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节　曹沫与《曹沫之陈》的兵学思想 一、曹沫其人 曹沫，即曹刿[261]，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有关曹刿的事迹，《左传》中有两处集中的记载。一处是有关长勺之战的前后以及过程。在长勺之战战前，曹刿向鲁庄公提出应当取信于民，然后才可以战的建议，并提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262]的著名说法。曹刿与鲁庄公指挥长勺之战的过程，《左传》更多记载其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并以对话的方式展现：“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263]此处曹刿所表现的是一个在场上能够准确把握战机，谨慎指挥的形象，尤其是他对“气”的描述，更是脍炙人口，并与《孙子兵法》中的治气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264]另一处是在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1）夏，鲁庄公准备前往齐国去观看祭祀社神之礼，但是这并不合乎礼制，于是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265]当然，鲁庄公仍然坚持前往，曹刿的劝谏并未产生实际效果，但是从曹刿的谏言中我们能看到曹刿对礼制的熟悉与遵从，也符合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首载曹沫，而曹沫此处的形象是一个刺客，重点记述的是柯之盟中曹沫的勇猛形象。曹沫也是鲁庄公时期的人，“以勇力事鲁庄公”[266]，作为鲁将的曹沫似乎并不成功，与齐国交战，多次败北，鲁庄公只能割地求和，但即使如此，仍然十分信任曹沫，“犹复以为将”[267]。在鲁庄公与齐桓公举行的柯之盟中，“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268]。当然，在春秋时期的以君子之风为主导的社会风气中，最终齐桓公还是遵守承诺，将原先占领鲁国的国土尽数归还鲁国，即“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269]。 当然，有关曹沫的事迹，其他如《穀梁传》《公羊传》《国语》《战国策》《孙子兵法》《管子》《吕氏春秋》以及《史记》其他篇章中亦有简单记载，但是其事件亦仅限于此，未有更多信息。[270]并且很多学者认为《左传》中的曹刿、《史记》中曹沫并非一人。因为两个形象有冲突，一个是沉着冷静的军事指挥者，一个是勇敢的刺客，但是我们认为其为一人，不仅不冲突，而且暗含着其人物性格中的冷静勇敢，并且还展现了其多样、丰富的人格形象，而非一个扁平、脸谱化的人物形象。曹沫认为战前一定要取信于民，得到民众的支持，在战争指挥时，其智慧、谨慎，对气机的把握非常精准，在治理国家时依礼行事，以礼正民。同时，在外交领域中，能够抓住机会，出其不意，勇敢谋取利益。当然，曹沫在所指挥的齐鲁两国战争中接连失败，并丧失土地的事件，可能更多与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军事实力密切相关，而非简单地认定为曹沫军事指挥能力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对曹沫的了解也就仅限于此，其也没有任何著作传世。所幸的是在上博简中发现了以曹沫命名的文献，即《曹沫之陈》。《曹沫之陈》从未见于任何著录，是现存发现年代最早的唯一的一部战国写本的兵书。1994年，上海博物馆分两批（其中第一批为1200余枚，第二批为497枚）从香港文物市场收购大量战国楚简，竹简内容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等多方面内容，很多古籍未有传世本，尤为珍贵。其中，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四册中，有《曹沫之陈》一文，整简45支，残简20多支，近2000字，在第二简的简背有篇名《曹沫之陈》，是第四册中篇幅最长也是最受关注的一篇。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曹沫的兵学思想提供了新材料。当然，有关其编联情况我们此处不展开，学术界争议较大。《曹沫之陈》以鲁庄公与曹沫的对话形式展开，就其文本的基本格局来讲，前半部分主要论政，篇幅较短，但残简较少，相对而言语句较为完整，内容清晰；后半部分主要论兵，核心内容是两军对阵中应敌的措施，篇幅比较长，但是残简较多，因此内容比较有限，而且许多用语传世文献不见，因此理解颇为困难。 二、曹沫的兵学思想 有关《曹沫之陈》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我们认为《曹沫之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曹沫的兵学思想，但是已非实录。如，其文本中提到的“黔首”“便嬖”“并兼”“厮徒”等，已然是战国时期流行的语言，因此其当为战国时期写成。其记载的内容，如有关鲁国的军制、鲁国的兵力，关于动员大量的民众作为步兵出现，应当是春秋晚期的情况，其成书年代的上限应当是春秋晚期。当然，其中并未提到有关骑兵的战术等，因此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应当是骑兵大规模出现以前。[271]关于其书的性质，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刘光胜、欧阳祯人等学者认为其为儒家论兵之作，[272]并认为“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儒家兵书”[273]。日本学者浅野裕一、王青等学者认为其当为成书年代早于《孙子兵法》的兵学著作，[274]田旭东认为其当为战国写本的鲁兵书[275]，“书中所谓的‘为君之道’‘爱民之道’‘赏罚之道’等内容均为比较简单的一般道理，远不如先秦其他兵书如《司马法》《六韬》等论述得全面系统而又详细，从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曹沫之陈》作为早期兵书论述简单粗浅、尚未形成系统等过渡性的特点”[276]。我们认为《曹沫之陈》并不一定为儒家论兵之作，其应当是鲁国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优先的提法，非常注重政治对战争的影响与制约，也反映了鲁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一定要对其定性的话，我们认为其可能仍属兵书性质，是典型的政论性兵书。而在楚地出土，亦可反映当时中原文化对楚地文化的影响。《曹沫之陈》属问答体、劝谏类文献，其内容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曹沫劝谏鲁庄公“邦弥小而钟愈大”之事而引发鲁国政治的变化，第二部分是鲁庄公和曹沫君臣之间以齐国为假想敌的兵学问答。从基本内容来看，《曹沫之陈》作为一部兵书，但其又不仅仅着眼于战争，而是始终立足于政治来谈战争。[277]我们认为《曹沫之陈》的兵学思想与传世典籍所载的内容有相通之处，结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其兵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修政而善于民”政治为本的思想。在《左传》中就有鲁庄公与曹刿的对话，在曹刿问道：“何以战？”鲁庄公先后说道：“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而曹刿认为这是“小惠”“小信”，不足以战。鲁庄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才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278]曹刿认为对普通民众而言，争讼一类的事件，如果国君能够根据实情进行合理的裁决，才是对百姓尽了本职，维护了民众的基本利益，才能取信于民，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在《曹沫之陈》中，文本以“鲁庄公将为大钟，型既成矣”开始，此时大钟的模型已经做好了，曹沫正是这个时候劝谏：“昔周室之邦鲁，东西七百，南北五百，非山非泽，亡有不民。今邦弥小而钟愈大。君其图之。昔尧之飨舜也，饭于土簋，欲于土铏，而抚有天下。此不贫于美而富于德与！”曹沫非常不客气地指出当时鲁国领土不断遭受齐国的蚕食，对鲁庄公铸造大钟提出了不满，当然此处未明言为何不满，我们根据下文提出的“恭俭”，推测鲁庄公此举一方面可能违背了礼制，另一方面也是劳民伤财，太过奢靡。当庄公问曹沫如何应对“邻国”（即齐国），曹沫提出：“君其毋愪，臣闻之曰：邻邦之君明，则不可以不修政而善于民。不然任亡焉。邻邦之君亡道，则亦不可以不修政而善于民。不然亡以取之。”不论“邻国”是“君明”还是“君亡道”，作为鲁国君主都应当“修政而善于民”。在具体主张方面，曹沫强调恭俭的美德，并明确提出：“然而古亦有大道焉。必恭俭以得之，而骄泰以失之。”当然，鲁庄公最终“毁钟型而听邦政”，接受曹沫以恭俭为本的建议，并且做到了“兼爱万民，而亡有私也”。鲁庄公经过一段时间的励精图治，认为鲁国可以与齐国一战，进而询问阵法和守城之法：“吾欲与齐战。问陈奚如？守边城奚如？”曹沫答曰：“臣闻之：有固谋而亡固城，有克政而亡克陈。三代之陈皆存，或以克，或以亡。”显然，曹沫还是认为政治为先，而城池、阵法居于次要地位，而且三代的阵法都在，各国或以其存，或以其亡，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比军事更为根本。当然，曹沫此处所提及的三代之阵，具体内容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考。曹沫进而系统提出：“不和于邦，不可以出豫。不和于豫，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战。是故夫陈者，三教之末。”在与鲁庄公的具体对话中提出“为和于邦”的措施：“毋获民时，毋夺民利。申功而食，刑罚有罪，而赏爵有德。凡畜群臣，贵贱同待，禄毋负。”因此就总体思路而言，不夺农时，不与民争利，赏罚得当，《曹沫之陈》正是表达了以政为本的思想。这种思想当然与儒家或者鲁国有一定的关联，但其论述方式与儒家论兵之作也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对政治的重视，亦是兵家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兵书也往往是从政治讲起的，如《司马法》以《仁本》始，《吴子》以《图国》始，《孙子兵法·计篇》讲到的影响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也是将政治问题摆在了首位。 第二，“勿兵以克”的兵学思想，而其实现主要是依靠以国君为首的贵族集团的示范作用。《曹沫之陈》提出“勿兵以克”的思想，并认为其为“战之显道”，我们认为这亦是其重视政胜的延伸。具体而言，曹沫指出：“人之兵不砥砺，我兵必砥砺。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人使士，我使大夫。人使大夫，我使将军。人使将军，我君身进。此战之显道。”就是说在战场上，无论是在兵器上，或是人才使用的优劣上，还是指挥者身份地位以及军事素质上，要全面压制敌军，威慑敌军，那就会获胜。在战场上，《曹沫之陈》多次提到君主应当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主张君主应当“君身进”“君自率”“君如亲率”，以提高军队的士气与战斗力。曹沫将战争的进程基本划分为邦、豫、陈、战等四个阶段，君主都应当身处其中，在回答庄公“为和于豫如何”的问题时，曹沫曰：“三军出，君自率，必聚群有司而告之：‘二三子勉之，过不在子在［君］。’期会之不难，所以为和于豫。”明确指出国君应当集结军队，亲自指挥，并且向诸将说明，战争胜负的责任皆为国君一人承担，与诸将无关，鼓励将军放手指挥作战，同时也体现了国君对诸将的信任。同时，《曹沫之陈》提出“为和于陈”，具体而言：“车间容伍，伍间容兵，贵有常。凡贵人思处前位一行，后则见亡。进必有二将军。毋将军必有数辟大夫，毋俾大夫必有数大官之师、公孙公子。凡有司率长，伍之间必有公孙公子。是谓军纪。五人以伍，一人……”阵法作为春秋时期非常重要的作战基本方式，此处并未就具体阵法内容进行介绍与叙述，仅仅提出了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应当实行战车与步兵的配合，即“车间容伍，伍间容兵”。毋庸置疑，此种战车与步兵的配置一定是综合了两种兵种的优势。而“为和于陈”的重点仍是要求贵族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战争时，应当有主动的担当意识，而不是畏畏缩缩，即“凡贵人思处前位一行”，一定要站在阵列的最前方，冲锋在前，充当战阵的先锋。进击时一定有左右将军在前指挥，若有特殊情况，也至少必须有“大官之师、公孙公子”等贵族成员。同时，在步兵人员配置中，必须有公孙公子在其中。这些布阵的基本人员配备，当为“军纪”。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提法，其曰：“卒有长，三军有帅，邦有君。此三者所以战。是故长必约邦之贵人及邦之奇士，御卒使兵。”只有贵族统治者在战场上有不怕牺牲的示范作用，才能激励将士，提高士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打败敌人、威慑敌人，甚至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第三，以“出师之忌”“散裹之忌”“战之忌”“既战之忌”等为主要内容的战争指导原则。《曹沫之陈》中有关“出师之忌”的内容：“三军出［乎］境必胜，可以有治邦。《周志》是存……其将卑，父兄不荐，由邦御之。此出师之忌。”可见，曹沫还是非常强调政治的基本保障，同时其还提到如果主将在整个军队指挥系统中地位卑微，无法获得父兄的支持，并且国君还在国内掣肘控御其在前方的军事指挥，这会是军队的大忌。因此，在军队开赴战场之前，这些问题，即政治的支持、将帅的地位以及绝对的军事指挥自主权，一定要彻底解决。“散裹之忌”指军队尚未成阵时，在集散、行军时切忌穿越一些地形比较复杂的地区：“三军未成，陈未豫，行阪济障，此散裹之忌。”在战场上，所谓的“战之忌”是：“其去之不速，其就之不附，其启节不疾，此战之忌。是故疑陈败，疑战死。”所谓兵情主速，进入战场后，一定要迅速集结成阵，形成战斗力，否则将会遭受敌军打击。同时，主将应当指挥果断，切忌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拖泥带水。战争结束后，还要进行必要的赏罚慰问等，其中要注意的问题，即“既战之忌”，其曰：“其赏浅且不中，其诛厚且不察，死者弗收，伤者弗问，既战而有殆心，此既战之忌。”当然，曹沫是以否定的方式表达的，有军功者赏赐太少而不得其人，战场犯错有过失者仅仅一味地重罚而不加明察，对于战死疆场的人没有郑重地收殓其尸体，对受伤者并没有前往慰问抚恤，这样的话，国内民众就会有懈怠之心，这些都是善后的大忌。《曹沫之陈》提出的这些思想在《司马法》《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兵书中都有反映，就其价值而言，《曹沫之陈》是较早较系统提出此问题并对其进行大篇幅论证的。 第四，“复战之道”的提出。《曹沫之陈》中最具特色的可能就是其有关“复战之道”的内容。从已有文本来看，“复战之道”主要包括“复败战之道”“复盘战之道”“复甘战之道”“复pagenumber_ebook=277,pagenumber_book=248战有道”，核心的关注点是军队处于不利状况下如何应对，当然由于缺简相对比较严重，因此具体所指，学术界仍有争议。所谓“复败战之道”，其曰：“三军大败不胜，卒欲少以多……［死］者收之，伤者问之。善于死者为生者，君不可不慎。不依则不恒，不和则不辑，不兼畏……”其意思大概为在三军战败之后，应当做好基本善后，抚恤死伤，提高士气，再次组织军队投入战斗。所谓“复盘战之道”，其曰：“既战复豫，号令于军中曰：缮甲利兵。明日将战，则旗旄伤亡，盘就行……□人。吾战敌不顺于天命，返师将复。战毋殆，毋思民疑。及尔龟策，皆曰胜之。改袐尔鼓，乃失其服。明日复陈，必过其所。此复盘战之道。”现存古籍中未有“盘战”的内容，学术界未有定论，我们根据其内容来判断，其应当是春秋时期阵战，当天并未决出胜负，所以有“明日将战”的提法，但是由于“旗旄伤亡”等问题，所以核心的要务是要“缮甲利兵”，同时还要进行占卜，询问天命，最重要的是以天命的方式鼓舞士气。“复甘战之道”，编联可能存在问题，根据学者的重新编联，认为其当为“复酣战之道”，并重新编联，其内容为：“必秩车甲，命之毋行。明日将战，思为前行。谍人来告曰：‘其将帅尽伤，车辇皆载，曰将早行。’乃□白徒：‘早食拱兵，各载尔赃，既战将掠。’为之赏获諙葸，以劝其志。勇者喜之，慌者悔之，万民黔首皆欲或之。此复甘战之道。”[279]其对战车甲士提出要求，在第二天的战斗中，其居于阵前；同时通过间谍手段，向将士透露出敌人的败象已现，准备撤退，鼓励士兵明日前往掠夺敌人的物资，以此来鼓舞士气。“复pagenumber_ebook=277,pagenumber_book=248战有道”，其曰：“收而聚之，束而厚之，重赏薄刑，思忘其死而见其生，思良车良士往取之耳。思其志起，勇者思喜，葸者思悔，然后改始。此复pagenumber_ebook=278,pagenumber_book=249战之道。”“pagenumber_ebook=278,pagenumber_book=249”的隶定存在争议，如田旭东隶定为“故”，浅野裕一隶定为“缺”。当然就其内容而言，应指如何在不利的情况下以赏罚为基本的手段，迅速恢复士气和军队的战斗力。 总体而言，《曹沫之陈》中谈兵的内容，是鲁庄公与曹沫以齐国作为假想敌，模拟了齐鲁之间战争的情形而展开的一次对话。而其中所涉及的战争样式是典型的春秋时期“堂堂正正”阵战，其未谈及骑兵，所涉及的军制等内容均符合春秋时期的军队结构。就《曹沫之陈》的内容而言，从鲁庄公所问以及曹沫的回答，基本上反映的是弱者如何处理在战争中遇到的问题，符合春秋时期齐鲁两国的基本军事实力状况。其以政治为先导的基本立场，也符合鲁国的风俗，是一部典型的鲁国兵书。 【注释】 [1]《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2]《史记·吴太伯世家》。 [3]《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4]《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5]《汉书·地理志下》。 [6]《汉书·艺文志》。 [7]徐勇、黄朴民：《关于伍子胥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8]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第4728页。 [9]《左传·成公七年》。 [10]《国语·越语》。 [11]《国语·吴语》。 [12]《史记·伍子胥列传》。 [13]《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14]《左传·哀公元年》。 [15]《汉书·艺文志》。 [16]《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17]《吕氏春秋·首时》。 [18]《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19]钱培名注：“《书钞》百三十七引云：‘小翼可载践饷也。’”见李步嘉：《越绝书校释·附录一：越绝书佚文校笺》，中华书局，2013年，第420页。 [20]李昉、李穆、徐铉：《太平御览》卷七七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见李步嘉：《越绝书校释·附录一：越绝书佚文校笺》，中华书局，2013年，第420页。 [21]钱培名注：“《文选·侍游曲阿后湖诗注》《御览》三百十五作‘广丈六尺，长十二丈’。”见李步嘉：《越绝书校释·附录一：越绝书佚文校笺》，中华书局，2013年，第419页。 [22]钱培名注：“原作‘五丈六尺’，依《七命》注改。”见李步嘉：《越绝书校释·附录一：越绝书佚文校笺》，中华书局，2013年，第419页。 [23]李步嘉：《越绝书校释·附录一：越绝书佚文校笺》，中华书局，2013年，第419页。 [24]李步嘉：《越绝书校释·附录一：越绝书佚文校笺》，中华书局，2013年，第420页。 [25]《左传·昭公三十年》。 [26]《新序·善谋》，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1152页。以下引用《新序》均出此书，仅标篇名。 [27]田旭东：《张家山汉简〈盖庐〉所反映的伍子胥兵学特点》，《西部考古》2007年第1期。 [28]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29]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12页。 [30]邵鸿：《张家山汉简〈盖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 [31]邵鸿：《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2年第4期。 [32]《汉书·艺文志》。 [33]邵鸿：《张家山汉简〈盖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8—10页。 [34]田旭东：《试析张家山简〈盖庐〉中的兵阴阳之术》，《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3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以下《盖庐》引文均出此书第161—168页。 [36]连劭名：《张家山汉简〈盖庐〉考述》，《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 [37]“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38]田旭东：《新公布的竹简兵书——〈盖庐〉》，《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 [39]《淮南子·天文训》。 [40]《史记·天官书》。 [41]《尔雅·释天》作“何鼓谓之牵牛”。 [42]《淮南子·兵略训》。 [43]田旭东：《试析张家山简〈盖庐〉中的兵阴阳之术》，《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44]《吴子·治兵》。 [45]田旭东：《试析张家山简〈盖庐〉中的兵阴阳之术》，《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46]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94页。 [47]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 [48]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 [4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第41页。 [50]陈寿：《三国志·魏书》裴注引鱼豢《魏略》，中华书局，1982年，第422页。 [51]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1页。 [52]李元春：《左氏兵法》，丛书集成本。 [53]《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54]《左传·昭公元年》。 [55]《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56]《左传·文公十二年》。 [57]《左传·襄公十九年》。 [58]《左传·宣公十五年》。 [59]《左传·成公十六年》。 [60]《左传·成公十六年》。 [61]《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62]《左传·成公十五年》。 [63]《左传·成公元年》。 [64]《左传·昭公元年》。 [65]《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66]《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67]《左传·成公十五年》。 [68]《左传·僖公十三年》。 [69]《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70]《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71]《左传·宣公十二年》。 [72]《左传·庄公十年》。 [73]《左传·隐公五年》。 [74]《左传·成公九年》。 [75]《左传·桓公四年》。 [76]《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77]《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78]张丽荣：《论〈左传〉军事观的二重性》，见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室编：《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年。 [79]《左传·宣公二年》。 [80]《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81]《左传·襄公三年》。 [82]黄朴民：《孙子兵学与古代战争》，《浙江学刊》1995年第2期。 [83]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84]《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6页。 [85]可参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修订本）《前言》第二部分“‘汲冢’问题”的相关论述，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20页。 [86]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8、89页。 [87]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7—38页。 [88]牛鸿恩与邱少华在《先秦经史军事论译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中对《逸周书》中的《度训》《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柔武》《酆谋》《武穆》《史记》《武纪》等篇章进行注译，对其兵学思想进行了概括，并指出其兵学思想的核心当为仁义之师和安抚怀柔。 [89]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90]《逸周书·史记》。 [91]潘振：《周书解义》，嘉庆十年月林堂刊本。 [92]《逸周书·武称》。 [93]《逸周书·武纪》。 [94]《逸周书·大明武》。 [95]《逸周书·武穆》。 [96]《逸周书·史记》。 [97]《逸周书·大明武》。 [98]《逸周书·柔武》。 [99]《逸周书·柔武》。 [100]《逸周书·柔武》。 [101]《逸周书·寤儆》。 [102]《逸周书·小明武》，此段错乱难读，此处参考黄怀信写定本。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修订本），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103]由，此处当为“曲”。据孔晁注：“曲为非义。”“曲祷”就是不正直、不正义的祷告。 [104]《逸周书·酆谋》。 [105]《逸周书·文传》。 [106]《逸周书·柔武》。 [107]《逸周书·武纪》。 [108]《逸周书·大武》。 [109]《逸周书·小明武》。 [110]《逸周书·允文》。 [111]《逸周书·小明武》。 [112]《逸周书·小开武》。 [113]《逸周书·大开武》。 [114]《逸周书·大武》。 [115]《逸周书·武纪》。 [116]《逸周书·武纪》。 [117]《逸周书·小明武》，此段错乱难读，此处参考黄怀信写定本。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修订本），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118]《逸周书·武纪》。 [119]《逸周书·允文》。 [120]《逸周书·大明武》。 [121]《诗经·小雅·雨无正》。 [122]《诗经·王风·黍离》。 [123]《左传·昭公十八年》。 [124]《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125]《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126]《诗经·卫风·伯兮》。 [127]《毛诗正义》，第698—699页。 [128]《诗经·王风·君子于役》。 [129]《诗经·王风·扬之水》。 [130]《诗经·邶风·击鼓》。 [131]《毛诗正义》，第774页。 [132]《汉书·地理志》。 [133]《诗经·秦风·无衣》。 [134]《史记·管晏列传》。 [135]《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晋欲攻齐使人往观晏子以礼侍而折其谋第十六》，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246页。以下《晏子春秋》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36]唐代柳宗元就提出“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柳宗元集》卷四），如《晏子春秋·问下第十一》中“先民而后身”的提法与《墨子·兼爱下》“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相似；“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的提法与《墨子·天志中》的“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相似，兹不一一列举。因此，日本学者谷中信一认为“《晏子春秋》包含了儒、墨两家的思想”，见谷中信一著，孙佩霞译：《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2页。 [137]关于简本和今本之间的关系，可参见李天虹：《简本〈晏子春秋〉与今本文本关系试探》，《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38]裘锡圭：《出土古文献与其他出土文字资料在古籍校读方面的重要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1年第6期。 [139]赵逵夫：《〈晏子春秋〉为齐人淳于髡编成考》，《光明日报》2005年1月28日，第6版。 [140]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页。 [141]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五《儒家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2]孙星衍：《问字堂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77页。 [143]孙星衍：《问字堂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77页。 [144]持此说的学者主要有：吴则虞在《晏子春秋集释·序》（中华书局，1962年）中提出“很可能是六国灭后流寓于秦国的齐国人”，并推测为淳于越之类的人。高亨在《〈晏子春秋〉的创作时代》（《文学遗产增刊》第8辑）一文中继续推测：“或者与稷下大夫有关。”胡家聪在《稷下学宫史钩沉》（《文史哲》1981年4期）指出其“有可能经稷下先生整理编成而流传下来”。吕斌在《淳于髡著〈晏子春秋〉考》（《齐鲁学刊》1985年第1期）、赵逵夫在《〈晏子春秋〉为齐人淳于髡编成考》（《光明日报》2005年1月28日，第6版）中均认为，该书是战国中期稷下学者淳于髡所作。 [145]袁青：《〈晏子春秋〉是稷下学者所作吗？——兼与赵逵夫等先生商榷》，《学术界》2015年第8期。 [146]姜国柱：《晏婴的军事思想》，《管子学刊》1989年第4期；贾海鹏：《为民慎战：〈晏子春秋〉军事思想探析》，《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147]《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晏子对以先民后身第十一》。 [148]《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景公将伐宋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谏第二十二》。银雀山竹简本：“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汤、伊尹怒，请散师和平。” [149]《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景公将伐宋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谏第二十二》。银雀山竹简本：“公伐无罪之国，以怒神明，不易行□□□，进师以战，祸非婴之所智也。师若果进，军必有pagenumber_ebook=278,pagenumber_book=249。” [150]《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景公问伐鲁晏子对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乱第三》。 [151]《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庄公问伐晋晏子对以不可若不济国之福第二》。 [152]《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景公问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对以六说第十五》。 [153]《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景公问欲逮桓公之后晏子对以任非其人第三》。 [154]《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景公问欲善齐国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对以官未具第六》。 [155]《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景公问欲善齐国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对以官未具第六》。 [156]《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景公问谋必得事必成何术晏子对以度义因民第十二》。 [157]《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晋欲攻齐使人往观晏子以礼侍而折其谋第十六》。 [158]《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景公问圣王之行若何晏子对以衰世而讽第五》。 [159]《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景公问圣王之行若何晏子对以衰世而讽第五》。 [160]《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晏子对以先民后身第十一》。 [161]《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景公以抟治之兵未成功将杀之晏子谏第四》。 [162]《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景公伐pagenumber_ebook=278,pagenumber_book=249胜之问所当赏晏子对以谋胜禄臣第四》。 [16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64]笔者按：在《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中留下的文字有“三十五六万言”，其中各种不同的见解，罗根泽在《古史辨》第六册的《自序》中列出了29种（包括由宋至清的10种）有关成书年代和作者的不同看法，兹不一一列举。归纳起来，不外《老子》一书是早出还是晚出两种见解，在晚出的见解中又有《老子》一书成于战国的前期、中期、末期以至秦汉之际的不同。 [165]关于老子与史官、史学的关系，参见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文津出版社，1993年。 [166]《汉书·艺文志》。 [167]《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68]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释文》，《文物》1974年第11期。 [169]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文物》1974年第11期。 [170]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5—63页；王博：《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兼论其与通行本〈老子〉的关系》，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49—166页。 [171]韩巍：《北大汉简〈老子〉简介》，《文物》2011年第6期。 [172]可参见高华平：《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由〈韩非子〉等战国著作中的〈老子〉引文来考察》，《中州学刊》2019年第10期。 [17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74]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5页。 [175]刘笑敢：《老子古今》（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7页。 [176]当然，关于“道”的讨论，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徐复观指出：“老学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在于宇宙论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处所，以作为人生安顿之地。因此，道家的宇宙论，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哲学的副产物。他不仅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发现人的根源；并且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决定人生与自己根源相应的生活态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点。”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177]《老子·四十章》。 [178]《老子·三十七章》。 [179]刘笑敢：《老子古今》，第511—512页。 [180]《老子·四十章》。 [181]《老子·五十五章》。 [182]《老子·七十六章》。 [183]《老子·四十一章》。 [184]《老子·八十章》。 [185]《老子·二章》。 [186]《老子·二十二章》。 [187]《老子·五十八章》。 [188]王真：《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叙表》。 [189]苏辙：《老子解》卷二。 [190]魏源：《孙子集注序》。 [191]笔者按：顾颉刚认为老聃并非《老子》一书的作者，故有此说。 [192]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见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16页。 [193]李泽厚：《孙、老、韩合说》，《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 [194]《老子·三十一章》。 [195]《老子·三十一章》。 [196]《老子·三十章》。 [197]《老子·四十三章》。 [198]《老子·六十四章》。 [199]《老子·五十七章》。 [200]《老子·四十八章》。 [201]《老子·三十章》。 [202]《老子·三十一章》。 [203]《老子·七十六章》。 [204]《老子·七十六章》。 [205]《老子·三十一章》。 [206]《老子·三十章》。 [207]《老子·三十一章》。 [208]《老子·三十一章》。 [209]《老子·四十六章》。 [210]《老子·四十六章》。 [211]《老子·四十六章》。 [212]《老子·六十一章》。 [213]《老子·八十章》。 [214]《老子·六十八章》。 [215]《孙子·谋攻篇》。 [216]《孙子·谋攻篇》。 [217]《老子·五十七章》。 [218]《老子·五十七章》。 [219]《老子·六十九章》。 [220]《孙子·行军篇》。 [221]《老子·六十九章》。 [222]《老子·六十七章》。 [223]《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224]《老子·三十六章》。 [225]《老子·六十七章》。 [226]《老子·六十九章》。 [227]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第127页。 [228]章太炎：《訄书·儒道》。 [229]《越绝书·外传纪策考》。 [230]《史记·货殖列传》。 [231]《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32]《司马法·严位》。 [233]《越绝书·枕中》。 [234]《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235]《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236]《国语·越语下》。 [237]《国语·越语下》。 [238]《国语·越语下》。 [239]《国语·越语下》。 [240]《国语·越语下》。 [241]《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242]《国语·越语下》。 [243]《国语·越语下》。 [244]《国语·越语下》。 [245]《国语·越语下》。 [246]《国语·越语下》。 [247]《国语·越语下》。 [24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837页。 [249]《国语·越语下》。 [250]《国语·越语下》。 [251]《国语·越语下》。 [252]《孙子兵法·虚实篇》。 [253]《国语·越语下》。 [254]《国语·越语下》。 [255]《国语·越语下》。 [256]《国语·越语下》。 [257]《老子·六十九章》。 [258]《老子·六十七章》。 [259]《老子·二十八章》。 [260]《老子·三十六章》。 [261]关于曹沫与曹刿是否为一人，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如苏辙、叶適、王应麟、泷川资言、杨伯峻等人均认为曹沫、曹刿并非一人，而李零、谢祥皓等认为曹沫、曹刿是一人，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更为可靠。参见苏辙：《春秋集解》，中华书局，1985年，第27页；叶適：《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页；王应麟：《困学纪闻》，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41—642页；［日］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9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94页；李零：《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读书》2004年第9期；谢祥皓：《曹刿、曹沫辨》，《齐鲁学刊》1995年第3期。 [262]《左传·庄公十年》。 [263]《左传·庄公十年》。 [264]《孙子兵法·军争篇》。 [265]《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此事在《国语·鲁语上》中亦有记载，而内容更为详细：“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观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土发而社，助时也。收攟而蒸，纳要也。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闻诸侯相会祀也，祀又不法。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公不听，遂如齐。” [266]《史记·刺客列传》。 [267]《史记·刺客列传》。 [268]《史记·刺客列传》。 [269]《史记·刺客列传》。 [270]陈文丽：《〈曹沫之陈〉与曹沫》，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271]［日］浅野裕一：《上博楚简〈曹沫之陈〉的兵学思想》，简帛研究网2005年9月25日。 [272]刘光胜：《上博简〈曹沫之陈〉研究》，《管子学刊》2007年第1期；欧阳祯人：《论兵书〈曹沫之陈〉的思想史价值》，简帛研究网2008年4月18日；欧阳祯人：《先秦儒家的战争观——从竹书〈曹沫之陈〉到〈孟子〉》，《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273]欧阳祯人：《先秦儒家的战争观——从竹书〈曹沫之陈〉到〈孟子〉》，《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29页。 [274]这方面已经有专著出现，如王青：《上博简〈曹沫之陈〉疏证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275]田旭东：《战国写本兵书——〈曹沫之陈〉》，《文博》2006年第1期。 [276]田旭东：《失传已久的鲁国兵书——〈曹沫之陈〉》，《古代兵学文化探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277]王青：《上博简〈曹沫之陈〉的军事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278]《左传·庄公十年》。 [279]董珊：《〈曹沫之陈〉中的四种“复战”之道》，2007-06-06，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