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中国兵学起源的历史追溯：传说时代的战争 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如“满天星斗”般地分布在中国大地上，[49]随着各个部落的发展、壮大与迁徙，部族间通过通婚、战争等方式，经过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以黄帝、炎帝为首的华夏集团，以九黎族蚩尤为首的东夷集团以及南方的苗蛮集团。[50]三个部族也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独立发展，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各个部族集团为了各自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不断迁徙，部族集团间产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原始战争出现了。同时，由于战争关系到整个部族的生存，亦成为部族集团的头等大事，于是军事人员的地位在部族中举足轻重，中国历史进入了传说时期的英雄时代。英雄时代的历史，黄帝、炎帝、蚩尤以及尧、舜、禹虽然形象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英雄传说均与战争息息相关。 一、阪泉之战 远古时期，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原始部落，每一部落都有着特有的血统和独特的文化。随着历史发展，一些血缘相近的部族逐渐形成较大的联盟。联盟之间以武力冲突、妥协、融合等方式逐渐整合，开始形成了一些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部族集团。黄帝、炎帝兴起之时，中原地区正处于以神农氏为首的部族集团统治后期，不同部落之间为了生存、利益等相互攻伐，社会开始出现各种乱象。而身为联盟首领的神农氏根本无力去平息事态，恢复秩序。此时，黄帝部落逐渐强大起来。 据《史记》记载，黄帝，号有熊氏，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生下来就特别神异，几个月便会说话。年幼时非常机灵，各方面都与众不同。稍稍长大后，黄帝并不满足于天生资质，他诚实勤恳，博闻广记，不断修养自己。成年之后，他已经能够明辨是非，高瞻远瞩。黄帝的出色表现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有熊氏的部落首领。有熊氏在黄帝带领下，励精图治，继承了神农氏以来的农业生产经验，积极发展农业，实力迅速发展，并从姬水流域不断向渭河流域扩展，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黄帝部落。 此时，神农氏已经无法控制中原地区的秩序，需要有新的政治军事权威重新整合秩序。黄帝敏锐地捕捉到以神农氏为核心的旧秩序将要瓦解的时机，于是积极蓄积力量。他着手操练士兵，开始武力征讨破坏中原地区秩序的一些少数部落，维系了正常的秩序，所以很多诸侯都愿意归服黄帝，逐渐形成一个以黄帝部落为核心的强有力的新秩序。 与此同时，以炎帝为首的炎帝部落也迅速发展，实力与黄帝部落不相上下。炎帝与黄帝同出少典氏，发祥于姜水流域，是远缘亲属部落。据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51]由于史籍中炎帝的种种记载与神农氏往往混淆，我们已无法厘清。从黄帝与炎帝的较量来看，炎帝部族的势力也不容小觑，是一个文明程度、军事实力相对比较高的部族。炎帝壮大后，也开始兼并周边一些部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炎帝为中心的部族集团。黄帝、炎帝都力图用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部落为核心重建一个新的中原秩序。 面对炎帝的挑战，黄帝开始积极备战。“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52]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非常简要，但已经足以显示出黄帝备战的全面性。由于时代久远，关于这场战争的具体细节我们已经不能还原。当然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典籍记载，对阪泉之战做出一些合理推测。 黄帝“修德振兵”，积极实行德政，发展软实力，以和平的方式尽量争取其他部族的支持。黄帝正是通过德政，从而团结了一大批部族，而炎帝可能仅仅一味迷信武力，依然还是“以力为雄”的旧思维。与此同时，黄帝还整顿军政，“教熊、罴、貔、貅、䝙、虎”，专门训练了一支以熊、罴、貔、貅、䝙、虎来命名的战斗力非常强的军事力量，提高部落联盟的硬实力，以便讨伐一些不服从的部落，尤其是在中原内部挑战他的炎帝。据《列子》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53]我们认为，可能在具体对炎帝的战争中，以熊、罴、貔、貅、䝙、虎命名的这些战斗力非常强的军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突击作用。 黄帝与炎帝的战斗很激烈，也很艰苦，“三战，然后得其志”[54]。在古籍中，“三”往往是虚数，表示多次。此记载也证明了黄帝、炎帝是经过了多次大战，而最终在阪泉之战中，黄帝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阪泉之战，标志着神农氏之后，中原地区重新建立起以黄帝为核心，以黄帝与炎帝两大部族为基础的新秩序。从此以后，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之间不断交流，最终融为一体，炎黄集团形成，华夏族雏形初具。同时，此战也标志着原始战争的开始，而黄帝在战前的各种准备、临战的具体指挥方式以及战后合理的安顿，亦标志着中国兵学思想呼之欲出。 二、涿鹿之战 大汶口文化及早期龙山文化显示，生产工具的明显改进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已经导致私有财产的出现，这便激发了部族领袖攫取更大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望，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以黄帝、炎帝为首的华夏集团，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阪泉之战融合后，势力空前强大，不断向东方发展，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九夷部族（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蚩尤的领导下，在今天的山东、江苏北部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断向西推进，进入华北大平原。华北平原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地势平坦，灌溉便利，气温适宜，降水丰沛，非常适宜于农业发展。在蚩尤部族进入此地之前，炎帝部族亦在此处发展。由于地缘关系，在蚩尤部族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就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联合夸父和三苗一部，以强大的武力很快击败了炎帝部族，并占据了炎帝居住的“九隅”，即“九州岛”。炎帝为了维持生存空间，遂向华夏集团的首领黄帝求救，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了涿鹿之战。如果说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争夺中原地区最高治理权的话，那么涿鹿之战就是两大集团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的冲突。涿鹿之战较为完整的记载，是在《逸周书·尝麦》中：“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55]此段记载时代相对较早，并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我们今天了解这场战争的重要文献。 九黎部族的首领蚩尤，精明强干，英勇善战，[56]在我国古代被尊称为战神。[57]与华夏集团相比，蚩尤部族的战斗力更强。以蚩尤为代表的东夷集团并非野蛮不开化的蛮族，恰恰相反，其发展水平相当高。一方面，蚩尤部族的冶炼技术可能要高于黄帝、炎帝部族，所以华夏集团的兵器并不如蚩尤部族先进。蚩尤善于制作兵器，尤其是其铜制兵器制作精良，锋利无比，在当时应当属先进武器。另一方面，传说蚩尤部族的部众，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这些记载都可以折射出蚩尤部族生性善战，勇猛剽悍，并很有可能已经在战争中开始使用原始的金属头盔。 面对如此强敌，黄帝部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答应炎帝部族的请求，也趁机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华夏集团便与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部族在涿鹿地区遭遇了。当时蚩尤集结了所属的81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双方遭遇后，蚩尤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战斗力强悍等有利条件，主动向黄帝发起攻击。黄帝则率领“熊、罴、貔、貅、䝙、虎”等战斗力非常强劲的部族军队迎战气势汹汹的蚩尤。由于力量悬殊，战争初期，黄帝部族伤亡惨重，战斗非常艰苦，形势对黄帝、炎帝并不利。而这时又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非常有利于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部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不利，曾经多次战败。 黄帝在此种逆境中并不气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与蚩尤展开长期斗争。在涿鹿之战中，一举击败军事力量占优的蚩尤。我们以下从一些神话传说中来看黄帝击败战神蚩尤的玄机。黄帝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黄帝主动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天时”。黄帝利用自己对气候规律的长期观察，一改战争初期与蚩尤军队在对己不利的天气状况下作战，主动寻求有利于己方作战的特殊天气。同时，黄帝依靠指南车的新发明，在一个狂风大作，尘沙漫天的天气，乘蚩尤部族混乱之机，以指南车指示方向，率军向蚩尤发起猛烈进攻，为黄帝族转败为胜创造契机。第二，占尽“地利”优势。黄帝请“应龙蓄水”，让应龙利用位处上流的优势，在河流上游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的进攻。据《山海经》记载，应龙是雨水之神，蓄水而攻。但是，蚩尤也请风伯、雨师唤起狂风暴雨猛烈地吹打着黄帝的军队，黄帝的军队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无奈，黄帝又请旱神女魃，以降服蚩尤。女魃一走上战场，刹那间暴风骤雨消逝得无影无踪。[58]第三，黄帝积极争取其他部落的支持，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后世学者一般认为都是当时一些部落首领的神化。而且有关这些记载也得到相关科学研究的佐证，如有关雨水的记忆，[59]所以罗琨据此指出：“涿鹿之战当处于距今5000年洪水期结束，气候波动下降之时，阪泉之战则在此稍前，气候较为平稳，尚未波动的阶段。”[60] 同时，黄帝可能最早采取了阵法与蚩尤进行战斗。传说黄帝在对蚩尤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最终由于得到玄女万战万胜的“战法”，才取得对蚩尤的胜利。而玄女“战法”可能就是最早的阵法、兵法。[61]同时，在指挥阵战时，用于传达军事命令的号角和军鼓也出现了。传说在蚩尤的军队里，魑魅魍魉等妖怪能发出一种怪声来迷惑人，人一旦听到这种声音，就会朝着怪声发生的地方冲击，顿时被这些妖怪消灭，黄帝因此损失惨重。后来，黄帝发明羊角号，吹出低沉如龙吟一般的声音，这种声音回环婉转，顿时响彻战场。结果，蚩尤统领的妖怪吓得魂不附体，顿时失去了战斗力。黄帝率军乘机上阵，制服了蚩尤。[62]另外也有传说黄帝正是通过军鼓战胜蚩尤的。黄帝军队屡战屡败，士气日渐低落。为了鼓舞士气，黄帝派人从东海流波山捉来猛兽“夔”，用其皮做成军鼓。同时，又派人抽出雷兽的骨头做鼓槌。黄帝命令击鼓，连敲九下，震耳欲聋，惊天动地。蚩尤军顿时失魂落魄，丢盔弃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涿鹿之战以华夏集团的胜利宣告结束。战后，黄帝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同时黄帝也进行了战后的安抚工作，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服众的氏族首长继续统领九夷部众，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结为同盟。 两大集团结盟后，华夏族开始走向更大范围的融合。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凭，但从史籍的片言只语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管子》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63]也记载蚩尤为黄帝造兵器。[64]《韩非子》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65]蚩尤、风伯、雨师现在都为黄帝服务了。 涿鹿之战的大致经过，我们主要是根据传说叙述的，更具体的细节、真伪已无从考索。但传说毕竟是历史的投影，它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它又是真实可信的。此战称得上是炎黄5000年文明的奠基之战。首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涿鹿之战的目的已经不单纯是为血亲复仇，而是包含了争夺生存空间、征服异族、掠夺财富等动因，在刀光斧影、厮杀呐喊中可以隐约地看到私有财产这只手在晃动、在操纵。所以就性质而言，涿鹿之战正式揭开了中国古代战争历史的帷幕。其次，透过蚩尤“作兵”，黄帝君臣“作弓”“作矢”，黄帝得九天玄女战法等传说，可见当时专门用于作战的兵器已逐渐开始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原始的战阵已经开始出现，原始的战法也开始运用。所以，从战争的手段、方式角度考察，涿鹿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战争。同时，亦说明一些论者将“神农伐斧遂”[66]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的观点不能成立。[67]最后，更重要的是，从涿鹿之战的结果和影响来看，它毫无疑义是中国古代战争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史载涿鹿之战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68]，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69]，这说明此战使华夏集团据有了广大中原地区，并使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结盟，共尊黄帝为首领，[70]从而发挥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并被人们逐步神化。[71]就这个意义而言，此战决定了华夏族在发轫时期的基本格局，也凸显出战争在当时社会活动中的特殊地位，更重要的是，此战亦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滥觞。 三、尧舜禹伐三苗之战 黄帝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尧舜禹时代，也即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最后阶段。这个时期的战争主要有舜逐四凶[72]和尧舜禹伐三苗之战，其中以旷日持久的尧舜禹攻伐三苗之战最为典型。这场战争的性质，可谓是与阶级分化紧密联系的部落征服战争。 “三苗”即指南方的苗蛮集团，是史前时期南方各族的主体，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作为传说时代的冲突与战争，典籍记载各不相同，如《尚书·吕刑》《墨子·非攻下》《荀子·成相》《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召类》的记载就有一定的差异。据《尚书》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73]意思是说，苗民的君主不行善道，只知道制定一些重刑，尤其制定了五虐之刑，即法，用这些刑法滥杀无辜，尤其是割鼻子、割耳朵、椓坏阴部、黥刻面部等酷刑。那些不幸获刑的人，不问是非，一律重刑。这样苗民也逐渐开始用欺诈的手段对付苗君，整个社会乌烟瘴气，不讲信义，甚至违背所作的赌咒发誓。由于三苗长期以来的虐政和淫威，整个民众都遭受戕害，他们只能呼天抢地地把无辜的怨气控告到上帝那里，上帝看到苗民遭受祸害，没有德行的馨香，只有刑罚的腥臭。于是上帝哀怜那些被刑罚所害的无辜民众，就对那些肆意虐待民众的苗君予以惩罚，断绝那些人的世系，不让他们的后代留存在人间。[74]可见在《吕刑》看来，中原地区对苗民的战争主要还是由于苗君统治的暴虐。同时，早在颛顼时期，中原地区对三苗地区展开了宗教改革，正如《尚书》所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75]大体而言，尧舜禹攻伐三苗的原因是“三苗之君”不敬神灵，人神混杂，滥用五刑，残害无辜，道德沦丧，等等。 攻伐三苗的战争在帝尧时期就开始了，“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76]，战场主要在今河南南阳地区，[77]具体战争细节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当然有学者根据地形地势以及史籍的相关记载，认为此次战争的战场在丹江的沿岸，并且帝尧率军的进攻路线可能选择水路，沿丹江而下，在今丹江口水库一带与三苗的势力展开决战。[78]此战双方互有胜负，总体而言，此战帝尧虽未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但是在南进的总体战略部署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帝舜时期，并未对三苗地区有所松懈，反而加紧攻势，继续南进，战场又逐次扩大到洞庭湖、鄱阳湖一带。舜也于南征途中“道死苍梧”[79]，可见当时战争的艰苦与激烈。当然，帝舜时期对三苗的战争开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据《韩非子》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80]可见，帝舜的时期，对三苗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亦采取了德政。 大禹时期对三苗更多是强硬的措施。大禹加大了对三苗的进攻。据《墨子》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幾。”[81]当然，墨子此处的记载是以上天降下种种灾异惩罚的方式来表述：夜里出现了太阳，下了三天的血雨，龙出现在庙堂之上，狗在闹市上嚎叫，夏天水竟然结冰，土地开裂能看到地下的泉水，天气反常，农作物没有收成。三苗地区民不聊生，老百姓非常震惊，人心惶惶。我们从这些记载中能够看出，无论是出现血雨、夏冰、地裂等等，在现在都是可以用科学解释的自然奇异现象和自然灾害。而大禹正是利用南方地区不断发生地震、水灾等气候反常现象而导致民不聊生、民心动荡的时机大破三苗，杀其首领，最终取得了胜利。 尧舜禹攻伐三苗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就是异常残酷血腥：战败者的宗庙被夷为平地，祭祀重器被彻底焚毁，战俘及其子孙世代沦为奴隶，所谓“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82]。胜利者不但掠夺财物，而且掠夺奴隶，还要“更易其俗”，这完全不再是血亲复仇或生存空间的争夺，而是对异族赤裸裸的征服。战争的目的转变为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这意味着原始战争的终结，新的阶级社会战争已是呼之欲出了。[83]当然，这场战争从客观上也促进了南北地区文化进一步的融合和交流。 第三节　原始战争作战方式与战争指导 由于史料阙如，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指导与战术运用我们在今天已很难有较完整的了解和评说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方面已完全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可以寻觅。至少可以这么说，初期以争夺生存空间和为血亲复仇为目的的武力冲突，基本谈不上什么战略指导或战术运用，它们实际上只是一种群殴、械斗罢了，但是随着武力冲突的频繁和经验的积累，到了涿鹿之战和尧舜禹攻伐三苗阶段，已初步形成了原始的战争指导和战术运用恐怕也是事实。我们认为这种原始的战争指导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争指挥者已开始注重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做好战争的综合准备，为克敌制胜创造条件。如在涿鹿之战中，黄帝部族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少克众，反败为胜，取得最后的胜利，关键就在于其战争指导方针的正确高明，史载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84]，可见黄帝部族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除了积极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之外，也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艺五种”就是教习民众种植五谷的正确要领，根据郑玄的说法，五谷就是指黍、稷、菽、麦、稻。黄帝这些积极发展原始农业的措施，为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善于对敌手采取恩威兼施、文武并用的手段，既以武力征伐为主导，又以文教安抚为辅助。如，黄帝注重发展军事，争取民心，修德抚众。这样文武并举，双管齐下，就为自己统率部众同蚩尤部落展开决战并夺取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舜对三苗的战争中，曾采取了大修武事与文教的两手策略，一方面是用战争的手段直接打击三苗，“杀三苗于三危”[85]；另一方面是推动中原文化的南渐，加强对三苗地区的渗透影响，即所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86]，史籍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87]。文教与武功双管齐下，从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第三，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善于争取同盟者，并非常注重战场的选择。如在涿鹿之战中，相传黄帝曾让应龙蓄水，即利用位处上游的条件，在河道上修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声势浩大的进攻。当蚩尤请出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冲破应龙水阵之时，黄帝又请出旱神女魃以止雨，利用晴天反击蚩尤，“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88]。同时，黄帝还积极争取到玄女族的支援，“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89]。黄帝掌握了在山林、川泽、平陆等各种地形上的布阵作战之术，从而夺取了战事的主动权，转败为胜。 第四，能巧妙地利用“天”“天命”，获得天时。以自然界的各种异象作为“天”的意志的表现，即天命。这些战争的发动往往也是在天降异象的时机发动的，所以说是以“天”“上帝”的名义去攻伐，师出有名。如，禹伐三苗时举行誓师动员，“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90]。从而为攻伐三苗提供了口实，也有力地鼓舞了士气，为其最终平定三苗提供了重要帮助。事实上，当时被认为是天降异象，其实是自然灾害，如禹伐三苗，也是利用三苗地区自然灾害对三苗地区带来的种种治理困境和统治危机。同时，战争指挥者会选择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自然条件果断及时地向敌手发动攻击。黄帝“治五气”就是研究气候、季节，以安排农艺生产，同时，黄帝掌握气候规律，预测天气状况，也可以合理利用“天时”，这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也非常大。如，涿鹿之战中，黄帝借助大风扬沙的天气，击夔鼓如雷鸣，吹号角如龙吟，并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91]。乘蚩尤部众震惧恐慌之际发起猛烈攻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并适时对溃逃之敌实施追击，擒杀蚩尤，加强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 可以说，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战争如同幽灵一般在其中飘荡，影响着整个进程的各个层面。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明形成史简直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加强了群体的内聚力和权力的集中……战争在文明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战争是国家和王权产生的重要媒介。”[92]正是由于战争的频繁，所以兵学亦开始萌芽，原始兵器和原始防御体系相继出现，一些基本的作战方式和作战指导思想在战争中也有所体现。 【注释】 [1]《吕氏春秋·荡兵》，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157页。以下《吕氏春秋》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贺建平：《氏族社会与“血亲复仇”》，《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3]［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页。 [4]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5]《左传·成公四年》，左丘明撰，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4149页。以下《左传》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67页。 [7]《孙膑兵法·见威王》，孙膑撰，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第20页。以下《孙膑兵法》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8]《战国策·秦策一》，刘向集录，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74页。以下《战国策》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9]黄朴民：《涿鹿之战论析》，《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0]［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0页。 [11]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2]何驽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 [13]《后汉书·西羌传》，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页。以下《后汉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4]《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以下《史记》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5]《国语·晋语四》，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7页。以下《国语》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6]姜尚：《太公金匮》，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03页。 [17]姜尚：《太公金匮》，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03页。 [18]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第1页。 [19]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20]《世本·作篇》，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第359页。 [21]《吕氏春秋·荡兵》，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8页。 [22]《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袁康撰，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页。以下《越绝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3]李筌：《太白阴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沈长云：《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2日第16版。 [25]《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齐鲁书社，2010年，第4717—4718页。以下《山海经》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6]钱耀鹏：《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27]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45—46页。 [28]杨泓：《弓与弩》，见氏著《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0—196页。 [29]《周易·系辞下》，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181页。以下《周易》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30]参见《世本》张澍稡集补本及注引《墨子》《越绝书》等。 [31]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2]安志敏、吴汝祚：《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33]［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34]《绎史·太古》引，马骕：《绎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36页。 [35]林沄：《弩的历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4期。 [36]《释名·释兵》，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第241页。 [37]《淮南子·兵略训》，刘安编，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第489页。以下《淮南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38]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见氏著《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39]严文明：《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见氏著《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66—179页。 [40]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41]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42]高广仁：《山东史前考古的几个新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43]如钟少异认为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城方形化取向，或许与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观念有某种联系，见钟氏著《中国史前时代的筑城》，饶宗颐主编《华学》（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44]曹桂岑、马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45]沈长云：《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第15版；沈长云：《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回应陈民镇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第15版。 [46]孙周勇、邵晶：《瓮城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第2期。 [47]孙周勇、邵晶：《马面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考古》2016年第6期。 [48]施元龙主编：《中国筑城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第4—14页。 [49]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 [5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7—66页。 [51]《国语·晋语四》。 [52]《史记·五帝本纪》。 [53]《列子·黄帝》，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84页。后世学者认为这并非以力使禽兽，或认为是以“熊、罴、貔、貅、䝙、虎”命名的部落或者军队，或认为很可能是以“熊、罴、貔、貅、䝙、虎”这些动物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武装力量。 [54]《史记·五帝本纪》。 [55]《逸周书·尝麦》，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31—736页。以下《逸周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56]由于华夏族对黄帝以及黄帝文化的认同，所以对蚩尤的描述或有偏颇，对蚩尤形象有刻意丑化的嫌疑。如认为蚩尤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人，如在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吕刑》中有记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史记·五帝本纪》亦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大戴礼记·用兵》又曰：“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这都是黄帝文化认同心理形成之后的产物。 [57]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起兵反秦时就曾“祭蚩尤于沛庭”，以激励士气。当然在秦汉时期齐地有“八神”祭祀之俗，有“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其中蚩尤是以“兵主”的身份接受祭祀，详见《史记·封禅书》的相关记载。 [58]《山海经·大荒北经》。 [59]刘方复：《中国史前的洪水》，《文物天地》1993年第1期。 [60]李学勤主编，王宇信等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61]《事类赋注》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龙鱼河图》也记载：“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62]《通典·乐一·历代沿革上》载：“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命吹角为龙吟以御之。”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3598页。以下《通典》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3]《管子·五行》，管仲撰，黎翔凤校注，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865页。以下《管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4]《管子·地数》。 [65]《韩非子·十过》，韩非撰，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65页。以下《韩非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6]《通典·兵一·兵序》载：“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于是有补遂（斧遂）之战，阪泉之师。”罗泌《路史·后记三》又载：“神农伐补（斧）遂。”新出土文献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威王》中有对“神农伐斧遂”的记载，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67]《中国军事史》编写组：《历代战争年表》（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68]《史记·五帝本纪》。 [69]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佚义·黄帝伐四帝》，《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70]涿鹿之战后，黄帝对战败的东夷集团没有采取斩尽杀绝的措施，而是“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逸周书·尝麦》），使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结为同盟。 [71]《史记·五帝本纪》：“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 [72]据《尚书·尧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国注，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270页。以下《尚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73]《尚书·吕刑》。 [74]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2077—2078页。 [75]《尚书·吕刑》。 [76]据《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汉学堂丛书》辑《六韬》云：“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吕氏春秋·召类》亦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77]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78]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 [79]《淮南子·修务训》。 [80]《韩非子·五蠹》。 [81]《墨子·非攻下》，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145—146页。以下《墨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82]《国语·周语下》。 [83]黄朴民：《孙子兵学与古代战争》，《浙江学刊》1995年第2期。 [84]《史记·五帝本纪》。 [85]《孟子·万章上》，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5949页。以下《孟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86]《吕氏春秋·召类》。 [87]《韩非子·五蠹》。 [88]《山海经·大荒北经》。 [89]《事类赋注》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 [90]《墨子·兼爱下》引《禹誓》。 [91]《太平御览》卷一五引《志林》。 [92]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