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　先秦兵学的集大成之作——《六韬》 《六韬》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兵书，成书于战国晚期，旧题周吕望撰。《六韬》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可谓熔儒、道、法、兵等各家思想于一炉，突出表现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特色，也反映出作者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和眼界。《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兵书之一。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将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武学教学、武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从而确立了《六韬》在古代兵书以及古代兵学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 《六韬》全书是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的对话形式写成，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共计60篇。从内容性质上来讲，《文韬》《武韬》属于政治战略学，《龙韬》属于军事战略学，《虎韬》《豹韬》《犬韬》属于军事战术学。[397]从全书的内容和结构来看，《六韬》政治战略学的部分显然更为根本，而其军事战略学和军事战术学部分仅仅是政治战略学的延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知的说法，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六韬》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一、《六韬》的成书与著录 今本《六韬》最早见诸著录是《隋书·经籍志·兵家》：“太公六韬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398]唐宋大多志书皆因之。最早提出《六韬》非先秦典籍而为后世之书的是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其在《尚书正义》中指出：“《六韬》之书，后人所作，《史记》又采用《六韬》，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实事也。”[399]到了宋代，辨伪思潮兴起，并愈演愈烈，《六韬》亦难以幸免。如，罗泌在《路史》中就对《六韬》为何不著录于《汉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皆兵谋诡计，出于后世所谓《太公六韬》书者，果其信邪？《六韬》之书，顾非必太公也。班固述权谋不见其书，《志》虽有太公兵谋，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弢》六篇，则又周史所作。定襄时人，或曰显王之世，故崇文自谓汉世无有。今观其言，盖杂出于春秋战国兵家之说尔。自墨翟来，以太公于文王为午合，而孙武之徒谓之用间，故权谋者每并缘以自见，盖以尝职征伐，故言兵者本之。以为说骑战之法著于武灵之伐，而今书首列其说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掇，岂其本哉？君子于此其可不审所取而谰说之是徇耶！”[400]可以说，随着辨伪思潮的兴起，《六韬》与大部分先秦古籍遭遇同样的命运，其作者和成书年代遭到了普遍性的质疑，相关问题一直以来争论不休。[401] 《六韬》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无载，《汉志》在儒家著作类中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注曰：“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而《汉志》中的《周史六弢》与今本《六韬》到底有何关系，历来存在完全相左的意见，如颜师古认为：“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402]清代学者沈涛不认同颜师古的判断：“案：今《六韬》乃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则非今之《六韬》也……颜氏以为太公之《六韬》，误矣。”[403]梁玉绳与沈涛的判断大体略同，余嘉锡对沈涛的判断亦十分认可：“其所考证，极为真确，真不刊之说也。”[404]刘宏章亦认为《周史六弢》根本就“不是一部兵书，其中也没有涉及兵法问题”[405]。 《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406]显然，《汉志》所载《太公》的篇数远多于今本《六韬》，并不能完全等同。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中发现了命名为《太公》的出土文献。在已发现的《太公》简牍中，存有篇题13个，有《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卅》等，在13个篇题中，仅有《治乱之要》等三篇的内容见于今本。另外，还有六篇内容见于传本，但却未见篇题。此外，尚有相当一部分记有“武王问”“太公曰”的简文，内容不详细，其中有内容或片段曾为初唐以前的文献所引录。据整理者判断：“从整理出来的残简情况看，《太公》的篇幅应当不少，佚亡的恐怕也不少，不少简上只见篇目，未见内容……简文比今天所见到的有关太公书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广泛得多。”[407]我们认为，根据出土文献，今本《六韬》应当是太公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说可能是精华的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有人进行了删减和整理，才形成今本的规模与格局。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了部分《六韬》竹简，其中，残简的内容与今本《六韬》中的《文韬》《武韬》《龙韬》中的内容大多相合。简本《六韬》的成书年代当不晚于墓葬的下葬年代，根据考古学家的判断，此墓葬应当不晚于汉武帝的元狩五年（前118）。因此，我们可以判定，今本《六韬》的成书年代应当在汉初以前。具体而言，现代学界一般认为《六韬》当成书于战国后期，是托名之作，其成书“不一定是出自一时、一人的手笔，它的形成很可能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由多人、多次整理，逐步完善而成的”[408]。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古书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争执，与古书成书过程复杂的特点密切相关，因为古书成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在古书的流传中，也是经过不断的传抄、译写甚至重写。[409]所以《六韬》成书年代和作者本身就是专门、复杂的学术问题，在现阶段的学术条件下，在当前已经取得的共识下，很难再有一个实质性的推进，但相信随着出土文献不断被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明朗。[410] 二、《六韬》的战争观 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六韬》认为：“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以启之，无有以闭之也……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411]这就是说，能否在战争中克敌制胜，进而取得天下，其决定因素绝不在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在于是否顺应天下的民心民意，是否合乎天地间的道义公理。若战争的动机与目的能够顺应民心、合乎道义，就能得到天下万民的支持，就能无往而不胜，反之，则天下之人将会成为你的对抗者和劲敌，你就必然会失败。 关于战争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六韬》提出了“爱民”的思想，明确指出：“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412]也就是说，治理者实施统治，制定和采取各项治国措施，都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要保障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使他们可以安居乐业。治理者要将人民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悉心爱护，与其同忧同乐，“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413]。只有在政治上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政通人和，上下一心，这才是取得战争胜利最根本的保证。 《六韬》重视政治与军事的深刻意义，将政治作为军事主体，这亦是中国古代兵书的重要特点，如《司马法》的《仁本》，《六韬》的《文韬》《武韬》，《尉缭子》的《天官》，《吴子》的《图国》等，都将论述政治的部分放在整部兵书的首篇或者开篇章节，而从整个兵学思想的逻辑来看，政治也更根本。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言：“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414]所以说，政治是战争的目的，也是政治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并且战争的胜负最终会影响政治的方向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古代兵书是较早地认识到政治与军事之间的深刻关系，而《六韬》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六韬》不仅将论述政治战略的《文韬》和《武韬》放在了全书的开篇，而且不惜笔墨，在篇幅上又占了整部兵书的三分之一，这在先秦兵书中首屈一指。 在《六韬》中，《文韬》包括《文师》等12章，《武韬》包括《发启》等5章，共计17章。这些论述涉及传统政治的许多方面，我们认为其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公天下”的观念。 在《六韬》首卷《文韬》首章《文师》[415]的记载中，姜太公与周文王渭水之滨一见如故，姜太公开门见山便向周文王阐明周灭商，取天下的重要政治理论依据就是“公天下”的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416]在《六韬》作者看来，只有在“公天下”的理论基础上，通过政治战略谋取、通过战争手段夺取天下才有合理性。“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这其实是将“民”提升为天下权力的主体，圣人、治理者仅仅是天下权力的代理人，而天下之民有选择权力代理人的权利，具体而言：“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417]此处明确指出“民”（天下人）在整个政治统治和变革中的决定作用。既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那么只有具有“仁”“德”“义”等为天下之民谋取利益的品德和作为，即成为“有道者”，天下人才可能心悦诚服地归附。治理者无论是取天下还是守天下，必须以天下大利为本，争取民众的支持，这才是政治、军事之本。所以要达到国家“主尊人安”的治理效果，那最根本的就是爱民，具体原则就是“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君主爱民应如父母爱护自己孩子一样，更要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即“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418]。并且《六韬》提出了在当时农业生产环境下，治理者如何在政治治理中贯彻爱民之道的具体政策：“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419] 《六韬》虽然指出民是天下政治合理性的根据，是天下之本，也认为君主应该爱民如子。但需要指出的是，《六韬》中对民的界定却是“民如牛马，数喂食之，从而爱之”[420]。所以，在《六韬》中的“民”完全消解了民的道德主体性，与儒家的道德境界有天壤之别。因此《六韬》中的治理者爱民，以民为本，治理者并非出于一种道德的使命或者其他，而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同样，在《六韬》中“民”也是出于一定利益计算和对比来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也。”[421]《六韬》这种直接的利害对比，客观上起到强迫治理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推行有利于天下之民的治理政策，而不能过分强调治理者本身的意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对于儒家的理论，这种言说方式更容易为治理者所接受，也显现出兵家理论务实而易行、浅显而深刻的特点。如，在《六韬》中对仁、德、义、道等概念的规范和内涵的界定也非常独特：“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422]虽然是一种功利、计算，但《六韬》客观上同样也达到了端正君主，规范秩序的目的，与先秦其他各家实则是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正因如此，《六韬》虽然对君主要求也是以“圣王”为标准的，但却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现实性。 其二，重构“圣人”标准。 《六韬》与先秦各家一样，在君主的个人品质、治理天下的能力、行为的具体规范上也是通过对“圣人”形象的构建达到对理想治理者的规范和期许。《六韬》首先认为治民、治理天下是圣人的天职：“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423]并对先秦思想界共同的政治圣人帝尧进行了综合性、开放性的重构：“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斫，茅茨遍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德，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424]在《六韬》作者的笔下，帝尧就是一个生活俭朴、爱民如子、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奖励农耕、赏罚严明的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帝尧的形象与先秦其他思想家的描述有重合，但又不完全一样。如“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的俭朴生活要求，显然与墨家思想有共通之处；治理者“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的统治要旨又与道家相合；“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的严格治理方式与法家主张又暗合；“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的治理旨归却是儒家一直致力追求的政治理想。同时，从这段集中对君主的论述来看，《六韬》并未对君主理论有非常精微细致的理论建构，也未对君主的个人道德水平有更多要求，而更多是将各家对君主理论构建中见于实际效果的方面进行开放性的综合，这种综合甚至充斥着矛盾，但这种矛盾恰恰体现出《六韬》重视实践效果的深刻性。因此《六韬》提出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举措，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圣人治国的境界是“无为而治”。 《六韬》的这种“无为而治”有战国晚期黄老之学的意味。[425]所以，《六韬》中提到的“无为”，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方面是老子道家式的无为，如，帝尧形象的“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治理最高境界就是在这种层面上说的。更集中的表达还是在《武韬·文启》中，其曰：“何忧何啬，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426]又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427]另一方面就是法家式的无为，是从技术层面、操作层面、较低的层次上来讲。这是君主在驾驭臣下、民众时的一种必要统治术，甚至可以说是阴谋、权谋。对老子思想进行这方面的阐释，韩非在其学说中有非常细致的论述，当然在《六韬》中也陈其精义，这也是《六韬》受到历代学者诟病的重要原因所在，如，其曰：“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428]又曰：“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429]其实在《六韬》的具体行文中，两者往往糅合在一起来讲，如，在《文韬·大礼》中论述“主位”“主听”“主明”时，我们就很难将道法两家的“无为”思想截然分开。 其次，《六韬》认识到国家治理的复杂性，极力强调治理的专门化。 《六韬》认为国家治理中最重要的是明确君臣之间各自的职分，这是治理秩序的根本，也是天地之间的“大礼”，其曰：“为上唯临，为下唯沉；临而无远，沉而无隐。为上唯周，为下唯定；周则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430]如果说对君臣之分的强调是先秦思想界的共识，那么《六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排斥或贬抑任何一阶层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国家中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作用有着相当理性的肯定和全面的认识。《六韬》对整个社会阶层中如民、臣、吏、相、士、农、工、商等各个群体和阶层的职责有着明确的划分，并且对其社会功能和作用有着清晰的定位：“故民不尽力，非吾民也；士不诚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谏，非吾臣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以安万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非吾相也。”[431]又曰：“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432] 再次，尚贤与用贤的思想。 《六韬》以《文韬》为始，《文韬》以《文师》为首章，而《文师》记述的就是文王到渭水边访贤，最终太公姜尚成为文王师，在周灭商中建立了卓绝的功勋，这样的安排隐约可见《六韬》作者认识到贤能之士在国家治理中的非凡作用。《文韬》中专门论述尚贤问题就有《上贤》和《举贤》两章。在《上贤》章中，其以否定的表述方式对贤人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指出治理者一定要防止“六贼”“七害”等13类人，这些标准其实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其他思想家的贤人标准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更多是以实际效果为鹄的，务实不务虚，其中许多是针对性地否定诸子太过理想化的用贤标准。《六韬》郑重提出君主用人最大的失误就是囿于世俗（实际上指诸子）的看法，因此不能得到真正的贤人。君主在用人中尤其要体现出自己的权威和判断力，切不可人云亦云，以世俗的标准来判定人才。在批评诸子贤人观的基础上，《六韬》提出了自己的举贤之道。要求君主应当“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433]，这是非常务实、细化的用人原则。这种“按名督实”的举贤原则在《龙韬·王翼》中提出的对18类人才的选用和《犬韬》中对武车士、武骑士的遴选就能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专业化和细致化。《六韬》指出，治理者在用人中，必须防止两种情况，一方面是举贤和用贤不当，这将会招致国家的厄运，其曰：“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434]另一方面是对举贤而不用贤、叶公好龙式的好贤进行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435] 《文韬》《武韬》是对政道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能够看出《六韬》的理想政治已经具有了正当性，并且这种理想政治也拥有相当的国家实力。若是从儒家的视角来看，这种政治在具体现实政治中已经是无敌于天下，在具体军事斗争中也是兵不血刃，似乎军事斗争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兵家毕竟是兵家，兵书毕竟是兵书，正义、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不代表着生存和胜利，否则历史就会重新上演徐偃王的悲剧。因此，《六韬》深刻认识到理想政治、强大的政治力量仅仅是军事战略的后盾，而非全部。如何将政治的正义性和国家的实力有效地转化、落实到具体军事战略的谋划，这涉及《龙韬》论述军事战略的部分。 三、《六韬》的战略指导思想 《六韬》在战略指导方面继承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436]的大战略思想，并在具体措施和手段上有所发展。《六韬》提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437]“上战无与战”[438]，把“不斗”“无与战”的方式和“全胜”“无创”的结果作为战争的最高层次和理想境界，即尽量将战场上暴力和残酷的厮杀降到最低程度，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暴力手段的制胜作用。《六韬》对非暴力手段作用及其运用方法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武韬》的《文伐》和《三疑》两篇中。所谓“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439]，即以政治、外交等多种方式削弱敌国的实力，迫使敌国屈服，或为最后的武力取胜创造有利条件。《文伐》篇中提出了著名的“文伐十二节”，即12条削弱敌国的方法，目的就是要腐蚀、麻痹、分化、瓦解敌国的君臣，使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遭受严重损失，以消耗其实力，在时机、条件成熟之际，对其发动军事进攻。正如《文伐》最后指出的：“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440] 在《三疑》篇中，作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攻强”“离亲”“散众”等伐谋之道的实施策略，即“因之”“慎谋”“用财”。概括而言，即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就要因势利导，助长其强大的势头和扩张的野心，使其盛极而衰；要想离间其君臣间亲近的关系，使用的计谋和手段一定要慎重、周密、隐蔽，使其无法察觉；要想离散其民众，就要设法给其民众施以恩惠，绝不能吝惜钱财。这些都是对“文伐十二节”的补充。 此外，《六韬》的战略指导思想还体现在战略形势的判断和战略决策的制定方面。《六韬》认为，战略形势的判断和战略决策的制定应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441]只有天、人、阴、阳、内、外、亲、疏等方方面面的情况都已掌握，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同时，一旦作出对战略形势的判断，就应果断决策，不可贻误战机，所以《六韬》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442] 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继续。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明确指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要是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仅仅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443]不仅如此，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战争是政治最残暴的形式，关系到国家存亡、民众生死。对兵书而言，对战争本身特点的论述也是非常重要的维度，否则难以称其为兵书。从现代军事理论来说，对战争本身的研究正是军事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六韬》中的《龙韬》是集中论述军事战略学的部分，当然在其他的篇章中也涉及其军事战略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文韬》中的《兵道》等。我们认为《六韬》中对军事战略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论作战司令部。 由于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专门化，所以《龙韬》不断受到现代学者的称道和重视，首篇《王翼》甚至被许多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篇有关军队司令部构成的专论。《王翼》开篇就阐明了以将为核心的司令部在作战中的重要地位：“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受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444]我们知道，在现代军队作战中，司令部是指挥整个战争的中枢机构，直接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六韬》作战司令部建立了以“将”为核心，包括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伏鼓旗、股肱、通材、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等18类共72人，具体而言，包括： 腹心一人：主潜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 谋士五人：主图安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 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 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 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练兵器，刺举非法。 通粮四人：主度饮食、蓄积，通粮道，致五谷，令三军不困乏。 奋威四人：主择才力，论兵革，风驰电掣，不知所由。 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暗忽往来，出入若神。 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难，修沟堑，治壁垒，以备守御。 通材三人：主拾遗补过，应偶宾客，论议谈语，消患解结。 权士三人：主行奇谲，设殊异，非人所识，行无穷之变。 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 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励三军，使冒难攻锐，无所疑虑。 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 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 法算二人：主计会三军营壁、粮食、财用出入。[445] 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这已是非常齐备的人员配置，基本涵盖了古代战争中能够作出合理决策的将军所需的各个方面人才。若以现代军事用语来说，包括参谋总长、军务人员参谋、天文参谋、作战处（作战参谋、地理参谋、特种兵器参谋、发令参谋、工程参谋）、情报处（谋略参谋、联络参谋、宣传人员）、后勤参谋、医务人员、财会人员、派遣人员（情报人员、挺进人员、谍报人员、特种兵）。[446]这些人员的设置从类别和数量上来说，基本囊括了军队作战中心的各个方面，并且专业分工已经相当精细，超乎我们的想象。《六韬》认为，这样的人员安排和配置应当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即用兵的“纲纪”。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龙韬》集中论述了司令部的核心——将帅。 第二，论将帅。 “将”在整个军队和战争中的核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从上文提到的司令部以“将”为核心的设计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当然《龙韬》中仍有多处论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447]又曰：“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448]亦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449]亦曰：“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450]正因为将帅在国家安全和战争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君主选将、置将尤其谨慎，《六韬》作者认为主要应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将帅应德才兼备。 认为将帅个人品质和能力至关重要，这也是先秦兵书的通识。《六韬》提出将帅必须具有勇、智、仁、信、忠“五材”，将帅“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451]同时将帅还必须避免因为执着于某种优秀品质带来的弊端，如，勇而轻死、仁而不忍人、智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洁而不爱人、智而心缓、刚毅而自用等；同样更要避免某种性格的缺陷被敌军利用，如，急而心速、贪而好利、懦而喜任人等，《六韬》将其统称为“十过”[452]。将帅的品质不仅仅在具体战争的指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将帅的品质在三军中会形成一种核心影响力，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453]《龙韬》中以否定的表达方式表述了将帅的仁、勇、智、明、精微、常戒、强力等品质的作用：“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454]一场战争中，将帅的任何一种个人品格优点或者缺陷都会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性因素，必须严格遴选将帅。君主又如何选出好的将帅呢？《六韬》指出，应通过“八征”来选出外貌与性情相符合的帅才，并在论述中指出君主选将应警惕“士外貌不与中情相应”的15种具体形式。[455] 其次，通达全局的战略眼光。 除了个人品质之外，将帅还必须具有通达全局的战略眼光，是一个善于用人的通才。我们从司令部的设置中就能看出，18类军事职责已经非常细化，各类人才各司其职，将帅的职分是“命在通达，不守一术”[456]，也就是说，将帅要掌握好全军的命运，必须掌握军队的全面情况而无须专精于某项专门的技艺。提供战争指挥所需的专业技艺是军队司令部72人的作用，72人以其专业的能力时刻掌握战局的变化，并及时上报将帅，而将帅正是根据72人所提供的各种战局信息进行综合判断，当机立断作出合理的决策，以正确指挥整个军队作战。 再次，将帅不搞特殊化。 将帅如此重要而特殊，但不代表将帅在军队中能够大搞特殊化。《六韬》明确指出，将帅应当身先士卒，以礼约束自己，控制自己的私欲。“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士兵同寒暑；在行军中，身体力行，“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与士卒同劳苦；在军队安营时，“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核心的一点就是“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不搞特殊化、特权化。只有将帅与三军同甘共苦，三军之众才会“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457] 最后，绝对指挥权。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君主一定要确保将帅在军事指挥权上的绝对地位，因为将帅决策、指挥对战争胜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将帅必须根据前线敌情随时随地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对策。《六韬》在这方面的论述非常多：“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458]曰：“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459]又曰：“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460]亦曰：“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461]还曰：“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462]将帅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也是先秦其他兵书中极力强调的。从根本上说，君主是为了应对军事斗争的特殊性而暂时把自己的军事决策权、指挥权授予将帅，但君主对军队还是应该具有最终控制权。所以，如何处理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同时又能确保前线将帅在军事指挥权上的绝对地位，这不仅是一个兵学理论问题，也是在现实政治中所遇到的一个两难问题，历史上将帅拥兵自重甚至取而代之，或是君主出于对将帅的防范而屠杀忠良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中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显然《六韬》作者已经隐隐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事实上，在战国时期，这个问题就已经凸显了，如王翦在率领60万大军攻打楚国之前所言“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463]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就《六韬》“公天下”的理论，将帅逐鹿天下的可能性也存在，但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六韬》特别强调将帅对君主的“忠”。在《孙子兵法》中强调将必须要有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方面，而《六韬》提出将帅的“五材”，其中勇、智、仁、信四个方面与《孙子兵法》重合，只是顺序稍有不同而已，但《孙子兵法》中的“严”已经替换为“忠”。《龙韬·立将》也载有立将仪式，仪式中将帅有向君主表达自己忠心的语词。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忠”的具体考量又十分困难，人心叵测，君主在现实政治中往往忠奸难辨。《六韬》对这一问题除了提出类似“忠”、用人不疑等原则，并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说这是《六韬》将帅理论的一个致命缺陷，我们认为其实此问题也是现实具体问题的困境。 第三，论情报。 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情报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历来为兵学理论家所重视。只有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重要基础就是情报工作，所以《六韬》十分注重情报人才选用。《六韬》人才选用是按照“因能受职，各取所长”[464]的原则进行，但并未论述情报人才选择的具体标准。我们能够看出，在作战司令部人员的固定配置中，耳目和游士就是专门的情报人员。两者各司其职，以备将帅决策所需，其中耳目“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465]，游士“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466]。情报工作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利用各种手段对敌方情报进行有计划、多层次的刺探和搜集；另一方面，要保护己方信息，同时亦可对敌方进行情报欺骗。《六韬》对这两个方面都有论述，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这在兵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注重获取敌方情报的层次性，有战略性情报，也有战术性情报。从战略角度来看，《六韬》十分强调首先从整体上对敌方进行了解，确保战略方向的准确，决定谋划是否可行：“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467]在这种关乎全局的战略情报搜集中，《六韬》十分注重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看待问题：“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468]这些情报的获取，能够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上获得先机，其中《武韬·文伐》提出的“文伐十二节”只有建立在准确的情报基础上才可能实施并获得成功。在战术情报的获取中，《六韬》在强调用间的同时，主要通过一些现象的观察对敌情进行预判，并且要以此为基础进行敌我力量等各方面的判断，从而决定战局的走向。《兵征》篇就详细论述了“强征”“弱征”“大胜之征”“大败之征”等，以及通过观察“城之气”来确定如何攻城等。[469]《五音》通过律音与五行的结合，结合战争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对敌情进行判定并作出相应的军事决策。[470] 其次，注意在战争中对己方情报信息的保护。一方面通过“示形”来隐蔽己情、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引导敌方得到错误的情报，从而隐蔽我方的真实战略意图。《六韬》的论述即是如此：“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471]归根结蒂一句话，那就是“示其形，隐其情”。另一方面就是非常高明、具有高保密性的我方信息传递系统——阴符和阴书。《龙韬》中专列《阴符》和《阴书》两章，专门说明战争中君主与将帅信息的隐蔽性交流。其中阴符类似于非常原始的信息交流密码本，但是“八符”仅仅能传递一些相对简单的信息。涉及一些较为复杂的信息，阴符就无法胜任，必须要诉诸阴书。阴书的具体操作方式是：“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相知情也。此谓阴书，敌虽圣智，莫之能识。”[472] 从某种程度上说，《龙韬》是从兵道的角度对战争问题进行一个高屋建瓴的论述。一般而言，兵书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那就是对兵法的具体论述，掌握兵法才可以将政道、兵道落实到具体的战斗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军事战术学。 四、《六韬》的作战指导思想 《六韬》作战指导思想表现在其对战国时期活跃于战场之上的步兵、战车、骑兵诸兵种协同作战战法以及各兵种的作用、特点、优劣的论述。 在《六韬》的《虎韬》《豹韬》《犬韬》中，对此分别进行了论述。如《虎韬》曰：“勇力、飞足、冒将之士（步兵）居前，平垒为军开道，材士、强弩（步兵）为伏兵居后；弱卒车骑居中。……以武冲扶胥（战车）前后拒守，武翼大橹（战车）以备左右。”[473]《六韬》明确提出了突围战中各兵种的使用和协同。如《豹韬》曰：“林战之法，率吾矛戟（步兵），相与为伍。林间木疏，以骑为辅，战车居前，见便则战，不见便则止。”[474]《六韬》指出在林地作战中诸兵种的使用和协同。《豹韬》亦载：“伏我材士强弩，武车骁骑为之左右，常去前后三里。敌人逐我，发我车骑，冲其左右……选我材士强弩，伏于左右，车骑坚陈（阵）而处。敌人过我伏兵，积弩射其左右，车骑锐兵疾击其军，或击其前，或击其后。”[475]《六韬》又提出了在遭遇战中诸兵种的使用和协同。《豹韬》曰：“须其毕出，发我伏兵，疾击其后。强弩两旁，射其左右。车骑分为鸟云之陈，备其前后，三军疾战。敌人见我战合，其大军必济水而来，发我伏兵，疾击其后，车骑冲其左右。”[476]《六韬》还指出在江河防御战中诸兵种的使用和协同。关于各兵种的运用特点，在《犬韬》中指出：“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而异用也。”[477]也就是说使用步兵贵在随时掌握战场形势的变化，这样才能随机应变；使用战车贵在熟悉地形情况，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使用骑兵贵在了解和掌握小路、捷径，这样才能有效地对敌实施迂回、穿插和奇袭。 《六韬》的这些论述，很多是具有开创性的，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古代的作战指导理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六韬》特别强调要赋予将领独立的指挥权，指出：“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478]即认为将领在作战指挥中必须具有能临机决断的大权，这样才能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限制，充分发挥其指挥才能，独往独来，无往而不胜。因而，作者在《龙韬》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国君对军队主将的任命和授权的隆重仪式，并着重指出：“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479] 此外，作者根据战国时期战场范围广大、作战地形复杂的新情况，论述了山地作战、林地作战、沼泽地作战、渡水作战、险隘地形作战、深草灌木地带防敌火攻作战等特种作战的战法；根据战国时期军队规模扩大、作战样式日趋多样化的新特点及其对作战指挥提出的新要求，论述了金鼓旗号等指挥工具以及阴符、阴书等通信联络手段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虎韬》《豹韬》《犬韬》是《六韬》中专门讲述战术学的部分，内容十分广泛。总体而言，《军用》《军略》和《三阵》是整个《虎韬》《豹韬》《犬韬》中众多战术变化的根基。 其一，《军用》《军略》和《三阵》的主要内容。 军用，即军事斗争中各种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在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切战术运用的基础，是军队战斗力的象征，武器装备先进与否对战争胜负甚至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同等武器装备水平下，如何对这些武器和军种进行合理配置，使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发挥到最大，也有一定的法度和智慧，所以《军用》一开始就提出“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480]。在《军用》中，以万人为军事单位，对用兵中军种配合和武器装备数量等法度进行了说明，这些都是在长期军事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最优组合方式，如在“陷坚陈，败强敌”“陷坚陈，败步骑”“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垒门拒守”“渡沟堑”“山林野居，结虎落柴营”等常见军事情况中所需人员和兵器的种类、数量、编配与运用。同时“甲士万人，强弩六千，戟橹二千，矛楯二千”的军队，必须要配置“巧手三百人”的后勤人员，用于“修治攻具，砥砺兵器”，即在战争中及时维修各种损坏的武器装备[481]。《军略》主要是以地形为分类标准对各个地形所需的武器和兵种进行了分别的说明，是对《军用》的有效补充。[482]《三阵》讲述阵法、战术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天阵”“地阵”“人阵”，其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谓天陈。丘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谓地陈。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谓人陈。”[483]天阵就是在具体排兵布阵时必须考虑日月星辰、北斗等重要天象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地阵就是充分利用丘陵、山川水泽等地理因素在阵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人阵就是要充分利用己方的武器装备的优势，采取武装打击或者政治攻略等。那么阵法运用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提升己方战斗力，同时抑制敌方的战斗力，从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军用、军备、三阵如何在具体、特殊的战场上去因时因地制宜地运用，其妙存乎一心，这就是兵法的奇妙之处。 其二，《虎韬》《豹韬》《犬韬》的战术特点。 《虎韬》各章主要讨论在己方“引兵深入诸侯之地”的不利情境下的进攻性战术原则。其中，《疾战》论述突围战以及突围反击战的作战原则；《必出》讨论的是深入敌国境内被敌人包围的突围战原则以及如何成功让大部队通过深沟大河之地的原则；《临境》讨论如何疲惫敌人、骚扰敌人进而击败敌人的方法；《动静》讨论的是如何埋伏作战；《金鼓》讨论如何警戒、防止敌人夜袭以及防御反击的战术原则；《绝道》讨论如何在敌国境内行军以及作战的原则；《略地》讨论攻略城池的具体作战要领；《火战》讨论的是防御敌人在干燥天气下、在深草灌木地带进行火攻的具体防御措施；《垒虚》讨论如何侦知敌人营垒的虚实以及采取相应的战法。 《豹韬》与《虎韬》不同的是，主要讨论引兵进入敌方之地，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等一些不利状况下的防御性战术，进而能够以弱胜强获取胜利的战术原则。《少众》可以说是《豹韬》的灵魂，专门论述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的战术精髓；《林战》讨论森林作战战术；《突战》讨论应对敌方突袭和反击敌方攻城的一些原则和方法；《敌强》是讨论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来应对敌军夜袭的具体战术；《敌武》讨论与优势敌人进行遭遇战的战术原则；《鸟云山兵》讨论山地防御战的一些原则和基本战法；《鸟云泽兵》讨论河川作战的基本战法；《分险》论述在山水险隘之地与敌方对峙的一些作战原则。 《犬韬》主要包括军队建设和各兵种联合作战的要旨。在军队建设方面，《练士》中详细论述如何根据士兵的不同状况来具体挑选士兵，进行分类、编组和专门训练，从而出奇制胜；《教战》中论述军队军事训练的方法和内容；《分兵》论述在战场上迅速有效集结军队、举行会战的一些方法和军事纪律。在论述各兵种协同作战方面，《均兵》中论述步兵、车兵、骑兵等兵种的作用以及不同状况下三军的不同阵法；《武车士》专论挑选车兵的标准；《武骑士》专论挑选骑兵的标准；《战车》专论车战的作战原则；《战骑》专论骑兵的战术；《战步》专论步兵如何协同战车、骑兵进行三军联合作战的方法；《武锋》专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如何抓住转瞬即逝的一些战机取得胜利，并详细列举了14种可以攻击的有利战机。 我们从《虎韬》《豹韬》《犬韬》的战术来看，《六韬》具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特点。 首先，非常重视特殊兵种在战场上的突击、穿插等作用。《六韬》已经认识到特殊兵种往往在战场上能发挥奇效，在改变战场局势的关键点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从《练士》中就能看出，其实在士兵的挑选和训练时，就特别重视特殊士兵的挑选和培养，以备在战场上的特殊需要，其列举的有“冒刃之士”“陷陈之士”“勇锐之士”“勇力之士”“寇兵之士”“死斗之士”“敢死之士”“励钝之士”“必死之士”“幸用之士”“待命之士”等11类，其挑选标准如下：“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拔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心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484]其次，在战术运用上非常重视骑兵的作用。[485]在《犬韬》部分章节中详细论述了骑兵的战术，骑兵的选拔，骑兵同步兵、车兵协同作战等问题，是全面论述骑兵在战场上作用的专论。 总体而言，《六韬》在先秦兵书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清代学者朱墉在评论《武经七书》时指出：“《孙子》之诡谲奥深，穷幽极渺；《吴子》之醇正简要，恕己近情；《司马》之缜密谨严，详核周至；《卫公》之辨析精微，考据典确；《尉缭》之敦本勇实，峻法明刑；《黄石》之机权敏幻、智述渊闳；《太公》之规模阔大，本末兼该。”[486]其中，《太公》即《六韬》，相对于其他六本兵书，《六韬》最大的特征就是“规模阔大，本末兼该”。在《太公六韬序》中指出：“规模阔大，议论崇闳，文足以经邦，武足以定乱。”[487]现代学者对朱墉这一论断也非常认可，如，吴如嵩认为较之其他兵书，《六韬》更完整、更全面。[488]甚至国外一些研究者称其“似乎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489]。当然，我们从《六韬》囊括政治战略、军事战略、军事战术的基本文本格局中也能深刻体会到《六韬》对兵学问题论述的整全性和系统性。《六韬》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如慎战的思想、全胜的战略以及对诸子思想的开放性的整合等等。[490]因此我们称《六韬》是先秦兵书的集大成之作并不为过。 【注释】 [1]《论语·雍也》。 [2]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19—20页。 [3]《管子·正世》。 [4]黄朴民：《齐文化与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学术月刊》1997年第11期。 [5]田旭东：《先秦齐国兵学成就略论》，《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1509页。 [7]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4—45页。 [8]《吴子·图国》。 [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836页。 [10]《史记·太史公自序》。 [11]《史记·太史公自序》。 [12]《论语·子路》。 [13]《史记·封禅书》。 [14]《史记·封禅书》。 [15]《史记·齐太公世家》。 [16]《史记·太史公自序》。 [17]《史记·太史公自序》。 [18]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19—20页。 [19]《论语·八佾》。 [20]《左传·庄公十一年》。 [21]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20页。 [22]《论语·宪问》。 [23]《司马法·仁本》。 [24]《周礼·夏官·大司马》。 [25]《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26]《礼记·中庸》。 [27]《史记·货殖列传》。 [28]《汉书·地理志》。 [29]《管子·正世》。 [30]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649页。 [31]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32]《孙子兵法·行军篇》。 [33]《六韬·文韬·盈虚》。 [34]《六韬·文韬·文师》。 [35]《六韬·龙韬·将威》。 [36]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 [37]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25页。 [38]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26页。 [39]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20—21页。 [40]《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41]《荀子·议兵》。 [42]《吴子·料敌》。 [4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1509页。 [44]《中论·亡国篇》。 [4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46]《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47]《淮南子·齐俗训》。 [48]当然，苏轼、钱穆、缪文远等学者根据《战国策·齐策六》的记载，推断司马穰苴可能是齐愍王时期人，仅为一说，可存疑。 [49]《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50]《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51]《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52]《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53]《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54]《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55]《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56]《司马法·天子之义》。 [57]《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58]《史记·太史公自序》。 [59]《史记·太史公自序》。 [60]《周礼·夏官司马·司兵》。 [61]《史记·太史公自序》。 [62]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三《司马法序》。 [6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597页。 [6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836页。 [65]《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66]《史记·太史公自序》。 [67]《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6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836页。 [69]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76—388页。 [70]姚鼐：《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司马法〉〈六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龚自珍：《定庵全集》卷五《最录〈司马法〉》，《四部备要》本。 [71]田旭东：《司马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72]张澍辑：《司马法》，道光元年武威张氏二酉堂刊本。 [73]曹元忠：《司马法古注》，笺经室丛书本。 [74]田旭东：《司马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75]《论语·八佾》。 [76]《礼记·中庸》。 [77]《司马法·仁本》。 [78]《司马法·仁本》。 [79]《司马法·定爵》。 [80]《司马法·仁本》。 [81]《司马法·仁本》。 [82]《司马法·仁本》。 [83]《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84]《司马法·仁本》。 [85]《周礼·夏官·大司马》。 [86]《司马法·仁本》。 [87]《鹖冠子·近迭》。 [88]《司马法·仁本》。 [89]《司马法·仁本》。 [90]《司马法·天子之义》。 [91]《司马法·定爵》。 [92]《司马法·定爵》。 [93]《司马法·定爵》。 [94]《司马法·定爵》。 [95]《司马法·定爵》。 [96]《司马法·定爵》。 [97]《司马法·仁本》。 [98]《司马法·天子之义》。 [99]《司马法·天子之义》。 [100]《司马法·天子之义》。 [101]《司马法·天子之义》。 [102]《司马法·天子之义》。 [103]《司马法·仁本》。 [104]《司马法·天子之义》。 [105]《司马法·天子之义》。 [106]《司马法·定爵》。 [107]《司马法·定爵》。 [108]《司马法·天子之义》。 [109]《司马法·定爵》。 [110]《司马法·天子之义》。 [111]《司马法·定爵》。 [112]《司马法·定爵》。 [113]《司马法·严位》。 [114]《司马法·严位》。 [115]《司马法·严位》。 [116]《司马法·严位》。 [117]《司马法·严位》。 [118]《司马法·定爵》。 [119]《司马法·定爵》。 [120]《司马法·天子之义》。 [121]《司马法·严位》。 [122]《司马法·严位》。 [123]《司马法·严位》。 [124]《司马法·严位》。 [125]《孙子兵法·形篇》。 [126]《孙子兵法·九地篇》。 [127]《淮南子·兵略训》。 [128]《司马法·严位》。 [129]《司马法·严位》。 [130]《司马法·严位》。 [131]《司马法·定爵》。 [132]《司马法·定爵》。 [133]《司马法·严位》。 [134]《司马法·定爵》。 [135]《司马法·定爵》。 [136]《司马法·用众》。 [137]《司马法·严位》。 [138]《司马法·用众》。 [139]《孙子兵法·虚实篇》。 [140]《司马法·用众》。 [141]《司马法·用众》。 [142]《司马法·定爵》。 [143]《司马法·严位》。 [144]《司马法·严位》。 [145]《论语·卫灵公》。 [146]《管子·参患》。 [147]《管子·幼官》。 [148]《司马法·严位》。 [149]《司马法·严位》。 [150]《司马法·严位》。 [151]《司马法·定爵》。 [152]《司马法·天子之义》。 [153]《司马法·定爵》。 [154]《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155]郑友贤：《孙子遗说》，见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322页。 [156]《韩非子·难一》。 [157]《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158]《左传·成公十五年》。 [159]《国语·周语上》。 [160]《司马法·仁本》。 [161]《左传·文公十二年》。 [162]《左传·襄公四年》。 [163]《左传·襄公十九年》。 [164]《司马法·仁本》。 [165]《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66]《司马法·仁本》。 [167]《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68]《穀梁传·隐公五年》。 [169]《淮南子·汜论训》。 [170]《左传·僖公十五年》。 [171]《左传·文公七年》。 [172]《左传·宣公十二年》。 [173]《司马法·仁本》。 [174]《司马法·仁本》。 [175]《左传·昭公十三年》。 [176]《论语·尧曰》。 [177]《司马法·天子之义》。 [178]《左传·隐公五年》。 [179]《国语·齐语》。 [180]《诗经·豳风·七月》。 [181]《毛诗正义》，第833页。 [182]《吴子·治兵》。 [183]《司马法·仁本》。 [184]《国语·晋语五》。 [185]《礼记·王制》。 [186]《司马法·天子之义》。 [187]《周礼·春官·大司乐》。 [188]《司马法·仁本》。 [189]《尚书·费誓》。 [190]《墨子·非攻下》。 [191]《司马法·天子之义》。 [192]《司马法·仁本》。 [193]《尚书·牧誓》。 [194]《司马法·天子之义》。 [195]《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196]《司马法·仁本》。 [197]《孙子兵法·九地篇》。 [198]《司马法·仁本》。 [199]《孙子兵法·九地篇》。 [200]《司马法·天子之义》。 [201]《孙子兵法·九地篇》。 [202]《司马法·仁本》。 [203]《孙子兵法·作战篇》。 [204]《孙子兵法·九地篇》。 [205]《孙子兵法·军争篇》。 [206]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20—21页。 [207]《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208]《申鉴·时事》。 [209]《汉书·高帝纪下》。 [210]详见田旭东：《司马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211]《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 [2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7375页。 [213]《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14]《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15]《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16]《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17]如，宋代学者叶適、陈振孙等人以孙武事迹不见于《左传》而怀疑其人不存在，此说虽有武断之嫌，但长期以来却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宋濂、齐思和就采其说，认为叶氏之说不可易。另外，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作《孙子辨》认为“（孙武和孙膑）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亦有此观点），武内义雄《孙子十三篇之作者》更进一步说“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 [218]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27页。 [219]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例言》，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220]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之《编辑说明》，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页。 [221]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之《编辑说明》，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22]《孙膑兵法·见威王》。 [223]《孙膑兵法·见威王》。 [224]《战国策·秦策一》。 [225]《孙膑兵法·势备》。 [226]《孙膑兵法·见威王》。 [227]《孙膑兵法·见威王》。 [228]《孙膑兵法·见威王》。 [229]《孙膑兵法·威王问》。 [230]《孙膑兵法·篡卒》。 [231]《孙膑兵法·见威王》。 [232]《孙膑兵法·地葆》。 [233]《孙膑兵法·势备》。 [234]《孙膑兵法·行篡》。 [235]《孙膑兵法·威王问》。 [236]《孙膑兵法·势备》。 [237]《孙膑兵法·八阵》。 [238]《孙膑兵法·陈忌问垒》。 [239]《孙膑兵法·篡卒》。 [240]《孙膑兵法·八阵》。 [241]《孙膑兵法·月战》。 [242]《孙膑兵法·月战》。 [243]此处缺四字，张震泽据下文论述，认为“缺围当时‘务在激气’四字”，我们认为其判断合理，故从之。见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第96页。 [244]《孙膑兵法·延气》。 [245]《孙膑兵法·势备》。 [246]《孙膑兵法·威王问》。 [247]《吕氏春秋·不二》。 [248]《孙膑兵法·见威王》。 [249]《孙膑兵法·篡卒》。 [250]《孙膑兵法·见威王》。 [251]《孙膑兵法·势备》。 [252]《孙膑兵法·八阵》。 [253]《孙膑兵法·八阵》。 [254]《孙膑兵法·八阵》。 [255]《孙膑兵法·八阵》。 [256]《孙膑兵法·八阵》。 [257]《孙膑兵法·十阵》。 [258]影印注释本认为此为“毅”，张震泽认为此为“pagenumber_ebook=620,pagenumber_book=591”，亦“击”之意，见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第137—138页。根据上下文，此处应当为“击”之相对义。 [259]《孙膑兵法·十阵》。 [260]徐勇：《〈孙膑兵法〉及其军事思想考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261]路印林：《〈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哲学思想》，《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62]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34—135页。 [263]《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64]《孙膑兵法·篡卒》。 [265]《孙膑兵法·擒庞涓》。 [266]黄盛璋：《〈孙膑兵法·擒庞涓〉篇释地》，《文物》1977年第2期。 [267]《孙膑兵法·擒庞涓》。 [268]《孙膑兵法·擒庞涓》。 [269]《孙膑兵法·擒庞涓》。 [270]《孙膑兵法·篡卒》。 [271]《孙膑兵法·行篡》。 [272]《孙膑兵法·威王问》。 [273]《孙膑兵法·篡卒》。 [274]《孙膑兵法·将德》。 [275]《孙膑兵法·将德》。 [276]可参考徐勇在《〈孙膑兵法〉及其军事思想考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一文中对《孙膑兵法》佚文的梳理。 [277]《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78]《战国策·齐策一》。 [279]《左传·文公七年》。 [280]《孙子兵法·军争篇》。 [281]《孙子兵法·谋攻篇》。 [282]《通典·兵十四·先攻其心》。 [283]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71页。 [284]赵蕤：《长短经》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5]《汉书·陈汤传》。 [286]《通典·兵二·法制》。 [287]吴九龙、毕宝启：《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 [288]李学勤：《论银雀山简〈守法〉〈守令〉》，《文物》1989年第9期。 [289]李学勤：《论银雀山简〈守法〉〈守令〉》，《文物》1989年第9期。 [290]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69—370页。 [291]黄朴民：《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之文献学价值刍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92]任继愈：《〈孙膑兵法〉的哲学思想》，《文物》1974年第3期。 [293]李零：《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25页。 [294]秦飞、黄朴民：《〈奇正〉之作者考——以〈奇正〉所透露的“名”的自觉为线索》，《浙江学刊》2014年第2期。 [295]李零：《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27—128页。 [296]连劭名：《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研究》，《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 [297]《管子·形势解》。 [298]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31页。 [299]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300]《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0页。 [301]郭沫若：《宋钘尹文遗著考》，《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49页。 [302]《管子·重令》。 [303]《管子·重令》。 [304]《管子·牧民》。 [305]《管子·参患》。 [306]《管子·兵法》。 [307]《管子·参患》。 [308]《管子·法法》。 [309]《庄子·天下》。 [310]《管子·立政》。 [311]《管子·问》。 [312]《管子·法法》。 [313]《管子·兵法》。 [314]《管子·八观》。 [315]《管子·重令》。 [316]《管子·幼官》。 [317]《管子·枢言》。 [318]《孙子兵法·火攻篇》。 [319]《孙膑兵法·见威王》。 [320]《管子·幼官》。 [321]《管子·大匡》。 [322]《管子·幼官》。 [323]《管子·七法》。 [324]《管子·大匡》。 [325]《管子·霸言》。 [326]《管子·事语》。 [327]《管子·法法》。 [328]《管子·法法》。 [329]《管子·七法》。 [330]《管子·重令》。 [331]《管子·七法》。 [332]《管子·治国》。 [333]《管子·侈靡》。 [334]《管子·八观》。 [335]《管子·八观》。 [336]《管子·七法》。 [337]《管子·权修》。 [338]《管子·治国》。 [339]《管子·制分》。 [340]《管子·七法》。 [341]《管子·大匡》。 [342]《管子·大匡》。 [343]《管子·小匡》。 [344]《管子·霸言》。 [345]《管子·参患》。 [346]《管子·问》。 [347]《管子·八观》。 [348]《管子·兵法》。 [349]《管子·七法》。 [350]《管子·重令》。 [351]《管子·禁藏》。 [352]《管子·七法》。 [353]《管子·七法》。 [354]《管子·立政》。 [355]《吴子·治兵》。 [356]《司马法·天子之义》。 [357]《管子·七法》。 [358]《管子·参患》。 [359]《管子·幼官》。 [360]《管子·五辅》。 [361]《管子·幼官》。 [362]《管子·兵法》。 [363]《管子·参患》。 [364]《管子·幼官》。 [365]《管子·七法》。 [366]《司马法·严位》。 [367]《管子·七法》。 [368]《管子·小问》。 [369]《管子·七法》。 [370]《管子·七法》。 [371]《管子·小问》。 [372]《管子·权修》。 [373]《管子·七法》。 [374]《管子·明法解》。 [375]《管子·七法》。 [376]《管子·七法》。 [377]《管子·幼官图》。 [378]《管子·霸言》。 [379]《管子·霸言》。 [380]《管子·幼官图》。 [381]《管子·七法》。 [382]《管子·七法》。 [383]《管子·幼官图》。 [384]《管子·七法》。 [385]《管子·七法》。 [386]《管子·七法》。 [387]《管子·七法》。 [388]《管子·幼官》。 [389]《管子·七法》。 [390]《管子·地图》。 [391]《管子·幼官》。 [392]《管子·七法》。 [393]《管子·幼官》。 [394]《管子·兵法》。 [395]《管子·霸言》。 [396]《管子·制分》。 [397]参照徐培根：《太公六韬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 [398]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013页。 [399]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385页。 [400]罗泌：《路史》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1]李石：《关于〈六韬〉成书时代的七种说法》，《历史教学》1994年第1期；杨朝明也在《关于〈六韬〉成书的文献学考察》（《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一文中对《六韬》成书的不同学术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述评。 [402]《汉书·艺文志》。 [403]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四，丛书集成本。 [40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590页。 [405]刘宏章：《〈六韬〉初探》，《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406]《汉书·艺文志》。 [407]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408]《〈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武经七书〉鉴赏》，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 [409]黄晓峰：《夏含夷谈古代文献的不断重写》，《东方早报》2009年7月19日。 [410]梁涛、白立超：《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漓江出版社，2012年。 [411]《六韬·武韬·发启》，黄朴民：《黄朴民解读三略·六韬》，岳麓书社，2011年。以下引文均据此本。 [412]《六韬·文韬·国务》。 [413]《六韬·武韬·发启》。 [414]［德］克劳塞维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415]《群书治要》中录此篇为《六韬》全书的《序》，不属于《文韬》，此种版本也更说明《文师》阐述的“公天下”在全书中的思想地位。 [416]《六韬·文韬·文师》。 [417]《六韬·武韬·顺启》。 [418]《六韬·文韬·国务》。 [419]《六韬·文韬·国务》。 [420]《六韬·武韬·三疑》。 [421]《六韬·武韬·发启》。 [422]《六韬·文韬·文师》。 [423]《六韬·文韬·守国》。 [424]《六韬·文韬·盈虚》。 [425]甚至有学者称《六韬》为黄老道家的兵书，原因大概在于此。详见陈锦松：《〈六韬〉是部黄老道家的兵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426]《六韬·武韬·文启》。 [427]《六韬·武韬·文启》。 [428]《六韬·文韬·上贤》。 [429]《六韬·武韬·三疑》。 [430]《六韬·文韬·大礼》。 [431]《六韬·文韬·上贤》。 [432]《六韬·文韬·六守》。 [433]《六韬·文韬·举贤》。 [434]《六韬·文韬·举贤》。 [435]《六韬·文韬·举贤》。 [436]《孙子兵法·谋攻篇》。 [437]《六韬·武韬·发启》。 [438]《六韬·龙韬·军势》。 [439]刘寅：《武经七书直解》。 [440]《六韬·武韬·文伐》。 [441]《六韬·武韬·发启》。 [442]《六韬·龙韬·军势》。 [443]［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444]《六韬·龙韬·王翼》。 [445]《六韬·龙韬·王翼》。 [446]参见徐培根：《太公六韬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8—109页。笔者于此处略有修正。 [447]《六韬·龙韬·王翼》。 [448]《六韬·龙韬·论将》。 [449]《六韬·龙韬·立将》。 [450]《六韬·龙韬·奇兵》。 [451]《六韬·龙韬·论将》。 [452]《六韬·龙韬·论将》。 [453]《六韬·龙韬·奇兵》。 [454]《六韬·龙韬·奇兵》。 [455]《六韬·龙韬·选将》。 [456]《六韬·龙韬·王翼》。 [457]《六韬·龙韬·励军》。 [458]《六韬·龙韬·立将》。 [459]《六韬·龙韬·立将》。 [460]《六韬·龙韬·立将》。 [461]《六韬·龙韬·奇兵》。 [462]《六韬·虎韬·垒虚》。 [463]《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464]《六韬·龙韬·王翼》。 [465]《六韬·龙韬·王翼》。 [466]《六韬·龙韬·王翼》。 [467]《六韬·武韬·发启》。 [468]《六韬·武韬·发启》。 [469]《六韬·龙韬·兵征》。 [470]《六韬·龙韬·五音》。 [471]《六韬·文韬·兵道》。 [472]《六韬·龙韬·阴书》。 [473]《六韬·虎韬·必出》。 [474]《六韬·豹韬·林战》。 [475]《六韬·豹韬·敌武》。 [476]《六韬·豹韬·鸟云泽兵》。 [477]《六韬·犬韬·战车》。 [478]《六韬·文韬·兵道》。 [479]《六韬·龙韬·立将》。 [480]《六韬·虎韬·军用》。 [481]《六韬·虎韬·军用》。 [482]《六韬·虎韬·军略》。 [483]《六韬·虎韬·三阵》。 [484]《六韬·犬韬·练士》。 [485]《六韬》中对骑兵的重视和论述，也成为对其成书年代断定的一个重要依据，如张烈的《〈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就引用此证。 [486]朱墉：《武经七书汇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487]朱墉：《武经七书汇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 [488]吴如嵩：《论〈六韬〉的军事思想》，《兵家史苑》（第1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489]［美］凯德尔·史密斯：《如何读〈六韬〉》，《孙子探胜——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精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73页。 [490]黄朴民：《黄朴民解读三略·六韬》，岳麓书社，2011年，第93—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