化研究》：“髳公认就是苗。……丹水是苗人集中地之一。丹水即今丹江口一带。” 　　2008年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髳）是其地在汉水流域之北，故得从武王以伐纣。” 　　2010年《商代地理与方国》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文化，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商代学术著作之一。研究认为：髳与商为敌，商王武丁经常亲自讨伐它。比如甲骨中的卜辞：“己丑卜，贞今早王伐髳方，受有佑。”“丁巳卜，贞王学众伐于髳方，受有佑。”此类卜辞有数十条。《尚书·牧誓》伪《孔安国传》谓髳在巴蜀境内；杨筠如《尚书核诂》云髳通髦，又作茅，在山西南部滨河之地；钟柏生解读卜辞后认为髳在豫陕交界；皆不可能。如此远距离，都在商王朝“西土”范围内，劳师远征，不可能经常讨伐。所以，髳的位置应该是在商土附近。钱穆《史记地名考》：“……武王所会之髳非在豫陕附近，即在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是髳国第五个最接近的点。 　　2011年《中国民族史》：“蛮”音与“苗”音为近，苗系蛮音转。牧誓八国中的髳即苗。荆楚先为苗蛮之地，后为楚的封地。《郧阳古国》：“传说郧地原为黎，《郧县志》载郧北有黎子山，即黎子关。”《郧阳古国》：“苗即髳。郧县原为三苗集团，郧均之地为上古三苗集团踞有。”郧阳是髳国第六个最接近的点。 　　综合以上多个地名文化圈，重合的部分就是十堰城区及周边。按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髳在河南南阳，南阳的杏山至茅箭东，不到100公里。髳国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十堰城区及周边，才能和南阳、丹水、武当山、汉水流域北、荆楚山水间、郧阳等多要素契合。 　　髳国与髦国、毛国、茅国 　　髳国与髦国原本不存在混淆的。因为髦国在牧野之战正式开战之前就灭亡了。1994年何光岳《髦国考》，髦国非髳国。髦国在牧野之战中被灭国。《逸周书·世俘解》：“周武王灭商过程中，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八……”这次狩猎活动是在渡孟津进军牧野之南，即今濮阳旄丘一带灭了髦国之后进行的。髦国灭亡后，髦民向南迁徙，今河北武安县西有毛城。髦民成为毛民，其中一支迁入日本。 　　茅国比髳国最少晚五十年左右。2006年《山东古国与姓氏》：茅国出自姬姓，周公第三子茅叔之封地，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四十里的茅乡，存国五百多年。后来这一支以国为氏。周公第三子迟于牧野之战50年以上。 　　毛国比髳国最少晚200年。据《春秋左氏会笺·僖公二十四年》《尚书正义·顾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毛国，西周末、东周时位于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伯爵，国君为姬姓，第一代国君为毛叔郑，亡于秦国。 　　髳国与茅国无关联。十堰城区古髳国的“髳”流变成“茅”，主要原因是书写和传播。 　　西周时期流行青铜器，因工艺问题，笔画越多越难铸。西周至魏晋一千五百多年间刻字传文，髳字因笔画太多难于刻画。时间一长，为流传简便，“髳”字就成了“茅”。 　　八国位置合乎逻辑，茅箭原名髳剑 　　牧誓八国位于汉江流域十堰及周边地区的论断，从多角度、全方位审视，都与史实符合。时间先后、方国史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合乎逻辑。与多位史学大家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是相符的。 　　首先，合乎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氛围 　　商朝末年有东、西两个政治中心。如前所述，东方以殷都朝歌王畿为中心，称中商、大邑商、天商，四周按当时的称呼习惯口语，分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四个方国地区，其余属边缘地区。 　　西土以丰镐为中心，灭商前周族则以“四国”命名，意即四方之国。丰镐以东的地区称东土、东国或东；丰镐以北的地区称北国、北土或有北；丰镐以南的地区称南土、南邦、南国或简称南。南国的区域为江、沱、汝、汉。终文王之世，史书没有记载过周人势力达到江汉流域。 　　牧野之战前夕，十堰及周边地区的八国，从东方朝歌的殷商王朝来看，属西土；从西土丰镐的周族来看，属南土或南国。为什么八国地理位置重要？ 　　这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要实施灭商计划，必须拉拢、感化这一地区。2015年《周兴亡史》：周文王开始就注意经营南国，南国最重要的区域是周国的东南方，今河南西南部、湖北一带，而这一带最重要的则是“八国”。“八国”区位重要。假如周人把这一带占领了，便可以对商国完成包围圈，成为孔子《论语·泰伯》赞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周武王就是这样做的，才灭了商。 　　《周兴亡史》还指出，当时周人的大敌是东面的商朝，而不是南方的小国。庸、蜀、彭、濮等八国和周族发生军事同盟关系，是周族出于伐商、灭商的需要，周族对南方邻邦采取的是联合团结的政策。周朝真正经营南国是在灭商之后。 　　诸如此类的研究，既凸显了牧誓八国在商、周更替之间的重要性，也从侧面说明了牧誓八国位于十堰及周边一带地理位置的准确性。 　　其次，从地缘政治上看，八国近周而不亲周 　　十堰及周边地区的八国，靠近周族，但并不亲近。 　　《书集传》代表了宋代“尚书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书集传》认为：“武王伐纣，不期会者八百国。今誓师独称八国者，盖八国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约束以战者。” 　　1958年科学出版社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释西周《宗周钟》铭文时，有“文武勤疆土，南国服子敢陷虐我土”，就是很好的例证。“服子”是什么意思？杨树积《积微居金文说·宗周钟跋》解释“服子”就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服子有包袱、疙瘩的意思，并不友好。 　　2008年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据此言之，《牧誓》所称从武王伐纣王之八族，大致皆有可征（证）。其地域皆偏于西、南两方面。周人伐殷之前，当先经营西、南，以厚殖其国力。盖此诸族所在，地皆接近于周而国力微弱，易于经略。” 　　徐中舒“其地域偏于西、南”，指殷都朝歌之西、南。以上三则，说明了八国位于十堰及周边地区，地域接近周族，国力微弱，易于统治、经营，但八国亲周而不近周。 　　再次，从时间上看，周对八国经营日久，念念不忘 　　据2019年《先楚史》，周族从太伯、仲雍起，就开始悄悄经营南国。仲雍为让父王古公亶父实现灭商的愿望，和哥哥太伯一起，让国南奔，落脚于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吴国，为灭商建周奠定了基础。仲雍的弟弟季历生子姬昌是为周文王。 　　周族经营南国的方法多种多样，并不是一味拉拢，多半以互惠互利的形式。李镜池《〈周易〉类释》《〈周易〉通义》认为，周与八国通商。“利西南，得朋”，和殷商西南的方国作生意，会获利。朋，货币。 　　即使如此，西周建立后，周王朝对八国控制力度并不牢固。2020年《周昭王南巡考》：“按地缘水系孰知，周昭王（前997～977年在位）南巡对象就是追随、招抚周武王伐纣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南巡路线是从宗周（丰镐）出发，逾大散关，经汉中顺江而下，入堵河，而后返汉。或从成周（洛邑）出发，走南阳淅川，穿刘洞、南化等汉江交汇地，入堵河返回。……也就是散居在汉江中上游的诸盟国，助周伐纣到会盟地和岁岁纳贡朝会的便捷返古道线。”后来周昭王殒命汉水，成为千古笑谈。 　　最后，髳国及多国故事，与八国位置相符 　　按牧誓八国在十堰及周边地区示意图，八国之间、八国与其他方国符合逻辑，并不矛盾。 　　比如秦汉史书上多次提到的“微、卢、彭三国，皆与庸相近”，过去，有学者认为微在陕西，卢在湖北，无法相近。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图示，非常接近。1970年《菲律宾民族的渊源》，及1987年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然微、卢、彭三国，皆与庸相近，其地皆在汉中、襄、郧一带，适当周人自武关东出之路。” 　　再如彭与髳是邻国，过去，髳的说法有十几种，彭的说法有六、七种，不可能是邻国。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紧紧相邻。2008年《荆楚与支那》，至于“彭”与“髳”：“彭”的居地在湖北武当山南与荆山西北部。“彭”得名于筑水，筑水古称彭水。彭人是荆蛮（南蛮）的一部分。髳亦为荆蛮（南蛮）的一部分。 　　再如“濮髳北会”，意思是濮国与髳国是邻国，在牧野之战时，两国士兵一起到北方参加盟誓。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图示，两国紧邻，很方便汇合。 　　再如“微髳相连”。古史中，微国和髳国是相邻、相连的。1983年《巴蜀史迹探索》：“再以西土八国所居之位置论之，微与髳是为比邻，微应在湖北，不在西北（指陕西）。”今按八国在十堰及周边地区图示，微髳是紧邻国。 　　如前所述，“髳国”因字难写、难认，后来变成了“茅国”，那么“茅箭”的“箭”字从何而来？ 　　“髳剑”衍变为“茅箭” 　　“髳剑”的“髳”指髳国，那“剑”又从何来？与古地名“仞”有关。不过，这剑不是铜剑、铁剑金属剑，而是玉剑。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名剑多出自吴越。但汉水流域也产剑，特别是十堰及周边地区，出土了许多剑。 　　据2007年《十堰文物志》，1995年丹江口市北泰山庙出土青铜戈一只，鉴定为战国时期。1996年7月郧西河夹出土一把铜剑，鉴定为东周时期。 　　更为珍贵的是玉剑。2006年12月30日，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乔家院墓群4号墓出土一枚玉剑，长37厘米，比曾侯乙墓剑还早400年，迄今为止最少有2500年历史，堪称“楚国第一玉剑”。 　　玉剑并没有铜剑、铁剑坚韧、锋利，为何意义如此重要？其实，吴越宝剑名震天下，春秋时却以铜质为主。1957年《长沙发掘报告》，战国长沙楚墓所出之剑，绝大部分为铜剑，铁质极少。更早一些则为玉剑。 　　西周初年以前，上层人物流行佩戴玉剑。玉剑以玉石为材料。玉，多为绿松石。《山西与“一带一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远古时期，绿松石矿主要集中在湖北竹山、郧阳、郧西，陕西白河，河南淅川五地。”因玉剑不含金属，所以“剑”的古字中没有金属偏旁部首。 　　玉剑虽然以装饰为主，但剑锋仍有衡量标准，这就是仞。金属剑出现后才用“锋”和“利”字来形容金属剑的刃度。古汉语中，仞是多义词，除“七尺曰仞”外，还同“韧”，坚韧。又同“刃”，专门衡量玉剑的刃度。玉剑最有名的地区，才叫仞地。 　　《康熙字典》：“仞，又地名。〈左传·文十六年〉：楚子贝自仞以伐庸。仞入庸道。”关于“仞地”，又有一则历史故事： 　　楚庄王三年（前611年），庄王灭庸，坐镇临品（今丹江口市），令子越石溪出发、子贝经仞地出发，攻打庸国。楚灭庸之战，楚军、庸军往返仞地。秦军巴军跟随着楚军，蛮人们服从楚王，和楚结盟，就灭了庸国。 　　仞地在哪儿？1998年《十堰市建置沿革》、2000年《十堰战事》认为石溪在丹江口市老营至六里坪一带，仞地在今十堰市白浪、茅箭一带。《十堰通史》认为在十堰市白浪，白浪古属茅箭。 　　这就是“髳剑”的来历。“髳”指髳国，“剑”指盛产玉剑的仞地，仞地就是今十堰茅箭。按牧誓八国在十堰及周边位置，综合各方国的文献，牧誓八国时髳国范围大致为：东至今丹江均县，西抵今郧县鲍峡，南至今房县北部，北至荆紫关、淅川。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十堰及周边地区数次移民，外来移民文化冲击本土文化，为了书写方便，加上口语和方言，时间一长，“髳剑”就成了今天的“茅箭”。 　　附：稿件引用文献目录，大体以行文为序。共74册。 　　1、习总书记关于“让古籍活起来”重要讲话，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郭世谦《山海经考释》，天津出版社，2011年。 　　3、王晖《西周金文与西周史研究暨第10届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8年。 　　4、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5、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6、龚鹏程《改变中国历史的文献》，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 　　7、严一萍《金文总集》，浙江古籍影印艺文印书馆老版本，1980年。 　　8、沐言《诗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9、胡厚宣《殷代之农业》，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 　　10、张亚初《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1988年《文博》第4期。 　　11、蔡运章《武丁伐缶方的进军路线和沿途所伐诸方国的地望问题》，《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8年。 　　13、《新法编排汉语词典》，新华出版社，1985年。 　　14、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16、蒋炳钊、昊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 　　17、《陕西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8、《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6年。 　　19、唐李泰《括地志》，620～652年。 　　20、《昆明简史》，昆明市教研室编，1983年。 　　21、贵州《大定县志》，贵州省大方县编纂委员会，1985年。 　　22、《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3、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24、陈梦家《商代地理小记》，《禹贡半月刊》第七卷，1937年。 　　25、杨军《中国区域发展历程》，长春出版社，2007年。 　　26、尹世积《禹贡集解·九州沿革表》，商务印书馆，1957年。 　　27、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中华书局，1963年。 　　28、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9、管敏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0、《十堰市地名志》，湖北出版社，1998年。 　　31、匡裕从《十堰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32、匡裕从《十堰移民史》，长江出版社，2010年。 　　33、晋常璩《华阳国志》，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4、李锋《古蜀景阳三千年》，十堰日报2011年7月27日。 　　35、刘清河《汉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36、潘世东《汉水文化论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37、童书业《中国历史地理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38、张光直《商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2019年。 　　39、万永林《中国古代藏缅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40、张培玉《郧阳古国》，2000年。 　　41、冷小平，冷遇春，冷静《郧阳历史文化探研》，中国国际广播出版，2018年。 　　42、程涛平《先楚史》，武汉出版社，2018年。 　　43、《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31年。 　　44、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45、清王夫之《尚书稗疏》。 　　46、《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47、潘彦文《十堰历史建置考》，长江出版社，2011年。 　　48、《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求索杂志社，1987年。 　　49、龚荫《民族史考辨》，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50、于立文《四库全书精华》，201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 　　51、徐中舒《论先秦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2008年。 　　52、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1985年。 　　53、徐志啸《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54、曹明权《女娲文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55、杨筠如《尚书核诂》，凤凰出版社，2021年。 　　56、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2004年。 　　57、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 　　58、何光岳《髦国考》，1994年。 　　59、逄振镐《山东古国与姓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60、竹添光鸿《春秋左氏会笺》，巴蜀书社，2008年版。 　　61、杨东里《周兴亡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62、宋陈大猷《书集传》，钱宗武、钱忠弼校注，凤凰出版社，2010年。 　　6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大通书局，1970年。 　　64、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2008年。 　　65、李镜池《〈周易〉类释》《〈周易〉通义》，中华书局，2010年。 　　66、陈敬华、兰晓玲《周昭王南巡考》，2020年。 　　67、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1970年。 　　68、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69、石宗仁《荆楚与支那》，民族出版社，2008年。 　　70、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71、潘彦文、龚德亮《十堰文物志》，长江出版社，2007年。 　　72、清《康熙字典》。 　　73、张培玉《十堰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74、张培玉《十堰战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原文链接：https://www.hjnu.edu.cn/hanshui/info/1044/1466.htm 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 作者：李学勤 转自：https://bnuhh.bnu.edu.cn/zgsxs/38428.html 　　【内容提要】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的《楚居》一篇，详载楚国始祖居地及列王都邑，直到战国中期的悼王、肃王。其篇首三段，分别叙述季连、鬻熊、熊绎的传说。季连降居隈山，逆上洲水（均水），娶“盘庚之子”之女“妣隹”，为楚王室所自出。“妣隹”即新蔡葛陵简的“（川阝）追”。鬻熊即是穴熊，《帝系姓》、《楚世家》误为二人。鬻熊及其子熊丽居于“京宗”，疑即荆山之首景山。熊绎則徙至“夷屯”。一直到熊渠都居于该地，应即文献中的“丹阳”。 　　【关键词】清华简；《楚居》；楚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所收《楚居》一篇【1】，共简16支，内容叙述楚国先祖列王直到悼王、肃王时的居地都邑，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广泛注意。篇首追溯古史，有三小段，分别涉及季连、鬻熊和熊绎，虽正如王国维《古史新证》所说，其间“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2】，但系楚人自述，由之仍可对楚的历史和地理有更多的了解。特以此小文试作探讨，供大家讨论商榷。 　　三段传说中的第一段，所讲的中心是季连，简文说【3】： 　　季连初降于山，抵于空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洲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音zhui）……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泮），爰生伯、远仲。游徜徉，先处于京宗。 　　按季连见于现在《大戴礼记》中的《帝系》： 　　颛顼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育）。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妘）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季连者，楚氏（是）也。 　　《世本》所记大致相同，均为《史记·楚世家》所本，《世家》只是说明重黎、吴回都有祝融之号【4】。 　　陆终娶女隤生六子的传说，自然是反映族姓起源的神话，樊、惠连以及季连等等只是各族姓的始祖。《楚居》中的季连，看简文讲他降于山，句例与《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祝融）降于崇山”相类，足见季连是有神性的。明白这一点，简文提到商王盘庚也就不足为怪了。 　　简文云季连“见盘庚之子……女曰妣隹”，盘庚即迁都于殷的商王：“盘庚之子”与《帝系》“滕奔氏之子”、“竭水氏之子”等同例，也有可能是女性，而妣隹是盘庚的孙辈。按商王世系，“盘庚之子”和武丁同辈，则妣隹同祖庚、祖甲同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据《诗·商颂》的《殷武》篇，武丁曾“奋伐荆楚，罙人其阻，裒荆之旅”，而殷墟卜辞也有当时南征的记录【5】。这一时期商朝的势力影响及于南方这一带地区，应该就是盘庚之子和妣隹传说的背景。 　　简文说，季连听说妣隹受聘出嫁，火急追赶，“及之盘”，“盘”应读为“泮”，即水滨，结合上文即洲水之滨。于是以之为妻，生了伯、远仲两个儿子，这是楚世系的直接源头。后来的楚君都出自妣隹，这正是她被尊称“妣”的缘故。 　　这一传说有一系列地名，即：山、空穷、乔山、爰波、洲水、方山和京宗，其间有几个是可考的。 　　山应是《山海经·中山经》内《中次三经》的騩山，也即《中次七经》的大騩之山，就是今河南新郑、密县一带的具茨山。《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郑，祝融之虚也。”季连降于騩山，当与其为祝融之子的传说有关。 　　在考据上最重要的是汌水。季连在传说中“出于乔山，宅处爰波”而“逆上汌水”，是乔山及爰波在汌水的下游或更远处；然后“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是方山在汌水的上游或其源出方向；最末在水滨追及妣隹，娶之为妻，是又顺汌水而下。 　　这条有关键意义的汌水，其实就是均水，见《水经注》。《汉书·地理志》作钧水，“上中游即今河南西南部淅川，下游即会合淅川以下的丹江，流入汉水”【6】。按《汉志》南阳郡博山旧名顺阳，应劭云：“在顺水之阳也。”《水经·均水注》：“均水南迳顺阳县西，汉哀帝更为博山县，明帝复曰顺阳。应劭曰县在顺水之阳，今于是县则无闻于顺水矣。”这个顺阳位在均水东北【7】，顺水显即均水。“顺”与“汌”都是从“川”声的字【8】，且与“均”、“钧”等字通假，古书曾见其例【9】。 　　确定了汌水就是均水，乔山和方山也即不难推知了。乔山是《中山经·中次八经》的骄山。经云“荆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东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雎……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据说骄山有神名围，“恒遊于雎、漳之间”。骄山位置虽不易确指，总在汉水以南荆山一带，近于雎漳二水的发源处。从那里向北，过了汉水，正好逆均水北上。 　　方山是《中次四经》的柄山，“方”、“柄”皆帮母阳部字。经云“柄山……滔雕之水出焉”。郝懿行《山海经义疏》称：“柄山、滔雕水及下文白边山，计其道里，当在宜阳、永宁（今洛宁）、卢氏三县之境。”由均水的源头再向北走，就到了柄山这一地区。 　　至于京宗，我怀疑与景山有关，是否如此，自然有待进一步论证，下文还将讨论。 　　《楚居》中的妣隹，我认为即是葛陵简中的追。 　　自2003年《新蔡葛陵楚墓》发掘报告问世以来，葛陵简中编号为甲三11、24的一支便受到有关学者的特别注意【10】。这支简记有祝祷之辞，内容是： 　　昔我先出自追），宅兹浞（雎）、章（漳），台（以）選喜（迁）尻 （处）。 　　简文是墓主平夜君成的口气，平夜君系楚王室贵族，所说“我先”指楚的先祖，所以这支简文句不多，却叙述了楚国王系所自出及其居处位置，关系重大，无怪乎学者纷起讨论了。 　　“昔我先出追”一句，在传世文献中可以找出不少足与对比的例子，如《国语·晋语四》曹伯云：“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晋祖唐叔出自武王”，韦昭解前者为“文王子”，后者为“武王子”。又《周语中》“郑出自宣王”，韦解：“郑桓公友，宜王之母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欲娶东郭偃之姊，“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杜预注：“齐丁公，崔杼之祖。齐桓公小白，东郭偃之祖。”《晋语四》“狐氏出白唐叔”，韦解：“狐氏，重耳外家也，出自唐叔，与晋同祖。”凡此都说明，讲“出自”某某者，是指族氏世系的来源而言，而所“出自”的一般是人名。 　　还有《墨子·非攻下》：“越王翳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有遽”注释家不能解，但也都认为是人名【11】。 　　因此，董珊博士曾将“”释为颛顼【12】，在是人名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实是“追”字，不能隶写为“”。清华简《保训》有“”字【13】，读为“归”，与“假”对称，是明确的证据。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呢? 　　“”字从“川”声，何琳仪教授曾读之为“均”【14】，是很对的。“追”字从“自”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字亦作堆，作雁，作塠”，而《七发》即“以追为之”，都在端母微部。由此不难看出，《楚居》传说中处于汌水地域的“妣隹”，就是葛陵简的“”，她正是楚王系所自出。 　　葛陵简这段话为什么一定要突出这样一位女性先人，也容易理解，因为讲“追”已经标明了“”，指出楚与今丹淅地区本来有着密切的关系，随后“宅于雎漳”，是中心的迁移。 　　三段传说中的第二段，中心人物是穴熊，简文说： 　　穴畲迟徙于京宗，爰得妣贼……乃妻之，生伍叔、丽季。丽不纵行，溃自胁出。妣贼宾于天，巫并该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 　　按《帝系》云： 　　季连产什（付）祖氏，什（付）祖氏产內（穴）熊，九世至于渠娄鲧出。 　　末句费解，注释家有种种说法【15】，都难于成立。《楚世家》则说： 　　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事文王【16】，蚤卒。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已指出：“鬻熊即穴熊，声读之异，史误分之。”【17】 　　近年由于包山简和葛陵简先后发现，大家看到其间祭祷的“楚先”，于“老童、祝融”之后或为“媸酓（鬻熊）”，或为“穴酓（熊）”，多认为穴熊、鬻熊当系一人【18】。现在看《楚居》，穴熊之下就是丽季，即《帝系》等的熊丽，证实了穴熊即鬻熊之说。 　　讲穴熊、鬻熊一人，难点在于依《帝系》等所说，季连的时代要早得很多，不能迟于虞夏之际。但在《楚居》，具有神性的季连以妣隹为妇，而妣隹乃商王盘庚的孙女，与祖庚、祖甲同世，他们的儿子鯉伯、远仲与廪辛、康丁同世，那么穴熊即鬻熊乃和武乙同辈，可以活到文丁、帝乙之时，他事于周文王，如《世家》引楚武王所说为文王师，从时代来说，是正合适的。 　　简文说鬻熊娶京宗地方的女子，称作妣，其子有侸叔、丽季，然后专门讲了丽季即熊丽诞生的故事。熊丽自胁而出，以致妣“宾于天”，即死亡。有巫者把她的遗体裂开的胁部，用楚即荆条缠合起来，成为“楚人”一词的始源。按古称“巫医”，《吕氏春秋·勿躬》载“巫彭作医”，《山海经·海内西经》中巫彭、巫抵等据说都是“神医”。因此，这比女隕启胁生六子的传说，神话色彩要淡薄得多了。 　　鬻熊、熊丽都居于京宗，简文还说，“至熊狂亦居京宗”。对照葛陵简的“宅兹雎漳”，不难推想京宗所在的范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讨”《说文》训为“治”【19】，可知熊丽是在雎水一带的山间，所以京宗之名有可能与《中山经》的景山有关。《水经·沮（雎）水注》：“沮水出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读史方舆纪要》云山在湖北房县西南二百里【20】。京宗得名疑即与该山有关。 　　三段传说中的第三段，中心人物是熊绎，简文说： 　　至熊绎与屈，使郗嗌卜，徙于奎宅（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纳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纳尸，抵今曰，必夜。 　　这里有几点需作说明： 　　屈从简文看，是和熊绎并列的楚人首领，于史无考。楚国后来的屈氏，据《楚辞·离骚》王逸注，源于楚武王子屈瑕，食采于屈，因以为氏，时代要晚得多。 　　鄀嗌当系都人，楚鄀相邻，关于这个问题，将于下面细说。 　　根室是与祭祀有关的处所。怀疑“楩”应读为“燔”，《周礼·量人》注“肉炙也”，《说文》则作“”，云“宗廟火熟肉也”。燔室以肉奉祀，所以熊绎等偷了都人的无角牛。 　　“夜而纳尸”，“尸”训为“陈”，是说到黑夜才将牛肉送陈燔室。这种夜祭的习俗，成为楚国特有的传统，称为“栾”。按战国时楚历建亥，亥月称“冬夕”，子月称“屈夕”，丑月称“援（或远）夕”，巳月称“夏夕”，“夕”字都可写作“柰”。这告诉我们“”意即夕祭，而那几个月可能与举行“”祭有关。 　　《楚居》载熊绎徙于夷屯，对照《楚世家》：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看来夷屯就是丹阳。简文明确说自熊绎一直到熊渠“尽居夷屯”，这对论断该地的地理方位非常重要。 　　《世家》又记楚武王云：“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可见周初已有楚号。周昭王南伐楚，不仅见于文献，也有许多青铜器铭文，是大家熟悉的。熊绎是成、康时人，故《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昭王时的楚君当系熊绎的子辈，《楚居》称熊只，《世家》误为熊艾。不管怎样，其时楚都是在夷屯。 　　前些时我曾介绍新出现的一件周昭王时青铜器京师畯尊【21】，其铭文是“王涉汉伐楚，王有（?）功，京师畯以斤功厘贝，用作日庚宝彝。”。可与古本《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相对照，证明楚都是在汉水以南。如果再考虑到《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说的“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楚都的位置就更为明确了。 　　这里还涉及都国的问题。从简文楚人自有祀典看，楚与都只是邻近，不会有同源的关系。楚人芈姓，鄯据《世本》则为允姓，自然相远。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曾详论西周晚期以下的青铜器铭文有上都与下部。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注：“都本在商密，秦晋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郡县。”商密在今河南淅川西南。都县在今湖北宜城东南【22】。《大系》据下鄀公鼎出于上雒，即与商密接壤的陕西商县，指出下鄀在商密，上鄀在“南郡鄀县”即湖北宜城，并说：“上下相对，必同时并存，盖由分封而然。意南郡之鄀为本国，故称上；上雒之鄀为分枝，故称下。”陈槃先生《春秋大事表譔异》也肯定此说【23】，这便与杜预的说法相反。《楚居》简文所述楚、都关系，是对郭说的有力支持。 注释： 【1】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 2010年。 【2】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l994年，第1页。 【3】尽量用通行字体转写，下同。 【4】参看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收入《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5】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l999年。 【6】《中国历史大辞典·历由地理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382页。 【7】《杨守敬集》第五册《水经注图》，南七西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 【8】《说文》小徐本。 【9】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79页。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图版七七。 【11】参看吴毓江《墨子校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l992年，第203—204页。此外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也有关于伏牺的类似文句。 【12】董珊：《新蔡楚简所见的”顓顼”和“雎漳”》，简帛研究网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html/dongshan01.htm，2003年12月7日。 【1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 【14】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5】参看方向东《大戴札记汇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54—756页。 【16】众本此句“鬻熊”下有“子”字，据《史记会注考证》引《艺文类聚》删。 【17】参看方向东《大戴札记汇校集解》，第754页。 【18】参看黄锡全《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61一465页。 【19】参看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l992年，第72-73页。 【20】杨守敬：《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l989年，第2694-2695页。 关于弓箭 《周礼·考工记·弓人》 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凡取干之道七：柘为上，檍次之，□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凡相干，欲赤黑而阳声，赤黑则乡心，阳声则远根。凡析干，射远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干之道，菑□不迆，则弓不发。 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薄，稚牛之角直而泽，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险中，瘠牛之角无泽。角欲青白而丰末，夫角之本，蹙于脑而休于气，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征也。夫角之中，恒当弓之畏，畏也者必桡。桡，故欲其坚也；青也者，坚之征也。夫角之末；远于脑而不休于气，是故色。色故欲其柔也；丰末也者，柔之征也。角长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谓之牛戴牛。凡相胶，欲朱色而昔，昔也深，深瑕而泽，紾而抟廉。鹿胶青白，马胶赤白，牛胶火赤，鼠胶黑，鱼胶饵，犀胶黄。凡昵之类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简而长，大结而泽，小简而长。大结而泽，则其为兽必剽，以为弓，则岂异于其兽，筋欲敝之敝，漆欲测，丝欲沈，得此主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 凡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冬析干则易，春液角则合，夏治筋则不烦，秋合三材则合，寒奠体则张不流，冰析灂则审环，春被弦则一年之事。析干必伦，析角无邪，斫目必荼。斫目不荼，则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强，强者在内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干再液。厚其帤，则木坚；薄其帤，则需，是故厚其液而节其帤，约之。不皆约，疏数必侔，斫挚必中，胶之必均。斫挚不中，胶之不均，则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怀胶于内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长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谓逆桡，引之则纵，释之则不校。恒角而达，譬如终绁，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变焉，故挍；于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达，引如终绁，非弓之利也。挢干欲孰于火而无赢，挢角欲孰于火而无燂，引筋欲尽绝无伤其力，鬻胶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则居旱亦不动，居湿亦不动。苟有贱工，必因角干之湿以为之柔，善者在外，动者在内。虽善于外，必动于内，虽善亦弗可以为良矣。 凡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长其畏，而薄其敝，宛之无已。应下柎之弓，末应将兴。为柎而发，必动于閷，弓而羽閷，末应将发。弓有六材焉，维干强之。张如流水。维体防之，引之中参。维角常之，欲宛而无负弦，引之如环，释之无失体。如环，材美，工巧，为之时，谓之参均。角不胜干，干不胜筋，谓之参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谓之九和。九和之弓，角与干权，筋三侔，胶三锊，丝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馀，下工以不足。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凡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卢血气，丰肉而短，宽缓以荼。若是者为之危弓，危弓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为之安弓，安弓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则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则莫能以愿中。往体多，来体寡，谓之夹臾之属，利射侯与弋。往体寡，来体多，谓之王弓之属，利射革与质。往体来体若一，谓之唐弓之属，利射深。大和无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无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环灂，牛筋贲灂，麋筋斥蠖灂。和弓毄摩，覆之而角至，谓之句弓。覆之而干至，谓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谓之深弓。 [1] 弓人制作弓，取用六材必须依照季节。六材都具备后，心灵手巧的工匠将它们加工组合[而成为弓]。干，以求射得远；角，以求箭速快；筋，以求箭射得深；胶，以求弓身结合紧密；丝，以求弓身牢固；漆，以求弓身能经受霜露。采取干材的质量标准分七等：柘木为上等，檀木次一等，屎桑又次一等，橘木又次一等，木瓜又次一等，荆木又次一等，竹子最次。凡选择干材，要颜色赤黑而[敲击的]声音清扬的：颜色赤黑就木质坚韧，声音清扬就木理条顺。凡剖制弓干，为求远射的要[反向]利用干材的曲势，为求射得深就要用直材。处理干材的方法，剖析干材时[锯]不邪，制作的弓就不会扭曲。 凡选择角，秋季宰杀的牛角质厚，春季宰杀的牛角质薄；小牛的角直而润泽，老牛的角不直而干燥；久病的牛角里就会受伤而洼陷不平，瘦瘠的牛角不润泽。角要颜色青白而末端粗大的。角的根本处近于牛脑而受脑气的蒸润，因此比较柔韧，柔韧因此要它具有自然弯曲之势，颜色发白，就是弯曲之势的征验。角的中段常附在弓隈处，弓隈处必然弯曲，弯曲因此要所附的牛角坚韧，颜色发青，就是坚韧的征验。角的末端远于牛脑而不受脑气的蒸润，因此比较脆，脆因此要它柔韧，角的末端粗大，就是柔韧的征验。角长二尺五寸，兼有三色而纹理无瑕疵，叫做牛头上又戴着一牛。凡选择胶，要红色而干燥的。干燥的胶，裂痕深而有光泽，裂成的纹理呈圆形而有廉棱。鹿胶青白色，马胶赤白色，牛胶火赤色，鼠胶黑色，鱼胶白而微黄，犀胶黄色。凡黏附类的东西都不能[同胶的黏合力]相比。凡选择筋，要小筋成条而长，[筋端的]结要大而润泽。小筋成条而长，[筋端的]结大而润泽，有这种筋的野兽一定行动迅疾，用[它的筋]制作弓，[射出的箭]难道会同兽的迅疾不同吗筋要捶打得熟之又熟，漆要清，丝要像在水里[煮练时的颜色]。 得此六种弓材都完好无瑕，然后可以制作优良的弓。凡制作弓，冬季剖析干材而春季用水煮治角，夏季治理筋，瞅季再用[胶、漆、丝]三种材料[将干、角、筋]组合在一起，冬寒季节固定弓体，隆冬冰冻时检验漆纹是否剥落。冬季剖析干材就比较容易治理好，春季煮治角就较易使角柔韧，夏季治理筋就不会紊乱，秋季再用[胶、漆、丝组合干、角、筋]三种材料就坚固而严密，冬寒季节固定弓体张弦时就不再变形，隆冬冰冻时检验。 漆纹就皲易确定环形的漆纹是否符合要求，[到下一年]春季再安上弦，就是整整一年的事情了。剖析干材必须顺着[木的纹理]，剖析角[也要顺着纹理]不要斜，砍斫[干材上的]节疤必须徐缓。砍斫节疤不徐缓，等到弓使用长久了，[缠在弓干外的]筋就会代干受到损坏。木节必然是坚硬的，坚硬的东西在里面磨它外面的筋，筋之所以鼓起而不附干，常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因此角要煮治三次而干要煮治两次。[弓干中部的]衬木过厚干木就过于坚硬，衬木过薄就过于软弱，因此[弓干]要多煮治而适当地加衬木。[弓干上]要缠束丝绳而不遍缠，缠束的疏密必须均匀。[弓干的]砍斫要十分精致而且[厚薄]必须调匀，施胶必须均匀。砍斫[弓干]不精致不调匀，施胶不均匀，等到弓使用长久了，角就会代干受到损坏。胶在里面而磨损角，角之所以折断，常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 凡处置角，角长的安置在弓隈[而短的安置在弓箫]。隈角过短，[就会受箫角的影响而向相反方向弯曲]，这就叫做逆曲，这样拉弓就无力，射出的箭就不能疾行。隈角过长，那就譬如弓始终系在铋上一样，[影响拉弓射箭]，并非对弓有利。弓的隈角与箫角交接处用力方向不同，因此射出的箭能迅疾；在弓把处两侧贴附有骨，因此射出的箭能迅疾。隈角过长，拉弓时就如同弓始终缚系在秘上一样，并非对弓有利。 用火煤制弓干要熟而不要过熟，用火煤制角要熟而不要烤烂，拉筋要尽量伸展而又不要[拉断纹理]损伤它的力度，煮胶要熟而所用水火恰到好处，[这样制成的弓]放在干燥的地方不变形，放在潮湿的地方也不变形。 假如有低能的工匠，必然会趁角、干潮湿[易燥]时进行煤制，[只图]外表好看，而变化的因素隐藏在内，即使能做到外表好看，内部必然发生变化，外表再好也不可以成为良弓。凡制作弓，峻要方而拊要高，隈角要长而蔽角要薄，即使拉弓不停，也都能与弦的缓急相应[而不疲软]。 拊低的弓，箫一应弦[承受拉力]拊就将变形。作为拊而变形，必然会使驸角与隈角相接处变动。作为弓而[拊角与隈角]相接处[因变动而]宽缓无力，箫一应弦[承受拉力整个弓体]都将变形。 弓有六种材料。要使干强有力，而拉弓时顺如流水；要使弓体固定而防止变形，拉满弓时[弦与弓臂之间]符合三尺的距离；角要能撑住弓干[以增加强度]，拉弦时[不发生邪曲而]不能正对弦；拉弓时弓体弯曲如环，松手放箭时弓体不变形，仍弯曲如环。 材料优良，工艺精巧，制作适时，叫做三均；角与干相应，干与筋相应，叫做三均；衡量弓的拉力又符合三均：三个三均，叫做九和。符合九和标准的弓，角与干相称。筋三侔，胶三锊，丝三邸，漆三蚪，上等工匠用之有余，下等工匠用之不足。 制作天子的弓，合九弓而成圆；制作诸侯的弓，合七弓而成圆；大夫的弓，合五弓而成圆；士的弓，合三弓而成圆。弓长六尺六寸，称为上制，高个子的人使用；弓长六尺三寸，称为中制，中等身材的人使用；弓长六尺，称为下制，低个子的人使用。 凡制作弓，各因使用者的形貌性情而定。胖而矮，性情宽舒而举动徐缓，这样的人要为他制作劲疾的弓，劲疾的弓配以柔缓的箭。刚毅而敏捷，暴躁而迅疾，这样的人要为他制作柔缓的弓，柔缓的弓配以劲疾的箭。如果人的性情柔缓，他的弓也柔缓，箭也柔缓，[射出的箭]就不能迅速中的，而且不能深入。如果人的性情急躁，他的弓也劲疾，箭也劲疾，（射出的箭）就不能谨慎命中。 弓体向外弯曲的弧度大，向内弯曲的弧度小，称为夹、臾之类的弓，利于射犴侯和弋射飞鸟。向外弯曲的弧度小，向内弯曲的弧度大，称为王弓之类的弓，利于射革甲和椹板。向外和向呙弯曲的弧度相同，称为唐弓之类的弓，利于深射。 九和的弓没有漆纹，其次筋、角都有漆纹而深藏在内侧，又其次[筋、角的表面]都有漆纹而较稀疏，又其次仅角[当隈里的地方]没有漆纹。[弓侧表里]漆纹相合处就像人两手背相合一样[纹理相应]。角上的漆纹如环状，牛筋上的漆纹如麻子纹，麋筋上的漆纹形似尺蠖。 调试弓之前先要拂去弓表的灰尘并抚摸检查弓体是否有毛病。检查弓体而只有角好，叫做勾弓；检查弓体[不仅角好]而干又好，叫做侯弓；检查弓体[不仅角、干好]而筋又好，叫做深弓。 天工开物 佳兵 　○弧矢 　　凡造弓，以竹与牛角为正中干质，（东北夷无竹，以柔木为之。）桑枝木为两梢。弛则竹为内体，角护其外；张则角向内而竹居外。竹一条而角两接，桑肖则其末刻锲，以受弦区，其本则贯插接笋于竹丫，而光削一面以贴角。 　　凡造弓，先削竹一片，（竹宜秋冬伐，春夏则朽蛀。）中腰微亚小，两头差大，约长二尺许。一面粘胶靠角，一面铺置牛筋与胶而固之。牛角当中牙接，（北边无修长牛角，则以羊角四接而束之。广弓则黄牛明角亦用，不独水牛也。）固以筋胶。胶外固以桦皮，名曰暖靶。凡桦木关外产辽阳，北土繁生遵化，西陲繁生临洮郡，闽、广、浙亦皆有之。其皮护物，手握如软绵，故弓靶所必用。即刀柄与枪干亦需用之。其最薄者，则为刀剑鞘室也。 　　凡牛脊梁每只生筋一方条，约重三十两。杀取晒干，复浸水中，析破如苎麻丝。北边无蚕丝，弓弦处皆纠合此物为之。中华则以之铺护弓干，与为棉花弹弓弦也。凡胶乃鱼脬杂肠所为，煎治多属宁国郡，其东海石首鱼，浙中以造白鲞者，取其脬为胶，坚固过于金铁。北边取海鱼脬煎成，坚固与中华无异，种性则别也。天生数物，缺一而良弓不成，非偶然也。 　　凡造弓初成坯后，安置室中梁阁上，地面勿离火意。促者旬日，多者两月，透干其津液，然后取下磨光，重加筋胶与漆，则其弓良甚。货弓之家，不能俟日足者，则他日解释之患因之。 　　凡弓弦取食柘叶蚕茧，其丝更坚韧。每条用丝线二十余根作骨，然后用线横缠紧约。缠丝分三停，隔七寸许则空一二分不缠，故弦不张弓时，可折叠三曲而收之。往者北边弓弦，尽以牛筋为质，故夏月雨雾，妨其解脱，不相侵犯。今则丝弦亦广有之。涂弦或用黄蜡，或不用亦无害也。凡弓两肖系区处，或以最厚牛皮，或削柔木如小棋子，钉粘角端，名曰垫弦，义同琴轸。放弦归返时，雄力向内，得此而抗止，不然则受损也。 　　凡造弓，视人力强弱为轻重，上力挽一百二十斤，过此则为虎力，亦不数出。中力减十之二三，下力及其半。彀满之时皆能中的。但战阵之上洞胸彻札，功必归于挽强者。而下力倘能穿杨贯虱，则以巧胜也。凡试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称钩搭挂弓腰，弦满之时，推移称锤所压，则知多少。其初造料分两，则上力挽强者，角与竹片削就时，约重七两。筋与胶、漆与缠约丝绳，约重八钱。此其大略。中力减十之一二，下力减十之二三也。 　　凡成弓，藏时最嫌霉湿。（霉气先南后北，岭南谷雨时，江南小满，江北六月，燕、齐七月。然淮、扬霉气独盛。）将士家或置烘厨、烘箱，日以炭火置其下。（春秋雾雨皆然，不但霉气。）小卒无烘厨，则安顿灶突之上。稍怠不勤，立受朽解之患也。（近岁命南方诸省造弓解北，纷纷驳回，不知离火即坏之故，亦无人陈说本章者。） 　　凡箭，中国南方竹质，北方萑柳质，北边桦质，随方不一。竿长二尺，簇长一寸，其大端也。凡竹箭削竹四条或三条，以胶粘合，过刀光削而圆成之。漆丝缠约两头，名曰"三不齐"箭杆。浙与广南有生成箭竹，不破合者。柳与桦杆，则取彼圆直枝条而为之，微费刮削而成也。凡竹箭其体自直，不用矫揉。木杆则燥时必曲，削造成时以数寸之木，刻槽一条，名曰箭端。将木杆逐寸戛拖而过，其身乃直。即首尾轻重，亦由过端而均停也。 　　凡箭，其本刻衔口以驾弦，其末受镞。凡镞冶铁为之。（《禹贡》石乃方物，不适用。）北边制如桃叶枪尖，广南黎人矢镞如平面铁铲，中国则三棱锥象也。响箭则以寸木空中锥眼为窍，矢过招风而飞鸣，即《庄子》所谓嚆矢也。凡箭行端斜与疾慢，窍妙皆系本端翎羽之上。箭本近衔处剪翎直贴三条，其长三寸，鼎足安顿，粘以胶，名曰箭羽。（此胶亦忌霉湿，故将卒勤者，箭亦时以火烘。） 　　羽以雕膀为上，（雕似鹰而大，尾长翅短。）角鹰次之，鸱鹞又次之。南方造箭者，雕无望焉，即鹰、鹞亦难得之货，急用塞数，即以雁翎，甚至鹅翎亦为之矣。凡雕翎箭行疾过鹰、鹞翎，十余步而端正，能抗风吹。北边羽箭多出此料。鹰、鹞翎作法精工，亦恍惚焉。若鹅、雁之质，则释放之时，手不应心，而遇风斜窜者多矣。面箭不及北，由此分也。 《鬻子》相关 鬻子卷上 1、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五) 政曰：君子不与人谋之则已矣，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由也。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能必见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辞而施之于行，故非非者行是，恶恶者行善，而道谕矣。 2、大道(文王问第八) 政曰：昔者文王问于鬻子，敢问人有大忘乎？对曰：「有。」文王曰：「敢问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其身乃丧其躯。其行如此，是谓之大忘。」 3、贵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昔之帝王所以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于神，而功最于吏，福归于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缘五帝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久。 4、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圣人在上，贤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王道衰微，暴乱在上，贤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 5、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三) 故曰：民者，贤、不肖之杖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侧焉，忠信饰焉。民者、积愚也，虽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兴焉。士民与之，明上举之；士民（若）〔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后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爱，故十人爱之，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鬻子卷下 6、曲阜(鲁周公政甲第十四) 政曰：昔者鲁周公曰：吾闻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谓之狂，知恶不改者谓之惑。夫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 7、道符(五帝三王传政甲第二) 不肖者、不自谓不肖也，而不肖见于行，虽自谓贤，人犹谓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谓愚，而愚见于言，虽自谓智，人犹谓之愚。 8、数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昔者帝颛顼年十五而佐黄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常之。昔者帝喾年十五而佐帝颛顼，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 9、禹政(...第六)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业，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宁，得然子堪，得轻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10、汤政(天下至纣第七) 汤之治天下也，得庆誧、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蝡、西门疵、北门侧，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 11、上禹(政...第六)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鼗，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簨，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鼗。」此之谓五声。是以禹尝据一馈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犹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当朝，廷间也可以罗爵。 12、道符(五帝三王传政甲第五) 夫国者、卿相世贤者有之，有国无国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谋。治志治谋，在于帝王，然后民知所保而知所避。发教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凡万物皆有器。故欲有为不行其器者，虽欲有为不成。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13、汤政(汤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辟而万物生，万物生而人为政焉。无不能生而无杀也。唯天地之所以杀人不能生，人化而为善，兽化而为恶。人而不善者谓之兽，有天然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有别然后有义，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有道然后有理，有理然后有数。曰有冥、有旦、有昼、有夜。然后以为数。月一盈一亏，月合月离以数纪，四者皆陈以为数治。政者、卫也，始终之谓卫。 14、慎诛(鲁周公第六) 昔者，鲁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戒之曰：「与杀不辜，宁失有罪。无有无罪而见诛，无有有功而不赏。戒之！封！诛赏之慎焉。」 佚文 《列子·天瑞》 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閒不可覺，俟至後知。」 鬻熊说：天地万物的运转永无止境，而天地间的变化也在悄悄地发生。谁能察觉到这一切呢？所以，一个事物从某处损失的，往往会在另一处得到弥补；而在一个地方形成的，又会在另一个地方消亡。损益、成亏，都是随着时间和生死轮回不断变化的。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前后相接，无法省察，谁又能察觉到呢？天地间的气息不会瞬间增长，也不会瞬间衰减；形态也不会瞬间亏损，也不会瞬间盈满。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就像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去，容貌、智慧和气质每天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皮肤、指甲和头发，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脱落，而非婴儿时期就一直保持不变。这种渐进的变化是难以察觉的，只有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能意识到。 《列子·黄帝》 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化之徒。」 鬻子说：如果想要变阳刚，一定要用阴柔来顺守；如果想要变得强大，一定要用柔弱来保持。积累了柔顺就会变得刚强，积累了柔弱就会逐渐变得强大。观察一个人所积累的东西，就可以知其的祸福所在。如此刚强的人就未必能战胜自己，但当遇到和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时，刚强则变得至关重要。而柔弱之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比自己刚强的人，是因其阴柔积累的外柔内刚之力无法估量啊。 《列子·力命》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鬻熊对周文王说：“增长这种表面现象并非事物真正在增加，减少也并非是真正的损失，用这种计算方式有何意义呢？” 《列子·杨朱》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无猒之性。无猒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无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鬻子说：“去除对于名声过度追求和执著，内心就会变得无忧无虑。” 《新书·修政语下》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文王问鬻子说：“请教您，如果一位君子准备入职，他应该如何对待他的人民呢？”鬻子回答说：“是的。让我给您讲一讲古代的政策，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政策说：君子准备入职时，他应该像日初出时一样对待他的人民。”周文王听后说：“我明白了。”鬻子接着问：“那么，君子入职后，他应该如何对待他的人民呢？”鬻子回答说：“君子入职后，他应该像日正中时一样对待他的人民。”周文王听后说：“我明白了。”鬻子再问：“那么，君子离开职位后，他应该如何对待他的人民呢？”鬻子回答说：“君子离开职位后，他应该像日已落时一样对待他的人民。所以，君子准备入职时像日初出时一样，是因为他的道义要先被人们知晓；入职后像日正中时一样，是因为他能保证人民的幸福；离职后像日已落时一样，是因为他离开后人民失去了他的教诲。”周文王听后说：“我明白了。”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柰何？」鬻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向鬻子请教：“我希望坚守阵地时能保住，进攻时能取得胜利，作战时能必胜，应该如何做？”鬻子回答说：“是的，攻守战胜的道理是一样的，而和与严都是为了准备。因此，和可以守，严可以守，但严不如和那么稳固；和可以攻，严可以攻，但严不如和那么顺利；和可以战，严可以战，但严不如和那么容易取胜：因此，最好的做法是以和为基础。所以，诸侯颁布政策、执行命令时，如果政策公平对待人民，就叫做文政；诸侯接见士人并派遣官吏，如果对待人民礼貌周到，就叫做文礼；诸侯审理案件、实施刑罚时，如果能够处理好人民的问题，就叫做文诛。因此，这三种文政、文礼和文诛都应当在政治、礼仪和刑罚中体现，用以守住阵地而不失、攻下领土而能得、作战而能胜。自古至今，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情况。如今，君王如果能坚守阵地而不失，进攻领土而能得，作战而能胜，那就要归功于这些准备了。”周武王听后说：“我明白了。” 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六岁即位，亲理政务，去鬻子家中向他请教。他问：“过去先王与您共同修道，并且道业有成。我也希望能得到您的教导。请问如何兴国、知道治国之道呢？”鬻子回答说：“是的。让我给您讲一讲古代的政策，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政策说：兴国之道在于君主思考善政就要实行，君主听闻善政就要实行，君主知道善政就要实行。要行为庄重并长期保持，行为诚信并长久保持，这就是兴国之道。”周成王听后说：“我明白了。”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鬻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為異？」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问鬻子：“我听说，人们有高尚的人、低劣的人、贤明的人、不肖的人、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请问如何分辨他们之间的差别呢？”鬻子回答说：“是的。让我给您讲一讲古代的政策，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政策说：无论地位高贵还是低贱，无论年纪轻还是老，听闻道理并放在心上，知道道理善良并付诸实践的人，就是高尚的人；听闻道理但不去汲取和珍藏，知道道理但不去付诸实践的人，就是低劣的人。因此，那些行为善良的人，我们称之为贤明的人；行为恶劣的人，我们称之为不肖的人。所以，言辞善良的人，我们称之为聪明的人；言辞恶劣的人，我们称之为愚蠢的人。因此，智慧和愚蠢的人，都有各自的言辞。贤明和不肖的人，会根据他们的行为来区别。高尚的人和低劣的人，会根据他们的志向来区分。”周成王听后说：“我明白了。”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鬻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鬥，鬩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向鬻子请教：“我听说，圣明的君主在位时，能使百姓富裕并且长寿。财富的获得的确是可以实现的，可长寿不是只在乎天意的吗？”鬻子回答说：“不错。让我给您讲一讲古代的政策，希望能对您能有所启发。政策说：圣明的君主在位时，能够避免天下发生战争。因此，诸侯之间不会私自互相攻伐，百姓之间不会私自互相争斗，不会互相残杀。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位时，百姓能避免第一次死亡，获得一次新生。圣明的君主在位时，君主不断积德，官吏不断积德，百姓不断努力。因此，妇女为家人缝制衣服，男人为家人准备食物，百姓就不会受到冻馁之苦。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位时，百姓能避免第二次死亡，获得第二次新生。圣明的君主在位时，君主不断积仁，官吏不断积爱，百姓不断顺从。因此，刑罚得以废除，百姓不会遭受严重的惩罚。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位时，百姓能避免第三次死亡，获得第三次新生。圣明的君主在位时，使境内兴起贤良之人，禁止邪恶之事。因此，贤良之人得以重用，邪恶之人无法兴风作浪。百姓能够安享天命。因此说富裕和长寿，是圣明君主的功绩。”周成王听后说：“我明白了。” 佚书 昔文王见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则臣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则臣年尚少。”因立为师。 从前，周文王见到鬻子已经年满九十岁，文王说：“哎呀，您老了！”鬻子回答说：“如果让我去捕捉猛虎或者追逐麋鹿，那我确实已经老了。但是，如果让我坐在这里策划国家大事，那么我还年轻呢。”于是，周文王尊鬻子为师。 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走如疾风，声如振霆，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纣军反走。 周武王率领兵车去讨伐商纣王。商纣王拥有百万大军，在商朝都城郊外摆开阵势。从黄鸟开始，一直到赤斧结束，军队行动迅速如风，声音如同雷霆，周朝三军将士都感到惊恐。周武王命令太公望（姜子牙）挥舞白色的牦牛毛旗指挥军队。商纣王的军队当即败退。 引用 《意林》 第12、4、6，和序文 《北堂书钞》“虞世南《北堂书钞》有10处引用《鬻子》文字，分别见于逄本第3、5、8、9、10、11篇” 《群书治要》 “引《鬻子》4则，第1则与逄本第1篇略同，第2则依次见于逄本第2、3、5、6、7、11篇，第3则与逄本第12篇略同，第4则与逄本第14篇同” 《艺文类聚》“欧阳询《艺文类聚》有3处引用《鬻子》文字，分别见于逄本第11、14篇” 《初学记》徐坚《初学记》第9卷引刘向《说苑》提到“鬻子曰”云云，见于逄本第11篇（今本《说苑》无此节文字，不知徐坚何据。或唐本《说苑》原有，而今本佚脱） 《文选》 卷三十六注:“《鬻子》曰: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 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纣军反走。”（《文选》李善注引“鬻子曰”凡八处，有5处文字分别见于逄本第3 、6、11篇；） 《太平御览》卷七十九:“黄帝十岁知神农之非而改其政。” 目录 4《汉书·艺文志·道家》（道家类） 《鬻子》二十二篇，其下班固注云：“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 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道家类） 5《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其下班固注云：“后世所加。” 6《隋书·经籍志·道家》《鬻子》一卷。周文王师鬻熊撰。（道家） 7《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鬻子》一卷。鬻熊撰。（小說家） 8《新唐书·艺文志·道家》《鬻子》一卷。鬻熊。 9《宋史·艺文志·杂家》《鬻熊子》一卷。 10《崇文总目》《鬻子》一卷。《艺文志》二十二篇。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道家类） 11《通志艺文略》卷五子部道家诸子《鬻子》一卷。周文王师楚人鬻熊撰。唐郑县尉逄行珪注。 12《文献通考》卷二一一经籍考子部道家《鬻子》一卷。 13《直斋书录解题》卷九《鬻子》一卷。鬻熊为周文王师，封于楚，为始祖。 14《郡斋读书志》 15《遂初堂书目》 16《道藏目录详注》卷四《鬻子》二卷，华州郑县尉逄行珪注。 17《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鬻子》一卷。 《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一·经籍考三十八》 《·《鬻子》一卷》 1 鼂氏曰：楚鬻熊撰。按《汉志》云：「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圭注，永徽中上于朝。叙称见文王时行年九十，而书载周公封康叔事，盖著书时百馀岁矣。 2 石林叶氏曰：世传《鬻子》一卷，出祖无择家。《汉艺文志》本二十二篇，载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师，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说家亦别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说。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圭所献。其文大略，古人著书不应尔。廖仲容《子抄》云六篇， 马总《意林》亦然。其所载辞略，与行圭先后差不伦，恐行圭书或有附益云。 3 巽岩李氏曰：《艺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总目》以为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谓刘向父子及班固所著录者，或有他本，此盖后世所依托也。熊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说三监曲阜时何邪？又文多残阙，卷第与目篇皆错乱，甚者几不可晓，而注尤谬误。然不敢以意删定，姑存之以俟考。 4 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记》载霍光曰：「文王见鬻子，年九十馀，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麛，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今观其书，则曰：「发政施仁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不求而得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其所以启文王者决矣。其与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义、忠、信、勇、谋。」又曰：「鸷鸟将击，卑飞翩翼；虎狼将击，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尤决于启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经纬，然其书辞意大略淆杂，若《大诰》、《洛诰》之所以为书者，是亦汉儒之所缀辑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艺文志》叙鬻子名熊，著书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贞元闲，柳伯存尝言，子书起于鬻熊，此语亦佳，因录之。永徽中，逢行圭为之序曰：「《汉志》所载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传乃十有二篇。」 5 陈氏曰：《汉志》云二十二篇，今书十五篇，陆佃农师所校。唐郑县尉逢行圭注，止十四篇，盖中闲以二章合而为一，故视陆本又少一篇。此书甲乙篇次，皆不可晓，二本前后亦不同。姑两存之。 直齋書錄解題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卷九，道家类 列于老庄之后 《道家類·《鬻子》一卷》 鬻熊為周文王師，封於楚，為始祖。《漢志》云爾。書凡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 《道家類·《鬻子注》一卷》 唐鄭縣尉逢行珪撰。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而為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此書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 《崇文总目》《后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三 《崇文总目》：“《鬻子》一卷，鬻熊撰，原释：艺文志二十六篇，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 《通志·艺文略》卷六十七 《鬻子》一卷。周文王师楚人鬻熊撰。唐郑县尉逄行珪注。又三卷，王观注。 《郡斋读书志》卷十一 道家類 △《鬻子》一卷 右楚鬻熊撰。按《漢志》云：「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對為楚祖。」 凡二十二篇。 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注，永徽中上於朝。敘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 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遂初堂书目》儒家类 《王观天鬻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文澜阁本 《卷117 子部·杂家类一》 《子部二十七·杂家类一·《鬻子》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周鬻熊撰。《崇文总目》作十四篇，高似孙《子略》作十二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陆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题唐逢行圭注，凡十四篇，盖即《崇文总目》所著录也。考《汉书艺文志》道家《鬻子说》二十二篇，又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是当时本有二书。《列子》引《鬻子》凡三条，皆黄、老清静之说，与今本不类。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载与贾谊《新书》所引六条文格略同，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杜预《左传注》，称鬻熊为祝融十二世孙。 孔颖达疏谓不知出何书。《史记》载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受封于楚。《汉书》载魏相奏记霍光，称文王见鬻子，年九十馀。虽所说小异，然大约文、武时人。今其书乃有昔者鲁周公语，又有昔者鲁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语，而贾谊《新书》亦引其成王问答凡五条，时代殊不相及。刘勰《文心雕龙》云，鬻熊知道，文王谘询。遗文馀事，录为《鬻子》。则裒辑成编，不出熊手。流传附益，或构虚词，故《汉志》别入小说家欤？独是伪《四八目》一书见北齐阳休之序录，凡古来帝王辅佐有数可纪者，靡不具载。而此书所列禹七大夫皋陶、杜子业、既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堪、轻子玉，汤七大夫庆誧、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蝡、西门疵、北门侧，皆具有姓名，独不见收。似乎六朝之末尚无此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观其标题甲乙，故为佚脱错乱之状，而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岂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读者互相检验，生其信心欤？且其篇名冗赘，古无此体，又每篇寥寥数言，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姑以流传既久，存备一家耳。卷首有逢行圭序及永徽四年进书表，自署华州郑县尉。 其他文献 《文心雕龙·诸子》云：“鬻 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之肇始，莫先于兹。”看来，刘勰也曾见 过这种《鬻子》残本，并将其定为道家《鬻子》。 鬻熊 1《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 2《史记·周本纪》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则古公、 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视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 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盖往归之。太颠、闳 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3《史记·三代世表第一》楚熊绎，父鬻熊，事文王，初封。 真伪问题 明黄震《黄氏日钞》首倡“此必战国处士假托之辞” 宋濂 《诸子辨》曾反驳黄说，但也不得不承认“盖非熊自著，或其徒名'政’者之所记欤？ 宋叶梦得：逄本篇数与庾、马所言篇数不符，篇次先后也不相同。“《子钞》云：'六篇。’《意林》亦然。其所载辞，略与行先后不伦，恐行书或有附益云。”① 南宋李焘，他说：逄 本“卷第与目篇皆错乱甚者，几不可晓”，“某谓刘向父子所著录者或有他本，此盖后世所依 托。”①《文献通考·经籍考》引 明胡应麟《九流绪论》：“《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论者，咸以为残缺不可晓，而余初读尤然，… …因反 复绎之，乃知此书之存，视旧才十之一，而篇名章次，错乱混淆之甚，宜宋以来诸家，未有得其要领者 也。盖古《鬻子》本书，篇名章次，与《庄》 《列》不同，而决与今传《关尹子》类。所谓《撰吏》 《道 符》等目，即《关尹》之《一宇》、《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目，《道符》下《三王》等 目，即《一宇篇》之《盆沼》等章，《二柱篇》之《盂》等章也。《关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 七，多者十余，更互阐发，以竟一篇之义，故每章之语虽极寥寥，而不觉其简。《鬻子》二十二篇，律以《关尹》，则今传短章，总之当不下百数十。（原注：如今传本篇下第五第八等目，悉篇中章次，非书中章次，细绎自明。）”“而东京之后，兵火残逸，至唐所存，仅此十四条。当时注者卤莽，苟欲庶几前代全书，遂以每章当其一篇，而仅以为缺其八。故今读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无足观者。又其篇章既混，而先后复淆，后人因益厌弃弗省。” 逄本《鬻子序》提到鬻熊“年九十见文王”一事，与《史记·楚世家》鬻熊 早终之说不符，且逄本两引鲁周公言论，时代殊不相及。此说亦由李焘首倡，而清人论之甚 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案《史楚世家》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叙》称见文王时，行年九十，非矣。又书载三监曲阜事，寿亦不应如是永也，是其人之事已 谬悠莫考，而况其书乎？” 逄本提到禹七大夫和汤七大夫，姓名怪诞，又不见于他书，颇为可疑。《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伪《四八目》一书，… …凡古来帝王辅佐，有数可记者，靡不具载，而此 书所列禹七大夫——皋陶、杜子业、既子、施子黯、季子宁、然子堪、轻子玉；汤七大夫—— 庆浦、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西门疵、北门侧，皆具有姓名，独不见收。似乎六 朝之末，尚无此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 ：“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此说实为清崔述首倡，其《丰镐考信录》云：“书中所载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近黄老，明系后人之所伪托。” 贾谊《新书》所引周文王等人与鬻子问答之辞，《列子》所引鬻子言论，《文 选》李善注引《鬻子》 “武王率兵车伐纣”一则佚文，均为逄本所无。明杨慎：“今其存者十 四篇，皆无可取，似后人赝本无疑也。按贾谊《新书》所引《鬻子》七条，… …是皆正言确 论也，今之所传有是乎？又《文选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车伐纣。纣虎旅百万，陈于商 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无，以知其为伪书矣。”①梁启超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 《列子》引《鬻子》三条（实为4则——笔者注）今本亦无有。《四库提要》谓唐人抄贾谊《新书》作为赝本，谅矣。” 论文资料： 刘佩德.《鬻子》篇目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No.173(01):17-19. 陈自力.逄本《鬻子》考辨【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1). 魏鸿雁.逄行珪《鬻子注》与汉志小说《鬻子说》关系考辨【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No.83(03):58-61. 潘铭基.《鬻子》与贾谊《新书》互文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No.144(02):25-30. 刘建国.《鬻子》伪书辨正【J】.长白学刊,1994,(02). 《水经注.丹水》凸释 （《秦汉史少习山下拾遗》节选） 商洛市古文化院 王国伟 摘要：文物的不断出土，和丹水上游所发现的秦治上雒邑、古朝贡之“士山”路、春秋上雒、少习地标、武关，竟都在原“雒水”现丹水之上，之后此水又分称雒河、洛河、商河、寨河、州河；在新文物下，重新注解及通过水经了解秦汉贡道道路、地域、水流，在先秦、秦、汉名称变化与比较，对文化、旅游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丹水 丹江 文化 、旅游、西周东南贡道 郦道远《水经注。丹水》 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一名高猪岭也。 【译】 丹水出自东汉治邑京兆上洛县西北标志性山脉冢岭山，此山高出周围群山，像猪一样的山岭亦称“高猪岭”。 【注】zenmax福凸按： 《山海经》“洛”、“雒”本两水经，一属黄河，一属长江。 《秦朝上雒县治的发现》，上“雒”，本在雒水之上，秦统一规范山川河流称谓，将原历属晋、魏、秦的雒水（长江流域），统一按原楚邑门前的丹水谓称，并置丹水县。而将原晋、魏至赵、周室王城的洛水，置换名称雒水（黄河流域）。北洛水仍名不变。这就是“南雒北洛始于秦非汉”的原因。 “京兆”、“上洛县”，指东汉。因《汉书》西汉此县属弘农郡辖，为上“雒”。东汉时亦有“雒”改“洛”出现，如班固《西都赋》：“商洛缘其隈”。 丹水东南流，与清池水合，水源东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 【注】清池水，今指板桥河。此条路径是春秋战国晋、魏、北上洛至南上洛、上雒的主要交通道路。 东南过其县南。县故属京兆，晋分为郡。《地道记》曰：郡在洛上，故以为名。 【译】 上洛县治邑在丹水之阳，水过其县南。县过去在东汉或三国时期“上洛侯国”，都属京兆辖。两晋时为郡。晋人王隐《晋书》中“地道记”载：西晋初十九州及郡、县建置沿革中郡在洛水的上游，以此得名“上洛”。 【注】 zenmax福凸按： 上洛从《晋书》无误，但县置之初有误，至少《汉书》有上雒，为弘农郡辖。此时上洛（雒）辖洛水、丹水上游，但治邑在丹水上游。 【原文】 “《竹书纪年》，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 【译】 《竹书纪年》载：“晋烈公三年（公元前413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楚人用楚（辖地所命名的）水攻我城邑。水源即出上洛县西南的楚山。《史记·留侯世家》所载的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 【注】 zenmax福凸按： 此水经上洛的描述为战国《山海经》洛间上洛。亦有广义洛间包含上雒。但治邑在上雒。楚水之源，在春秋战国楚辖地“丰邑”（今山阳），包括今商州南城子、北城子之外以南地域。是《左传》司马起“丰”楚辖地所指区域。 而楚水注之：指用楚地水 灌攻城邑。此处唯今杨峪河南城子北城子。 城，在主路径之上。即《左传》公元前611年秦救楚、及西周贡道可始乘船下江汉的原始路径。是谭其骧《图集》“关中诸郡”中，（附图）峣关连接武关路径之疑。及郭沫若《史稿》“秦统一图”“秦农民起义”（刘邦在峣关前绕峣关，但前至南城子、杨峪河路线同）所标注的峣关连接武关、秦楚道或武关道、苑县、连接今郑州秦路径。其《史稿》除武关今发现在竹林关外，从霸水峣关至丹水的交叉路径标注应在今南城子、杨峪河至商州段路径，与《水经注》同。（附图） 今以上所标注的此地段路径地点今有春秋战国墓葬、文物兵器，与此水经记载相同（《商洛考古文集》）。而丹水源头路径（312国道、等）无。 《史稿》原图：武关标注误，路径尚有“丹水交汇”，应在商州 《史稿》原图：武关误，但路径方向无误，《史记》载：刘邦入武关（今竹林关）先至峣关，再绕峣关。唯一路径即《水经注》“楚水注之”的商州南城子至峣关路径。 《图集》原图：武关至峣关路径之疑，正是《水经注丹水》“楚水注之”的上雒南城子至峣关。即故西周朝贡东南路径。 西南楚山，是指《史记》“商雒山”的一段。又名“商雒山”、“楚山”、“地肺之山”。即隋“商雒县”、今丹凤治邑对面的“南山”。山南即为春秋战国的楚“丰邑”，亦曰楚山。 【原文】 “其水两源，合舍于四皓庙东，又东径高车岭南，翼带众流，北转入丹水。岭上有四皓庙。【译：】 楚水有两个源头汇合在高车岭的“四皓庙”东，又东流过其高车岭的“四皓庙”南，楚水急而大，带诸多小溪流向北与丹水汇合。 【注】 zenmax福凸按： 楚水在楚山与高车岭中间穿过。 [1]、说明秦前至两晋南北朝，仍在使用的一条水、旱路径，是今商州龟山后杨峪河至南城子至峣关的路径。即原3400年前周的故朝贡要道。 [2]、说明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远426年至527年间，“上雒城”已在今州城址。疑为224年“上洛侯国”或226年置“上洛郡”时所建新城。 [3]、典故驷马高车接四皓，由皇城经此路南城子路至南山。其上雒城命官礼应在“南、北城子”古地界路口接驾，至南山四皓居住地。 《史记》载，四皓隐居在商、雒（今已发现在今寒川佛诞公园下高桥夜村孝义古城）两城治邑对面的深山。 [4]、上洛（侯国、或郡）时新城建立，城与此秦汉路连接，须新开岭路，立四皓庙于岭纪念、炫耀历史沿传，岭因庙及典故得名。 [5]、另有隋朝因两“上洛城”混淆，将旧上洛城并入“商洛县”之故。说明旧城影响和废弃时间与新城建立时间较近。 [6]、四皓庙应为此为距典故400年后“郡”时所制。 【原文】 “丹水自仓野，又东历兔和山，即春秋所谓左师军于兔和，右师军于仓野者也。” 【译】 丹水流过古仓野地域，再东流，经过菟和山。这就是《左传》春秋“司马起丰”典故中的仓野和菟和山。 【注】 zenmax福凸按： 今已发现：仓野在夜（野）村上雒城南山靠近山阳“丰邑”楚地，菟和山在今商南过凤楼离少习山码头（武关）约90里。（2017年《商洛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新闻成果） 【原文】 “又东南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 【译】 丹水又南过商县（丹凤商邑城）南今商南流域，又东南至丹水县，流入均河。 【注】 zenmax福凸按： 丹水县，秦置丹水名后其丹水县、商县、上雒名同时消失。仅《汉书》载治名。 均，汉朝古水名。以丹水县为界。在丹水县至汉水这一段水的称谓。 【原文】 “契始封商。《鲁连子》曰：在太华之阳。皇甫谧、阚駰并以为上洛商县也。殷商之名，起于此矣。” 【译】 契，商朝的先祖，传说是舜的臣，助禹治水有功始封于商。《鲁连子》书说此商在太华山之阳地域，东汉西晋的皇甫谧、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阚駰都认为是上洛郡的商县。殷商之名，是从此地开始。 【注】 zenmax福凸按： 今文物出土证明，此商非殷商始名之初地。此商为楚吞并鄀国封商公得名。鄀，商朝方国至周。 【原文】 “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应劭曰：秦之南关也，通南阳郡。《春秋左传》哀公四年，楚左司马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者也。” 【译】 丹水自商县（今丹凤）东南至狭窄流域水流很快的一段后，经过少习山，从武关出。东汉学者应劭说：武关是秦的南关，通南阳郡地。《春秋左传》哀公四年，楚左司马眅帅申息之师包围了晋楚分界出口少习地，派使者到少习前告知晋阴之地晋公亲命的大夫士蔑说：晋、楚有盟约，好恶同之，所以，请把蛮子赤等跑到你辖地的逃犯交还给我们，不然，将通于少习到你们治邑上雒再听你交不交人的命令！” 【注】 zenmax福凸按： 少习武关今发现是竹林关而非今312旱道唐武关。水过关前有一段两山相夹，河床窄，水流踹急的近百里水段，非常险要。 少习，山名。从该字“少”与“小”在易经、甲骨卜辞里多用的方法，是路径地域以少字山与白羽族神者姓氏習的合称，作为过往路径码头的地点标记。武关城邑在地标少习山下至今白家村塬丹水北岸上。今竹林关城邑为开通古路河路后建。在丹水南岸。 （2017年《商洛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新闻成果） 【原文】 “京相璠曰：武关楚通上洛阨道也。汉祖下析、郦，攻武关。 文颖曰：武关析县西百七十里，宏农界也。丹水又东南流入臼口，历其戍下。” 【译】 西晋人、地图学家）京相璠说：武关是楚人要通过上洛的一处狭险阨道。 汉祖刘邦拿下析、郦城后，攻武关。 汉末魏初的文颖说：武关在析县西百七十里的汉朝宏农界上。 丹水又东南流入臼（读音:[jiù]）一处像石头制成舂米的器具，样子盆状地域，丹水流进去再出来。再经过晋楚、秦楚年代，实际以此水旱转换码头地、及水为界的地方，有部队把守留下的烽火台之类遗迹。 【注】 zenmax福凸按 ： “臼口，历其戍下”即菟和山前的一处多流开阔地。在今商南过凤楼。水旱码头交汇处，也是丹水弧弯折向南、汉水方向流动处。今此处有文物考古有仰韶、龙山、周的过凤楼遗址周鼎及兵器。和“称小汉口”“可停泊百余条船”已毁的古码头。（《商洛考古文集》） 【原文】 “又东南，析水出析县西北，宏农卢氏县大蒿山。（水）南流径修阳县故城北，县即析之北乡也。又东入析县，流结成潭，谓之龙渊，清深神异。耆旧传云：汉祖入关，径 观是潭，其下若有府舍焉。事既非恒，难以详矣。” 【译】 “又东南，有析水出自析县的西北，是西汉宏（弘）农郡所辖的卢氏县大蒿山。水南流径修阳县的故城北，故县即是今析县的“北乡”。析水又东入析县，水流将沙石地貌冲结连成很多潭似龙，称龙渊。其各潭清深神异。西晋的陈寿所撰写的《耆旧传》云：汉祖刘邦入武关前，途经看观这个潭，其潭下好像有很多府舍官邸。刘邦果真闯关成龙，此潭确不平常，很难说此事是假的啊！。” 【原文】 “其水又东径其县故城北，盖《春秋》之白羽也。《左传》昭公十八年，楚使王子胜迁许于析是也。郭仲产云：相承言此城汉高所筑，非也。余按《史记》楚襄王元年，秦出武关，斩众五万，取析十五城。汉祖入关，亦言下析、郦，非无城之言，修之则可矣。析水又历其县东，王莽更名县为君亭也。” 【译】 析水又东过其县故城北，即《春秋》所指的白羽邑。《左传》昭公十八年，楚使王子胜迁许国于析即此。南朝人郭仲产说：相承言此析城是汉高祖刘邦所筑，不是。著《吕公忌》的余按说：《史记》楚襄王元年，秦出武关，斩众五万，取析十五城。汉高祖刘邦入武关前，亦言拿下析、郦两城，非无城之言，后又重修之说可说得通。析水又历其析县东，是王莽更名县为君亭之地。 【注】 公元前524年，楚国左尹王子胜谏言楚平王，迫使许悼公再次迁都于析邑（亦名白羽邑，今河南西峡县） 【原文】 “而南流入丹水县，注于丹水，故丹水会均，有析口之称。丹水又东南，径一故城南，名曰三户城。昔汉祖入关，王陵起兵丹水，以归汉祖，此城疑陵所筑也。丹水又径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矣。杜预曰：县北有三户亭。《竹书纪年》曰：壬寅，孙何侵楚，入三户郛者是也。” 【译】 析水又南流进入丹水县境，并注于丹水，就是过去所说的丹水会均水，这里又有“析口”之称。丹水又东南，径一故城南，称谓“三户城”。是过去汉高祖刘邦入武关后，王陵起兵丹水县，以归顺汉祖刘邦，此三户城疑王陵所建筑。丹水又径丹水县故城西南。是丹水县的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春秋秦晋伐鄀的楚申息之师所驻扎地，也是《春秋》“司马起丰”送蛮子赤等于“三户”所指。杜预曰：丹水县北有三户亭。《竹书纪年》曰：壬寅，孙何侵楚，（公元前347年)入三户郛(fu、城外古代指城外面围着的大城)者就说此城。 【注】 zenmax福凸按 ： [1] 三户在丹水北岸。《左传》“司马起丰”送蛮子赤于此时疑有城邑。2017年陕西文物局主导的“商洛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布成果：王陵故城在故武关丹水上游襄王沟，遗城仍存。是唐《史记正义》、《括地志》“上雒南三十一里王陵故城”所指。 [2]、商密，商朝、周朝鄀国的城邑。朝秦暮楚典故发生于此。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5年)，秦晋伐鄀。 【原文】 “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赤光上照如火，网而取之，割其血以涂足，可以步行水上，长居渊中。” 【译】 丹水县这个地方的丹水出丹鱼。夏季到来的前十天左右晚上，走到丹水县这段水旁举火观之，大量鱼浮在丹水岸边，红光上照四射如火，用网捕之，割其血以涂在脚底，可以步行水上。鱼长期居住在深潭里。 【注】 zenmax福凸按 ： [1]、这段丹水是丹水之名、“丹阳”地段的出处。 [2]、丹鱼，今为鲑鱼中的“大马哈鱼”（《丹鱼论》）。 【原文】 “丹水东南流，至其县南。黄水北出芬山黄谷，南径丹水县，南注丹水。黄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绩彩奋发，黝焉若墨，故谓之墨山。今河南新安县有石墨山，斯其类也。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赬壁霞举，若红云秀天，二岫更为殊观矣。” 【译】 丹水东南流，至其丹水县南。有黄水流出，此水北出自芬山的黄谷，南流径丹水县，并在丹水县南注入丹水。 黄水北有墨山，山石全是黑色，绩（像丝绵）彩（彩色绵绸）奋发（像人兴奋时的亢奋暗光），黝黑的如同写字的墨汁，故谓之墨山。今河南新安县有石墨山，与这个墨山类似。丹水县的南边有丹崖山，山悉赬（如脸面泛红）壁（山崖）霞举（高耸），若红云秀天，二岫（山穴）更为殊观矣。” 【原文】 “丹水又南，径南乡县故城东北。汉建安中，割南阳右壤为南乡郡。逮晋封宣帝孙畅为顺阳王，因立为顺阳郡。而南乡为县，旧治酇城。永嘉中，丹水浸没，至永和中，徙治南乡故城。城南门外，旧有郡社柏树，大三十围。萧欣为郡，伐之，言有大蛇从树腹中坠下，大数围，长三丈，群小蛇数十，随入南山，声如风雨。伐树之前，见梦于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更少日，果死。” 【译】 丹水又南流，径过南乡县的故城东北。是汉献帝刘协“建安”年号，（公元196—220）年间（中）割南阳右边地域（壤）为南乡郡。到（逮）东晋（317年－420年）年间，封西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8年）的孙子“畅”为顺阳王，因立为顺阳郡。而南乡为县，旧治所在酇城（酇cuo），（今属河南省永城市）。司马炽于公元307年即位年号的“永嘉”年间，此城被丹水浸没，到东晋晋穆帝司马聃（344-361年在位）的“永和”年间，迁移官署（徙治)到南乡故城的。南乡故城的南门外，旧郡社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有颗大柏树，直径有30个大人(腰)合起来那么粗。萧欣改设为郡扩建治所，要伐这颗大柏树，传说(言)有大蛇从树腹中坠下，数人粗，长三丈，群小蛇数十条，随后跑入南山去了，群蛇声如风雨。伐树之前，司马炽曾托梦给萧欣，说这树是他的房子安置在此，萧欣不为司马炽（厝）托梦之说不要动之意，及伐之，过（更）不几（少）日，萧欣果然死了。” 【注】 zenmax福凸按 ： 《晋书-地理志》载：顺阳郡，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改南乡郡为顺阳郡 ，郡治南乡县(今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老人仓一带)。统领八县，酂、顺阳、南乡、丹水、武当、阴、筑阳、析，共二万一百户 。辖境约当今河南省西峡、淅川，湖北省老河口、丹江口、谷城县、十堰市、郧县以东地。 东晋咸康四年(338年)，顺阳郡复名南乡郡 。 【原文】 “丹水又东，径南乡县北。兴宁未，太守王靡之改筑今城。城北半据在水中，左右夹涧深长。及春夏水涨，望若孤洲矣。城前有晋顺阳太守丁穆碑，郡民范宁立之。丹水径流两县之间，历于中之北，所谓商于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吕氏春秋》曰：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即此水也。又南合均水，” 【译】 丹水又东流，径南乡县北。晋哀帝司马丕的兴宁年号未年（365年），原南乡郡太守王靡之改筑今城。城北半据在丹水中，城左、城右都夹了条又深又长的山间流水的沟（涧）。到春夏水涨时，远望去若如孤洲（舟）矣。城前有晋顺阳太守的丁穆石碑，是郡民范宁所立。丹水径流两县之间，历商於於中之地北，就是所谓“商於之地”的商於。过去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就是这一块地域。《吕氏春秋》曰：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即此段水地域发生的事。丹水又南流，就汇合均水了”。 【注】 zenmax福凸按 ： [1]、 商“于”当属商“於”。疑之后简繁字编排所致。 [2]、丹水之战、丹阳之战，即此。 [3]、均水，《汉书·地理志》作"钧"。是丹水和淅水交汇后，再与汉水交汇形成的这一段河流古称。经古代均县东南(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镇)汇入汉水。均水大部流域今在丹江口水库下。均水入汉水的入汇口，称“均口”。 [4]、均水在秦统称丹水。（《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地域秦属南阳郡。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得荆州，分南阳郡置南乡郡，下辖武当等八县。晋太康十年（289年）十一月改南乡郡为顺阳郡。永嘉之乱（310年）晋元帝渡江，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以江左平阳郡（今山西临汾一带）流民寓此，增平阳县，与武当县同属始平郡。 《楚居》原文 季連初降於騩山，至于穴窮。前出于驕山，宅處爰波。逆上汌水，見盤庚之子，處于方山。女曰妣隹，秉慈（？）率臧（？），麗（？）迪（？）四方。 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盤，爰生（盈）伯、遠仲。毓徜徉，先處于京宗。 穴熊遲徙於京宗，爰得妣（厉），逆流哉水，厥狀聶耳，乃妻之，生侸叔、麗季。麗不從行，潰自脅出，妣（厉）賓于天，巫咸改（？）其脅以楚，至今曰楚人。 至熊狂亦居京宗。 至熊繹與屈紃，使鄀嗌卜徙於夷屯，爲便室。室旣成，無以納之，乃竊鄀人之犝以祭。懼其主，夜而納尸，至今曰，必夜。 至熊只、熊亶、熊樊及熊錫、熊渠，盡居夷屯。 熊渠徙居發漸。至熊艾、熊摯居發漸。 熊摯徙居旁屽。至熊延自旁屽徙居喬多。至熊勇及熊嚴、熊霜及熊雪及熊紃、熊咢及若敖熊儀，皆居喬多。 若敖熊儀徙居鄀。 至蚡冒熊率自鄀徙居焚。 至霄敖熊鹿自焚徙居宵。 武王熊（彻）自宵徙居免，焉始[□□□□□]（稱王，祭祀致）福。衆不容於免，乃潰疆浧之陂而宇人焉，至今曰郢。 至文王自疆郢徙居郢，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爲郢，爲郢復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 至莊敖自福丘徙襲郢。至成王自郢徙襲郢，郢徙[□□，□□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襲爲郢。至莊王徙襲樊郢，樊郢徙居同宮之北。若敖起禍，焉徙居烝之野，烝之野[□□，□□徙]襲爲郢。至恭王、康王、嗣子王皆居爲郢。至靈王自爲郢徙居乾溪之上，以爲處於章[華之臺]。景平王卽位，猶居乾溪之上。至昭王自乾溪之上徙居郢，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襲爲郢。闔廬入郢，焉復徙乾溪之上，乾溪之上復徙襲郢。至獻惠王自郢徙襲爲郢。白公起禍，焉徙襲郢，改爲之，焉曰肥遺，以爲處於梄澫，梄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吁。王太子以邦復於郢，王自吁徙蔡，王太子自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復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藍郢，藍郢徙居郢，郢復於，王太子以邦居郢，以爲處於郢。至悼哲王猶居郢。中謝起禍，焉徙襲肥遺。邦大瘠，焉徙居鄩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