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西周的礼乐兵学思想摭拾 西周是三代礼乐文明的全盛时期，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昭王南伐、穆王西巡、宣王中兴、幽王失国等一系列战争，为兵学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而礼乐文明的繁荣，也为兵学思想的进步提供了合适的温床。在这种背景之下，兵学思想在当时遂进入了初步成型的阶段。这既表现在金文文献与《尚书》《周易》《诗经》《逸周书》《周礼》等典籍中对兵学相关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和总结，也反映为当时已出现了一些以专门记载和论述兵学问题为宗旨和主体内容的书籍，如，以“古司马兵法”为类名的《军志》《军政》《令典》《大度之书》等等。这些典籍的作者对兵学现象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兵学原则。 一、《周易》的兵学思想略说 《周易》作为五经之一，其卦爻辞中保存了殷周时期的很多重要史事，[145]其中亦记载了一些战争，如，《未济·九四》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146]据王国维研究，此可与《竹书纪年》所载的“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147]相互印证。1929年，顾颉刚作《〈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最初对相关史事进行了研究。[148]同时，在新出土文献清华简《保训》中也有此次战争的相关记载：“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149]可见，这场长达三年的战争在商族崛起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中，《周易》是通过《未济》爻辞的方式来体现。同样，在《既济·九三》亦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150]的记载。高宗，即殷高宗武丁。武丁时期，对外开疆拓土，大败居于北方地区的鬼方，此事在《竹书纪年》有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151] 《周易》的部分卦爻辞不仅保存了一些重要战争记载，同时亦有大量与兵学相关的思想，对后来的兵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52]其中，《师卦》集中反映了《周易》的兵学思想。同时，在《晋卦》的爻辞中也表现了较为全面的兵学思想，如李静池言：“前部主要讲战术；中部讲士卒质素；后部讲战略。”[153]《周易》的其他卦爻辞亦有涉及，如《同人》《离》《蒙》《履》《复》《革》《既济》《未济》等卦爻辞。其中主要涉及了兵学思想中的政治问题、军队纪律、具体战术以及战胜后的善后问题等等。以下我们拟以《师卦》为主体，从五个方面对《周易》兵学思想进行全面阐述。 第一，政治问题。《师卦》卦辞曰：“师，贞。”卦辞从总体上道出了战争中最重要的几个层面。首先，贞，即正，也就是正义，强调了战争的正义性，必须要师出有名。同时，对战争的凶险性要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周易》反对穷兵黩武，更多地主张积极防御，“在战略层面，师卦中的君主所统治的国家不主动进攻和入侵他国，而是实行以防御为主、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国家仅当受到敌军侵犯时，才予以抵抗还击”[154]。其次，《周易》还非常重视民众在战争活动中的作用。如其曰“众允，悔亡”[155]，只有本国民众一心，同心同德，支持君主的军事行动，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第二，将帅问题。《师卦》卦辞曰：“丈人吉，无咎。”《师卦》此处所言的“丈人”，学者大多认为当为军事统帅，可见《周易》已经充分认识到军事统帅对战争胜负的关键作用。《师·九二》曰：“在师中，吉，无咎，王三赐命。”九二是师卦中唯一的阳爻，又居下卦之中，正如刘沅所言：“一阳居下卦之中，五阴从之，将统兵之象。”[156]同时，阳爻处阴位，暗含将帅应当刚柔并济，文武兼备。将帅刚柔兼济，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师·六五》亦曰：“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高亨注曰：“长子为主将，而次子丧其军，是用亲以致败绩也。故曰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157]可见，在当时的战争中已经有较为明确的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的观念。 第三，纪律问题。《师卦》初六爻辞曰“师出以律，否臧凶”[158]，非常强调严肃军纪，令行禁止，并指出若是军纪涣散必然会导致凶险。《师卦》在爻辞的一开始就谈到军队的纪律问题，可见其对军队纪律的重视程度。 第四，具体战术。《周易》的卦爻辞虽然比较简略，但亦多处谈到一些较为具体的战术原则，归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注重地形。《周易》提倡巧妙利用有利地形，引诱敌人加以伏击，同时也要避免己方处于不利的境地，如：“需于泥，致寇至”[159]，即如果不慎陷于泥潭，不能自拔，而敌人便有机可乘；“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160]，指在草莽中埋伏军队，是因为敌人太过强大，需要隐藏自己，这是山地伏击战的重要原则。《周易》还重视地形地貌与征伐作战之间的关系：“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161]，在行军打仗时，如果迷路将会非常危险，导致大败，甚至会全军覆没，连主帅也会被俘或者受伤，整个国家和军队将会元气大伤，丧失作战能力，即使十年也难以恢复。[162]其次，进退有度。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应当注重防御，而非贸然进攻：“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163]《师卦》的爻辞中指出：“师，左次，无咎。”[164]即在战争中要根据具体客观实际指挥军队，如果遇到不利的情况，暂时撤退，避敌锋芒，如此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同人》爻辞亦曰：“乘其墉，弗克攻，吉。”[165]正是说如果要攻城，一旦发现敌人早有防备，那就马上停止进攻，以减少无谓的牺牲。强调主将要考虑与较量双方力量，在此基础上做出攻守的抉择，如，《晋卦》爻辞曰“晋其角，维用伐邑”[166]，正如李静池所言：“进攻必须较量敌我双方的力量，考虑是否要攻城伐邑。”[167] 第五，善后问题。《师卦》爻辞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168]战争并非最终的目的，如何实现战后的妥善安排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开疆拓土或戡乱后必须要归于国家治理，如，以分封诸侯等方式巩固战争成果，同时要选贤任能，不能任用奸佞小人，祸乱国家。 以上内容显示，《周易》的确是一部富有深刻兵学思想的古老著作，对战争、军事的若干原则已经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它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素材，弥足珍贵，是《孙子兵法》等兵书产生的重要源头。亦无怪乎宋代王应麟在其《困学纪闻》一书中要这么说：“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矣。”[169]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周易》不是一部成熟的兵书战策，但它对战争规律的省察与揭示都触及了军事科学的要害问题”[170]。 二、《尚书》中所体现的兵学思想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述了虞夏商周时期长达2000年间的历史，记载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核心人物等，是反映此一时期政治、军事、礼仪、刑罚等方面情况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关兵学的文献集中体现在“六誓”中，“誓”是告诫将士的言辞。当然其他反映兵学思想的文献亦散见于《大诰》《召诰》《君奭》等周初诰誓中。其中“六誓”[171]包括夏启讨伐有扈氏的《甘誓》，商汤讨伐夏桀的《汤誓》，周武王灭商的《牧誓》《泰誓》，鲁伯禽前往征讨淮夷、徐戎的《费誓》以及秦穆公崤之战失败后而作的《秦誓》。以下我们以“六誓”的内容为主，结合《尚书》中与兵学思想相关的文献，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尚书》的兵学思想进行简要的分析。 第一，“天”“天命”是《尚书》所载军事行动的最高意志体现。《尚书》所载的战争出现以及成败的背后深层原因是“天”。如，周人在对夏商周三代革命的叙述中，明确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172]在商亡原因中，周人多次提道：“天惟丧殷。”[173]“今惟殷坠厥命。”“故天降丧于殷。”[174]“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175]可见在周人看来，周兴商亡是“天”的意志，自然而然战争的胜负亦是“天命”之所在。即使在周初，周人面对三监、武庚之乱等严重危局，亦认为是“天”的意志：“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176]面对此种危局，周人用周文王留下的大宝龟来卜问天命：“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177]而此次平叛卜筮得出的结果是：“朕卜并吉。”[178]同时，《尚书》还非常重视以“天命”进行战前的政治动员和声讨。在《甘誓》中，夏启声讨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179]。在《汤誓》中，商汤亦指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民质疑商汤发动战争讨伐夏桀的军事行动，是不体恤商人的表现。而商汤强调“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180]，而非其个人的行为。同样在《牧誓》中，周武王姬发也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181]。当然，我们根据周人的誓词来看，商周鼎革的战争以及成败均为“天”的意志，周人对三代兴亡更替的理解亦是如此。 第二，在政治声讨中，政治暴行、乱政也是声讨的重要内容。如夏启指出有扈氏“怠弃三正”，学者一般认为是其不重视具体的政务。商汤指出夏桀：“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182]而周武王在《牧誓》中更是不厌其烦，从各个方面历数商纣的恶行，包括小到妇人干政，大到国家治理中人才的任用：“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从《甘誓》到《牧誓》，对政治暴行和具体乱政行为的声讨篇幅内容不断增多，此亦体现了三代时期人们的理性不断提升，对政治和军事问题的认识也不断趋于理性化。 第三，战场纪律非常严苛，赏罚严明。《甘誓》中“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183]。颜师古在《匡谬正俗》中云：“按孥戮者，或以为奴，或加刑戮，无有所赦耳。”[184]即，对于在战场上服从命令的人，将会在社主的见证下进行奖赏；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也将会在社主面前进行严厉惩罚，并且会让你们子子孙孙永世为奴，或者将你们杀掉。而这一切均是在神的名义下进行的，而非王的专权。《汤誓》中商汤亦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185]对于那些在战争中冲锋陷阵，严格服从军令的军士，一定会大加赏赐；对于那些不从军令者，将会处死，一个都不会赦免。《牧誓》亦有提及：“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186]《费誓》三次强调“汝则有常刑”，又先后严厉指出“汝则有无余刑，非杀”“汝则有大刑”。[187]不论以什么名义在战前三令五申来强调战场纪律，均体现了战场纪律对战争胜负的重要影响。 第四，强调具体战术应用，反映了车战、阵战的基本战法。《甘誓》中强调：“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188]非常直观地反映了车战中每辆战车上三名将士各司其职，分工明确。而《牧誓》中“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189]，又反映了阵战要领，体现了商周时期军阵进攻的基本形式，亦表明了在战场上保持阵形对于战争的胜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第五，对待主动归降人员的态度。在《甘誓》《汤誓》《费誓》中并未提及如何对待归降人员以及战俘的问题。在《牧誓》中，周武王在宣布战场纪律时指出：“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190]意为不要阻止那些前来投奔归降、帮助我们西土周人的殷商将士。当然，这一战场纪律和基本原则可能也是导致商人最终前徒倒戈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牧野之战的结果可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友好对待主动归降将士的策略有效地分化了内部已经矛盾重重的殷商将士，而此种思想相较于早期斩杀战俘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进步，亦对后代如何合理对待战俘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尚书》所载内容，虽然较为零散，但是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代时期在天命观主导下的兵学思想。尤其是在其政治动员、战场纪律执行等方面“天”的因素非常明显。当然，对政治暴行的声讨、具体战术战阵的布置以及对待归降人员的态度亦反映了这一时期兵学思想的理性因素。《甘誓》《牧誓》有关行军作战、军阵等内容，对后世兵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古司马兵法”所体现的早期兵学成就 “古司马兵法”是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典籍，其性质与《左传》《孙子兵法》等典籍所提到或引用的《军志》《军政》《令典》诸书从时间和性质上相近。《周礼》尝云：“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191]它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即从西周起，很可能已有了供武官学习或武官必须遵循的条令、条例一类著作，就叫作“司马法”或“司马兵法”。清人张澍曾敏锐指出：“按《孙子注》云《司马法》者，周大司马之法也。周武既平殷乱，封太公于齐，故其法传于齐……考《周官·县师》将有军旅、田役、会同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小司马掌事如大司马之法，司马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此《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192] 其他如“古司马兵法”门下的《军政》《军志》等同样对兵学问题提出了理性的认识。如，《军志》非常重视辩证看待和处理战争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193]；强调吊民伐罪，德主兵辅，“有德不可敌”[194]；主张在战争中知彼知己，适可而止，“允当则归”“知难而退”[195]。这些均反映了“古司马兵法”在兵学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又如，“古司马兵法”亦提倡运用大方阵战法：“成列而鼓。”[196]“逐奔不远，纵缓不及。”“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迟速不过诫命。”[197]在战争善后问题上，主张“服而舍人”“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198]。这一系列兵学原则在指导当时的战争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兵学思想的构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正如《孙子兵法》中所主张的“穷寇勿迫”等用兵纲领便是从“古司马兵法”相关原则中脱胎而来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西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兵学思想，其主要载体和形式还是表现为“军法”，而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兵法”。所谓的“军法”与“兵法”的区分，也即“广义的军事艺术”和“狭义的军事艺术”之别。[199]“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重点是有关作战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法；而“军法”则多具有条例和操典的性质，即中国古代以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条例规定，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条规、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中礼仪与具体的一些奖惩措施等等。这些内容一般属于官修文书的范围。虽然其中也包括具体用兵之法的内容，但是与大量的典章法规成分相比，实属零散和稀少。由于这些“军法”是殷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军礼”。这种“兵法”包容于“军法”之内，却未曾独立成为专门兵学思想的情况表明，在西周时期，兵学思想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远远未臻于成熟，而这又是与当时整个兵学进步的基本状态相适应、相同步的。 西周时期，文献典籍“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200]。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兵学典籍亦由官方统一编纂，专职传授，而非个人的创作与传授。这类文献泛称为“司马兵法”，换言之，西周时期的“古司马兵法”，实乃当时言兵之“成宪”或“典志”。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周兵学思想可以理解为“古司马兵法”笼括下的兵学。[201] “古司马兵法”兵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原则上充分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202]；主张行“九伐之法”[203]，“不鼓不成列”[204]，“不杀黄口，不获二毛”[205]；贵“偏战”而贱“诈战”，主张“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206]。这正是汉代史家班固所指出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207]。作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成熟兵学之前的酝酿、过渡阶段，“古司马兵法”是不可逾越的，并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是中国兵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诗经》中西周战争诗反映的兵学内容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时期的诗歌。先秦时期称《诗》，或取其整数曰“诗三百”，西汉被尊为“五经”之一，故称《诗经》。《诗经》共305篇，从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较为全面展现了此时期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层面的内容，其中战争亦是重要内容之一。《诗经》中有很多战争诗，据学者统计，《诗经》中约有20篇与战争内容直接或间接相关[208]，为研究中国兵学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兵学思想的重要素材。 由于《诗经》收集诗歌时间跨度较长，此处我们主要以西周时期的战争诗为内容，对西周时期礼乐兵学进行研究。其中主要包括《周颂》中的《武》《酌》《桓》《赉》等，《大雅》中的《大明》、《皇矣》（后四章）、《文王有声》、《江汉》、《常武》等，《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以及《豳风》中的《破斧》等。西周时期的战争诗主要集中在战争相对比较频繁的周文王剪商、周武王灭商、周公东征以及宣王中兴时期，其他时期亦有涉及。《诗经》中战争诗较少从正面去描写战争的残酷与战场的惨烈，而更多去通过周王、诸侯、主将的神态、形象以及车马器械的渲染来展现战争的宏大，当然亦有表达战争情感的诗篇。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诗经》中所载的西周战争史诗反映的主要兵学内容予以述论。 第一，战争正义性源于“帝”，要“顺帝之则”，即顺从天命。如，《皇矣》整首诗就是在赞美周的先王。正如《毛诗序》所言：“《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209]朱熹《诗集传》亦曰：“此诗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210]在《皇矣》后四章中，具体叙述了文王对密、崇的讨伐，均以“帝谓文王”起，即上帝命令文王。伐密时，以上帝的口吻说：“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211]意为密国人不恭顺，竟然敢拒绝周国教化，先侵犯阮国，又侵犯共国。周文王赫然大怒，为了制止密国的侵犯，于是整顿军队，以阻止密国的侵犯。文王用兵，是用来巩固周人的统治，增加上帝对周人的福佑，是来安民心于天下。此种叙述正如孟子所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212]伐崇时，战争的细节如何进行亦是以“帝谓文王”始，曰：“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213]即文王攻伐崇国，在战争发起之前要前往征询周的邻国，协同好周的兄弟之国。在战场攻伐时，要用周人的攻城工具如钩援、临车、冲车等，以攻打崇国国都。其他如《周颂》中的《桓》《酌》均反映了武王伐纣灭商亦是受命于天。 第二，尚武的观念非常浓厚。《诗经》的“雅”“颂”中有大量的英雄史诗。如《周颂》中的《桓》赞美周武王：“绥万邦，娄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214]其中，“桓”就是讲武王威武之志、威武的样子。“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215]的诗句正是描述了周武王威风凛凛，全体将士果敢英勇，显示出周人能够征服天下，保卫周室的英雄气概。《豳风·破斧》又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216]《破斧》是从武器的严重损毁来表现周公东征战事激烈，亦表现出士兵对周人平定“四国”[217]的自豪，根据《毛诗序》所言：“《破斧》，美周公也。”[218]《兔罝》在描写狩猎时，表达了对“赳赳武夫”的赞美：“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赳赳武夫，公侯腹心。”[219]《大雅·常武》中描写宣王中兴时期的军事状况：“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220]周宣王命令卿士整顿六军，布阵防备准备南征。叙述中亦描写了战争中军队的勇敢果毅：“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221]《小雅·采芑》极力渲染在一次军事演练中，方叔率领大队周军浩浩荡荡出现在原野之上：“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方叔莅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軧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pagenumber_ebook=136,pagenumber_book=107狁，蛮荆来威。”[222]三千战车来势威猛，三军将士挥盾演练，孔武有力，周军战旗迎风飘扬。《采芑》对方叔华贵的服饰、骏马、战车、箭袋等极尽笔墨描述，对周军士兵的金鼓、列阵、隆隆战车等亦大肆渲染，展现出周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秩序井然、阵法规整等，展现出周军不可战胜的昂扬斗志。其他战争诗中亦展现周人在面对外患时的尚武精神，如《江汉》曰：“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又曰：“式辟四方，彻我疆土。”[223]《常武》言：“如雷如霆，徐方震惊。”亦言：“王奋厥武，如震如怒。”[224] 第三，突出主帅的文韬武略，君子之风。《小雅·六月》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225]诗中高度赞扬了尹吉甫文武兼备，是天下万国的榜样。《小雅·出车》描述的南仲是周宣王时期的主帅，能够在“王事多难，维其棘矣”之时临危受命，集结军队“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出征行军前的准备工作井然有序。作为三军统帅，南仲能够运筹帷幄，取得反击pagenumber_ebook=137,pagenumber_book=108狁、进讨西戎的胜利。[226]《小雅·采芑》中的方叔亦是老成持重、谋划周密、统率有方、威风凛凛、正气凛然的威武君子形象：“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pagenumber_ebook=137,pagenumber_book=108狁，蛮荆来威。”[227]还有《大雅·江汉》中的主持淮夷战事的召虎。等等。 第四，浓厚的家国情怀。《诗经》中反映家国情怀的诗歌主要有《小雅》《采薇》《出车》《六月》《采芑》《江汉》《常武》等，平叛诗有《豳风·东山》《豳风·破斧》等。如《小雅·六月》反映的是周宣王命令尹吉甫北伐pagenumber_ebook=137,pagenumber_book=108狁之事。此次战事起源完全是由于pagenumber_ebook=137,pagenumber_book=108狁的入侵：pagenumber_ebook=137,pagenumber_book=108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228]此时正是六月间，是周人的农忙时节，正如朱熹指出：“《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pagenumber_ebook=138,pagenumber_book=109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229]虽然事出突然，面对来势汹汹的pagenumber_ebook=138,pagenumber_book=109狁入侵，周人未显现出丝毫的慌乱，仍能迅速做出反应，并紧急出动军队：“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230]又言“比物四骊，闲之维则”[231]，显示了周军训练有素，兵强马壮。其中，诗句“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232]，显示了周军在战场上进退有度，战法得当，阵容整齐。“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233]的记载表明了周军在战场上谨慎应敌，丝毫不马虎大意，最终达到了匡王国、定王国的目的。此诗显示了将士对家国的责任，彰显了周王室的声威和全军将士面对强敌侵略毫不畏惧、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即使是在以思乡为主题的《采薇》中，我们亦能发现，在描写到战场情景时依然斗志昂扬：“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pagenumber_ebook=138,pagenumber_book=109狁孔棘。”诗人通过“不遑启居”“不遑启处”“岂敢定居”“岂不日戒”来与士兵对家人的浓浓思念进行强烈对比，其对家人的思念愈烈，愈能展现出其爱国情怀的真切与崇高。 第五，征夫思妇在战争中彼此的思念之情。《诗经》中亦大量存在征夫想念妻子，思妇盼望丈夫平安归来的诗歌。其中《小雅·采薇》就是以士兵的视角来展现对家人的思念，全诗以“采薇”起兴，从种植、发芽到枯萎干硬，来表现其长期在外出征：“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pagenumber_ebook=138,pagenumber_book=109狁之故。不遑启居，pagenumber_ebook=138,pagenumber_book=109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234]而在采薇每一次的变化中，士兵都会期盼回家，即“曰归曰归”。全诗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结尾，展现了其对pagenumber_ebook=139,pagenumber_book=110狁入侵的痛恨和无奈，眼前的雨雪更是加深了其内心的哀痛和对家人的深切思念。在《小雅·出车》中亦展现了妇女对在外出征的君子的思念与担忧：“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235]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对《诗经》中所反映的兵学内容进行了分析，周人的基本观念还是以修德为本，威服为辅，文武结合。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展示《诗经》的兵学观念的话，那么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再合适不过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36] 五、《周礼》所反映的西周兵学思想 《周礼》又称《周官》，与很多先秦典籍一样，成书年代都有许多的争论，如周公所作，西周成书说，春秋成书说，战国成书说，周秦之际成书说，汉初说，刘歆伪造说，等等。近现代以来学界对此争议亦颇多，[237]如杨向奎根据《周礼》的思想内容判定是战国中叶前后的作品，可能出于齐国，其思想近于杂家，又是具有儒家气息的法家作品。[238]顾颉刚对《周礼》的认识前后有变化，顾颉刚学术生涯早期认为其为刘歆伪造，晚年其著文论定《周礼》为战国时的法家著作，明确指出“原是一部战国时代的法家著作，在散亡之余，为汉代的儒家所获得，加以补苴增损，勉强凑足了五官；然而由于儒、法两家思想的不同，竟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动物标本！这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结论”[239]。我们认为顾颉刚前后认识的差异固然有其学术环境的差别，但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周礼》成书问题的复杂性。另外，如彭林认为是西汉初年所作，其思想由儒、法、阴阳五行三家熔铸而成，[240]徐复观认为《周礼》王莽草创于前，刘歆整理于后。[241]晁福林通过对《周礼》官制的统计，指出“总之，从春秋职官、西周职官与《周礼》相同或相近的数字比较上看，只能认定《周礼》一书的作者所参照的主要是春秋时期的职官体系，他是一位更了解春秋典章制度的‘宿儒’”[242]。面对学者的各种讨论，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周礼》中所反映的兵学思想内容？ 我们认为著作成书的年代与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的年代其实是有一定区分的，学界的论述往往将此并不完全明晰化。即使是春秋战国甚至是西汉初年成书，其仍可反映周代的制度和思想，如张亚初与刘雨通过对西周金文官制的长期研究，明确指出《周礼》中356种官有96种官与已发现的西周金文官制相同或相近。[243]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弟子布罗曼（Sven Broman）明确指出：“曾以《周礼》所列官职之名与先秦未经儒家篡改诸书作详细比较，发现38%职官之名皆相符合。《周礼》官名统计上大部以低级者居多，而周代其他文献中往往仅言及较多高级官名。若以下大夫以上职官比较，则相符率高至80%。准此，西周广义礼制之粲然大备，确可从现存《周礼》得到相当部分地反映。”[244]因此，我们认为，《周礼》不论其成书年代如何，其仍能在很多层面上反映西周的兵学内容，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周礼》是以国家建制的方式呈现，因此更系统化，早在清代，王鸣盛就以《周礼注疏》为本，参照其他经说典籍，著成《周礼军赋说》4卷，[245]对《周礼》中所反映的周代军制以及兵学思想进行了梳理。以下我们在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246]对《周礼》所反映的西周兵学内容予以全面论述。 第一，战争的目的是征讨不义。《周礼》关于战争目的的论述就非常深刻，它主张战争的出发点是征讨不义，所以非常注重战争的正义性。所谓正邦国的“九伐之法”[247]便是这一观念的具体注脚：“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248]所以说，只有当对方犯有“冯弱犯寡”“贼贤害民”“放弑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并且根据罪过的不同，处理的方式亦相应有所差异。[249]这样既肯定了征伐的必要性，又防止了穷兵黩武的行径，实为“重战”与“慎战”并重的正确观念，亦体现了战争的正义性。 第二，“兵农合一”“寓兵于农”为主的建军思想。西周实行井田制，其兵役制度与井田制息息相关。班固就曾总结周代的建军思想：“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250]又曰：“殷周之盛……民受田……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251]周代的井田制与兵役制度到底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其具体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周礼注疏》中郑玄引《司马法》的具体内容：“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252]从《司马法》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周代经济制度基础的井田制是如何与军役、军赋紧密结合在一起，基本上以“通”“成”“终”“同”作为征兵的基本单位，以十进制为基本计算方式。在此种制度之下，军政长官在周代也是二而一的，正如学者所言，“《周礼》上的‘六乡’和‘六军’制度，也是地域组织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253]。当然，周人也有部分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虎贲，依据《周礼》的记载，其基本编制为800人，其主要职能为：“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而哭。适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则奉书以使于四方。”可见虎贲正是拱卫周王、随王出行的职业军人，此可视为“兵农合一”军制的补充。在“兵农合一”的制度下，国家掌管了兵器、马匹等军事设施，在临战之际，将会由国家统一分发，平时有不同的国家部门分管养护，如“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254]。又如，“掌戈盾之物而颁之”[255]。其他如，校人掌管马匹，司常掌管旗帜，鼓人掌管战鼓，车仆掌管战车，[256]等等，兹不一一列举。 第三，建立以周王为核心的军事指挥系统。在宗法制、分封制下，周王为天下共主，如何在军事系统中来体现周王对天下军事力量的具体指挥？《周礼》在制度设计中，主要是以军事指挥系统的构建来凸显以周王为核心的领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职官的设计中，整个《夏官》系统以及其他与军事相关的制度设计均以周天子为核心。正与《周礼》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合，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均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其二，如何在军事训练、战场上具体执行王命呢？旗鼓是周代核心的指挥媒介。如《大司马》中记载在中春时节“教振旅”时，战鼓在指挥系统中的运行方式：“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257]《大仆》亦载：“凡军旅田役，赞王鼓。”[258]《戎右》亦曰：“掌戎车之兵革使，诏赞王鼓，传王命于陈中。”[259]在中秋时节“教治兵”，也有对军旗的运行方式的具体描述：“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诸侯载旂，车吏载旗，师都载旃，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官载旟，各书其事与其号焉，其他皆如振旅。”[260]并且我们在《春官·司常》中看到，司常一官，就是协助司马掌管旌旗：“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261]与《夏官·大司马》可以对应，可见其旌旗制度的规范与细致。其三，会同制度的具体体现。“会同”在《周礼》中多次提到，即巡守诸侯以及兵车之会。会同的功用，郑玄注曰：“王巡守若会同，司马起师合军以从，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在会同活动中，完全彰显了周天子的指挥权。在具体征战中，周王亦命令各诸侯国随王征伐，周王对诸侯军队拥有军事指挥权。 第四，制度为本的兵学思想。《周礼》提出了一套非常完备、具体的军事制度设计，在《夏官·叙官》中提出“司马”最重要的就是执掌军事，并对其具体编制以及人员配置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262]在具体军队编制方面，对“军”“师”“旅”“卒”“两”“伍”等人数有非常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周人的军事制度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基础，在制度上对王、大国、次国、小国的军队数量有一定规定，从而以军事制度来确保周天子拥有绝对的军事实力，这是中国兵学史中最早明确提出“强干弱枝”的思想：“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263]在整个《夏官》的制度设计中，有关人员设计非常细致，执掌非常明确，[264]每个职官所配备的“士”“府”“胥”“徒”均根据执掌不同而有不同的人员配备数量，其中配备人数最多的当为“虎贲氏”，在其他文献以及金文中亦称“虎臣”[265]，“虎贲氏”包括“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266]，此处并没有依照“士”“府”“胥”“徒”的惯例配置“徒”，郑玄对此解释，注曰：“不言徒，曰虎士，则虎士徒之选有勇力者。”[267] 第五，严格治军的思想。《周礼》中并没有专门提到治军的内容，但是我们从其严格的军事刑罚、军事法规等内容亦可钩沉其治军思想。[268]在《秋官·士师》所述“士师”的执掌，即“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其中“五禁”之中就有“军禁”，即军中禁令。另有“五戒”，其中“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亦是军中戒令。在军事训练中，对后至者“诛”：“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269]不仅如此，对训练中“不用命者”亦斩杀之：“乃陈车徒如战之陈，皆坐，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270]在周王率领军队出征时，对不按照约定时间前来的，亦诛杀：“及致，建大常，比军众，诛后至者。”[271]在战争中，周王会根据作战的勇敢与否进行严格的赏罚：“及战，巡陈，视事而赏罚。”[272]西周主要以阵战为主，因此军阵的整齐与否，对战争的胜负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因此在战争中，周人非常注重保持军阵严整，对扰乱军阵的士兵惩罚亦非常严厉，《周礼》称其为“犯师禁”[273]，并屠戮之。 第六，《周礼》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与教育。《周礼·大司马》中，记载了在兵农合一的情况下，如何在农闲之时进行一年四次的军事训练，即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具体规制，此处不再赘述。我们仅仅从《周礼》职官设计的细节亦可发现。众所周知，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时，必须要有较大的训练场地，我们发现《周礼》中多次提到专门管理训练场地除草的官员：“凡田事赞焚莱。”[274]“若大田猎，则莱山田之野。”[275]“若大田猎，则莱泽野。”[276]在教育方面，国家有专职的官员，如《保氏》亦曰：“保氏……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277]其中，礼乐射驭均与军事教育相关。 综上而言之，《周礼》是一部非常完备的国家治理方案，其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亦非常细致，尤其是“其所述之军队建制、军政管理、军令发布、四时田猎、宫廷禁卫、军法执行、后勤保障等各个与军事建设有关之方面，或由专官负责，或由各官联合处置，都有较为完备的制度规定”[278]。其中，军事制度设计中所体现出的兵学内容非常丰富，非常严整，非常体系化，与西周的国家制度基本相合，是我们认识西周兵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279] 【注释】 [1]白立超、赵虹波：《商末周初宗教与治理思想变迁新论——从〈尚书·西伯戡黎〉谈起》，《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2]《诗经·大雅·荡》。 [3]徐中舒认为太伯、虞仲奔吴，系周人灭商战略的组成部分，并指出：“余疑太伯、仲雍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7本第2卷） [4]《史记·齐太公世家》。 [5]《孟子·梁惠王下》。 [6]《史记·周本纪》。 [7]《史记·周本纪》。 [8]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史记·殷本纪》。 [10]［美］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汤惠生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11]《论语·泰伯》，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5402页。以下《论语》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2]《左传·昭公十一年》。 [13]《史记·周本纪》。 [14]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至少有44种说法。按照《竹书纪年》进行推算，应该在公元前1027年。1996年，由21位著名学者组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项目科研组，经过长达4年的科研攻关，在2000年11月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根据甲骨学、考古学、文献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断定牧野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我们此处采用的年代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 [15]牧野之战的地望研究，历来争议较大，主要有朝歌南说、汲县说、新乡牧野说，大体位置基本围绕在殷墟安阳附近。近年来学者通过史料考证、实地调查、考古发现、地名传说等方法，更多地认同了新乡牧野说。可参见张新斌：《武王伐纣与牧野大战的历史地理问题》，《中原文物》2000年第4期；陈昌远：《牧野之战“牧野”地望发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16]《尚书·牧誓》。 [17]《尚书·牧誓》。 [18]苏德荣：《谈牧野大战的战场地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19]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如李修松：《牧野之战并非以弱胜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20]《诗经·大雅·大明》。 [21]这种用小股精锐部队向对手进行挑战的军事行动，古代军事术语称之为“致师”。 [22]《史记·周本纪》。 [23]《史记·周本纪》。 [24]《尚书·武成》。 [25]白立超：《论“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6]《诗经·大雅·大明》。 [27]《诗经·大雅·大明》。 [28]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氏著：《观堂集林》（附别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480页。 [29]黄朴民：《先秦喋血》，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30]《尚书·大诰》。 [31]《逸周书·度邑解》。 [32]《尚书·洪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大法，春秋战国时期，《洪范》作为诸子言说和构建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被引用多达19次。《孔传》说是“天地之大法”。朱熹认为：“今人只管要说治道，这是治道最紧切处。……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概备于此矣。”近代以来，学者对其赞誉毫不吝惜，童书业誉其为“综合西周以来神治主义与制度的第一篇有系统的大文章”（《五行起源说讨论》，《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65页）；赵俪生称其是“夏、商、周三代传递下来的一件文化珍宝”（《〈洪范疏证〉驳议——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而作》，《齐鲁学刊》1993年第6期）。 [33]晁福林：《说彝伦——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4]《逸周书·大匡》。 [35]《尚书·金縢》。 [36]此事详见《尚书·召诰》。 [37]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6—245页。 [38]管叔、蔡叔和霍叔是否与武庚一起发动叛乱，史籍记载有出入，大多史籍记载认为武庚与管蔡一起发动叛乱，但是根据新出土的清华简《系年》等来看，管、蔡并未参与武庚的这次叛乱，相较而言，清华简的记载可能更加符合当时历史的状况，而管蔡的一些不恰当言行对时局一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是没有问题的，而其形象不断的负面化可能与周公地位的不断抬高有着密切的关系。 [39]《韩非子·说林上》。 [40]《逸周书·作雒解》。 [41]《韩非子·说林上》。 [42]说“践奄”是残酷厮杀后才达成目标的，即“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尚书大传·成王政》） [43]《尚书·酒诰》。 [44]《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4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氏著：《观堂集林》（附别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466—467页。 [46]《左传·桓公二年》。 [47]［美］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汤惠生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7页。 [48]徐喜辰：《周代兵制初论》，《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 [49]《左传·定公四年》。 [50]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51]《逸周书·作雒解》。 [52]《逸周书·作雒解》。 [53]《逸周书·作雒解》。 [54]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1页。 [55]《汉书·张良传》，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032页。以下《汉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56]可参见《诗经·大雅》中的《韩奕》《崧高》《烝民》诸篇以及《诗经·小雅·出车》。 [57]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8—293页。 [58]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初探》，《人文杂志》增刊《西周史研究》，1984年。 [59]《孟子·尽心下》。 [60]《诗经·小雅·采芑》。 [61]《周礼·春官·车仆》，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1782页。以下《周礼》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2]杨泓：《战车与车战——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 [63]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第68页。 [64]《周礼·地官·小司徒》注引《司马法》：“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又，乘的编制在历史变迁中曾有所调整，春秋后期渐由“三十人乘制”变为“七十五人乘制”，见《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 [65]孙诒让：《周礼正义》注引，中华书局，1987年，第2240页。 [66]《史记·周本纪》。 [67]《史记·周本纪》。 [68]《华阳国志·巴志》，常璩：《华阳国志》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华阳国志》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9]蓝永蔚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70]《华阳国志·巴志》。 [71]《尚书·牧誓》。 [72]《尚书·牧誓》。 [73]《荀子·儒效》，荀卿撰，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36页。以下《荀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74]《华阳国志·巴志》。 [75]《史记·周本纪》。 [76]《司马法·仁本》，司马穰苴撰，王震集释：《司马法集释》，中华书局，2018年，第17页。以下《司马法》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77]《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78]《司马法·天子之义》。 [79]《礼记·内则》，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3186页。以下《礼记》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80]《管子·小匡》。 [81]《礼记·月令》。 [82]廖平：《穀梁古义疏·成公元年》，中华书局，2012年，第425页。 [83]《左传·隐公五年》。 [84]《诗经·小雅·车攻》。 [85]《周礼·夏官·大司马》。 [86]《国语·周语上》。 [87]《诗经·豳风·七月》。 [8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833页。 [89]《周礼·夏官·大司马》。 [90]《礼记·月令》。 [91]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92]《韩非子·五蠹》。 [93]《礼记·内则》。 [94]《诗经·齐风·猗嗟》。 [95]《礼记·郊特牲》。 [96]伏胜撰，孙之騄辑：《尚书大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7]《华阳国志·巴志》。 [98]王晖：《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99]王贵民：《商周制度考信》，明文书局，1989年，第241—246页。 [100]王晖：《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01]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102]有关西周时期中央官制中“太史寮”“卿事寮”的具体分工与执掌，可参见杨宽：《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当然学术界有关“太史寮”和“卿事寮”的观点尚有争议，如，郝铁川：《西周中央官制的演变》，《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李西兴：《卿事（士）考——兼论西周政体的演变》，《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李学勤：《论卿事寮、太史寮》，《松辽学刊》1989年第3期；张志康、谢介民：《“卿事寮”析论》，《学术月刊》1988年第2期；韩国磐：《关于卿事寮》，《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03]参见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第4—8页。 [104]参见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第12—22页。 [105]参见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6—85页。 [106]《礼记·檀弓下》。 [107]《左传·成公三年》。 [108]《周礼·地官·小司徒》。 [109]学术界已有学者对此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任慧峰《先秦军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就是这方面的力作。 [110]《礼记·王制》。 [111]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4页。 [112]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3页。 [113]白立超：《先秦“内圣外王”政治思想的渊源与形成——以〈尚书〉为核心的考察》，《政治思想史》2016年第1期。 [114]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115]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也可参考钱耀鹏：《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116]《公羊传·襄公十九年》疏引。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5013页。以下《公羊传》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17]曹操：《曹操集·孙子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87页。 [118]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周礼”》，《燕京学报》1997年第3期。 [119]刘雨：《近出殷周金文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3期。 [120]黄朴民：《孙子“伐交”本义考》，《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1辑。 [121]任慧峰：《先秦军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0页。 [122]《逸周书·克殷》。 [123]《史记·周本纪》。 [124]《周礼·夏官·环人》。 [125]《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1823页。 [126]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18—319页。 [127]如黄怀信就认为致师礼与挑战无关，而是“集合军队，以待誓”。参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8页。 [128]《左传·宣公十二年》。 [129]《左传·成公十六年》。 [130]《左传·成公十六年》。 [131]参见丁进：《从小盂鼎铭看西周大献礼典》，《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 [132]《屯南》236。 [133]《穀梁传·庄公八年》，穀梁赤撰，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5169页。以下《穀梁传》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34]高智群：《献俘礼研究》，《文史》第35辑。 [135]《尔雅·释天》，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5677页。以下《尔雅》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36]《周礼·夏官·大司马》。 [137]参见张怀通：《小臣墙刻辞与商末献俘礼——兼论商代典册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38]学者一般认为《逸周书·世俘》是成书于商末周初的文献，反映了当时的史实。参见顾颉刚：《〈逸周书·世俘〉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2辑，中华书局，1963年。 [139]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 [140]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50页。 [141]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49页。 [142]《周礼·夏官·司勋》。 [14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43页。 [144]参见任慧峰：《先秦军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79—188页。 [145]胡朴安：《周易古史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46]《周易·未济·九四》。 [147]郭璞的《山海经》注中引古本《竹书纪年》。 [148]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 [149]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43页。 [150]《周易·既济·九三》。 [151]郝懿行：《竹书纪年校证》，齐鲁书社，2010年，第3864页。 [152]姜国柱：《周易的兵法》，《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3期。 [153]李静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71页。 [154]张铁良、王亮：《〈周易·师〉军事思想发微》，《军事历史》2014年第2期。 [155]《周易·晋卦·六三》。 [156]刘沅：《周易恒解》（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五年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57]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1—182页。 [158]《周易·师卦·初六》。 [159]《周易·需卦·九三》。 [160]《周易·同人·九三》。 [161]《周易·复卦·上六》。 [162]李静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50页。 [163]《周易·蒙卦·上九》。 [164]《周易·师卦·六四》。 [165]《周易·同人·九四》。 [166]《周易·晋卦·上九》。 [167]李静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71页。 [168]《周易·师卦·上六》。 [169]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0]李笑野、蒋凡：《〈周易〉的军事思想》，《学术月刊》1995年第9期。 [171]由于《泰誓》涉及《古文尚书》真伪的问题，属学术界重要的学术公案，我们此处不再赘述；《秦誓》所述史事已经进入春秋时期，并且其内容更多为政论，与兵学内容并不是非常相关，所以我们主要结合《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的内容进行分析。 [172]《尚书·召诰》。 [173]《尚书·大诰》。 [174]《尚书·酒诰》。 [175]《尚书·召诰》。 [176]《尚书·大诰》。 [177]《尚书·大诰》。 [178]《尚书·大诰》。 [179]《尚书·甘誓》。 [180]《尚书·汤誓》。 [181]《尚书·牧誓》。 [182]《尚书·汤誓》。 [183]《尚书·甘誓》。 [184]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5]《尚书·汤誓》。 [186]《尚书·牧誓》。 [187]《尚书·费誓》。 [188]《尚书·甘誓》。 [189]《尚书·牧誓》。 [190]《尚书·牧誓》。 [191]《周礼·夏官·司兵》。 [192]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三《司马法序》，清道光十七年枣华书屋刻本。 [193]《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194]《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95]《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96]《司马法·仁本》。 [197]《司马法·天子之义》。 [198]《司马法·仁本》。 [199]参见李零：《吴孙子发微·前言》，中华书局，1995年，第4页。 [200]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1《儒林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13215页。以下《清史稿》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01]参见黄朴民：《“古司马兵法”本事索隐》，《文史》2004年第2辑。 [202]《司马法·天子之义》。 [203]《周礼·夏官·大司马》。 [204]《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205]《淮南子·汜论训》。 [206]《公羊传·桓公十年》。 [207]《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 [208]当然，关于《诗经》中的“战争诗”的提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中赵沛霖认为狭义上的战争诗包括《小雅·采薇》《小雅·出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和《秦风·无衣》《秦风·小戎》8篇，其中涉及周的仅6篇（参见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洪湛侯甚至还排除了《采薇》篇，指出：“《诗经》中真正以战争为题材的诗，只有《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五首。”（参见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69页）我们的研究当然以狭义的“战争诗”为核心，间或旁及其他与战争相关的诗歌，以便从整体上展现周代兵学内容的全貌。 [209]《毛诗正义》，第1117页。 [210]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245页。 [211]《诗经·大雅·皇矣》。 [212]《孟子·梁惠王下》。 [213]《诗经·大雅·皇矣》。 [214]《诗经·周颂·桓》。 [215]《诗经·周颂·桓》。 [216]《诗经·豳风·破斧》。 [217]“四国”指殷、管、蔡、霍，即周公东征平定的四国，或以为殷、东、徐、奄四国。当然还有学者认为此处“四国”并非具体所指，而是指四方之国。 [218]《毛诗正义》，第850页。 [219]《诗经·周南·兔罝》。 [220]《诗经·大雅·常武》。 [221]《诗经·大雅·常武》。 [222]《诗经·小雅·采芑》。 [223]《诗经·大雅·江汉》。 [224]《诗经·大雅·常武》。 [225]《诗经·小雅·六月》。 [226]《诗经·小雅·出车》。 [227]《诗经·小雅·采芑》。 [228]《诗经·小雅·六月》。 [229]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151页。 [230]《诗经·小雅·六月》。 [231]《诗经·小雅·六月》。 [232]《诗经·小雅·六月》。 [233]《诗经·小雅·六月》。 [234]《诗经·小雅·采薇》。 [235]《诗经·小雅·出车》。 [236]《论语·为政》。 [237]可参见刘丰：《百年来〈周礼〉研究的回顾》，《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38]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 [239]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与〈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1979年）。 [240]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241]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见氏著《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242]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243]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 [244]Sven Broman：“Studies on the Chou Li”，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33（1961）．转引自何炳棣：《原礼》，见氏著：《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中华书局，2017年，第172页。 [245]王鸣盛：《周礼军赋说》，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嘉庆三年秦氏汗筠齐刊本，皇清经解本。 [246]李严冬：《〈周礼〉军制专题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47]《周礼·夏官·大司马》。 [248]《周礼·夏官·大司马》。 [249]“九伐之法”的内容，亦见于今本《司马法·仁本》，文字与《周礼》表述稍微有异：“会之以发禁者九：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 [250]《汉书·刑法志》。 [251]《汉书·食货志》。 [252]《司马法》佚文，见《周礼·小司徒》郑玄注。 [253]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7页。 [254]《周礼·夏官·司兵》。 [255]《周礼·夏官·司戈盾》。 [256]参见《周礼》之《校人》《司常》《鼓人》《车仆》。 [257]《周礼·夏官·大司马》。 [258]《周礼·夏官·大仆》。 [259]《周礼·夏官·戎右》。 [260]《周礼·夏官·大司马》。 [261]《周礼·春官·司常》。 [262]《周礼·夏官·叙官》。 [263]《周礼·夏官·叙官》。 [264]《周礼·夏官》中与军事相关的职官包括：司勋，马质，量人，小子，司爟，掌固，司险，掌疆，候人，环人，挈壶氏，射人，服不氏，射鸟氏，罗氏，掌畜，司士，诸子，司右，虎贲氏，旅贲氏，大仆，隶仆，弁师，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缮人，槀人，戎右，齐右，道右，戎仆，齐仆，道仆，田仆，驭夫，校人，趣马，巫马，牧师，圉师，圉人，职方氏，土方氏，怀方氏，合方氏，训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原师，匡人，撢人，家司马。 [265]《毛公鼎》曰：“雩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朕亵事。”可见其为周制无疑。 [266]《周礼·夏官·叙官》。 [267]《周礼注疏》，第1795页。 [268]张全民：《〈周礼〉所见法制研究（刑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 [269]《周礼·夏官·大司马》。 [270]《周礼·夏官·大司马》。 [271]《周礼·夏官·大司马》。 [272]《周礼·夏官·大司马》。 [273]《周礼·秋官·士师》。 [274]《周礼·夏官·牧师》。 [275]《周礼·地官·山虞》。 [276]《周礼·地官·泽虞》。 [277]《周礼·地官·保氏》。 [278]李严冬：《〈周礼〉军制专题研究·绪论》，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79]刘起釪：《〈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见氏著《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19—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