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争霸战争与兵学思想 春秋时期邦国林立，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几十个。在这些诸侯中，比较重要的有14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了其中12个诸侯国的世系，分别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另外两个诸侯国是南方的吴国和越国。这些诸侯国活跃在春秋时期的历史舞台上，互相展开了以争夺土地和人口、掠夺财物为目的的争霸战争。春秋时期争霸的主要是齐、晋、楚、秦四国，其中以晋楚争霸为主线，而宋国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短暂霸业。吴越争霸已是春秋晚期，且仅局限于东南一隅，对中原地区影响不大。 春秋时期出现大国争霸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周天子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这是大国争霸出现的前提和根本原因。第二，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弱肉强食的争霸局面。第三，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为大国争霸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郑庄公“小霸”的战略指导思想 谁也不曾料想到，用巨手揭开春秋时期争霸战争序幕的，居然是国土面积不大、分封较晚、立国不久的郑国。由于郑国的霸业完成于郑庄公之手，所以，在历史上史家习惯性将郑国在春秋初年的兴盛称为“郑庄公小霸”。 郑庄公，姬姓，名寤生，是郑国的第三代君主。他在位40余年，非常老辣地平定了共叔段的叛乱，稳定政局。同时，支持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繁荣经济，富国强兵。在对外事务中，郑庄公合理利用身为王室卿士的特殊关系，挟天子而令诸侯，远交近攻，联合齐、鲁，打击宋、卫，以战争的手段为主导，以外交的方式为辅助，使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迅速崛起，争雄天下，成就一代霸业。有学者认为郑庄公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为东迁之后新郑的生存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当然，也正是郑庄公之文化性格，使郑之强盛，及身而衰，失去历史的机遇，沦为附庸而艰难自保。[136] 郑庄公之所以能率先称霸，开创春秋政治、军事的新格局，除了郑国本身具备有利的国际环境，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雄厚的政治资本，稳定的内部条件之外，郑庄公能够根据天下时势正确地制定战略方针，高明地运用斗争谋略乃是关键所在。 概括而言，郑庄公在争霸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是十分成功的，它反映了春秋初年军事谋略和作战艺术所能达到的新的高度和水平，其特点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 郑庄公善于分析列国战略态势，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远交近攻，联合与国，选择主要的对手为打击对象，先弱后强，各个击破。春秋早期，与郑国实力相近、并驾齐驱的中原诸侯国主要有鲁、齐、宋、卫、陈、蔡等国，它们都是郑国争霸道路上的障碍。但是仅仅凭借郑国有限的军事实力，实不能全线出击，多线作战，四面树敌，而只能根据兵要地理条件与各国的实力，正确选择战略主攻方向，联合与国，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从而逐一击破。从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出发，郑庄公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137] 从当时的具体形势来看，鲁、齐两国不仅力量相对强盛，难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制服，而且距离郑国较远，也无法对郑国构成明显的威胁。相反，宋、卫诸国与郑国相毗邻，郑国如果想要向外扩张称霸，势必要与它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只有在军事上征服它们，郑国才有可能实施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同时，与齐、鲁相比，宋、卫诸国的实力也要略逊一筹，对其用兵亦有一定的取胜把握。郑庄公敏锐地认识到这一态势，遂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郑庄公遂联合齐、鲁形成从东到西的横向统一战线，打击宋、卫、陈、蔡、许诸国的纵向联合阵线。 为此，郑庄公先是极力拉拢齐国，先后与齐僖公在卢、石门（均在今山东境内）举行盟会，并主动引荐齐僖公朝觐周天子，[138]通过外交斡旋，将齐国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与此同时，郑庄公又积极与鲁国修好，将郑国助祭泰山时的汤沐邑祊田，和鲁君朝见周王时安宿之邑许田进行了交换，大大改善了两国的关系，[139]鲁国亦从此成为郑国的有力盟国。这样就形成了对宋、卫两国进行东西夹击的有利态势。 在顺利达到“远交”目的形势下，郑国积极联合齐、鲁两国对宋、卫等对手多次发动“近攻”，给宋、卫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公元前713年，在戴之战中，郑军全歼宋、卫、蔡三国之师，大大削弱了宋、卫的军事实力。[140]自此之后，郑国拥有了在中原争霸称雄的明显优势，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第二，争取政治主动，争霸战争中有理有据有节。 郑庄公巧妙利用周王室卿士的地位，打着周王室的旗帜，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同时在争霸活动中做到谨慎节制，以博得天下诸侯的同情支持。综观他发动的几次大的作战行动，大多是以遵周天子之命的名义进行的。如，周桓王六年（前714），郑庄公以宋殇公未按礼制朝见周天子一事为由，“以王命讨之”[141]，即假托周天子之命率郑军并邀集齐、鲁之师联合攻打宋国。另外，郑庄公还多次以周王室卿士的身份指挥周天子的军队或他国之师进行征讨作战。如，公元前718年，郑庄公统率周军会同邾军攻打宋国；公元前712年，郑庄公以周室左卿士身份指挥周室军队进攻宋国并重创宋军，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件。郑庄公这类做法，实为极高明的谋略，它给郑庄公的争霸活动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在争霸过程中，郑庄公经常给予那些听命于己、参与自己组织的军事活动的盟国一些实际利益，使其更加坚定地追随自己。如，公元前713年，郑国将其所攻占的宋邑郜（今山东成武东南）、防（今山东金乡西）之地划归给鲁国。郑庄公此举也博取了正大的名声。“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142]真可谓名惠而实至，一举而多得。 值得注意的是，郑庄公在缔造霸业时，能够做到量力而行。他既不放过打击和削弱对手的机会，又适可而止，给对手留有余地，以减轻自己在争霸活动中的损失。例如，公元前715年，在军事和外交均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郑庄公以捐弃前嫌的姿态，接受齐国的调解，不计较公元前719年宋、卫、陈、蔡四国联军侵郑国都城的东门之役，在瓦屋会盟中主动与宋、卫诸国修好讲和。又如，在繻葛之战中，在胜局已定之后，郑庄公拒绝部属乘胜追击的建议，见好便收，“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143]。他迅速派人前往慰问受伤的周天子，以缓和双方矛盾，等等。这些举动都能反映出郑庄公善后能稳、老谋深算的政治智慧与掌控能力。 第三，寻求战机，一战定霸业。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以郑庄公攻占许国，并与鲁国擅自交换许田为借口，宣布剥夺郑庄公王室左卿士的职位，试图彻底将郑国赶出周王室的权力中心。郑庄公选择消极抵抗，不再去朝觐周天子。忘乎所以的周桓王早已忘记了周王室的真正实力，竟在同年秋天贸然发动了对郑国的战争。周桓王亲自统率周、陈、蔡、卫四国联军讨伐郑庄公。早已忍无可忍的郑庄公闻讯，决定自卫反击，也亲率大军迎战，双方在繻葛地区遭遇，一场规模不大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争揭开了序幕。 很快，周郑两军在繻葛摆开阵势，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为了赢得胜利，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周桓王将周王室联军分为右、左、中三军。其中，卿士虢公林父指挥右军，蔡、卫之军从之；卿士周公黑肩指挥左军，陈军附于其中；中军则由周桓王亲自指挥，是整个军阵的主力，战斗力也最强。根据周室联军这一布阵形势和特点，郑庄公针锋相对做了必要而充分的部署。他将郑军也编组为三个部分：中军、左拒和右拒，[144]郑庄公及原繁、高渠弥等人率领中军，祭仲指挥左拒，曼伯统率右拒。 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公子元针对周室联军的组成情况，对敌情进行了准确的分析。他认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因此陈国军队必定是最没有斗志的，如果首先对陈军所在的周左军军阵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迅速崩溃，周师左翼必定混乱；而蔡、卫两军战斗力不强，在郑军的强力进攻之下，将难以抗衡，必定会先行溃退，周师右翼也必将溃散。鉴于这一实际情况，公子元建议郑军避实就虚，首先击破周室联军相对薄弱的左军、右军，然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周桓王亲自指挥的周室联军主力中军。公子元的分析非常合理，郑庄公欣然接受。 郑国另一位大夫高渠弥鉴于以往诸侯联军与北狄作战时，前锋步卒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以致无法出击而失利的教训，他提出改变以往车兵、步兵简单排列的笨拙协同作战方式，编成鱼丽之阵以应敌的建议。[145]所谓“鱼丽之阵”，其特点便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146]，就是将战车布列在军阵的最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作战整体。由于这一阵法是通过对长期的实战经验教训的思考而进行改进的，郑庄公十分认同，欣然采纳了高渠弥新战法的建议。 双方交战开始后，郑庄公先严明军纪，要求将士旗动而鼓，击鼓而进。郑军按照既定作战部署向周王室联军发起猛烈进攻。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迅速攻击周室联军左翼军阵中的陈军。正如战前所料，陈军果然毫无斗志，一触即溃，迅速逃离战场，周王室联军左翼军阵即刻解体，左翼军阵中的周军也乱作一团。与此同时，祭仲也指挥郑左军方阵进攻周右翼军阵中的蔡、卫两国军队，蔡、卫军队曾受到郑国的巨大打击，情况比陈军也好不了多少，刚刚交锋，便纷纷败退，周王室联军右翼军阵也瞬间土崩瓦解。由于两翼瞬间溃败，周桓王所率领的主力中军完全暴露在郑军面前，兵士皆无心恋战，阵势顿时大乱。郑庄公见状，立即摇旗指挥原繁的中军向周桓王率领的中军发动猛烈攻击。同时，祭仲、曼伯所分别指挥的左右两军阵也乘势合击，猛烈夹击周桓王中军。失去左右两翼掩护的周王室中军显然无法抵挡郑国三军的合击，大败后撤，周桓王本人也被祝聃射中肩膀，身负箭伤，被迫下令撤出战场。 郑军见周师溃不成军，周桓王受伤落荒而逃，振奋不已。祝聃等人建议立即追击扩大战果，但郑庄公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下令停止追击，并非常冷静地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147]于是繻葛之战的战场便沉寂下来。郑庄公明白，周天子地位虽已今非昔比，但余威仍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所以，作为诸侯国不可过分冒犯周天子，以防引起天下诸侯的敌视和反对。为此，他当晚还专门委派祭仲去周军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以及其身边近臣，以缓和周郑间的矛盾。当然，周桓王刚刚惨败，已经领教了郑庄公的实力，也自知无法再与郑国抗衡。看到郑庄公主动向他示好，周桓王便见好就收，也找到一个挽回颜面的机会，正合自己心意，所以也就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 周桓王繻葛之战的失败，是周王室衰微的关节点，即所谓“夷王足下堂，桓王箭上肩”，从此周天子颜面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周礼传统也走向消亡。郑庄公在繻葛之战胜利后，称霸中原，同时也揭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 第四，革新作战方式，灵活运用战术。 郑庄公在争霸战争中主动顺应战争形势的变化，革新作战方式，灵活运用战术，为保证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创造必要的条件。从现存史料考察，郑庄公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在制北之战、抗击北戎之战以及繻葛之战中均有集中的反映。 制北之战中的夹击迂回战术。周桓王二年（前718），郑庄公发兵攻打卫国，大军进抵卫郊。卫国即以其属国南燕军南下反击郑军。郑大夫祭仲、原繁、泄驾率三军北上迎敌。为出奇制胜，郑庄公命公子忽、公子突暗中率领一军迂回到燕军背后。燕军按传统战法，全力对付正面的郑军，而对自己侧后疏于防范。是年六月，太子忽等率所部及制北驻军向燕军侧后方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击溃燕军。是役可以说是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战争史上最早的实施迂回夹击的成功战例。 抗击北戎之战中的设伏追击战术。周桓王六年（前714），北戎（又称山戎，活动于今河北一带）军南下侵郑。郑庄公采纳公子突的建议，针对以步兵为主体的北戎军队“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以及“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148]等弱点，制订了以一部兵力佯败诱敌，将郑军主力分作三部，设伏于北戎军追击必经之途附近，寻机聚歼的作战方案。战斗打响后，郑军一部佯败，北戎军果然中计，深入郑军的伏击地域，郑军三支伏兵同时出击，迅速切断北戎前军与后军之间的联系，其前军为郑大夫祝聃部所围歼，后军也仓皇溃逃，郑军大获全胜。这是中国战争史上较早的一次因势利导、设伏邀击的成功战例。 繻葛之战中各个击破战术与鱼丽之阵的使用。郑国势力的不断增长，郑庄公急于进取的风格，削弱了周王室的权威，周郑之间出现了矛盾并日趋激化，终于酿成了繻葛之战。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周王室联军进攻郑国，郑庄公起兵抵御，双方在繻葛兵戎相见，一决雌雄。是役，郑庄公采纳公子元建议，制定了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方针，即先击破联军中薄弱的左右两翼，尔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周桓王亲自指挥的联军主力中军。在布阵上，郑庄公又采纳高渠弥的建议，布列鱼丽之阵。这是一种经改良的先进三军阵。就三军阵的特点而言，是军队部署两翼靠前，中军稍后的倒“品”字形，似张网捕鱼似的打击敌人。就各自军队内部兵力部署特点而言，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的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149]这种阵法，是在周代军阵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革新，“取消了原配置在战车前面的第一线步兵横队，把战车放在前列，提高了方阵的运动速度，将步兵疏散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密切了步车协同作战”[150]。这种革新，增强了车兵和步兵合作的密切程度，一方面可以使得战车、步兵的战斗力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使得战车、步兵互相保护、相互照应。这一次变革使中国古代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由于郑军正确选择了作战主攻方向，制订了合理的进攻方案，高明地运用了鱼丽之阵等先进战法，因此，在繻葛之战中射伤周桓王，大破周室联军。而郑庄公本人也因引导时代潮流，实施高明的战略指导，运用先进的战法战术，而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无可非议地居有了一席之地。 二、齐桓公争霸的战略指导特色 大国争霸是春秋历史的主旋律，而在这个舞台上真正扮演主角的第一人，乃是赫赫有名的齐桓公。正如战国思想家孟子所言：“五霸，桓公为盛。”[151]我们认为孟子此语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最先正式称霸，二是说他的霸业最为正大显赫。 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等贤能，围绕“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目标展开全方位的改革，相继推行“相地而衰征”[152]“设轻重九府”[153]“参（三分）其国而伍其鄙”[154]“作内政而寄军令”[155]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使齐国在经济、内政、军事等各个方面均呈现崭新的面貌，齐国“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156]，一跃而成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157]在此基础上，齐桓公开始对外争霸活动，兼并小国，增强自身实力，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58]，开创皇皇霸业，同时亦打出“尊王攘夷”的鲜明旗号，团结、统率中原诸侯，北抗戎狄，救助燕国，迁徙邢国，保存卫国，通过召陵之盟，阻遏南方强楚咄咄逼人的北进势头，最后借举办葵丘大会之际，使自己的霸业真正走向极盛。 齐桓公在从事争霸战争中所运用的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卓有成效，达到了其既定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运筹和实施上的特点，集中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取得了政治先机。 齐桓公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尊王攘夷”，为他开展争霸战争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从而起到了团结诸侯，扩大政治影响，实现具体战略目标的作用。齐桓公是在“尊王攘夷”这面大旗下进行争霸战争的，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明智的战略抉择。周王室东迁之后，周天子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实力也急剧衰落，但是传统毕竟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所谓“春秋时共主悉臣之义犹在人心”[159]。周天子在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和宗法制上的大宗，具有一定的政治号召力。齐桓公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就把“尊王”作为自己从事军事行动的政治依据。至于“攘夷”，也是当时特殊政治、军事背景下的产物，因为戎狄势力不断南下侵扰，严重威胁着中原列国的安宁，造成了中原地区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而南方楚国势力强大，不断向北推进，进逼中原，亦动摇着华夏文化的地位，给中原诸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原列国都渴望有一个强大的诸侯国，能够发挥此前周天子在天下秩序中的作用，出面领导中原国家抵御戎狄与“蛮楚”的进攻。齐桓公提出的“攘夷”即可满足中原诸国的这一现实需要，鼓动起同仇敌忾的情绪，因而博得了广大华夏中原国家的认同和拥护。由此可见，“尊王攘夷”这面旗帜是齐桓公实现争霸军事目的的政治保障。在它的指引下，齐桓公的争霸战争自始至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开展顺利，成就卓著。 第二，运用军事威慑手段，达到有限战争的目的。 齐桓公在从事军事活动的过程中，很少与对方主力进行决战性的战斗，而基本上是将军事威慑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即“伐谋”“伐交”，达到有限战争的目的。在进行的一些有限战争中，齐桓公往往也是通过会盟，使诸侯国出兵组成联军进行的。尽管有时只是几个较弱的小国参加联军，但以联军的名义出现，这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心理震慑和军事威胁。这是齐桓公在争霸战略运用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齐桓公与其他霸主的显著区别。这一战略的运用，同时，以“尊王”作为政治号召，大大减少了齐军作战上的损失，常常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第三，把握军事行动的时机，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政治、军事利益。 齐桓公在对战争时机的把握上，也有高人之处。他常常是在齐军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确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开始采取行动的。如迁邢、存卫，并不是在邢国、卫国一遭到戎狄的攻击便仓促出兵驰救，而是在自己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才实施增援。实际上，当齐兵抵达邢、卫时，邢、卫已被戎狄攻破，齐军并未与戎狄军队展开正面交锋，而主要是掩护、收容邢、卫两国的逃散军民，然后予以抚慰。这样，齐军并未遭到实质性的损失，却收到了抗击戎狄、拯救危难的美誉。凡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齐桓公总是要先会盟诸侯，组织联军，然后才出师，这就为军事行动争取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第四，实施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夺取战场的主动权。 齐军的作战行动，常常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一般情况下，齐军不主动强行攻击，尽量避免与强敌正面交锋。如，齐桓公三十年（前656）齐国联合七国攻伐楚国时，就是在兵临楚境后，订立召陵之盟，不战而归。又如，齐桓公四十三年（前643）出兵救徐时，齐国不直接攻击楚军，而去攻打厉国（楚的附庸小国）。齐国攻打厉国虽未奏捷，但客观上却达到了解除徐国之围的战略目的。从古文献记载的齐桓公进行的20多次作战来看，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场作战（如乾时之战、长勺之战），算是进行了主力交锋。因此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160]这实际上就是对齐桓、晋文两人争霸战略运用不同特点的概括。 当然，齐桓公在争霸战略运用上也有不足之处。如，他对楚国采取专守、围阻的策略，而没有设法增强力量，与楚军进行决战，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使得楚军得以保存实力。待齐国霸业衰落后，楚国立即加快兼并小国的步伐，卷土重来，挺进中原。这不能不说是齐桓公战略上的失策。可见，一味地依靠盟会，试图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途径来完全实现争霸战略目的，是多少有其局限性的。 三、晋楚争霸角逐的方略及其得失 大国争霸是春秋历史的主旋律。一部春秋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大国争霸战争史。当时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的名号，控制其他中小国家，曾持续不断地从事征伐活动，先后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战争。 在大国争霸战争中，晋楚两国曾扮演了主要角色。春秋争霸战争，其实就是晋楚两国争夺中原霸主的冲突与斗争。在双方争霸过程中，有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役，它们分别是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其中，晋国取得了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的胜利，而楚国则打赢了邲之战。三场战争的胜利归属，都反映出很高的战略指导与战术运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春秋争霸战争以及兵学学术发展的典型，亦是一个缩影。 （一）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其对当时中原局势的演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使屈服于楚国的鲁、曹、卫、陈、蔡、郑诸国得以脱离楚国，重新回到中原集团，结束了齐桓公死后十余年间中原“诸侯无伯”的混乱状态，确立了以晋文公为霸主的相对和平稳定局面，同时也决定了楚国最终不能独霸中原的命运。自此之后，在晋国的领导下，中原诸侯与楚国抗衡长达100年左右，春秋历史进入了晋楚两国长期争霸中原、互有攻守、相持不下的阶段。从这一点上说，城濮之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重大战役的本身。 在城濮之战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相对的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出色的“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合理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161]，雄踞中原。由此可见，双方在这场决战中的胜败，不仅仅在于军队的数量，而在于战争主观指导的正确和错误。 楚国在泓水之战获胜后，威震中原，俨然如同霸主。所以楚国应该乘势展开政治攻势，采取善邻政策，以调解中原诸侯之间矛盾为己任，争取各诸侯国向心于楚；应以军事威胁作为辅助手段，不宜轻易出兵攻伐。若此，则以楚国当时的军力与国势是有可能独霸中原的。但楚国不善于运用政治策略，无法做到政治与军事两种手段的巧妙结合，只一味仰仗军事力量和战争征服手段，企图单纯以武力压服他国，这就往往会导致在政治上陷自己于孤立的境地。 城濮之战的起因是齐鲁冲突。当时，楚国既然已经答应鲁国的请求，决定出兵伐齐救鲁，就应该以齐国为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力量对付齐国，然后西向击破晋、秦，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策略，而不应半途改变主要攻击方向，去对付宋国。因为在宋国背弃楚国倒向晋国的情势下，攻打宋国势必会引起晋国的干预，楚国会提前与强大的晋国交锋，难免陷于被动。但楚国君臣不能审时度势，贸然分兵伐宋、伐齐，这样就犯了两线作战的错误。此外，楚军在泓水之战胜利后骄傲自满，不重视争取与国和利用同盟军，既得不到鲁国等同盟军的配合策应，又轻率拒绝齐、秦主导的调停，为丛驱雀，陷于外交上的孤立，在战略指导上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 当晋国出师救宋之势已成，楚国本当适时调整，及早放弃围宋作战，集中优势兵力以对付晋军，如在晋军渡河侵卫时，楚军若以优势兵力救卫，也许能挫败晋军的锋芒；或者在晋师攻曹时，若以大军逼迫晋军于曹国都城之下决战，亦有可能战胜晋国，因为当时齐、秦两国尚未打破中立，晋军远道征战，势单力孤，楚国若能和鲁国对晋军实施夹击，则晋军处境将会十分不利。无奈楚国留恋围宋的方略，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坐失时机，终陷被动。 在晋军已经攻占曹、卫，并取得齐、秦出兵相助之际，楚军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楚成王决心退兵是正确的，但楚军前敌统帅子玉却囿于个人名利地位，不顾大局，不听训令，刚愎自用，骄躁轻敌，遂加速了战局的恶化。而楚成王虽已决心退却，却又抱侥幸取胜心理，因此未能坚决制止子玉的错误决策，也不愿意增派更多的军队。这种内部的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指挥混乱，注定了一支军队即将陷于失败的命运。 楚军的作战指导也笨拙呆板，缺乏机动灵活性。楚军为对手晋文公决战前夕“退三舍辟之”[162]的策略所迷惑，大举追击，既劳师疲众，又失道亏理，实为被动的做法。在战场上，楚军主将也只是固守一般战法，列阵对战，对战局上出现的异常情况不能及时判明真相，识破对方企图，灵活采取对策，而为对方的诡道战术所诱骗、迷惑，不断陷入混乱、被动。当楚军左、右军遭到攻击，情况危急之时，主力中军却迟迟按兵不动，未作及时策应，致使左、右军被晋军逐一歼灭。 总之，楚军方面君臣不睦，指挥不一，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战，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再加上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白白地将楚国争霸中原的优势地位拱手让人，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晋军胜利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胜于政治，即在政治清明的前提下，善于运用政治谋略。晋文公在秦国的协助下，回国即位后，稳定内部，改良吏治，选拔和任用了一批智能之士，又采取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抓住周襄王处于危难中的良机，出兵勤王，一下子把“尊王”的旗号掌握到手中，拥有了团结中原诸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同时，晋文公把握机遇，应宋国的请求出兵抗楚救宋，从而再次举起了“攘夷”这面大旗。这样，晋文公便造就了自己继承齐桓公霸业的政治态势，树立了“尊王攘夷”的霸主形象。晋文公此举对争取中原诸侯向晋国靠拢是关键的步骤。其次，晋国的取胜，也有其浓厚的经济和军事原因。晋国在统一后几十年中，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军队逐渐得到了扩充，尤其是在实行“作爰田”“作州兵”两项改革后，国力发展迅速。晋文公又在数年之内“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163]，教民“知义”“知信”“知礼”，成为“可用”之民，从而能够在城濮之战前夕“作三军”，顺利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再次，晋国自西周初年分封建国后，一直和戎狄相邻，晋国军队习惯了戎狄的生活方式，而且在长期与戎狄部族的作战过程中，提升了晋军的作战能力，培养了士兵强悍善战的军事作风，使晋军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晋军内部和睦团结，指挥统一而又机动灵活，纪律严明，作战英勇，临战又能谨慎对敌，不骄不躁，这些条件都是楚军所不具备的。晋文公出兵抗楚救宋，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的基础之上。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远在外线作战，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善察战机，虚心采纳先轸、狐偃等人的合理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即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采取先胜弱敌，调动楚军北上，解救宋围的作战方针，从而取得了以后作战前进的基地。随后，晋文公又根据楚军没有北上，解围目的未曾达到的这一新情况，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及时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个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并激怒敌人，诱使其失去理智而蛮干，从而使晋军夺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为赢得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城濮决战之时，晋军敢于贯彻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伺机聚歼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赢得齐、秦、宋各国军队在战略上的遥相呼应，给敌人造成精神上的压力和战略上的威慑，并集中兵力，鼓励士气。一切就绪后，晋文公又能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利用敌人内部不团结的错误和兵力部署上的过失，乘隙蹈虚，灵活机智地选择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先攻打楚军军阵的薄弱环节，并迅速加以击溃，带动全局，扩大战果，从而获得了这场关系到晋、楚命运及中原形势走向的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 （二）邲之战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国和楚国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充分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一举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据上风。至于楚庄王本人，也正是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了为后世史家所称道的“春秋五霸”[164]之列。 邲之战的胜负与城濮之战不同，胜负易主。两场大战有某种类似之处，但胜负的原因，不在于双方军力强弱，而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确或谬误。我们认为晋军在邲之战中遭受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一，援郑之师出动过迟，尚未渡河而郑都已破，这时楚军已从围郑之战中解脱出来，得以腾出手来集中兵力，主动对晋军作战。正所谓主客地位不同，晋军一开始便处于被动。其二，晋军内部将帅不和，意见分歧。晋军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事犹豫不决，不能集中统一指挥，为部属所强迫，被动应战。其三，晋方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在和谈尚未取得成功之时就放松戒备，丧失警惕，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其四，当个别部将擅自挑战而引起战斗全面爆发后，晋军统帅惊慌失措，轻率下令军队渡河退却，自陷危险。其五，晋军在敌人威胁下贸然渡河，既未能组织战斗击退敌人，又未能妥善实施防御掩护退却，导致全军一片混乱，损失严重，由此而丧失作战的主动权，陷于失败。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的高明。楚军在围郑之前，即已在蔡地建立了战略前进基地，有了在中原持久作战的准备。故围郑之战持续数月后，仍能保持军队较旺盛的战斗力。楚军在晋军渡河前即已完成军队集结和战备动员，形成了以有备临无备的优势。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军令统一，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楚庄王正是善于利用晋军内部战和不定、意见分歧的弱点，在战前一再遣使侦察晋军的虚实，佯装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并松懈了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楚军又抓住晋军擅自挑战者的轻妄行动，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的攻势，一举击败了晋军。至于有论者以为楚军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这其实是不谙春秋前中期作战遵循“逐奔不远，纵缓不及”[165]军礼原则而产生的历史认识的错位。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的选择只能是“不穷不能”[166]，而我们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以后世的兵学原则要求楚军去聚歼晋军。 邲之战的影响和意义均远不及城濮之战。是役，楚虽胜晋，但由于受到历史时代所限，并未予晋军以毁灭性的打击；晋军虽败，但并未真正大伤元气。这也就为尔后的晋国继续与楚国争霸中原保存了相当的实力。 （三）鄢陵之战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第三场战争，也是最后一次两国军队的主力会战。此后虽仍有湛阪之战（晋楚争霸最后一战）等战事，但其规模与影响均不能与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三次会战相比。因此，鄢陵之战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楚国对中原霸权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方面虽然试图借此得以重振霸业（即所谓的晋悼公复霸），但事实上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已经远不及前，且逐渐减弱了。 在鄢陵之战中，晋国谋定而动，先计后战，善察战机，巧妙指挥，击败同自己争霸中原的老对手——楚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使其军事势力发展到鼎盛。这场战争后，晋楚两国都因各自的内外条件变化，而逐渐失去以武力争霸中原的强大势头，中原战场开始相对沉寂下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鄢陵之战也可以称作是当时晋楚争霸的最后一幕。[167]我们认为楚军遭到这场会战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楚国在战略上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地位。当时除郑国之外，中原较重要的诸侯国如齐、鲁、宋、卫诸国均已集结在晋国的旗帜之下，战前形势明显对楚国不利。而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楚国又缺乏对晋国根本战略意图的了解，为晋国虚假的和好姿态所迷惑。楚国先与晋国举行西门之盟，后又自我毁坏秦楚联盟。这些举动使得晋国从容战胜秦国，并进而专力对付楚国。同时，晋国在吴国经营多年，吴国已经是晋国重要的支持者，此时吴国在侧后进行掣肘，楚国实际上已处于多面受敌的状态。在这种恶劣的战略环境下与晋国决战，其胜算本来就微乎其微。 第二，在具体军事决策方面，楚军也有严重失误之处。楚国出兵后，仓猝兴师，行军太急，“其行速，过险而不整”[168]，结果造成军队疲劳，队列不整，士气难振，斗志削弱，楚军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要赶在齐、鲁、宋等国军队到达前与晋军会战，过于急躁，使晋国得以在预先待定的战场上，以逸待劳，而楚国自己却是以劳对逸，并且失去选择战场的主动权，一开始便处于会战的不利地位。 第三，楚军的战场指挥亦存在着重大失误，加速了其会战的失败。楚共王虽然能够注意“相敌”，观察到晋军具体活动情况，却未能判明晋军的真实作战意图，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在会战中，楚军除中军一度主动出击（但很快后退）外，其他军队基本上是消极防御。当晋军实施灵活打击时，楚军又缺乏权宜机变的能力，以致被动挨打，任人宰割。对于楚军中善战之士，如善射之士养由基[169]等，楚共王不仅不能善加使用，甚至还打击他们的积极性，限制他们的作战行动，致使楚军中精兵良将的作用根本得不到发挥。楚军主帅子反对局势判断失误，骄傲自大，不守军纪，醉酒误事，致使楚共王丧失再战的信心。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楚军遭到重大失败的结果。 相对而言，晋军的胜利亦绝非偶然。在战略上，晋国坚定不移地把同楚国决战、赢得中原霸权作为其长期奋斗的战略目标。国内外的一切行动都围绕这个核心而进行。为此晋国联齐联吴，拆散秦楚联盟，使楚国陷于不利的战略地位。在这些基础上再寻求同楚国进行战场上的决战，从而始终牢牢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同时，晋军在此战中还表现出较高的作战指导能力。首先，晋国出动军队比较及时，先敌进入预定战场，“先处战地而待敌”[170]，以逸待劳，以整击乱，赢得一定的主动。其次，会战之前，能够认真“相敌”，料敌察机，制订出较适宜的作战方案。再次，在会战过程中，晋军既能根据楚军的阵势和地形特点，灵活机动实施指挥，又能当机立断，先发制人。最后，晋军能在作战中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部署，加强两翼的兵力，对敌实行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针，从而一举击败楚、郑联军，达到称霸中原的战略目的。 四、春秋争霸战争中的军礼现象 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兵学领域，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活动。在春秋前中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宗旨开始遇到一定的冲击，这从子鱼、舅犯等人对军礼的批评言辞中可以窥见一斑，如子鱼曾指出：“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171]然而，从春秋前中期整个历史现实进行总体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得到当时大多数人的尊重和奉行，尤其是贵族阶层。 齐桓公争霸所从事的战争，就突出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齐桓公在位43年，参与战争多达20余次。其中除了长勺之战、乾时之战等个别战例外，大多的战争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即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172]。这是齐桓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儒家人物异口同声称道其功业的缘由。[173] 在春秋战争史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现象。《左传》中就有很多类似的历史现象。据《左传》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174]又如：“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175]再如：“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176]其他如，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前571年，晋、卫、宋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都充分反映了春秋时期战争以屈服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 这里，我们也可先看晋楚争霸中几组有趣的历史镜头。在晋楚邲之战进行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177]。当两军阵上致刃交锋之际，晋军困于占城无法自脱，楚军居然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遁逃，结果还招致对手的一番奚落，在今天看来，未免太不合乎情理。然而在当时，却又是完全符合军礼的做法。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178]。晋军将领韩厥、郤至等人在交战过程中，均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国国君，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让敌手逃逸。郤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179]，向敌国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180]，回报以礼物与慰问，令人不可思议。其实这不过是郤至等人忠实遵循军礼的要求行事而已。《国语》明确道出了这一点：“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181] 五、吴、楚、越战争与争霸中心南移 经过鄢陵之战、三驾之役等战事后，春秋争霸两大主角晋国与楚国都感到继续从事战争的困难，晋国认为自己“实不能御楚”[182]，楚国更意识到自己无力与晋抗争，称：“当今吾不能与晋争。”[183]又曰：“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184]所以，晋楚双方都希望停止大规模的战争，赢得一个相对和平的时间。至于郑、宋等裹挟其中的中小国家的治理者、贵族、普通民众，则更是盼望着大国争霸能够止息，和平生活能够降临。 其实早在鄢陵之战前，即公元前579年，由宋国大夫华元向晋、楚两大国提出倡议，各国在宋国会盟，订立盟约。三年后，楚国北侵郑、卫。公元前575年，晋国在鄢陵之战中大败楚国。鄢陵之战的爆发，第一次弭兵之会宣告失败。在公元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再次发起弭兵之会。由向戌出面牵线，通过外交穿梭、斡旋，促成晋、楚弭兵大会于当年顺利召开。这次弭兵大会共有晋、楚、齐、秦、宋、鲁、郑、卫、曹、许、陈、蔡、滕、邾等14个诸侯国参加。会议决定，以晋、楚为首，各国共订盟约，不再打仗，晋、楚共为盟主，自此以后中小国家对晋、楚要同时朝贡，“晋、楚之从交相见”[185]。由此可见，弭兵大会的实质，是晋、楚两大国承认战略均势，互相妥协，平分霸权。向戌主持的弭兵之会是在晋、楚两大国势力均衡的情况下产生的。这次会盟之后，晋、楚之间4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其他国家间的战争也很少。 弭兵大会后，中原地区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相对和平的局面。当时，晋、楚、齐、秦四大强国，或因国势趋于衰弱，国内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对外扩张争霸兼并活动的步伐，或因国家战略的调整，退出了中原争霸。与此同时，偏处于东南地区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开始加入了大国争霸的行列。由此，争霸战争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淮河、长江流域，从中原诸侯国转移到了楚、吴、越等国，吴楚与吴越之间近百年争霸兼并战争正是这种战略新格局背景下的产物。 吴国建国历史十分悠久，其政治中心在今江苏南部一带。自其第19代君主寿梦登位后，开始使用“王”的称号，“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186]。也是从这时开始，吴王寿梦开始向中原先进国家学习“礼乐”，改良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扩大对外交往，加强军队建设，吴国迅速崛起，很快就成为一个新兴强大的国家。 吴国的崛起，与其西边的强国楚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而晋国的有意介入，更使得吴楚之间本已十分紧绷的关系增添变数。当时，晋国出于自己同楚国争霸中原的需要，采纳楚国亡臣申公巫臣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在侧后骚扰、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势力的北上。吴王寿梦二年（前584），晋景公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具体落实以吴制楚的战略目标。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亦正需要寻找大国作为后盾，故欣然接受晋国的主张，摆脱与楚国的盟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江淮流域的控制权。 自寿梦开始，吴国先后历经诸樊、馀祭、馀眜诸王，直至吴王僚。在前后60余年间，吴楚两国互相攻战不已，先后爆发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包括州来之战、鸠兹之战、庸浦之战、舒鸠之战、夏汭之战、乾溪之战、长岸之战、鸡父之战等等。60年间，爆发了10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国6胜，1败，3平，非常明显，吴国胜多负少。这些战事大都是吴的进攻和楚的反进攻，以争夺淮河流域与长江北岸地区为重点。总的趋势是楚国日遭削弱，国势颓落；吴国兵锋咄咄逼人，渐渐占据上风。到吴王阖闾时，终于爆发了双方决定性的战争——柏举之战。 公元前506年，柏举之战爆发，此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也是“春秋末期吴楚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187]。是役，吴军在阖闾、伍子胥、孙武、夫概等人的指挥下，被分为三部分，每次仅仅派遣其中的一军前往骚扰楚国，“彼出则归，彼归则出”[188]，正是以此种“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189]方式疲楚误楚，消耗楚国。同时，吴国也积极剪楚羽翼，伐谋伐交，争取唐国和蔡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进攻态势。待一切就绪后，吴军果断进击，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等战法，长驱直入，五战入郢，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柏举之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战一改以往战争约日定期，一战即见胜负的传统模式，突出体现了“兵以诈立”“上兵伐谋”“避实击虚”“示形动敌”“致人而不致于人”，连续作战、运动歼敌、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新特点，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革命性的飞跃。经过这场决定性的战争，吴楚之间80年的战事得到基本平息，历史由此而进入了吴越长期争霸的新的阶段。[190] 越国是古代越族人建立的国家，政治中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越国的崛起是在春秋晚期，据《国语·越语》载，在允常和勾践的统治时期，越国的实力有相当大的提升，疆域纵横数百里，成为南方地区仅次于楚、吴的大国。然而，越国想要北上，试图进一步强盛，首先，在国力上要胜过吴国，这就势必导致两国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出现“争三江、五湖之利”[191]的局面，这是吴越争战发生的内在根源。 至于晋楚争霸，争取战略外线的影响，则是导致吴越战争的外在因素。晋国的联吴方略，置楚国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遂利用越国与吴国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的矛盾，也积极争取和扶植越国在侧后威胁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国的军事压力。而越国为了抗衡吴国，实现自身的强大，亦正需要有楚国这样的大国提供必要的支援。于是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这样，吴越争霸就因复杂国际背景因素的介入，而渐渐激烈起来。柏举之战后，吴越争霸战争发展成为主导当时天下战略格局的全面战争。 吴越争战经历了多年，柏举之战后比较重要的战争先后有槜李之战（前496），夫椒之战（前493），越军偷袭姑苏之战（前482），笠泽之战（前478），越军占领姑苏、灭亡吴国之役（前473）。其间还伴随着著名的艾陵之战和黄池之会。吴国统治者由于战略决策的重大错误，逐渐在争战中失去雄厚的优势地位，而越王勾践经过20余年的卓绝努力，“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192]，卧薪尝胆，终于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后发制人，大创聚歼，彻底灭亡了世仇吴国，成为春秋后期的最后一位霸主：“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193]而越军在笠泽诸役中所体现的指挥艺术，如乘虚蹈隙、示形诱敌、中路突破、乘胜追击等等，也为中国古代战争史、兵学史的画卷上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无论是吴楚战争，还是吴越角逐，其规模与影响已远不及当年晋楚争霸的势头了，这预示着春秋兵学史这一页行将翻过，战国兵学的新气象正呼之欲出。 六、内线与外线——春秋兵要地理 战争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兵要地理环境的优劣，直接制约和影响战争的过程和结局，这一点在春秋时期有着显著的体现，也是这一时期兵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第一，在激烈的争霸兼并战争中，中原边缘国家具有更广阔、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随着其疆域的日益扩大，实力的日趋增强，遂成为主导当时天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形势的核心力量。 殷商晚期的周方国，春秋时期的秦、晋、楚、齐，战国时期的秦、赵，正是由于其地处中原边缘，据有山河之险，地理条件的便利极大地催化了它们的勃兴，所谓“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194]。首先，这些国家和争霸兼并战争的中心地带——黄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在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在军事行动中不复存在“诸侯自战其地”[195]的被动状态。其作战行动基本上都在中原腹心地域展开，而本土则较少遭受战争的灾祸。周室攻打黎、邗，剪灭崇国；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这些国家的财富损耗、人员损失，可谓攻守皆宜，进退主动。[196]其次，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多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夷蛮戎狄”等少数部族为邻，背临空旷地带，所谓“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197]。这些少数部族，虽曾不同程度地对周、晋、秦、楚诸国构成某种威胁，但此种威胁亦仅仅局限于骚扰劫掠的层面，远不曾发展到倾覆社稷的程度。相反，倒是这些国家往往对错杂混居的少数部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运用战争手段蚕食吞并之。尤其当其在逐鹿中原中暂时受挫，南下北上或东进西出受阻而对中原地区采取战略守势时，往往会适时调整战略方针，转而加强对少数部族的进攻和兼并，巩固后方，扩张疆域，积聚力量，为将来进一步争霸中原或兼并列强创造条件。周在灭商之前率先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部落，春秋时期晋国先后攻灭长狄、赤狄，秦国吞灭西戎，楚国荡平淮夷、群舒等，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再次，由于这些国家在地理上都不属于中原腹心范围，受中原文化圈的影响相对较小，旧传统的包袱较轻，容易更新观念，因时变革，符合时代前进的要求。就春秋时期的情况来看，打破旧礼制所规定的限额军制最为坚决，扩军规模最庞大、速度最快的，是晋、楚、齐、秦等国；田制改革走在前列，官制建设自成特点，立足于理顺战时管理体制需要的，亦是它们；根据地形特点，结合对少数部族作战的需要，改革车兵，发展步兵，采用奇谲诡诈战法的，仍是它们。 第二，中原腹心地区的诸侯列国生存空间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又处于列国争霸兼并战争中心的四战之地。同时，这些国家浸染旧文化传统较深，政略、战略相对保守，缺乏开拓创新意识，积贫积弱，日趋衰微，使其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它们一般只能充当配角，任凭更强大国家的摆布。 所谓中原腹心地区的国家，在春秋时多半为“虞、夏、商、周之胤”[198]，以东迁以后的周王室为中心，包括了郑、卫、宋、曹、鲁、许、陈、蔡等国。这些国家地处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尽管中原地带有优越的农业资源条件，生产和贸易比较发达，人口稠密；但是那里的华夏诸族与东夷邦族在政治上力量分散，相当软弱，无法和外围的弧形中间地带列强抗衡”[199]。据学者研究，整个先秦时期的战争主要也集中在黄河两岸中下游地区，其中以河南地区最为集中，有记载的在河南地区发生的战争就多达203次，基本上占了此一时期战争总数的三分之一。“春秋时期河南除本境有郑、宋、卫等重要诸侯国外，其东有齐、鲁，其西有秦、晋，其北有燕，其南有楚，大国争霸时，此为必争或必经之地。”[200]从文化上说，中心腹心地带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却因国土狭小、力量单薄，很少能拓展疆域，主宰当时战略局势，大都沦为二等国家，成为强国争夺或兼并的对象，“介于大国，诛求无时”[201]。虽然其间也曾产生过几位颇引人注目的“霸主”，如，春秋时期的郑庄公、宋襄公，但都是稍现即逝，虎头蛇尾，难以为继。 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毋庸置疑，其所处兵要地理环境的不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不利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略上，往往陷于内线作战的被动处境。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争霸战争的主战场，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限制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二是这些中原腹心国家，作为个体存在时，其周围都是与自己疆域大小相仿，实力强弱相近的同类国家，虽说各国之间有一定数量的隙地可供争夺，但毕竟范围有限，绝不像中原边缘大国那样背临广袤的空旷地带，能供自己开拓经略。因此它们当中任何一国的战略动向，都为其他诸侯国高度警惕，一切针对他国的军事行动，都势必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应，甚至引发天下诸侯的震动。而由于彼此实力相近，任何一国都无法拥有置对方于死地的优势，所以只好长期拉锯相持。就在这样不死不活的僵持中，它们错过了战略发展的有利时机，沦为次等国家。春秋时郑国“小霸”局面昙花一现，战国时魏国迅速由盛转衰，即为例证。[202] 第三，春秋列国的兵要地理，直接制约着当时各国之间战略关系的确定和变化，整个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当时列国战略主攻方向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或破裂，都可从特定的兵要地理条件中寻找到原因。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由盟邦转变为世仇，彼此攻战不休，即系兵要地理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春秋初期，秦晋之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互通婚姻，实为同盟。尤其是秦国，在先后扶持晋惠公、晋文公回国登基，稳定晋国政局，巩固秦晋同盟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如，晋文公自秦归晋时，秦穆公曾予以兵力上的援助，“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203]。在晋文公回国后，秦穆公还协助晋文公铲除晋怀公的残余势力。史载秦穆公“东平晋乱”[204]，这洵非虚言。然而，两国所处的兵要地理条件，决定了它们之间战略结盟关系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恶化。秦国要染指中原，必定要东进争霸；而晋国要独占中原，也势必要把秦国拒于西方一隅。两强相遇，兵戎相见遂不可避免，双方的关系也自然要由同盟互助转化为尖锐的敌对状态，且不存在任何调和缓解的可能。 公元前627年，崤函之战爆发，这是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在这场战争之后，两国间又先后发生了彭衙之战、河曲之战、麻隧之战、栎之战、棫林之战等一系列战事。这些战争的根本症结，正是秦国要克服东进争霸的障碍，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中原腹心地区，争取战略上的外线主动权。而晋国则要千方百计地挫败秦国的战略企图，维护自己在中原的根本利益。双方作战的焦点，是争夺战略要地桃林塞、崤山的控制权。由于晋国在这场斗争中，将“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迂回”[205]的“崤函之险”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秦国终春秋之世亦未能得志于中原。可是这种因兵要地理利益而引起的秦晋联盟破裂，致使秦国转而同楚国结盟，并极大地牵制了晋国的行动，使晋国无法集中力量对付楚国。而楚国则得以乘机拓展疆域，增加实力，甚至发展到“问鼎中原”的地步，使春秋中期整个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策略方针，从侧后牵制主要对手，使之陷于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以实现己方的争霸或兼并战略意图，这是当时列国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兵学发展中高明卓越的表现。早在春秋初年，郑庄公初霸实践中就呈现出端倪。当时，郑国就是通过远交齐、鲁且近攻宋、卫而雄视中原的。其后，齐、晋联手对付楚、秦，晋国联吴制约强楚，楚国借越国牵制吴国，越国“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厚事于吴”[206]，以力克句吴，所遵循的也是类似的策略。而这类举动之所以层出不穷，且屡试不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因为在地理距离上间隔很远，彼此间暂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从而由点及面，各个击破。 当然，这种格局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共同主要对手被削弱或消灭，双方的地理位置接近，原先的盟国也可能反目成仇，势同水火。如，在春秋时期，向戌弭兵之议实现后，随着楚国势力的退缩，中原列国与楚国的矛盾冲突缓解，齐、晋两大国的结盟关系就无法维系，曾多次兵戎相见，先后爆发平阴之战和太行之战。又如，晋、吴两国本为战略盟国，但在吴国五战入郢击破强楚，夫椒之战迫使越国臣服后，吴国就开始经营中原，而与中原霸主晋国为敌了，于是就出现了黄池争霸的一幕。再如，越国，它在进行灭吴战争时，曾亲齐、厚晋、结楚，可是一旦实现了吞并吴国的战略目的，使自己的疆域推进到淮泗流域，也就放弃了原先的策略，而要同中原列国一争高低了，“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207]。 【注释】 [1]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的具体断代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古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司马迁的《史记》认为战国始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二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认为战国始于公元前403年（即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结束于秦统一中国（前221年）。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下，春秋战国的断代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学术界亦有不同观点，20世纪有关此讨论的梳理可参见陈民镇：《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2]黄朴民：《春秋时期列国军权下移现象考析》，《求是学刊》1996年第1期。 [3]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第23页。 [4]《左传·宣公十二年》。 [5]《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 [6]《孙子兵法·军争篇》。 [7]《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 [8]参见蓝永蔚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9]参见于汝波、黄朴民主编：《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10]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1—204页。 [11]《孙子兵法·作战篇》。 [12]《孙子兵法·军争篇》。 [13]《孙子兵法·行军篇》。 [14]《左传·成公十六年》。 [15]《司马法·天子之义》。 [16]《左传·宣公十二年》。 [17]《周礼·夏官·大司马》。 [18]《左传·文公十二年》。 [19]《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20]参见《中华文明史》（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8—111页。 [21]《六韬·虎韬·军用》。 [22]《左传·隐公四年》。 [23]《左传·襄公元年》。 [24]《左传·昭公二十年》。 [25]《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6]《国语·吴语》。 [27]《吕氏春秋·简选》。 [28]《左传·哀公十七年》。 [29]《左传·昭公元年》。 [30]《左传·哀公二年》。 [31]有关春秋时期军阵的相关问题，可参见金大伟：《春秋军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32]《司马法·严位》。 [3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页。 [34]《左传·桓公五年》。 [35]《左传·文公十年》。 [36]《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7]《国语·吴语》。 [38]《左传·宣公十二年》。 [39]《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40]《左传·昭公元年》。 [41]《左传·桓公五年》。 [42]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3795页。 [43]参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第221—231页。 [44]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9页。 [45]《国语·吴语》。 [46]《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47]《淮南子·兵略训》。 [48]《孙子兵法·势篇》。 [49]《司马法·严位》。 [50]《尉缭子·兵令上》。 [51]孟世凯：《夏商时代军事后勤问题探讨》，见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室编：《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 [52]《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53]《越绝书·记地篇》。 [54]《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55]《左传·哀公十年》。 [56]《国语·吴语》。 [57]《国语·吴语》。 [58]《墨子·鲁问》。 [59]《国语·周语上》。 [60]《礼记·檀弓下》。 [61]《左传·闵公元年》。 [62]《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63]《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64]《左传·成公三年》。 [65]《左传·僖公十五年》。 [66]徐中舒指出“作州兵”是“使野人也服兵役”。见氏著：《左传选》，中华书局，1979年。蒙文通亦云：“作州兵就是取消三郊才能当兵的规定，扩大及于三遂。”见氏著：《孔子和今文学》，《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67]《左传·成公元年》。 [68]《左传·昭公四年》。 [69]参见《左传·哀公二年》所载赵简子的著名“铁地誓师辞”。 [70]《周礼·夏官·大司马》。 [71]《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72]《左传·成公七年》。 [73]《国语·周语中》。 [74]《国语·吴语》。 [75]《孙子兵法·谋攻篇》。 [76]“三十人制”，最主要的史料依据为《周礼·地官·小司徒》注引《司马法》逸文：“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另外，它还可以从《诗·鲁颂·閟宫》《吕氏春秋·简选》《左传·闵公二年》《孟子·尽心》等文献记载中获得充分的佐证。 [77]《诗·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司马法》逸文，又，《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礼记·坊记》疏引。 [78]《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79]此可据典籍注疏中引《司马法》逸文，如，《左传·成公七年》注：“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周礼·夏官·司右》疏：“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五乘为伍。”《左传·昭公元年》正义：“八十一乘为专，二十九乘为偏。”《尚书·费誓》正义：“万二千五百人为军。” [80]《左传·昭公元年》。 [81]参见黄朴民：《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 [82]《左传·闵公元年》。 [83]《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84]《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 [85]《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86]《左传·成公十五年》。 [87]《国语·周语上》。 [88]《司马法·仁本》。 [89]《司马法·仁本》。 [90]《司马法·天子之义》。 [91]《左传·文公十二年》。 [92]《国语·周语中》。 [93]《左传·襄公四年》。 [94]《左传·襄公十九年》。 [95]《司马法·仁本》。 [96]《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97]《司马法·仁本》。 [98]《司马法·仁本》。 [99]《穀梁传·隐公五年》。 [100]《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01]《淮南子·汜论训》。 [102]《司马法·仁本》。 [103]《左传·僖公十五年》。 [104]《左传·文公七年》。 [105]《左传·宣公十二年》。 [106]《司马法·仁本》。 [107]《左传·昭公十三年》。 [108]《论语·尧曰》。 [109]著名的城濮之战，晋国方面所动用的兵车仅700乘而已，楚国方面稍多一些，但亦不超过1000乘，于此可见春秋前期战争规模之一斑。 [110]《墨子·非攻下》。 [111]《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又，刘向《战国策》亦云：“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112]《左传·襄公三年》。 [113]《孙子兵法·计篇》。 [114]《孙子兵法·九地篇》。 [115]《司马法·仁本》。 [116]《司马法·仁本》。 [117]《司马法·天子之义》。 [118]《孙子兵法·九地篇》。 [119]《司马法·仁本》。 [120]《孙子兵法·作战篇》。 [121]《孙子兵法·九地篇》。 [122]《孙子兵法·军争篇》。 [123]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见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第322页。 [124]《左传·昭公三十年》。 [125]《国语·越语下》。 [126]《国语·吴语》。 [127]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1806页。 [128]《孙子兵法·军争篇》。 [129]《左传·文公十三年》。 [130]《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31]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995页。 [132]《战国策·赵策三》。 [133]《左传·隐公元年》。 [134]《管子·度地》。 [135]《孙子兵法·谋攻篇》。 [136]蒋凡：《〈左传〉郑庄公传叙》，《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37]黄朴民：《春秋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8页。 [138]《左传·隐公三年》。 [139]《左传·隐公八年》。 [140]《左传·隐公十年》。 [141]《左传·隐公九年》。 [142]《左传·隐公十年》。 [143]《左传·桓公五年》。 [144]拒，即方阵。 [145]关于“鱼丽之阵”的具体阵法学者有很多争论。杜预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引《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蓝永蔚在《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杨英杰在《战车与车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赵长征在《周郑繻葛之战与“鱼丽”之阵》（《文史知识》2012年第3期）中均有不同论述，笔者此处采用蓝永蔚的说法。 [146]《左传·桓公五年》。 [147]《左传·桓公五年》。 [148]《左传·隐公九年》。 [149]《左传·桓公五年》及杜预注。 [150]蓝永蔚、黄朴民、刘庆、钟少异著：《鼓角争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151]《孟子·告子下》。 [152]《国语·齐语》。 [153]《史记·货殖列传》。 [154]《国语·齐语》。 [155]《国语·齐语》。 [156]《管子·小匡》。 [157]参见《管子·中匡》《管子·霸言》。 [158]《史记·管晏列传》。 [159]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第5页。 [160]《论语·宪问》。 [161]《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162]《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63]《国语·晋语四》。 [164]历史上对“春秋五霸”的具体所指，尚有不同的说法。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史记》）；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阖闾、勾践（《荀子·王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阖闾（《白虎通·号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勾践（《四子讲德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夫差（《汉书·诸王侯表序》）；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鲒埼亭集外编》）。当然，对于楚庄王的霸业，大多史学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165]《司马法·天子之义》。 [166]《司马法·仁本》。 [167]鄢陵之战在清华简《系年》第十六章中，采取类似后世纪事本末体的方式，亦有完整记载，可参考。 [168]《左传·成公十六年》。 [169]据《战国策·西周策》载：“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 [170]《孙子兵法·虚实篇》。 [171]《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72]《论语·宪问》。 [173]孔子表彰齐桓公“正而不谲”，孟子推崇齐桓公，称“五霸，桓公为盛”。 [174]《左传·隐公元年》。 [175]《左传·隐公八年》。 [176]《左传·桓公八年》。 [177]《左传·宣公十二年》。 [178]《左传·成公十六年》。 [179]《左传·成公十六年》。 [180]《左传·成公十六年》。 [181]《国语·周语中》。 [182]《左传·襄公十年》。 [183]《左传·襄公九年》。 [184]《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85]《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86]《史记·吴太伯世家》。 [187]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编写组：《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 [188]《左传·昭公三十年》。 [189]《左传·昭公三十年》。 [190]黄朴民：《春秋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191]《国语·越语下》。 [192]《左传·哀公元年》。 [19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9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195]《孙子兵法·九地篇》。 [196]参见黄朴民《先秦喋血》，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 [197]《左传·昭公十五年》。 [198]《左传·成公十三年》。 [199]宋杰：《先秦战略地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200]胡阿祥主编：《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201]《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02]黄朴民：《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20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04]《史记·秦本纪》。 [20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2100页。 [206]《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207]《史记·越王勾践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