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战国时期的军事变革与兵学成就 概论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指出：“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1]战国时期经过了长达300多年的历史变迁，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灿烂发展的繁荣时期，中国历史开始了由以周制为典型的三代文明向以秦制为典型的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又被称周秦之变。经济上，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新的生产关系全面确立。政治上，各国先后兴起的变法改革方兴未艾。军事上，大国兼并，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文化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孙膑、吴起、商鞅等等；诞生了《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著名兵书。儒、墨、道、法等主要思想学派也纷纷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运筹学角度对兵学问题进行探讨，使时人对兵学的认识逐渐深化。 大体而言，历史进入战国后，在制度创建方面，职官上的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决策上的廷议制，军队调动上的兵符制，赏罚上的军功爵制，形成了一整套的运行机制。在武装力量构成上，形成中央军、禁卫军与地方军三位一体制，私属武装逐渐被取缔，常备军数量增加。在兵役制度方面，开始向基于地域关系的郡县普遍征兵制过渡。兵员成分主要来自国家的“编户齐民”的农民，而“武卒”“技击”等出现则表明募兵制业已滥觞。在兵种构成方面，基本上形成了步、车、骑、舟四个主要兵种，其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则随战争条件的变化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军队编制日趋复杂，通常以五进制重以四进制，并且与居民的地域行政组织相对应，而具体编制又被区分为一般隶属编制、基本作战编制以及临时战斗编成三个主要层次。练兵制度开始由田猎式的训练向以“一教十”以“十教百”逐次递进的单兵、多兵合成正规训练体制演变。在军事法规方面，逐渐形成了以封建的“法令”为指导，出现了非常严格的军事成文法规。总之，战国时期形成的军制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历代军制的大致框架。[2] 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更大，战争方式更加多样，战争异常残酷以及文武殊途机制相对成熟，因此，战国时期的兵学思想也进入了全面繁荣、高度发达的阶段。战国时期诸子也对兵学问题非常关注，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尤其是儒、墨、道、法等重要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孟子、荀子、墨子、老子、战国黄老学者、商鞅、韩非等，这些学者的著作中，对兵学问题的思考与论述，占有重要的篇幅，就战争观、战争指导、治军思想、作战原则提出了重要的命题，丰富了中国古代有关兵学问题的理性认识。换言之，诸子论兵之作的风行，反映了兵学思想在当时整个思想领域中处于显学的地位。战国时期的兵学家吴起、商鞅、孙膑、尉缭子等人的军事实践和兵学理论创造，推动了战国兵学思想的全面繁荣。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兵书，如《孙膑兵法》《吴起》《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子晚子》《公孙鞅》《庞煖》《兒良》《魏公子》等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七部兵书——“武经七书”，有四部面世于战国时期。兵家作为独立的思想流派，与儒、墨、道、法等学派共同成为当时思想领域中的主要角色，大显身手。“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3]“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4]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文化气象。 第一节　青铜兵器制造的鼎盛与钢铁兵器的出现 军事技术在战国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突出反映在武器装备领域中，它既表现在对旧有武器装备的改进，亦表现在新型武器装备的孕育、研制、改进和推广。与之相应，前者表现为青铜兵器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后者则预示着钢铁兵器阶段的来临。 一、青铜兵器的制造技术日臻完善与钢铁兵器的出现 青铜是铜锡合金，总体而言，青铜的机械性能会随含锡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青铜器含锡量增加，其强度随之提升，但塑性随之降低，脆性增加。[5]当时的工匠已精确掌握了铸造各种兵器的不同合金比例，并根据兵器各部位的不同功能，通过精确控制青铜合金比例，制造出性能不同的复合兵器。据《考工记》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6]所谓“六齐”，就是指在青铜器冶炼中，根据不同的用途而划分的六种铜锡比例，这是长期以来总结形成的一个基本经验和标准，“有了统一规范的配比标准，自然保证了兵器生产质量的稳定性”[7]。那当时真正的青铜器制造是否依照这一标准呢？学者们根据已经发现的青铜戈（戈戟之齐，含锡量20%）、青铜剑（大刃之齐，含锡量25%）为例进行了专门研究，符合《考工记》的记载，并且指出含锡量20%的青铜合金兵器的强度、硬度性能均很优秀，耐用且杀伤力强，因此“战国时期的青铜冶炼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不仅工艺上统一、精细，在青铜合金用料上也有一套系统科学的配比”[8]。 战国时期冷兵器器柄制作技术、制弓技术和皮甲制作工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攻守城器械发展迅速，战船多样，战车性能进一步改善。《考工记》的相关记载就集中反映了当时包含武器制作在内的手工业技术的水平。《考工记》记载了以“轮人”“舆人”“辀人”“车人”等为代表的制车系统，“筑氏”“冶氏”“桃氏”“凫氏”“段氏”等为代表的铜器铸造系统，“弓人”“矢人”“庐人”“函人”等为代表的弓矢兵器护甲制作系统。根据这些记述情况来看，当时制造兵器的工艺和规范，诸如原材料选择、加工工艺、检验手段等都已有了非常严格的流程和比较科学的要求。 战国时期青铜兵器的生产进步显著，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数量大，产地广。各国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战争需求，都专门设立专产兵器的作坊，批量生产青铜兵器，往往在兵器上还铸刻制造机构、监造管理和工匠的姓名等。因此，当时青铜兵器的生产规模相当可观，数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目前在各地已发现许多矿冶和铸造遗址，亦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从已出土的青铜兵器以及铭文来看，中原列国大多具备制造青铜兵器的能力。另外，在北方草原地区、云南、巴蜀、两广等地也都发现不少各具特色的青铜或铁质兵器，其冶铸工艺和装饰技艺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乏上乘之作。 其次，工艺精湛，质量上乘。许多兵器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镶嵌、镂空、错金、漆、失蜡法，器物表面刻画花纹等多种工艺，使兵器造型和图案更加和谐、美观，给人以凝重古朴之感。这一时期青铜兵器的质量也有了新的提高，许多器物虽埋藏地下两三千年，出土时却锋利如新，光可鉴人。戈、矛、铍、殳、戟等兵器的柄部采用积竹木柲，使器物更加牢固，不易折断，光滑美观。在技术上，当时，已经能够生产出脊部和刃部分铸的复合剑，此种复合剑，根据剑不同部分的功用而分别铸造。据学者研究，“脊部材料含锡较低，故性坚韧，两刃含锡较高，故性刚而锋利”[9]。 最后，各种青铜兵器的形制更趋完善，具有较高的作战效能。战国时期青铜剑的剑身逐渐加长，矛体逐渐变窄，戈沿逐渐弧曲，等等，从而增加了杀伤力。已发现的秦青铜长剑，是战国时期最长的剑。这些青铜剑的表面经过了铬盐氧化处理，可以防锈，非常锋利。秦的青铜剑显然是经过了加长的处理，当然这与剑在实际战斗中的作用息息相关，剑的主要功能就是刺杀敌人，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比对方长的青铜剑更容易刺中对方。在秦始皇陵墓中出土的大量铜矛、铜戟、铜弩机、铜镞等兵器，亦能证明此时青铜兵器的繁荣与制作工艺的精良。 早在商代，人们就懂得将陨铁锻造加工并与青铜铸接成武器。1972年，河北蒿城出土的商代铁刃铜钺，其铁刃即以陨铁为原料。1990年，在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墓中发现的一把铜柄铁剑，以块炼法锻制而成，为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大约在春秋末年，人们又掌握了生铁冶铸技术，从而为较大批量生产铁器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比铁质兵器更为锐利、坚韧的钢质兵器也开始萌芽。到战国时期，由于铸铁柔化技术的运用，使通过热处理脱碳过程的铸铁铸件强度和韧性大幅度提高，从而加快了铁兵器发展的历史进程。战国晚期，钢铁兵器以更快的速度登上战争的舞台，南方的楚国和中原的三晋都开始用钢铁兵器装备部分部队，锋利的铁兵器“惨如蜂虿”，它与“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10]的远射强弓劲弩相互配合，使得当时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明显的提高，齐国军队“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11]，楚国军队“轻利僄遬，卒如飘风”[12]，等等，就是这方面的形象写照。可见，战国时期钢铁兵器的初露头角，不仅孕育着青铜兵器盛极而中衰的契机，而且也必然成为推动作战方式、编制体制等发生变化的活跃因素，为大规模的步、车、骑战提供了物质条件。 二、类型齐全的冷兵器系统形成 战国时期的冷兵器主要可以分为刺杀格斗兵器、抛射兵器、防御兵器、攻城守城器械等四种类型，我们以下分别简要予以论述。 （一）格斗兵器 格斗兵器种类主要有戈、矛、戟、殳、剑等。 戈是当时主要刺杀格斗兵器之一。春秋时期戈的形制较商、周时代又有所改进。戈援比前向上扬起，援部有脊，其上刃和下刃前伸后都作约135度的内折而聚成前锋，呈弧形而尖锐，即所谓“主锋”状，更利于啄击和勾割。战国时期戈的形制又有新的改进，戈体逐渐由宽变窄，更加灵活轻便；戈内上翘，并做出锐利的边刃，使这一部分也具有了击敌的功能。戈的长度不一，从80厘米到3米左右皆有。一般而言，步战所用之戈长度较短，车战所用之戈长度较长。 春秋时期的矛，其矛头多为青铜材质，但形制开始从凸脊扁体双叶形趋向三叶窄长棱锥形，前锋更加锐利，刺透力增强。战国时期青铜矛的形制更趋成熟，其特点是窄体、直刃、筒身、骹部有钉孔或双纽。战国后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矛型，矛身中脊线上凸起两个刃，形成较深的血槽，具有更强的杀伤力。同时，钢铁矛头在当时也开始出现。矛的长度一般近3米，分别装备于车兵和步兵。 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常用兵器之一。根据《左传》等史籍的记载，有大量当时作战用戟的事件。它既被应用于车战，也被用于步战和骑战。当时青铜戟的戟刺（矛头）与戟援（戈头）分别铸制，然后再联装在木（竹）杆上。春秋晚期，在南方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在一根3米长左右的柄上联装两个或三个戈头的戟，有的不装戟刺，称为“多果（戈）戟”，勾割效果较好，是重要的车战兵器。由于戟具有勾刺兼备的优点，较戈和矛的杀伤效能为佳，因此大受欢迎，在战国时期已有取代铜戈的趋势。战国晚期，将块炼铁加热渗碳、折叠锻打的新工艺开始被采用，使通体呈“卜”字形的钢铁戟开始走上战争舞台，但数量极其有限，目前发现的实物多集中于当时燕、楚诸国的境内。 在春秋中期以前，中原地区只有青铜短剑，多用于近战护体，尚不是重要的格斗兵器。春秋后期起，情况有显著变化，青铜剑的剑身加长，从短剑发展为长剑，而且形制趋于统一化和规范化。尤其是地处东南丘陵水网地区的吴、越、楚诸国，为满足步兵战斗兵器轻便锋利的要求，剑的制作技术有更大的飞跃，出现了技艺精湛的铸剑大师（欧冶子、风胡子、干将、莫邪），冶铸出“利如霜雪，光如云霞，陆斩犀兕，水断蛟龙”[13]名传千古的宝剑。已出土的“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姑发间反剑”“越王勾践剑”，就集中代表了当时铸剑的工艺水平。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铸剑术也有空前发展，钢铁剑开始出现，其制造工艺主要采用块炼铁固态渗碳制成低碳钢件，然后多层叠打而成，刃部一般经过淬火处理，异常锋利。剑的长度一般可达1米，个别的已达1．4米。 当时的格斗兵器还有殳、铍、钺、斧、匕首等。其中铍（锬、铦）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刺透力很强，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大量使用于战国时期。斧钺，在战国时期的实战中地位已大大降低，一般作为仪仗之用，象征军权。 （二）抛射兵器 抛射兵器的主要种类有弓箭和强弩，它们的使用，大大延伸了战场格斗的空间距离，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考工记》所载内容和出土的实物来看，当时弓的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弓的质量大为提高。制弓的主要材料有六种，称之为“六材”，即“干、角、筋、胶、丝、漆”，各有其用：“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14]其中，选材、配料、制作程序和规格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在竹、木材（干）的内侧粘贴动物角片，以增加弓体的坚韧和弹力，再粘缚筋、胶，然后用丝线缠紧，通体髹漆，挂弦的弭用动物角制作，弓弦采用丝或动物筋。这种弓已经是很成熟的复合弓，弹力大，经久耐用，文献中通常称为“角弓”。各诸侯国都用它装备部队，大量使用于战争之中。 弩是由弓发展而来的射远兵器，它通常由弓、木质弩臂和青铜弩机三部分组成，弓横装于臂的前端，弩机安装在臂的中部偏后尾处，弩臂用以承弓、撑弦，并供使用者托持。弩机用以扣弦、发射。使用时将弦张开，挂在弩机上，将箭镞装在弩臂的箭槽中，扳动弩机，使张开的弦脱钩，利用张开的弓所储存的能量，急速收弦化为动能，将箭镞弹射出去。由于弩将张弦装箭和纵弦发射分解为两个动作，使得射手有瞄准目标和寻觅放箭时机的时间，因此既提高了命中率，又增加了弓的储能量，提高了箭镞的射程和穿透力。弩从春秋中后期起开始较广泛应用于战争之中，战国时期，弩的使用更为普遍，其种类主要有臂张上弦的臂张弩和足踏上弦的蹶张弩，在当时，强弩成为装备列国军队的利器。 弩特别有利于步兵野战布阵、设伏和守城防御作战，它的使用大大增加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弩的构造要比弓远为复杂，是弓向机械操作迈出的重要一步，弩的发明称得上是抛射兵器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随着以弓弩为主体的远射兵器制作工艺水平提高，积弩齐发成为战场制胜的重要手段。现代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了很多战国时期的弩机或者弩机上的铜部件。如，在湖南长沙扫把塘楚墓中出现了一件保存相当完整的战国弩。[15]甚至此时已经出现了能够连发的弩。1986年，在湖北江陵秦家嘴一座战国墓中就发现一件保存完好的弩，并与弩箭一起放在一个竹筒中。据学者研究，将其定名为“双矢并射连发弩”，“弩臂中插有一根可前后活动的木杆，前端伸出在弩臂之前。射手把这木杆抽插一次，可以同时射出两支箭并使弩回复待发射状态”[16]，其活动木杆内部有铜质机件，比后世“诸葛弩”结构还要复杂。2015年，在秦兵马俑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一把保存完整的弩机上发现了用于平时养护弓弩的两根名为“檠”的配件，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秦兵马俑发掘以来所发现的最完整的一个弓弩，尤其是保护弓弩韧性的‘檠’的发现更为重要。作为弓弩的辅助构件之一，‘檠’在使用弓弩时需要拿掉，但其在弓弩闲置时，却是弓弩保持完整形象和材料韧性的重要方式。”[17]同时，据考古人员的推测，秦兵马俑发现主要有两种弓弩，其中小型弓弩的射程在150米左右，大型弓弩的最远射程可达800米，由此可见此一时期弓弩技术的发达。 箭（矢、镞）的制作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进步，制作上也更趋于科学化和规范化。如，箭镞、箭杆、羽毛间的比例，箭杆的长度与直径，箭杆的前后部的重量、比例，等等，都有了一定的规定。箭镞虽多青铜质，但形制有了较大变化，即由传统的双翼扁体形而改为三翼三棱锥体形，镞锋小而锐利，大大提高穿透力和杀伤力。战国时期还使用了铁镞，其中以三棱形居多，基本上承袭了铜镞的形制。箭杆多为竹制，也有木制，尾装羽毛，起平衡作用。弓用的箭较长，为70厘米左右；弩用之箭较短，在50厘米上下。 （三）防御兵器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激烈，因此防护装具的制作和使用也均有一定的进步。这反映了随着刺杀格斗兵器和抛射兵器的发展，以防御为目的的军事装备也必然会有所改进，这主要包括盾、甲、胄等。 当时的盾仍然以木和皮革为制作材料，其形状较西周时期稍有变化，其上部大多做成对称的双弧形，下部一般为长方形，表面髹漆，并大多绘有精美的图案。盾高一般有60多厘米，宽约45厘米。除此之外，长方形和梯形的盾牌也同时使用。当时，盾作为军中主要护体器具，用于车、步、骑、水等各种作战环境，以蔽刺兵和矢石。在防御战中，城头上遍设盾橹，以防御敌人自城下射上来的飞石与箭镞。 当时的甲一般由皮革制成，分人甲和马甲两种。甲片为长方形，用绳组、丝组或细皮条连缀在一起，表面髹漆。就人甲而言，由身甲、甲裙、甲袖三部分组成。另外，还有一种数量很少的木胎皮甲，以木为胎，外贴皮革，表面髹漆。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少量的铁铠甲，河北易县燕下都墓葬中就发现了铁甲片，这说明战国后期已有了铁制的防护装备。马甲用于保护拉战车的马匹。《左传》所谓“介马而驰”[18]，即指将战车驾马披甲，然后发起冲锋。当时的马甲一般也是以皮革制作，工艺与人甲制作基本相同。 胄用以防护人或马的头部。春秋时期的胄多以皮革制作，其工艺与甲的制作基本相似，即由甲片编缀。胄一般中有脊梁，下有垂缘护颈。战国时除皮胄外，还出现了铁胄（铁兜鍪）。 （四）攻城守城器械 春秋战国攻守城器械多见于文献资料记载，其种类主要有云梯、轒辒、巢车、铁蒺藜、地听等，但目前尚无考古实物发现。 云梯是用于登城的工具。据《墨子》载，鲁国巧匠公输般曾为楚王造云梯攻打宋国。[19]战国时期的云梯据战国铜鉴水陆攻战纹饰所示，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斜靠在墙头，供士卒攀缘之用，至于是独竿式还是双竿式，则不可分辨。另一种是底部装有轮子，可移动，梯身仰俯角度可变化，用人力抬举，云梯前端有钩状物，可钩住城垣，利于士卒攀登和防止城上守敌推拒。 巢车又称楼车，是一种设有观察点，可登而望远的特种车辆。春秋时期，巢车已在战争中广泛使用。据《左传》载，晋楚鄢陵之战时，“楚子（共王）登巢车，以望晋军”[20]。 据文献记载，铁蒺藜在战国时期已普遍用于城邑守备和要道布防，但实物目前考古尚未发现。后世所用蒺藜一般由四根铁刺组成，凡着地均有一刺朝上，状如草木植物蒺藜。其作用是撒布于敌人经过的交通要地，以迟滞敌军前进；再则布设于城池、军营四周，以防敌军突袭，增强防御能力。 地听又称瓮听，用于侦测有声源目标方位的器材，战国时已用于城防战中。当守城者发现敌人开掘地道时，立即在城内八方墙下凿出竖井，置一口新缸，上蒙薄牛皮，令听力好的人趴伏其上仔细辨听，以察知敌人挖掘的方位，从而采取迎敌对策。 第二节　四大兵种及其地位与作用 自战国中期起，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标志，骑战也被大规模引入中原地区，作为新的作战样式。至此，步、车、骑、舟诸兵种完整形成，并出现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格局，奠定了冷兵器时代作战的基本样式。 一、步兵跃居诸兵种之首 进入战国时期，各国步兵开始大规模组建。这一格局的出现与当时推行的郡县普遍征兵制、铁兵器的出现以及新式弩机投入战场直接相关。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郡县普遍征兵制的推行，使得大量民众进入军队，由于没有资格当甲士，不具备接受专门训练的条件，入伍门槛相对较低，因此他们大多只能成为步兵，由此造成战国时期步兵数量的急剧增加。 步兵的大量组建更与当时兵器的改良与战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战国时期的弩可射六百步以外。有一种“连弩”，射程更可达九百步之远，“积弩齐发”成为步兵在宽大正面上遏制密集车阵进攻最具威力的手段。另外，当时铁制兵器被广泛地应用于战争。铁资源丰富，价格低廉，铁兵器可以大量生产，这就为大量步兵的组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战国时期各国均拥有数量庞大的步兵部队。当时人们在列举军事力量时，已经普遍将“带甲”与“车乘”分开称呼。所谓“带甲”，就是成建制的步兵部队，它们一般都置放于“车”“骑”之前，显示出步兵已成为各国的第一兵种，地位最为重要。《战国策》中对秦国军力的记载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21]，可见在各个兵种中，步兵的数量相当巨大。魏国则拥有由招募的勇士组成的精锐步兵“武卒”（亦称“武力”）20余万，其他步兵50万，数量亦十分可观：“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22]秦、魏两国的步兵状况实际上就是当时各国步兵建设的一个缩影。 步兵的全面发展，也表现为当时步兵编制体制的完善和军事训练重心的转移。当时魏国军队的编制体制就是十进制重以五进制的什伍制度，秦国军队的编制是5人为一伍，50人设屯长，100人设百将，500人设五百主。[23]这表明建制步兵的结构体系已相当完备。同时，各国的军事训练的重点，也由原先的主要训练车士熟习“射”“御”技能，而变为主要训练步卒的队列和击战技术等战术，包括行军宿营、信号识别、阵法布列等等。这种军事训练重心的转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步兵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日趋重要。 从战国时期的战争情况看，步兵也是当时作战中的主体，对战争胜负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如，韩国的步兵在战场上素以勇力著称：“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24]又如，在长平之战中，秦赵双方投入的步兵均多达50万人，战线绵延100多里，持续作战达6个月之久，成为战国时期步兵重兵集团大规模野战的典型战例，这充分显示出步战的成熟和步兵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 二、车兵地位的变化 自春秋晚期起，步兵重新崛起，车兵在军队中的地位相对降低，这一过程递嬗到战国，遂导致战车不再成为战争中的核心，而成为步、车、骑协同作战中的一部分，车兵的地位也退居到步兵之后。这种情况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荦荦大端者，不外乎战场地域的扩大，士兵成分的改变，战争规模的增大，新式兵器的出现，作战方式的改变，等等。但尽管如此，车兵在当时军队中仍是主力兵种之一，在战争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战车数量的多寡，仍是衡量一国军力的重要标志。张仪、苏秦、苏代、公孙衍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论及某国军力时，总要指出“车千乘”“车七百乘”“车六百乘”之类，同时盛赞一些国家战车的精良，如，苏秦之称道“齐车之良”[25]。由此可知，战车在战争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先秦文献中对车战的描述比比皆是，这可以说是当时动用兵车作战的史实。据《史记》载：“（楚王）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26]又如，前405年，韩、赵、魏三国联合伐齐，“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27]。楚国诗人屈原的《国殇》诗中，对当时车战盛况有极其生动的描绘：“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28]屈原描写了盾牌手里拿，身披犀牛甲，敌我车轮两相错，刀剑相砍杀。战旗一片遮了天，敌兵仿佛云连绵，你箭来，我箭往，恐先争后，谁也不相让。阵势冲破乱了行，车上四马，一死一受伤。埋了两车轮，不解马头缰，擂得战鼓冬冬响。天昏地暗，鬼哭神号，片甲不留，死在疆场上[29]。在这里，屈原把一车四马的配备，车兵的甲胄兵器，指挥用的旗鼓，双方弓箭的对射，双方兵车驰击位置相错时发生的格斗等生动情景，都如实地描绘出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历史现场。屈原作为战国中叶人，他能以车战为题材进行文学描写，说明了在当时车战仍然是比较频繁的。 第三，当时兵书大量论述了战车的使用及其在作战中的特点，这也表明车战在当时仍是重要的作战方式之一，车兵在军队中仍居于较高地位。《孙膑兵法》道：“易则多其车。”[30]可见，在当时平原地带作战时，战车依然被广泛使用。《吴子》亦云，魏“革车掩户，缦轮笼毂”[31]，形象描述了当时兵车的形制。至于《六韬》，则更是全面论述了战车的作战特点，并对其功能作了细致的阐述。《六韬》专列《战车》一篇，列举战车之“十死之地”“八胜之地”，系统总结了兵车作战的十种不利地形和八种有利情况，并在《均兵》中突出强调了战车的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32]非常准确概述了车兵在平原地区的威力。 第四，地下考古发掘也表明车战和车兵在战国时代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布列情况是车兵、骑兵、步兵分别编组，协同作战。战车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兵种，仍具有相当的规模。这样就印证了文献材料关于战国车兵情况记载的可信性。 三、“胡服骑射”与骑兵的全面发展 乘骑之习最早起源于殷商时代，这见于甲骨文的记载。但当时单骑主要是用于驿传联络，并无军事上的意义。春秋时期，主要是西北边远地区的一些游牧民族使用骑兵，受此风影响，晋国军队中配属少量零散的骑兵，但在中原战场上似乎还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直到春秋战国之交，骑射才开始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实战，骑兵开始在中原战场出没。在先秦史料中，“骑”字最早出现于《墨子》和《吴子》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战国策》追述春秋末年有关史实，称赵襄子“使延陵王将车骑先之晋阳”[33]。此处将车、骑并提，表明骑兵已经单独建制，在行军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吴子》中讲到“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车列骑”[34]，孙膑讲到“用骑有十利”[35]，这些情况表明了当时的兵学家、军事指挥者已经开始总结经验，从理论角度论述骑兵的相关情况。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赵国的武灵王出于边防作战的需要，命令民众改穿窄袖的胡服操练骑射，组成了一支独立的骑兵部队。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改革，骑兵因此作为独立兵种在中原各国普遍地发展起来。至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更是精于骑射，拥有强悍善战的骑兵队伍。 战国时期各大国的骑兵建设规模相当可观。当时，骑兵与步兵、车兵均为各国军队的主力兵种。从张仪、苏秦等策士的描述来看，当时各国拥有“骑万匹（秦、赵、楚）”“骑六千匹（燕）”“骑五千匹（魏）”数量不等的骑兵部队。赵国骑兵部队的建设和运用，正是当时骑兵发展的一个典型和缩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骑兵遂成为赵国军队中最重要兵种，在征服中山国和对林胡、楼烦“辟地千里”[36]的战争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赵奢、廉颇、李牧等赵国名将都善于使用骑兵。如，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37]，曾亲率骑兵13000人，与车、步兵联合作战，斩杀匈奴10余万骑。 其他诸侯国动用骑兵作战并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事例也不在少数。如在长平之战中，秦国骑兵奇袭赵营，与步兵协同作战，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又如，齐国的骑兵也经常用于作战，董说《七国考》引《孙子笺》云：“齐宣王以文骑六百匹伐燕。”[38] 古代兵家认为骑兵作战的特点是“急疾捷先”[39]“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而不宜于正守老顿”[40]。这就决定了在战国时期，骑兵是作为快速机动部队而与战车配合使用的，主要用于担负正面突击、邀敌、侧翼包抄、奇袭、长途追击、敌后骚扰等作战任务。在战场上，骑兵常常部署于军阵的侧翼，相机攻击敌人的侧后。由于战国时期骑兵规模已有大的发展，骑兵战术已达到一定水平，故当时的兵书遂注重对骑兵的建设和运用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如《六韬》曾将骑兵的基本战术归纳为“十胜”和“九败”[41]。其中，“十胜”（今本仅存“八胜”）为进攻战术，包括进攻时机和地点的选择；“九败”乃是骑兵作战应注意避免的事项，如，要避免中敌埋伏、防止敌方断绝退路等等。 从骑兵在作战中担负的任务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骑兵，在军队中的地位是在步兵和车兵之下的。当时一些史书与兵书，在讲到各国兵力时，都把骑兵列在步兵和车兵之后；而衡量一国国力的强弱，主要不是以骑兵的多少，而是以战车的多少为标准的，如称“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等等；在记述作战行动时，往往把战车放在重要的位置，而较少提及骑兵。如，《战国策》记述的秦国与魏国、楚国的数次战争，只提到秦国军队战车和步兵的数量，而未提及骑兵。《司马法》在讲战术时，也只讲到战车和步兵。地下考古发掘也反映了这种情况。举世闻名的秦陵兵马俑共分三组，第一组是步兵排成的大方阵，是整个军阵的主力配置，其中队间有6乘兵车，似为指挥官的乘具；第二组由多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为步弩支队，第二部分为车兵支队，由战车排成的小方阵，第三部分为步车骑联合支队，第四部分为骑兵支队，第二组具有独当一面作战的性质；第三组是1乘战车和68名武士，当为军队指挥所。这反映了当时各级指挥者主要还是乘坐战车指挥作战的，战车比骑兵具有更重要的作用。[42]正如李靖所言，“步为腹心，车为羽翼，骑为耳目，三者相待，参合乃行”[43]，这样的作战格局正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 为了适应骑兵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一方面，各国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引进大批良马；另一方面，北方的燕、赵地区和西方的秦国也开辟了牧马场，大规模牧养马匹。养马技术在当时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批非常专业的养马专家，并撰写出了一批养马学专著。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晚期帛书《相马经》，即为目前所能见到的世界上最早有关马匹外形学的专著。对战马的训练与饲养，在当时受到各国统治者与兵学家的普遍重视，这在《吴子》中有比较充分的反映，既要“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又要“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44]。出土的秦律《厩苑律》对战马的管理也作出了具体规定，说明马政事业在当时也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 四、舟师的发展 战国时期，舟师作为一支特殊和新型的兵种，在滨海和江河较多的诸侯国中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成为一支配合陆地作战的有生力量。[45]在战国诸雄中，以楚国与秦国的舟师实力、作用最可称道。楚国的舟师自春秋以来经历了多次战斗，在当时拥有相当的实力。秦国虽然地处关中，但是为了达到从水陆多个方面兼并六国的目的，也大力加强水军的建设。据《蜀王本纪》记载：“秦为太白船万艘，欲以攻楚。”[46]《战国策》载，秦国警告楚国说：“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47]这些记载表明秦国在巴蜀地区已经拥有运兵船万余艘，可以沿长江东下。史实也证实了此言非虚，当年司马错曾率军10万，携米600万斛，乘舫船万艘“浮江伐楚”。[48] 在魏国方向，秦国则有黄河舟师配合陆路的军事行动。据《战国策》记载：“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铦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49]这段记载对秦国黄河舟师的实力及其在作战中的地位作出了生动的描绘。 战国时期的战船有多种名称，如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等。船上的战士，有的被称为“船军”。1935年，河南汲县彪镇出土的战国前期“水陆攻战图”铜鉴，纹饰完整清晰，用精美的图案细致地展现了当时战船的特点和激烈的水战场面。战船形制修长，无帆无舵，由棹手划桨操纵。一艘战船分上下两层，上层武士多人分别手持戈、戟、矛、弓箭等长短兵器与敌格斗。同时，还有挥旗、击鼓等指挥者。指挥者击鼓，水兵奋力拼杀，远距离用弓箭杀伤敌人，近身用戈、矛、短剑格斗。下层水手持桨划水，并身佩短剑。这真实而完整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舟师的情况，也表明水战已成为一种习见的战争形式。 尽管战国时期舟师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尚处于初创的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规模不大，基本上只对陆战起一定的配合作用。二是作战水域不广。三是当时兵书尚未对水战作专门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孙膑兵法·十阵》中虽有“水战之法”[50]，但所讲内容亦较简略。舟师的较大规模建设和水战的进一步发展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三节　战国时期战争性质和方式的演变 战国七雄之间频繁而激烈的兼并战争，逐步转化为统一的战争。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战国初年，魏国经过李悝变法，率先成为最强盛的国家，西攻强秦，北伐中山，东败齐军，南控淮、泗，声威大振。但是，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魏国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也是魏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战以后，齐、秦、赵从三面夹攻魏国，魏国很快衰落下去。魏国衰落以后，出现了秦、齐两大强国东西对峙的局面。两国展开了争取与国、孤立敌国的斗争，而魏、赵、韩等国内部也分成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两派，各国展开了合纵与连横的活动。五国破齐后，齐国虽然勉强复国，但元气大伤，国势从此一蹶不振。秦、齐对峙的局面也被打破了。齐国衰落后，东方六国中无论从实力还是从战略位置上讲，唯一可以抗衡秦国的就只有赵国了，但是长平一战，赵国再也无力与秦抗争。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用10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战国七雄各具特点的地理环境 战国时期，华夏族的活动范围西起渭水流域，东至黄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北达蓟辽地区。在这广阔的地域上，主要有秦、楚、赵、齐、魏、韩、燕等七个诸侯大国，此外，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宋、鲁、赵、周等次等诸侯国。这些大小诸侯国还分别形成了四个大的文化类型，即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燕齐文化、邹鲁文化，其中，以三晋文化为主导。由于周、宋、鲁等小国对当时战略格局的演变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分析论述战国时期的兵要地理，当以七雄为具体的对象。 战国七雄中，以秦、楚、齐为头等强国。秦国是所谓“有吞天下之心”的“虎狼之国”[51]。楚国的实力也很可观，时称“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52]，亦有“横成则秦帝，从（纵）成则楚王”[53]之说。齐国自西周以来始终为东方大国，战国中期更一跃而为第一流强国，史称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即是证明。魏国与赵国为第二等强国，典籍记载“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54]，以至于“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55]。至于赵国，则是“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56]。不同的是，魏国强盛于战国之初，赵国崛起于战国中后期。韩国与燕国相对较为弱小，史称韩国的战略地位是“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57]。称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58]。这些说法均说明韩、燕在七雄竞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以上为战国七雄的大致情况，以下分别具体论述七国的政治形势、军事实力及其地理条件。 （一）秦国 秦国是春秋时期四强之一，雄踞西方的强国，据有今陕西省大部和甘肃省一部分，即东据黄河桃林、崤函之塞，南接秦岭，西依陇山，北抵平凉、泾川附近。但由于强晋在崤函一带设防，扼其咽喉，使秦国长期无法东出逐鹿中原，“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59]。然而到了战国，历史为秦国提供了新的机遇，强晋分裂为魏、韩、赵三国，力量大大削弱，秦国遂把握时机，重新启动东进的战略。而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开阡陌，废井田，致力耕战，推行“尚首功”的政策，建立军功爵制，遂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为秦国夺得相对于山东六国的战略优势，并进而为兼并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秦国又实施以破合纵的连横策略、远交近攻等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为达到其战略目标开辟了道路。至战国中期，秦国的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山东六国中任何一国：“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60]尤其是秦国的民风尚武乐战，在军功爵制的刺激下，[61]士兵个个骁勇强悍，“勇于公战，怯于私斗”[62]，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在七雄中为最强。史籍载：“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63]又曰：“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64]这样的军队在作战中自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攻守皆宜：“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65] 秦国战略优势地位的形成，与其兵要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班固曾曰：“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66]特别是秦统治中心关中地区的兵要地理条件更是十分优越，它作为四塞之地，正如张晏所言：“秦地带山河，得形势之胜便者。”[67]因此，秦地险固，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占有了它，对敌便拥有主动和行动的自由。兼之关中地区地势平坦，气候适宜，土地肥饶，水利灌溉系统发达，特产丰富，非常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饶”[68]，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活动，故一直是秦国实施兼并统一战略的有力保障。值得注意的是，秦国长期根据天下形势，适时地选择东进、西进或南下方略，贯彻拓土开疆，扩展战略纵深，巩固战略后方，争夺战略要枢的方针，先后攻占河西、上郡、陕等地，完全控制黄河天险与崤函要塞，向南灭亡巴蜀，夺取汉中，向西北攻灭义渠，并进而占领黔中、陶邑、南阳、河内等战略要地，几乎将这一地区的兵家必争的战略形胜地区大部分都划入了自己的疆域，进一步占有了地理环境上的优势，为展开席卷天下、统一六国的战略行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用苏秦的话说，就是“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69]。 （二）楚国 楚国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全盛时其地奄有今湖北、湖南、安徽三省之全部以及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之一部分。楚文化滋生于江汉流域，具有独特的风格，很少受周礼传统文化的束缚，故自其立国以来，始终以兼并小国、逐鹿中原为战略上的根本选择，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成为战国时期能与秦国全面抗衡的唯一强国：“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70]战国时期，楚国扮演了合纵抗秦的中坚力量，曾多次出面组织合纵阵线，扼制秦国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而楚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地大物博、人口众庶、军力充足、兵要地理条件优越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在战国大部分时间里，楚国的统治中心在郢（今湖北荆州），它地处南北中枢，北据汉沔，襟带江湖，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远接陕秦，具有独特的战略纵深优势，且内阻山河之险，易守难攻。故苏秦有云：“楚，天下之强国也；王（指楚威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71] 然而，楚国在地缘战略上拥有种种优势，却随着其政治的腐朽、外交的失败、楚国的国势逐渐衰弱而抵消，并渐渐消磨殆尽。战国时期，楚国旧的宗族贵族势力始终强盛，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上下离心，民怨沸腾，除了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改革，稍有振作之外，楚国长期走下坡路，直到走向灭亡。对此，秦将白起曾有准确的分析：“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72]吴起也指出楚军的弱点：“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73]尤为致命的是，楚国在外交事务上也屡犯错误，虽然组织和参加合纵抗秦，却往往瞻前顾后、虎头蛇尾，没有全力以赴。后来，楚怀王又昏庸地听信纵横家张仪之言，企图与秦国约为“兄弟之国”，轻率地“闭关绝约于齐”[74]，瓦解了与齐国的战略同盟，终陷于孤立挨打的处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楚国地虽广，人虽众，兵虽多，地理环境虽优越，也不能不江河日下，危亡必至了。等到秦国据有汉中、巴蜀、黔中之地，“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75]，对楚国形成两路夹击之势后，楚国大势尽去，只能坐以待亡了。 （三）齐国 战国中期，齐威王发愤图强，改革吏治，任用邹忌、田忌、孙膑等贤能之士，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实力，在战国七雄中崭露头角，“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76]。及至宣王、湣王之世，“齐之强，天下不能当”[77]。短短近百年内，齐国先后大破魏军于桂陵和马陵，终结了魏国的霸权；伐燕灭宋，张扬齐国声威于天下，左右着当时的战略局势，齐国进入了国势最鼎盛的阶段，“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78]。但是由于齐湣王外交战略接连失误，导致五国伐齐，齐国几近灭亡。到了乐毅率五国联军伐齐之后，齐国虽然凭借田单即墨保卫战的胜利而免于覆灭，但实力已受到根本性的损伤，难以重振雄风，偏安一隅，更无法对战国后期的历史进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了。 齐国在战国期间的兴衰存亡，固然与其政治的得失、军事的成败、经济的利弊、外交的正误直接有关，但也不能不看到其地理环境、民风习俗所发挥的作用，换言之，在齐国所秉持的基本国策、所制定的军事战略或外交斗争方针的背后，蕴含有齐国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民风习俗的深层次因素。 齐国擅有渔盐之利，农业发达，工商业繁荣，民众生活比较富裕，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概括的描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79]齐国天然优越的环境，齐人生活优裕，民众不乐意于耕战，这直接导致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强，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80]；史籍又载“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齐阵）重而不坚”[81]云云，正反映了齐军缺乏战斗力的事实。从战略地理环境来看，齐国处于中原争战之地的边缘，既可西进，雄霸诸侯；亦可退守，固据山川形势，自成格局。正如田肯所云：“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82]正因为如此，在较长的时间里，强秦的兵锋对齐国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齐国自能御土自守，南面称孤。正如苏秦所言：“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83]但是正由于齐国拥有“县（悬）千里之外”的兵要地理环境，它遂丧失了主动进攻的积极态度，在强秦面前，甘于做“自守之国”，不受兵长达40余年，到了战国末年，更朝秦输诚，坐视秦国连年攻打三晋以及楚、燕，使得秦能够逐一灭掉五国。五国既亡，所谓唇亡齿寒，当秦军大举伐齐，兵入临淄，齐国最终未能逃脱彻底覆灭的命运。 （四）魏国 魏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一个诸侯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84]。魏文侯在位时，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能之士，实行改革，富国强兵，先后伐秦、攻打中山，使魏国在战国初年率先崛起，称霸中原。传至其孙魏惠王时，魏国势力达到极盛，史称“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85]，就是魏国强盛，号令诸侯的具体写照。魏国的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强劲，在当时也是遐迩闻名，在吴起为西河守期间，魏军在吴起统率下，“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86]。故苏秦曰：“魏，天下之强国也。”[87] 然而，从兵要地理环境角度考察，魏国的处境十分不利。它生存空间比较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这主要表现为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可守，为兵家所必争，在战略上非常容易陷于内线作战或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这一点张仪曾有扼要的评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88]张仪所言，虽或有夸张之处，但基本上是准确的。魏国的这一地理形势特点，决定魏国只能成为兼并战争的主战场，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限制了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加上魏国选择了错误的四面出击战略方针，导致河西之地失守于秦国，桂陵、马陵之战惨败于齐国，更加速了其由盛转衰的步伐。 （五）赵国 赵国亦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的国土是三晋国家中最大的，其疆域，北邻林胡、楼烦，东北与燕、东胡接界，东与中山、齐为邻，南与卫、魏、韩交错，西亦与魏、韩毗连。赵建国伊始，赵烈侯即任用牛畜、荀欣、徐赵、公仲等贤能之士，初行改革，国内称治。赵武灵王在位时，更是推行了以胡服骑射为标志的大规模改革，使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取得了攻灭中山，北逐楼烦、东胡的重大胜利，成为七雄中后起的强国，“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89]。赵国强盛之后，多次充当合纵抗秦的首领，成为阻挡秦国东进的头号对手，“收率天下以宾（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90]。 赵国之所以能够支撑战国后期抗秦大局，同样是与其民风习俗与兵要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赵地居北，“地薄人众”，各地民风不同，如赵、中山地区，“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太原、上党地区“矜夸功名，报仇过直”，钟、代、石、北等接近胡人的地区“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定襄、云中、五原等原为戎狄的地区“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91]，总之其特点是“号为难治”。这样的民风，决定了赵国的军队拥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造就了廉颇、李牧、赵奢等一代名将，从而能够在兼并战争中战胜攻取、拓土开疆。就兵要地理环境而言，赵国也处于有利的位置，“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92]，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秦国对赵国的强盛和抗秦威胁是心中有数的，秦国看到“天下之士，合从（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93]，是自己兼并天下的巨大障碍，所以必然要以赵国为主要打击对象。于是，秦国适时改变出豫西通道以东进的战略方针，改由出晋南豫北通道以攻击赵国，它先是“举安邑而塞女戟，韩之太原绝；下轵道、南阳、高，伐魏绝韩，包二周，即赵自消烁矣”[94]，对赵国构成战略包围之势，“断赵之右臂”[95]。待时机成熟后，又直接给赵国以凌厉的打击。赵国虽利用地势之便，且殊死抗衡，亦曾取得过阏与之战等胜利，但终因实力不逮，攻守异势，而处于战略被动的境地，长平一战，赵军主力悉被歼灭，其亡国绝祚，也就指日可待了。地理形势之胜，终竟未能挽救赵国。 （六）韩国 韩国作为三晋之一，在战国七雄中国力较弱，地瘠民贫，又是四战之地，连年兵祸，处境极为艰难。张仪尝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96]应该说，张仪的描述基本上符合韩国实际情况。然而韩国的兵要地理环境也有其优长之处，其疆域虽然不广，但韩国“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97]，形势亦堪称险要。尤其是韩国的兵器驰名天下，“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其剑戟）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98]。其军队的战斗力也相应而非常强劲，“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99]。韩昭侯在位时，曾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100]。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兼之其他因素，使韩国能够在七雄争战中坚持很长一段时间，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然而，毕竟韩国国土面积小，实力弱，暂时的抗争并不能改变日益削弱的趋势。等到秦军一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101]，割裂韩国为两部，韩国所剩下的唯有坐以待毙而已。 （七）燕国 燕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其疆域“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102]。在春秋时期，燕僻处中原北陲，其战略地位并不显得十分重要。进入战国后，燕国真正开始崛起，与秦楚等六国并驱而争先，“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103]。尤其是燕昭王任用乐毅率领五国大军伐齐，大获全胜，更使燕国声威远播，震动诸侯。 但是，燕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一国，其军队的战斗力从总体上说也不算强，“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104]。燕国能够在六国中灭亡较晚，主要原因是僻在边陲，远离强秦的兵锋，兵要地理环境对其生存有利。对秦国来说，其主要的打击目标是三晋和楚国；而对山东诸国来说，其当务之急，也是设法与强秦抗衡，僻处北方的燕国并不是它们的攻击对象，这诚如苏秦所言，“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矣……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105]。燕国正是凭借这一有利的兵要地理形势，在强国的争战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而，一旦秦国灭亡了三晋，燕国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刀俎上的鱼肉。 二、战国时期兵要地理与战国七雄的军事战略 战国时期，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势的盛衰，还是各国在一定时期内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结盟、列国军队的建设或作战方式的变革，都与特定的兵要地理条件有关。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致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兼并统一的大势与攻守方针的异同。 伴随着铁马金戈、鼙鼓旌旗，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同时战争的形式也以不可阻拦的气势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当时，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战国时期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换言之，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战国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所以刘向曾说：“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106]战争目的决定战争手段，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也要远远超过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 随着兼并战争的不断发展，在政治上，各诸侯国的交流和联系日趋加强，统一的曙光已渐渐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战国中期的孟子在回答梁襄王时指出“（天下）定于一”[107]，十分确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经济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商业和交通的不断繁荣，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依赖与联系已相当密切，这一点杨宽在《战国史》一书中曾有翔实的论说。[108]它表明到了战国晚期，已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109]的新气象，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一统社会发展大势，势必要在兵学领域得到深刻的体现，通过战争完成全国的统一，遂成为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当时天下人的共识。 统一战争的进程，使得地理环境对各国攻守形势的影响日益突出。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七雄在战略环境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大致而言，秦、楚、燕、齐诸国处于战略外线的有利位置。三晋，尤其是魏、韩则处于战略内线的不利位置。具体地说，强秦诸国拥有战略进攻或对敌包围的态势，其军队通常处于主动地位，与战争的中心地区——中原（黄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时常采取外线作战的行动，不复存在“诸侯自战其地”[110]的被动状态，而其所据的山河之险，又保证了其能够攻守皆宜，进退主动。反之，韩、魏等国则处于战略防御或被敌人战略包围的态势。它们地处中原腹地，韩、魏分别被称为“天下之咽喉”“天下之胸腹”[111]，四周大国环列，西有秦，东临齐，北接赵、燕，南邻楚，是十分典型的“四战之地”，很容易陷入多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战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其军事行动的特点往往是陷于内线作战而不能自拔，被动挨打，成为失败的一方。 当然，仅仅拥有地理形势之胜尚不足以确保自己在统一战争中的最终胜利，楚、齐等国的覆灭即为明证。然而，如果既拥有兵要地理的优势，又能推行彻底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兼之实施高明的战略策略方针，那么就可以最终横扫六合，完成统一。在这里，孙子所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112]的价值，也就能够真正得到体现。秦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113]。由此可见，在兼并统一的大趋势中，诸侯列国攻守方针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自的兵要地理环境，这是我们在研究战国兵学史时不可忽略的问题。 第二，“合纵连横”的运用与“远交近攻”的实施。 战国七雄的兵要地理环境，直接制约着当时各国之间战略关系的确定和变化，整个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换言之，战国时期列国战略主攻方向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或破裂，都可以从列国的兵要地理特定条件中找到一定的原因。其中，“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两种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 “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军事外交斗争的集中体现。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众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114]，就是由强国拉拢某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这一策略开始登台时，七雄或合纵，或连横，并无定数，如秦国也搞合纵，派兵参加五国合纵攻齐之役就是典型的例子；楚、齐诸国也搞过连横，但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独强的基本格局形成之后，连横便成了秦国的专利，而山东六国则主要通过合纵来抵御秦国的东进。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对合纵连横的重要性予以了充分的强调：“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115]身为法家的韩非也对此作出肯定的评价：“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116]他们在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很大程度上也落实在列国兵要地理形势以及实力对比方面。如，主张六国合纵抗秦的苏秦指出：“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向）而攻秦，秦必破矣。”[117]苏秦还认为，山东六国如果不合纵，那么秦国必定乘机东进，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使六国兵要地理环境尤为不利，最终为秦所灭：“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118]所以，六国合纵的目的之一，是扼阻秦国于函谷关以西，不让它东进占据更多的战略要地，即“六国从（纵）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119]。同样的道理，秦国重用张仪搞连横，其战略目标之一，也是要占领关东的重要战略据点，使自己的兵要地理环境变得更为有利，从而为统一六国创造条件。事实证明，秦国的连横活动取得了很大成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120]。 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政策，从侧后牵制主要敌手，使之陷入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以实现己方的战略意图，这也是战国七雄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而秦国做得最为成功。“远交近攻”作为一种多国并峙背景下的战略策略方针，起源很早，在春秋时期，郑、齐、晋、楚、吴、越等国在争霸战争中都曾运用过此策，但是作为一个明确的外交政策提出来，则始于范雎。他在向秦昭王献策时建议：“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121]范雎强调：“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122]秦昭王纳其策，作为秦国对外战争的基本方略，果然在战争中取得重大的胜利，为秦国攻灭六国、统一天下增加了非常重要的筹码。[123] 从更深的层次考虑，“远交近攻”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就秦国而言，与自己利害最相关的是韩、魏两国，它们在晋南、豫西的土地上与关中平原相邻，在秦国卧榻之侧，是秦国东进的第一道障碍，正如商鞅和范雎所言：“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124]“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125]所以秦国为了排除这种威胁，打通东进统一天下的道路，自然要把魏、韩列为首要打击对象。反之，对齐、燕这样的地理距离上间隔甚远的诸侯国，在彼此间暂时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提下，秦国自然可以远交，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从而由点及面，最终实现各个击破的目的。 第三，战略纵深的延伸与战略要地的争夺。 所谓战略纵深，即指战略部署的纵向深度，也指战略部署的纵深地区。在战略纵深地区通常部署有大量战争预备力量，设置重要的军事基地，是人力、物力资源的重要基地和前方作战的核心依托，对支持战争、保障战略全局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战国七雄都高度重视战略纵深的拓展和延伸，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兵要地理环境对列国军事战略的影响的确不容忽视。 七雄之中，致力于战略纵深的延伸并收到显著效果者，首推秦国和赵国。秦国自春秋以来，始终重视对周边少数部族的进攻和兼并，对周边的拓展，巩固后方，扩张疆域，延伸战略纵深，积聚力量，为争霸中原创造条件。进入战国时期，秦国在拓展战略纵深方面更为积极，先后南下吞并巴蜀，北上攻灭义渠就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对于进攻巴蜀的重要战略意义，司马错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126]据此，司马错建议先攻巴蜀，以扩展秦国的战略纵深。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127]。后来，秦国又多次出兵攻打西北的义渠，经过长年的战争，最终彻底消灭义渠，进一步扩大了秦国的疆域，延伸了秦国的战略纵深。应该说，秦国致力扩展战略纵深的做法，对于进一步改善其兵要地理环境意义十分重大，对秦国的强盛和统一战争的进行具有突出的作用，“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128]。 赵国在扩展自己的战略纵深方面，亦有可圈可点之处。这突出表现在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后，实力增强，遂先后五次起兵攻打中山，终于在公元前295年灭亡中山，除去了心腹之患。并“攘地北至燕、代（在今河北蔚县东北），西至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129]，大大延伸了赵国的战略纵深，改善了赵国的兵要地理环境，“北地方从，代道大通”[130]。此举为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崛起，而后成为抗秦的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要地理对战国七雄军事战略的制约，还表现在各国均重视对战略要地的争夺和控制。所谓战略要地，是指对战略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地区，亦称战略重地。它包括重要的交通枢纽，地理上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地、要塞等。在战国时期，战略要地的得失对战争的进程乃至结局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七雄十分重视控制和夺取战略要地。 这里，我们仍以秦国为例来说明战略要地的得失对兵要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统一战争的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整个攻守形势来说，魏、韩地处中原腹心，相当于现代地缘学说所讲的“心脏地带”，谁控制了这一“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整个天下的格局。所以，秦国对战略要地的争夺，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进攻和控制魏、韩，“以绝从（纵）亲之要（腰）”[131]。而山东六国的合纵抗秦，重要的目的之一，也是不让韩、魏这一“心脏地带”落入秦国的手中，“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132]。然而，秦国毕竟棋高一着，通过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和军事上的凌厉打击，终于控制了韩、魏这一“心脏地带”，迫使韩、魏倒向秦国的阵营：“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133]“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134] 从具体的战略要地的争夺来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秦国用兵的重点是指向河西（今陕西境内黄河西岸一带）、崤函以及河内（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地区）。秦与魏争夺河西这一战略要地历经多年，其间该地曾数易其手。公元前330年，秦国终于从魏国手中夺得河西地区，不久又攻占上郡以及河东的部分土地。从此，黄河天险便为秦国所完全掌握，秦国的声威也就震动一时了，秦国亦随即开始了东进扩张，把战火燃向山东六国。正如顾栋高在《秦疆域论》中指出：“盖有桃林以塞秦之门户，而河西之地复犬牙于秦之境内，秦之声息，晋无不知。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气者，以此故也。”[135]由此可见，秦国占领河西之地，为其实施兼并统一战略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对崤函的争夺和控制，是秦国改善自身战略地理环境、从事统一活动的又一重要步骤。[136]崤函之固的军事价值，顾祖禹曾有十分精准的评价：“自新安以西，历渑池、硖石（渑池县至硖石驿七十里）、陕州、灵宝、阌乡而至于潼关，凡四百八十里。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纡回，崤、函之险，实甲于天下矣。”[137]其实早在春秋中期，秦晋之间就为争夺对战略要地桃林、崤函的控制而兵戎相见，大打出手。然而由于晋国的实力更胜一筹，因此始终将“崤函之险”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使秦国终春秋之世也未能得志于中原，亦如顾栋高在《春秋秦晋交兵表·叙》中所指出的：“贾生有言：‘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呜呼！此周、秦兴废之一大机也。考春秋之世，秦晋七十年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138]正因为崤、函具有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故秦国从公元前329年起便对此处全力进攻，志在必得。经过激烈的争夺，秦国终于全面控制了崤函，在那里设置函谷关，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因名函谷。函谷关“北面是大河滚滚东流，南面是一片崇山峻岭，古代中原地区人们东西相互交往，这里是必经之地，只有穿越山谷而过。山谷中两边悬崖峭壁，深险如函”[139]，从而确保秦国退可以守住关中门户，使八百里秦川安全无虞；进可以出兵豫东，争雄天下，完成统一。事实上，战国后期，东方诸侯多次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但是秦国正是凭借函谷关的天险，亦多次击退东方六国，六国军队未能进入函谷关以西。 晋南豫北通道东端的河内之地属魏，是赵、魏、齐三国交界之处，战略地位亦十分重要，所以也是秦国争夺的主要对象。秦军经过苦战，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占领此地，从而在黄河以北建立了一个楔入中原地区的桥头堡，并截断了赵、燕与楚、魏、韩诸国的联系，同时，秦国亦可东边陈兵迫近齐境，使之不敢轻易加入合纵联盟。秦国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其意义正如后人所评论的那样：“夫以常山为天下脊，则此卫及阳晋当天下胸，盖其地是秦、晋、齐、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据阳晋，是大关天下胸，则他国不得动也。”[140] 当秦国占领了河西、崤函以及河内等战略要地后，其兵要地理环境遂得到根本的改善，其统一六国的前景也就变得平坦无阻、水到渠成了。 三、关塞防御与城池攻守的策略方针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目的由单纯的争霸称雄一改而发展为兼并土地、鲸吞人口资源，使得春秋时期那种“津梁未发，要塞未修，城险未设，渠答未张”[141]的军事现象成为历史的陈迹，关塞遂成为战争中激烈争夺的目标。当时各国都强调“四塞以为固”[142]，希望通过扼守要点，争取战场优势，因此纷纷派遣重兵守御关塞，正如史籍所言：“诸侯之有关梁……盖自战国始也。”[143]又曰：“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144]于是，关塞的设置与建设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 战国时期天下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关塞，据董说《七国考》统计，大抵有40余处。诸如，秦国东有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有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西有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北有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楚国“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145]。齐国西有博关（今山东博平东北），南有阳关（今山东宁阳东北）。赵国，北有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北南）、句注塞（今山西代县西），西北有高阙塞（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西南）、挺关（今陕西榆林西北）、井陉塞（今河北井陉西北）。魏国有蒲坂塞（今山西永济市西）。韩国有成皋险塞（今河南荥阳西），商孤之塞（今陕西商洛南）。至于燕国，则有令疵塞（今河北迁安西），居庸塞（今北京昌平居庸关），并且“却背沙漠，进临易水，西至君都，东至于辽，长蛇带塞，险陆相乘”[146]。 这些关塞平时多有驻军防守，如，韩国用于“守徼亭障塞”[147]者有10万人之多。魏国“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148]。王龁“陷赵军，取二鄣四尉”[149]，可见赵国对关塞亦予以防守。《管子·地图篇》中提到，战争中要求指挥者对险隘、困阻之地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也从侧面透露了战国时期对驻兵防守关塞要地的重视。平时的守御，为战时启用关塞御敌奠定了基础。一旦战争爆发，各诸侯国就“夷关折符”[150]，力争拒敌于国门之外。 战国时期城池的修筑有了新的发展，城邑数量急剧增多，规模也迅速扩大，“千丈之城，万家之邑”[151]比比皆是。如通过考古发掘查明，齐国都城临淄共有内外两城，内城周长7000米，外城周长达14000米。又如，邯郸城遗址，分王城和东北郭城，仅郭城东西宽约3200米，南北长约4800米，有20米左右宽的城墙。 当时各国都普遍注意城邑的修筑，致力于加强其防守的能力，“为城郭者，非特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152]，故“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153]，努力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154]。 战国时期，各国重视城邑的修筑和防守绝非偶然。其一，从战略上考虑，当时的城邑往往是经济、政治、文化发达地区，又是关系到全局或某个地区的战略要地。或控制着交通之要冲，或控制着一大片地区的经济命脉，成为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起着整个战局的支撑点作用。如，在邯郸之战中对邯郸的争夺，燕齐之战中对即墨、莒的争夺，都是关系到社稷存亡的角逐。又如，秦、韩之激战宜阳，就在于宜阳的得失直接关系到秦国东进战略的成败。其二，对指挥艺术高明的将帅来说，在城邑攻守中，可以以其为依托，大量歼灭或牵制敌军，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如齐国田单凭依“三里之城，五里之郭”[155]的即墨城，长期固守，适时出击，终于复国。其三，城邑作为战争的重要后勤基地，粮食、衣物、武器、钱财乃至兵员，基本上都聚藏于其中：“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拆而入保。”[156]所以，从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来说，城邑就是各种军事行动的主要支撑点，守住了城邑，既可保全己方军队和物资供应来源，同时亦可削弱敌军及其在这一地区的物资供应来源。 战国城邑防御方法也因此得到长足进步。据《墨子》《商君书》《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相关典籍的论述，当时的城邑防御是一种全民动员的整体作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充分做好守城的准备，“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157]。“（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修，守备缮利。”[158]第二，妥善部署兵力，发动和组织全民投入守城作战，“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159]，全城民众分别担任守城中适宜的任务。第三，在城外修建各种防御性工事，拆去城外房屋，坚壁清野，“使客无得以助攻备”[160]；同时，搞好己方的战争物资储备，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做到“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161]。第四，守城作战之时，先是凭据外围工事阻滞和消耗敌人，逐次撤退至城邑主阵地，以各种手段抗击敌军的攻城方法，积极防御，内外配合，即所谓“中外相应”“十万之军顿于城下，救必开之，守必出之”[162]。实施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对攻城敌军予以猛烈阻击，等待条件成熟时再予以歼灭。 四、防御观念与列国长城的修筑 春秋以前，各诸侯国直接控制的只有国都所在城邑及其附近地区，彼此孤立自守，各城邑间或居民点间都有大片的荒地，无人理会与经营。因此，当时防御偏重于“点”的概念。春秋战国之交，一些诸侯国在一些重要城市之间陆续建立起比较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这就形成了“线”的概念。进入战国之后，城邑星罗棋布，规模越来越大，大片荒芜的土地也得到了开垦，这才逐渐有了“面”的概念。各国内地长城的修筑，实际上就是战国军事上“线”和“面”的概念之形成作用于国防建设之结果。 当时，各国在重点守御关塞要津和城邑的同时，也需要修筑更大规模的防御工程，以尽可能阻止敌国军队深入自己的腹地，捍卫国家的安全。于是，各国就利用修筑河流堤防以及构筑城垒的经验和技术，将边境上原有的大河堤防连接险要之地加以扩建，将原先的水利工程或障塞亭燧等改造为军事上的防御设施。其中规模较大、延伸较长的，被称作“长城”，当时战国七雄出于防御的需要都在修长城。正如董说指出的：“战国之世，各有长城：秦昭王筑长城以备边；楚有长城，又有扞关以拒巴；赵肃侯筑长城以备边；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以备楚；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以拒敌；魏之长城，自惠王筑也……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当是时，秦数侵魏，而西戎义渠称王，窥中国，故筑长城焉。”[163] 大体而言，战国时期的长城可以分为内地长城和边地长城两种类型，以下分别述之。其中内地长城主要是七国之间针对他国的防御系统，边地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进攻。 （一）内地长城 齐国内地长城。齐国为御诸侯入侵，曾修筑长城，公元前368年，齐国“筑防以为长城”[164]。大致走向为西自平阴防门，沿泰山北岗而东，历经莱芜、博山、临朐、沂水、莒县、日照，一直至胶州湾的大珠山、小珠山，并最终从琅邪台入海。齐国的长城是利用原有的堤防连接山脉陆续修筑而成的，被称为“长城巨防”[165]，平地多用黄土夯筑，山岭多为石块垒砌。由于齐国的对手先有晋国、后有楚国，因此齐国的长城也基本上是先西后东，到战国中期基本完成。 楚国长城。楚国的长城也叫“方城”，东半部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筑成，从鲁关（今河南鲁山西南）向东经犨县（今鲁山东南）、瀙水抵达沘阳（今河南泌阳）。形若矩状，可见楚国长城是利用山脉高地连接沘水和瀙水的堤防筑城，因此楚长城也称为“连堤”。进入战国后，楚国对这一国防设施进行了扩建拓长，这主要是在楚顷襄王时楚长城西半部的修筑；自鲁关向西，东北连翼望山（今河南栾川南）一直向南而到达穰县（今河南邓州）。其中《水经注》对其有详细记载：“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达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166] 魏国长城。关于魏国修筑长城的记载，如《竹书纪年》曰：“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167]《史记》亦载：“（惠王）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168]总体而言，魏国内地长城有两处。一是通常所称的“魏长城”。它由洛水（北洛水）的堤防扩建而成。由于其位置偏于魏国西部，因此也被称为魏“西长城”。同时，魏还修筑了“中原长城”，它位处魏国的南部，故也被称为魏的“南长城”。魏国修筑长城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为了抵御秦国的东进。 赵国南长城。赵国南长城大约修筑于战国中叶，据《史记》载：“（赵武灵王）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169]可见，赵南长城系由漳水、滏水的堤防连接扩建而成。赵国南城墙主要就是防御魏国或者齐国的进攻，西起今河北武安西南，沿漳河北岸东南向，到磁县西南又转向东北，继续沿漳河到今肥乡，呈弧形走向。 燕国南长城。燕国南长城是在燕昭王时期开始修建，主要是为了防御赵国和齐国的进攻，保卫新都下都。南长城主要由易水的堤防扩建而成，故当时即以“易水长城”相称，“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170]。 （二）边地长城 战国后期，位于北部地区的燕、赵、秦三国，还时刻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骚扰的问题。当时，林胡、东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民族，经常活动于燕、赵、秦等国的北部边疆地区，甚至深入黄河北岸，进行骚扰劫掠，这给北方民众的生产与生活造成灾难。这些游牧民族精于骑射，机动灵活，来去迅疾，非中原各国的步兵车兵所能够制约。所以赵、燕、秦诸国在发展骑兵正面抗击游牧部族袭扰的同时，也通过修筑长城来进行防御。这就是所谓的“以墙制骑”。这一做法，不仅成为燕、赵、秦等国战略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这三国国防设施建设体系的重要构成，此乃战国边地长城修筑的社会、军事背景。 燕国边地长城。燕国的边地长城大约修筑于燕将秦开破东胡之后，据《史记》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171]显然，其作用就是“拒胡”。燕国边地长城多在山地，因此其大部分的城墙是由石块垒砌而成，其中亦建有许多烽火台和障城，甚至还修筑有方形的小土城。 赵国边地长城。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172]由此可见，赵国的边地长城始筑于赵武灵王时期，它大体上有前后两条。前条在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沿今狼山一带修筑。后条在今内蒙古乌拉特旗而东，经包头市北，沿乌拉山向东，经呼和浩特北、集宁南，抵达今河北张北县南。长城沿线南侧，亦建有许多烽火台和障城。 秦国边地长城。据《史记》载，秦“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173]。可知，秦长城修筑于秦灭义渠之后，是沿陇西郡、北地郡、上郡的北边修筑的。秦长城地处黄土高原，修筑时因地制宜，多在高地的脊部修筑，墙体往往是由墙外挖沟取黄土夯筑而成，由于夯筑结实，现在很多地方仍有遗迹保存。同时，沿长城修筑有“亭燧”“障城”等军事设施，秦国边地长城，西起临洮（治今甘肃岷县），沿黄河经今兰州至宁夏。 燕、秦、赵三国北方的边地长城修筑，对抵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扰，维护内地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宁具有积极意义。根据学者研究以及实地考察，边地长城有一些共同点，如在构筑方法上，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取土夯筑，或采石筑砌，或巧妙利用天然屏障稍加修整；在地形选择上，往往都是尽可能地利用山、河等自然地理优势；在军事设施上，往往都有烽火台以及障城的修筑；在防御作用上，可以依托城墙墙体对小规模骚扰进行有效防御，对大规模的骑兵主要发挥障碍和迟滞的作用，争取时间，减少损失。[174] 燕、秦、赵三国的边地长城是我国古代国防建设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也在中国古代兵学史的演进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以燕、赵、秦原有的边地长城为基础，修筑起连绵千里、雄伟险峻的秦长城。这正是战国“以墙制骑”国防建设思想以及实践的逻辑归宿。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军事变革 一、兵制变革的实践与理论 殷商、西周时期，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并受“国人兵役制”的束缚，军队的总数量相对有限。这从当时军队的组织编制上就可以看出来，军队的最高建制是“师”级，“军”的建制尚未出现。进入春秋后，周王室权力下移，诸侯国之间不断进行争霸兼并战争，由此导致军队数量相应得到递增，“军”的建制开始出现。尤其是晋、楚、齐、秦等大国，扩军增兵的规模更为迅速和庞大。如，按照周礼的原则，晋国只能拥有一军的兵力，但晋献公时即扩为二军加二行（步兵），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前夕“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175]，并别建步兵“三行”，到稍后更扩充到四军、五军、六军，完全打破了《周礼》中“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176]的框架。当然，总的来说春秋前期军队数量还不是很大，管仲治齐，士乡十五，共三军，为三万人；晋文公“作三军”，亦不过三万余人，即使后来扩至五军、六军时，兵员也不过六七万人。[177] 到春秋中后期，各国军队数额的扩充规模与速度遂出现大的飞跃。其动因主要有三：一是“国”“野”普遍征兵制的实行；二是物质的丰富能够装备更多的军队；三是激烈战事频繁的需要。可以说，物质上的可能、组织上的条件、现实中的需要三者结合，使各国军队在春秋末年急剧扩增。如晋国在春秋末期全国有49县，每县可征发100乘兵力，全国共有4900乘兵力。这比之于城濮之战中晋国动员700乘兵力，增加了近6倍。又如楚国，楚灵王在位时仅是陈、蔡、东不羹、西不羹等四个大县，赋皆千乘，若再加上申、息等地的军队，兵力当有万乘，兵数达数十万人。所谓“万乘之国”便在这时出现了。 进入战国后，兵员的数量更是以无可遏制的势头上升，秦、楚两国都是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齐、赵、魏、韩、燕诸国也都拥有带甲数十万，车数百乘，骑数千匹不等。伊阙之战，秦军在白起统率下阵斩韩、魏联军20余万人，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军降卒40余万人，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军队人数之庞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春秋晚期的各国兵额，还是战国时期的七雄兵力，都不能看成是各国实有的现役兵力数额，而应该视为当时各国所能征发的兵额总数。苏秦在估算齐国兵力时指出：“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178]这里苏秦所讲的即是以一户三男子从征所能组建的军队员额。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所谓“赋皆千乘”“带甲百万”“带甲数十万”，应该指的是可供征发的兵员数额，而并非指齐装满员的军队数额。从当时总人口2000万总数与军队的数额之间的比值关系来看，上述各国军队的数额也应该看作是可征兵数，是理论上的兵额。[179] 战国时期，随着郡县制在各国得到普遍推行，兼并统一战争进入高潮，“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80]，各个国家就全面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即一律按照郡、县、乡、里等地方行政体系征发“编户齐民”的民众入伍从战。但这种郡县征兵制，在性质上依然是临战征聚，每逢大战，全面征兵。如，在长平之战中，秦昭王亲临第一线，征发河内一带“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181]。又如，秦国在灭楚之战中，“空秦国甲士”[182]，征集60万人，由名将王翦统领伐楚。 在郡县普遍征兵制条件下，军人的身份完全平民化，不仅丁壮男子要入伍从征，在特定情况下，连普通妇女儿童也要入伍服役，担任守城、修筑工事、转运粮秣的任务。各国为之纷纷建立以征发兵役为中心内容的“傅籍”制度。所谓“傅籍”，就是指普通男子（像秦国甚至包括妇女）在达到一定服役年龄后，必须将姓名登记在公家的适役名籍上，“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183]，并根据需要，服一定期限的徭役和兵役。 战国郡县普遍征兵制是春秋晚期国野普遍征兵制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征兵制的基本方式与特征，它满足了当时步战再次成为主要作战样式、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要求，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它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果说，春秋以前的兵役制度是国人权利与义务的结合，“执干戈以卫社稷”[184]曾被视作一种光荣，那么，战国的兵役则是强制性的、无条件的，完全变成了一种单纯的义务了。 随着战争条件和作战方式的变化，对士兵的素质、作战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各国在推行郡县征兵制的同时，也开始初步尝试实行募兵制。 当时，各国通过训练、考核，招募选拔了一批精锐士卒，被称为“选练之士”。这样的部队，在齐国叫作“技击”，在魏国称之为“武卒”，在秦国则称作“锐士”。有的国家具有不同特征的人“聚为一卒”[185]，组成近似于“特种兵”一类的部队：“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186]同时，在军中亦有类似于“敢死队”一类队伍，即“死士”：“众军之中有材力者，乘于战车，前后纵横，出奇制敌也。”[187]此种军队在战争中往往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这类部队的考核训练，标准十分严格。如，魏国武卒的考选要求是：“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箙）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188]由于标准严格，入选不易，所以这些士兵一经选取，就获得优厚的待遇，或免除其家庭的赋役，或“利其田宅”，分给好的田宅。如果能在作战中立功，则颁赐以“锱金”“五甲首而隶五家”[189]。这实际上是将社会上“庸徒鬻卖之道”[190]引入军队建设。这样招募而来的“百金之士”具有相当优良的军事素质，乃是技艺较高的职业军人，成为各国军队中的重要力量，人数虽不很多，却在作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种通过招募途径所组成的部队，与郡县征兵制下的士卒已有所不同：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常备军、职业兵。秦国商鞅变法，设法招徕三晋地区的农民在秦国从事耕作，供给“当粮”，而秦民则专力习武，这也是军、民各司其职的一种制度。 当然，战国时期招募兵员的方法，仍然是建立在普遍征兵制基础上的，所谓的“技击”“武卒”“锐士”，基本上是从业已服役的兵卒中遴选拔擢，并不完全是面向社会广泛招募。这与后世严格意义上的募兵制尚有一定的差别。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时期那种招募“选士”的方法，只能视之为募兵制的滥觞。 二、军事训练的新特征及其理念创新 终春秋之世，列国军队在军事训练上的主流，仍是承袭商周时期以来那种以“蒐”“狝”为基本形式的方法和措施，并有所改进和发展。 “蒐狝”军事训练与演习方式在春秋时期相当普遍。据《左传》等文献记载，鲁国在200余年间，就进行过五次“大蒐”，四次“狝”；晋国对开展大规模“蒐狝”军事演习，尤为重视。“蒐于被庐”[191]“蒐于清原”[192]“蒐于夷”[193]“蒐于绵上以治兵”[194]等记载不绝于书。另外，如楚、郑、宋诸国，亦经常举行这类训练演习。 但自春秋中后期起，传统“蒐狝”式的训练已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军事训练专门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蒐狝”活动中田猎的性质已逐渐减少，正规军事训练性质日益加强，因此它有时就被称为“简车马”[195]了，一些诸侯大国为了培养专门军事人才，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开始设立专门的军事训练机构，并由有一技之长的人负责不同科目的军事训练。其二，公私学校的军事教育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其三，在继续加强以射、御为中心的车战技能训练的同时，列国开始注意对步卒的训练。其四，列国军事训练内容主要包括单兵动作和队列动作等，具体地说，有立、坐、跪、曲踊、距跃（单兵动作）和进、退、左、右（队列动作）等要领的掌握。 军事训练专门化趋势的初步形成，对当时各国军队建设的发展，尤其是作战能力的提高，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时楚国军队中有被称为“组甲三百，被练三千”[196]的劲卒，吴、越诸国有所谓“利趾”“习流君子”的勇士，均系受过专门训练，具有强悍战斗力的特种部队。他们的出现标志着“蒐狝”式军事训练方式由盛转衰，专业性、正规化的军事训练方式即将全面推行。 至战国时，新式的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循序渐进、系统正规的军事训练方式就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据《吴子》载：“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197]《尉缭子》亦曰：“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会之于三军。三军之众，有分有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198]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由单兵到多兵，由分队到部队，由分练到合练的经常性正规化训练已具有普遍性。通常是在各级军官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即“伍长教成，合之什长；什长教成，合之卒长”[199]，主要方式是先伍后什，先什后卒，先卒后伯，层层递进，最后由大将总其成，即所谓“有分有合”；三军循序教成后，进而开展作战演习，即所谓“教成，试之以阅”[200]。 战国时期正规化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有队列的训练、识别信号的训练、阵法的系统训练、将士的技击训练等等，我们以下分别予以简要叙述。 队列的训练。此种训练的内容主要是进退、左右、纵横、分合、起坐、跪跑等动作的要求和变化，把握各种动作疾徐快慢的节奏。训练的基本目的是做到人人定位，行列整齐；进退左右，俱成行列；起坐跪伏，俱从号令；疾徐迅缓，俱循节制。 识别信号的训练。据《司马法》《六韬》《尉缭子》等兵书记载，当时识别信号的训练内容严格而具体，军队制定旗铃金鼓和徽章符节，来指挥进退和约束部伍：“凡领三军，有金鼓之节，所以整齐士众者也。”[201]具体而言“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202]，是击鼓则进，并根据鼓声的轻重缓急来决定行动徐疾，“鼓之则进，重鼓则击”[203]。鸣金则退，根据金音或止或退，“金之则止，重金则退”[204]。士卒也要服从旌旗的指挥，“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205]。各部队的旗帜有不同的颜色，各行列的将士佩带不同颜色的徽章，以资识别。所有这些，都属于平时训练的内容。通过训练，使将士能够“审金鼓”“辨旗帜”，熟悉旗鼓的指挥，并养成服从旗鼓指挥信号的良好军事素养。 阵法的系统训练。此种训练要求士卒了解自己在军阵中的位置，在立阵、坐阵时各采取什么姿势，得到命令后知道怎样迅速有序地集中或分散；同时还要求士卒适应各种阵法的变化和高山、丘陵、大川、沼泽等复杂地形。 将士的技击训练。此种训练主要有手搏（类似于现代的拳击）、角抵（又名角力，类似于现代的摔跤）、射技、剑术等等，并且不同的训练内容均提出了各自严格的训练标准。 三、军事指挥中文武分职与指挥艺术的进步 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文武分职的萌芽。春秋时期，由于战事频繁、军队扩大、战争指挥复杂以及职官制度逐步走向健全成熟，各国军事行政系统的职官设置以及职能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司马的普遍设置和职权的相对明确化。有些诸侯国的司马，已经开始偏重于统兵作战，如宋国、楚国的大司马以及下设的左、右司马或少司马。据《左传》记载，鄢陵之战中，楚国司马子反任中军帅，协助楚共王统兵出征。[206]而更多诸侯国所设的司马，则基本上成为该国各级车、马、军赋等军事事务的具体管理者，如鲁国的都司马、家司马以及楚国的县司马等等。[207] 第二，各国都根据军事活动的需要，新设了一些军事行政事务系统的职官。据《左传》记载，晋悼公即位伊始，就任命了一批执掌军事行政事务的职官，其中，公族大夫荀家等主持贵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御戎弁纠负责全军御者的平时训练，司马籍偃主管车兵与步兵协同作战技能的训练，乘马御程郑负责管理和培训全军养马人员。[208]他们都属于比较专业的军务方面职官。除此之外，晋国基层的军政职官还有“三十帅”“军大夫”“军尉”“军司马”“侯奄”等等。 第三，军事后勤职官的大量设置。春秋时期专职军事行政职官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军事后勤职官体制的日趋完善和精细。这些职官各司其职，为军队从事征战活动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保障，其有关情况分别见于《周礼》的记载：“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209]“掌戈盾之物而颁之。”[210]“掌王马之政……凡军事，物马而颁之。”[211]据《左传》载，宋国“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212]。这里的“司兵”“司戈盾”“校人”“校正”“工正”等，均属于军事后勤系统中的专职官员。 第四，文武分职的萌芽出现。春秋时期列国政令、军令系统的职官设置，仍体现着“官事可摄”的传统，权责不分的现象司空见惯。在军令系统，当时各国一般都实行“军将皆命卿”的制度，表现为军与政的统一，其执政首领或上卿，在平时是诸侯以下全国的政务官，在战时就是高级的战场指挥官，构成了以国君为核心、卿将合一的军事指挥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军队的将帅基本上由“命卿”和有卿爵者担任。[213]换言之，军令系统的文武同途、卿将合一在当时各国间是普遍实行的。如周王室二卿士辅佐周天子主持政务，但遇有战事时则领兵作战，虢公、周公在繻葛之战中分将左军、右军即是明证。又如晋国的执政之卿，既是国内政务上的执政，又是中军元帅，可谓是“出将入相”。再如楚国长时间实行二卿士执政制，二执政一为令尹，一为司马，表面上，似乎令尹多偏重于治文，司马多偏重于经武，但实际上令尹、司马皆亦文亦武，职权可以互摄，并无严格的分工。另外，像齐国的国、高“二守”，鲁国的司徒，郑国的当国与为政，宋国的左师与右师，其性质也与晋之卿、将，楚之令尹与司马相同，既是政务长官，又是军事首长。 然而，也是在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各种新因素的出现，职官制度方面也呈现出权限分工逐渐明确化的趋势，并酝酿着军令系统文武分职的因素。当时人们已比较倾向于用“将军”或“将”来称呼军事主官。如，晋国的“六卿”，《墨子》即称为“六将军”[214]；《吴问》也明确提到“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215]。又如，据《左传》载，阎没、女宽谓魏献子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216]杜预注云：“魏子中军帅，故谓之将军。”[217]可见，春秋晚期晋国的“军将”已普遍被称为“将军”了。另外，在文献中还有“郑人以詹伯为将军”[218]“十旌一将军”[219]等记载。当然从总体上看，他们基本上仍是合兵政于一身，正如韦昭及王引之注曰：“平时为卿，而此时为将军，故《周官》云：‘军将皆命卿也。’”“十旌，万人；将军，命卿。”[220]而非纯粹意义上的专职军事统帅。 但“将军”称谓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军令方面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契机的存在。所以，在春秋末年，军令上的文武分职萌芽已是依稀可见。据《论语》记载，孔子的两个弟子冉有、子路同为季孙氏家宰。其中，冉有长于“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像是偏于文职；而子路则长于“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221]，似乎是偏于武职。至于将相比较明确的分职，亦当是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战国策》追述张孟谈告赵襄子语：“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222]就是这种历史文化现象萌芽的证据。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13篇，亦多处提到“将”，对将德有完整的论述：“将者，智、信、仁、勇、严。”[223]“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224]“将能而君不御者胜。”[225]“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226]此处的“将”“上将”等，已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专职将帅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了军令系统的文武分职之萌芽滋生于春秋之末，它为战国时更广泛的文武分职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进入战国之后，新型的生产关系在各国基本得以确立，兼并战争随之进入新的阶段。与此相适应，当时军队的数额十分庞大，战场的区域相当广阔，作战的方式日趋复杂，杀伤的程度愈加残酷。战争关乎国家的存亡与更多士兵、民众的生死，成为列国生存的头等大事，这就需要由具备较高军事素质的将领来专门负责具体的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对军事指挥的专业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一些精通兵法的名将和善理政务的贤相也就在这个时期纷纷涌现出来，从而有力地加速了军令政令系统文武分职、将相殊途这一历史进程。以战国初期率先崛起的魏国为例，魏文侯曾先后以魏成子、李悝、翟璜为相，而以乐羊、翟角为将；魏惠王以惠施为相，而以庞涓为将；魏哀王以田繻为相，而以公孙衍（犀首）为将。[227]其他如齐、秦、燕、赵诸国，也先后分别设置了“相”与“将军”。至于南方地区的楚国，虽无将相之名，但仍有将相之实，其令尹相当于中原地区各诸侯之“相”，而上柱国则略近于其他诸侯国的“将”。由此可见，政令军令方面的文武分职，在当时业已成为职官制度建设上的一种主导趋势。 这种文武分职的历史新事物，也在当时诸子百家的论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尉缭子》指出：“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228]《六韬》也说：“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229]《韩非子》亦曰：“国家必有文武。”[230]其他先秦文献也有类似的说法。这表明文武分职、将相分置已成为当时思想家、兵学家所共同关注和普遍肯定的新生事物，并从理论上作了深入论证。 应该说，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对于健全和巩固国君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对于提高军事指挥艺术水平，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将帅基本无权过问政治事务，这样，既有力保证了国家政治权力的独立和集中，也充分保证了国君本人对军政大权的高度控制。同时，也渐渐造就了一支专职的将帅队伍，促进了军事指挥艺术水平的提高，并推动兵学理论的总结日趋成熟，这对于中国古代军队的建设和兵学思想的发展，均曾产生过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在战国时代并非一蹴而就，同时这一制度在各国的建设状况和时间早晚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换言之，文武分职在战国时期，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如，在战国初年，文武分职情况就显然不如后来那样相对纯粹，当时的大政治家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都是以主要精力处理政务，同时也经常担任军队统帅，率兵征战。至于个别国家，如秦、楚等在文武分职上起步则更晚于其他各国，战国中期秦国行政首脑——相，长时间保持着出将入相的格局，像张仪、樗里疾、甘茂、魏冉等人虽官拜丞相，但据《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他们都曾率军出战，立有军功。一直到范雎为相后，丞相才更侧重主管行政，而军事则由大良造、国尉等负责。所以，战国中期以后，专职的将帅如白起、王翦、廉颇、李牧、项燕、王贲、赵奢等相继涌现，成为叱咤风云的将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职业的军事指挥家。但尽管如此，在整个战国时期，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并不十分严格，职事兼容互摄现象始终相当普遍。[231] 第五节　战国重大战争所体现的兵学成就 一、从争霸到兼并：晋阳之战的兵学史意义 爆发于公元前455年的晋阳攻守战，是春秋战国之际，晋国内部四个强卿大族智、赵、韩、魏之间为争夺统治权，兼并对手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是役前后历时长达两年左右，以赵、韩、魏三家联合，共同攻灭智伯氏，瓜分其土地而告终。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逐渐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新局面，历史学家多将此事看作是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 春秋末年，晋国政治生态出现了晋君权力被剥夺，强卿大宗“六卿”主宰国内政治的局面。公元前458年，范氏、中行氏覆灭，智、赵、韩、魏把持国政。但“四卿”同样不能和平相处，很快出现激烈的冲突，这样便点燃了晋阳之战的导火索。 “四卿”之中，智伯瑶一族实力最雄厚，但智伯遂利令智昏，向韩、赵、魏三家索取土地，韩、魏两家实力较弱，被迫献地，但赵襄子却拒绝了智伯的要求。智伯怒火中烧，便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调集军队攻打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协同作战。赵襄子采纳谋臣张孟谈的建议，起兵抗击智伯的进攻，制定了依托坚城固守、持久抗敌、伺机反攻的防御方针，并选择了墙高池深、粮草充足的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进行固守。 攻守双方在晋阳城下相持一年有余，智伯决定引晋水（汾水）灌淹晋阳城，晋阳城浸泡在洪水之中，形势十分危急，但守城军民斗志旺盛，殊死抵抗，仍将智伯联军阻挡在危城之外。 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张孟谈潜出城，秘密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劝说他们暗中倒戈，基本上确定了三家联合进攻智氏的方针。一切就绪后，赵襄子在韩、魏两氏的秘密配合策应下，派遣精兵实施偷袭，放水倒灌智伯军大营，智伯军在突袭面前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赵军主力乘势从晋阳城中正面出击，韩、魏两军则从侧翼发起夹攻，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尽灭智宗族，瓜分其土地，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32] 在晋阳攻守战中，赵襄子做到了指挥若定。他善于利用民心，激发士气，充分准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233]，挫败了智伯围攻孤城、速战速决的作战企图。当智伯以水灌淹城池，守城作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时，赵襄子及守城军民又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并采纳谋士张孟谈的建议，利用韩、魏两家与智伯瑶之间的深刻矛盾，加以争取，瓦解了智伯的统一战线，使其陷入彻底的孤立，为日后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当“伐谋”“伐交”顺利得手后，赵襄子又能及时制定正确的破敌之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大水倒灌智伯的营垒，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同时，赵襄子还牢牢地把握战机，迅速全面出击，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取得了聚歼敌人的彻底胜利。 智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咎由自取，其失误是多方面的。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丧失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孤立；在作战过程中，他违背“兵贵胜而不贵久”的原则，长年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了实力；同时，在战争过程中也昧于对自己“同盟者”动向的了解和掌握，以至于为敌手所乘。当对方用水攻转而对付自己之时，又惊慌失措，计无所出，未能做到随机应变，组织起积极有效的抵御，终于一败涂地，身死族灭，为天下所笑。 晋阳之战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却相当突出。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标志着春秋时期以争霸为主流的战争的终结，战国时代以兼并为本质的战争的到来。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时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在这方面，晋阳之战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意义。此战以智氏向韩、魏、赵勒索土地而开始，又以三家瓜分智氏的土地而告终；智伯胁迫韩、魏与己联合攻赵，是以三分赵地为诱饵；而赵襄子策动韩、魏倒戈，也是以瓜分智伯土地为条件。由此可见，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这场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234]战争的手段是由战争的目的所决定的。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这一点在晋阳之战中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智伯决晋水灌淹城池，长围晋阳两年，必欲置赵氏势力于死地而后快；同样，赵、韩、魏击败智伯瑶军队以后，也是擒杀智伯，尽诛其族，瓜分其地。这里已丝毫见不到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那种彬彬有礼的旧“军礼”遗风，而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酷烈，这正是兼并战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所以，无论是从战争的目的来看，还是从战争的手段来看，晋阳之战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它标志着战国时代兼并战争即将全面上演。 二、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指挥艺术 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历史上新的一页又打开了。魏、韩、赵、齐、秦、楚、燕七个大国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上演了一幕幕纵横捭阖、干戈不休、争雄兼并、你死我活的精彩话剧。根据这一时代特色，将这一历史阶段命名为“战国”，是名副其实的。 （一）魏国的崛起 在战国七雄之中，最先崛起的是地处天下之中心的魏国。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魏文侯即位，先后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段干木等贤能之士，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上，基本废除了世袭的禄位制度，推行因功授禄的政策，建立起比较清明、健全的官僚体制。在经济上，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井田旧制，“尽地力之教”[235]，抽“什一之税”，创制“平籴法”，兴修水利，鼓励开荒，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军事上，加强军队建设，推行“武卒”选拔制度，重视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通过这些改革，魏国一跃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魏惠王继位以后，继承文侯、武侯的霸业，继续积极向外扩张，更使魏国称霸天下，不可一世。 但是魏国本身也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它地处腹心，被称为“天下之胸腹”[236]，四周大国环列，西有秦，东临齐，北接赵，南邻楚，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很容易陷入多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战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可是魏国几代统治者对这一点缺乏清醒的认识，反而采取了战略上“四面出击”的错误方针，这不但分散了力量，消耗了实力，而且也容易四面树敌，陷于被动。所以在魏国最为兴盛的同时，也埋下了其日后衰落的根子。 魏国的勃兴和称霸，直接威胁和损害了楚、齐、秦等国的利益，引起这些国家的普遍恐惧和忌恨，其中，尤以齐、魏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齐国自西周以来一直是东方地区的大国，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选贤任能，改革吏治，强化中央集权，进行国防建设，国势日渐壮大。面临魏国向东扩张的严重威胁，齐国积极利用韩、赵诸国和魏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趁魏国深深地陷入数面受敌的内线作战之际，展开了对魏国的激烈斗争。 （二）桂陵之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齐、魏的矛盾冲突在当时只能通过战争的手段来加以解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353年，齐魏爆发了桂陵之战。 当时赵成侯为了摆脱魏国霸权的控制，进而达到兼并土地、扩张势力的目的，于公元前356年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和齐威王、宋桓侯相会结好，同时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境内）相会。赵国的连番外交举动引起魏惠王的极大不满。适逢公元前354年，赵国向依附于魏国的卫国动武，迫使卫国屈服称臣。于是，魏国便借口保护卫国，出兵攻打赵国，并很快包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与齐国有同盟关系，这时，赵国见局势危急，遂于前353年遣使向齐国求援。 齐威王闻报赵国告急，迅速召集文武大臣进行商议。丞相邹忌坚决反对出兵救赵。齐将段干朋则认为不出兵救赵既会失去对赵国的信用，又会给齐国争雄天下造成困难，因而主张救赵。但他同时又指出，从战略全局考虑，如果立即出兵前赴邯郸，赵国既不会遭到损失，魏军也不会消耗实力，这对于齐国长远的利益来说是弊大于利。因此，他主张实施使魏与赵相互削弱，而后“承魏之弊”的战略方针。具体地说，齐国先派少量兵力南攻襄陵，以牵制魏国。待魏军攻破邯郸，魏、赵双方均师劳兵疲之际，齐国再予以正面的攻击。段干朋这一谋略显然有一石三鸟的用意。第一，南攻襄陵，牵制魏军，使其陷于两面作战的窘境。第二，向赵国表示信守盟约、提供援助的姿态，帮助赵国坚定抗击魏国的决心。第三，让魏、赵继续互相攻伐，最后导致赵国遭受重创、魏国实力削弱的后果，从而为齐国战胜魏国和日后控制赵国创造有利的条件。段干朋的计谋，为齐威王所采纳。于是，齐威王决定以部分军队联合宋、卫南攻襄陵，主力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的发展，准备伺机出动，以求一举成功。 当时魏国的扩张，也引起了楚国的敌视。因此，楚宣王便乘魏国出兵攻赵、后方空虚之际，派遣将军景舍率领部队向魏国南部的睢、濊地区进攻。而西方的秦国也不甘落后，发兵先后攻打魏国的少梁、安邑等战略要地。这样，魏国实际上已处于四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幸亏它实力相当雄厚，主将庞涓又决心破赵，丝毫不为其他战场的局势所动摇，因而一直勉力维持着邯郸方向的主攻局面。 魏国以主力攻赵，两军相持近一年。当邯郸形势危在旦夕，在赵、魏两国均已非常疲惫之时，齐威王认为出兵与魏军决战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就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 田忌打算直奔邯郸，同魏军主力交锋，以解救赵围。孙膑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提出了“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正确建议。他说：“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237]孙膑意思是说，要解开乱成一团的丝线，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要排解别人的聚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解围的道理也是一样，不能以硬碰硬，而应该采取“批亢捣虚”的办法，就是撇开强点，攻击弱点，避实击虚，冲其要害，使敌人感到形势不利，出现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解围了。孙膑进一步分析，现在魏、赵相攻多时，魏军的精锐部队全在赵国，留在魏国国内的是一些老弱之卒。根据这一情况，他建议田忌迅速向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进军，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它防备空虚的地方。他认为一旦这么做，魏军必然被迫回师自救，齐军可以一举而解赵国之围，同时又能使魏军疲惫于路，便于最终战胜它。 田忌虚心采纳了孙膑这一作战建议，统率齐军主力迅速向大梁方向挺进。大梁是魏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处于危急之中，魏军不得不以少数兵力控制历尽艰辛刚刚攻克的邯郸，而由庞涓率主力急忙回救大梁。这时候，齐军已把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作为预定的作战区域，迎击魏军于归途之中。魏军由于长期攻赵，兵力消耗很大，加上长途跋涉急行军，士卒疲惫不堪，面对占有先机之利、休整良好、士气旺盛的齐军的截击，顿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遭受到一次沉重的失败。魏国所攻占的邯郸等地，至此也就得而复失了。 战国前中期，魏国的实力要胜过齐国，其军队精锐，也比齐军善战，然而齐军却在桂陵之战中重创了魏军。其主要原因，就是齐国战略方针的正确和孙膑作战指挥艺术的高明。在战略上，齐国适宜地表示了救赵的意向，从而使赵国坚定了抵抗魏军的决心，拖延疲顿魏军；齐国又及时对次要的襄陵方向实施佯攻，使魏军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处境；同时，孙膑能够正确把握住魏、赵双方精疲力竭的有利时机，果断出击。在作战指导方面，孙膑能够正确分析敌我形势，选择适宜的作战方向，进攻敌人既是要害又呈空虚的国都大梁，迫使魏军回师援救，然后以逸待劳，乘敌之隙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一举而克，齐军自始至终都牢牢掌握住了战场主动权。另外，主将田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也为孙膑实施高明作战指导、夺取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至于魏军的失败，也在于战略上未能掌握天下诸侯列国的动向，长期顿兵坚城之下，造成将士疲敝，后方空虚，再加上作战指导上消极被动，让对方牵着自己的鼻子走，最终遭到惨败的命运。 （三）马陵之战 魏国虽在桂陵之战中遭到重创，但毕竟因实力雄厚而没有一蹶不振。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魏国又穷兵黩武，贸然派兵去攻打比它弱小的兄弟之邦——韩国。弱小韩国自然不是魏国的对手，危急中赶忙派遣使者奉书向魏国的克星——齐国求救。齐国君臣又聚在一起商议对策。邹忌依然充当反对派，不主张再次出兵，而田忌则力主发兵救援。齐威王征求孙膑的意见，孙膑既不同意不救，也不赞成早救，而是主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238]。即首先向韩国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韩国全力抗魏，当韩国处于危亡之际，再发兵救援，从而“尊名”“重利”，一举两得。为国家战略利益计，齐威王采纳了孙膑这一计策，决定助韩国一臂之力。 韩国得到齐国将来援救的允诺，人心振奋，上下一心，竭尽全力抵抗魏军的进攻，但结果仍然是五战皆败，只好再次向齐国告急。齐威王抓住魏、韩都已疲惫的时机，再次任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率领齐军直趋大梁。孙膑在齐军中的角色，一如前次桂陵之战那样，充任军师，居中调度。 魏国见齐军出动，便将兵锋指向齐军。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统率雄师10万之众，气势汹汹地向齐军直扑过去，企图和齐军一决胜负。 这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纵深地带，魏军尾随而来，一场鏖战无法避免。敌强我弱，这仗该怎么打？孙膑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他针对魏军剽悍善战，素来轻视齐军的实际情况，正确判断魏军一定会骄傲轻敌，急于求战，轻兵冒进。根据这一分析，孙膑觉得战胜貌似强大的魏军是完全有把握的。其手段不是别的，正是要充分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示形误敌，诱其深入，尔后伺机予以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他的设想，深受齐军主将田忌的赞同。于是在认真研究了具体战场地形条件之后，共同定下了“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作战指导方针。 战争的进程完全按照齐军的预定计划进行。齐军同魏军稍稍接触，就立即佯败后撤。为了诱使魏军进行追击，齐军按照孙膑预先的部署，施展了“减灶”的高招。第一天，齐军挖了10万人煮饭用的土灶，到了第二天，减少成为5万灶，第三天，又减少到3万灶。齐国故意造成在魏军的紧紧迫逼下，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 魏军主将庞涓见齐军退却避战而又天天减灶，便不禁得意忘形起来，武断地认定齐军斗志涣散，士卒已经逃亡过半。于是，庞涓丢下步兵和辎重，只带着一部分轻装精锐骑兵，昼夜兼程追赶齐军，一门心思直奔而去。 孙膑根据魏军的行军速度，判断魏军将于三日后黄昏时分进抵马陵（今山东莘县西南，一说今山东郯城南）。马陵一带道路崎岖狭窄，树木草丛茂盛，地势相当险峻，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处所。于是孙膑利用这一有利地形，选择齐军中10000名善射的弓箭手事先埋伏在道路的两侧，约定到夜间以火光为号，一齐放箭。并让人把路旁一棵大树皮剥掉，在上面大书“庞涓死于此树之下”[239]的字样。 庞涓带领魏军骑兵，果真在孙膑预计的时间里一头撞入齐军的伏击圈中。庞涓发现剥了皮的大树干上写着字，但天色昏暗，看不清楚，便派人点起火把照明。可是树上的字还没有读完，只听得战鼓如雷声隆隆，齐军万弩齐发，箭如飞蝗，给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魏军顿时惊慌失措，大败溃乱，不是被杀，就是投降。庞涓智穷力竭，眼见败局已定，愤愧莫名，只好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又连续大破魏军，前后歼敌10万余人，并将魏军名义上的主帅太子申生擒活捉。马陵之战就这样以魏军惨败而告终结。 马陵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场典型的“示假隐真”、欺敌误敌、设伏聚歼的成功战例。齐军的凯旋奏捷，除了其把握救韩时机得当，将帅之间密切合作，正确预测战场地点和作战时间以外，知彼知己，善于“示形”，巧设埋伏，后发制人，乃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性因素。“减灶”就是这次作战中“示形”的主要方式，它实际上就是孙武“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240]以及“以利动之，以卒待之”[241]等“诡道”作战原则在实战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桂陵、马陵之战是战国前中期齐、魏两个大国之间的两场著名战争，这两场战争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战国时期整个战略格局的演变，意义十分重大。具体地说，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先后失败，从根本削弱了魏国的军事实力。从此，魏国一步步走下坡路。公元前334年，齐、魏两国国君在徐州会盟，魏国只得将霸主地位拱手让给了齐国。而秦国趁魏国遭到削弱之际，乘机于公元前330年进攻魏国的河西地区，大败魏军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俘获魏西部防线主帅龙贾，歼灭魏军45000人，魏国被迫将河西之地又割让给秦国。河西之地的丧失，对魏国以及天下局势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至此，魏国最终失去来之不易的列国首强地位。而齐国则挟战胜之余威，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战国的历史也就进入了齐、秦两强东西并峙的新阶段。 三、济西、即墨之战的指挥艺术 战国中期，随着魏国霸权的衰落，齐国和秦国两强局面开始形成，成为左右天下局势的主导力量。它们东西对峙，互争短长，使当时的争雄兼并战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一）济西之战 在齐、秦各自称雄东西的战略大背景下，由于地缘关系，齐、燕两国的矛盾也十分紧张。当时，较弱的燕国是齐的近邻，双方曾结下过不共戴天的仇恨。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演出一场“禅让”的闹剧，将君位让于相国子之，结果导致太子平与子之因争夺王位而发生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发兵攻燕，在50天之内攻下燕都蓟（今北京一带），杀燕王哙和子之。但由于齐军在燕国大肆烧杀抢掠，燕国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各诸侯国也准备出兵救燕，迫使齐军撤退，太子平即位为王，即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广招贤士，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增强军力，积极准备报齐破国之仇。 当然，从两国的实力对比来看，齐国占有明显的优势。可是自周赧王十五年（前300）齐愍王即位以来，齐国极盛的势头却面临着夭折的可能。齐愍王毫无战略头脑，只知道穷兵黩武，四面树敌，南攻宋、楚，西击三晋，连年征战，劳师疲众，弄得国力日耗，处境孤立。 齐国内政外交的困局，被一直想要复仇的燕国君臣捕捉到了，他们准备乘机攻打齐国。但是从燕国的土地、人口和经济条件看，燕国远不如齐国，单凭燕国本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齐国的。在此形势下，燕将乐毅和燕相苏秦提出争取其他五国，孤立齐国；并怂恿齐国灭宋，以加剧齐国与其他各国的矛盾，尔后联合各国，大举攻齐。燕昭王欣然采纳了这一计策。 为此，燕国表面上臣服于齐国，并派遣苏秦入齐进行离间活动，取得了齐愍王的信任。齐国被燕国表面的屈服所迷惑，放松警惕，对燕国丝毫不加戒备，甚至连防备燕国的兵力也全部从北部边境撤回。公元前288年，魏冉提议秦昭王称帝，并于同年10月前往齐国，约齐愍王同时称帝，结成联盟。燕国再一次派苏秦到齐国从事离间活动，劝说齐愍王撕毁齐、秦盟约，废除帝号，而后伺机灭亡宋国。昏庸的愍王果然被打动，于同年年底废除帝号，转而与各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废帝请服”[242]。齐愍王取得攻秦之战的胜利后，又经过三次战争，灭掉了宋国。此举不仅加剧了齐国同秦、赵之间的矛盾，也对韩、魏、楚形成了相当的威胁。因此，灭宋之举导致齐国与各国矛盾异常尖锐。燕国利用这种形势，积极活动，终于和各国结成攻齐联盟。 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统兵伐齐，乐毅同时佩戴赵国相印，与赵、秦、魏、韩等国军队约期会师，组成五国联军，浩浩荡荡向齐国进军。 当齐愍王发现燕军已攻入齐国时，匆忙任命触子为将，率领齐国军队主力渡过济水，西进拒敌。双方兵力各20余万，在济水之西（今山东高唐、聊城一带）展开决战。齐军由于连年征战，士气低落。齐愍王为了迫使将士死战，以挖祖坟、行杀戮之手段相威胁，更使将士离心，斗志消沉。结果，当联军发起进攻时，齐军一触即溃，遭到惨败，退保都城临淄。联军主帅乐毅鉴于当时齐军主力已被消灭，难以组织有效抵抗的实际情况，果断遣返秦、韩两国的军队，并让魏军去攻取宋国的故地，让赵军去攻占河间，免得诸国继续分享伐齐的胜利成果。尔后，他针对齐国兵力空虚，主力被歼后的恐惧心理，指挥燕军实施战略追击，长驱直入，直捣齐都临淄，一举加以占领，从而摧毁了齐军的指挥中枢。齐愍王被迫逃至莒（今山东莒县）。此时楚顷襄王为分占齐地，便以救齐为名，派淖齿率兵入齐。齐愍王幻想借楚军力量抵抗燕军，便委任淖齿为相。淖齿在莒地杀掉了齐愍王，并夺回了以前被齐国侵占的楚之淮北之地。 燕军攻克临淄后，主将乐毅根据战局的发展，进一步制订了征服齐国的作战计划。一方面，乐毅采取布施德政、收取民心的政策，申明军纪，严禁掳掠，废除残暴法令和苛捐杂税，进行政治攻心。另一方面，乐毅将燕军兵分五路，以期彻底消灭齐军，占领齐国全境。其中，左军东渡胶水，攻取胶东、东莱（今胶东半岛）；右军沿黄河和济水，向西攻克阿城、鄄城（今山东西南部）；前军沿泰山东麓直至黄海，攻取琅邪（今山东青岛市黄岛区琅邪台西北）；后军沿北海（今山东临淄东北沿海一带）出击攻占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中军则镇守齐都临淄策应其他四路。燕军五路大军进展顺利，仅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攻取了齐国的70余城，只剩下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两座孤城侥幸未被攻克。强盛一时的齐国此时已濒临亡国的边缘。 （二）即墨之战 齐国毕竟是一个有尚武传统的大国，齐国军民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他们奋起抵抗燕军的入侵，从而为扭转战局、摆脱覆亡带来了一线生机。 周赧王三十二年（前283），齐国大臣王孙贾等人设计杀死趁火打劫的楚将淖齿，拥立齐愍王之子法章为齐襄王，坚守莒城，并传檄齐地，号召广大民众奋起抵抗燕国的侵伐。另一座未曾沦陷的城池——即墨的军民，也在其守将战死殉国之后，一致公推有勇有谋的齐宗室田单为守将，万众一心，共同坚守城池，抗击燕军，这样便形成了齐国当时两个抗燕的坚强堡垒。燕军统帅乐毅只好重新调整自己的军事部署，集中右军和前军攻打莒城，左军和后军进攻即墨。 可是，燕军这次却打得很不顺手，进攻莒和即墨一年有余，除了损折了一些兵将，其他方面毫无进展。乐毅在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改换了战法，全面采用攻心战，下令燕军后撤至距离两城9里的地方筑营建垒，以示长期围困，并传令凡城中居民有外出的一律不加拘捕，有困难的予以赈济，想借此来动摇齐国守城军民的意志，努力争取不战而下两城。可是，转眼间三年时间悄悄过去了，两城依然没有被攻克。 即墨是齐国境内较大的都邑，地处比较富庶的胶东，依山傍海，土地肥沃，财物丰富，有坚固的城池和较雄厚的人力可用于防守。田单被推举为将后，为挽救危局，除了大力开展争取人心的工作外，还将所带的族兵及收容的残兵7000余人，及时加以整顿和扩充；又身先士卒，带头构筑城防工事，加固城墙，浚深濠池；甚至把族人、妻妾编入军营参加守城。由于田单与将士同甘共苦，在各方面作出表率，致使即墨城的军民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决心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光复祖国山河而同燕军周旋到底。 田单复齐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公元前279年，燕国一代名君燕昭王撒手告别人世，燕惠王即位。这位国君早在做太子的时候便和乐毅有矛盾，这时见乐毅数年攻齐不能最后平定，自然是既不满又怀疑。田单及时捕捉到这一信息，立即派人潜入燕国进行间谍活动，到处宣扬，乐毅借攻齐为名，想控制军队乘机在齐国为王，所以故意缓攻莒和即墨。假如燕国另派主将，这两座孤城指日可下。燕惠王被敌人蒙骗，果然中计，委派骑劫前去替代乐毅为主将。乐毅被临时撤换，不仅使田单少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而且也使得燕军将士愤愤不平，军心不稳。 骑劫到任后，一反乐毅的做法，改长围为强攻，但在齐国军民的殊死抵抗面前，燕军依然被阻于坚城之下。田单为了进一步激励士气，便四处散布谣言，齐军最害怕割掉鼻子，挖掘祖坟。骑劫不辨真伪，上当中计。即墨军目睹燕军的暴行，个个恨入骨髓，怒不可遏，纷纷要求同燕军决一死战。田单见时机成熟，便积极部署反攻措施。他先是命令精壮士卒全部隐伏起来，让老弱、妇女登城守望，使燕军误以为齐军青壮已经伤亡殆尽，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然后派人出城与燕军洽谈投降事宜。燕军信以为真，一心坐待受降，完全放松了对齐军的警惕。 田单在欺敌误敌的同时，也抓紧了己方的反攻准备。他收集了千余斗牛，在牛角上扎上锋利的尖刀，牛身上画上斑斓的花纹，牛尾巴上绑上浸透油脂的芦苇干草，并预先在城脚上挖好几十个大洞，直通城外。同时，田单又亲自挑选了5000名精壮勇士，随之出城。田单下令全城军民备好锣鼓以便出击时呐喊助威。一切准备就绪后，在一个漆黑的夜间，一把火点燃牛尾巴上的芦苇干草，驱赶1000多头火牛从城墙洞中突出，向燕军大营猛冲狂奔；5000名勇士随之呼啸杀出，全城军民擂鼓击器以壮声势。一时间火光通明，杀声震天动地。燕军将士正在熟睡之际，毫无防备，纷纷抛弃甲仗，四处逃命，结果死伤无数。骑劫本人也未能幸免，死于乱军之中。至此围攻即墨的燕军主力彻底溃败。 田单奇袭破围得手后，认为燕军肝胆已破，不能再作有效的抵抗，于是就决定全线反攻，乘胜追击。齐国民众痛恨燕军的暴行，群起响应，很快就将燕军逐出国境，迅速收复了沦陷的70余座城池。 （三）济西、即墨之战的指挥艺术 在济西、即墨之战的第一个阶段，乐毅采用诱齐攻宋策略，形成了天下联合攻齐的有利形势。在作战中又善于适时展开决战，大破齐军主力于济西，并抓住敌我强弱态势已发生变化的有利时机，乘胜追击，直捣齐都，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而齐愍王自恃强大，穷兵黩武，四处树敌，落入燕国的圈套而不自知。当五国联军攻齐时，仓促应战，过早集中主力与强大的联军交锋，因而惨败，几致亡国。 至于齐军在后来的即墨保卫战中能先坚守后反攻，最终一举击败燕军，光复国土，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即墨城有较好的防御条件；二是燕军兵分多路攻齐，发展过快，攻城克坚的准备和力量不够充分；三是田单面对优势之敌，采取有效措施，取得守城军民的信任和支持，为挽救危局、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四是田单巧使反间计，借敌人之手除去最难对付的主将乐毅，同时，又针对骑劫愚妄无能、燕军士气不振等弱点，以诈降手段造成敌人错觉，使之麻痹松懈；五是实施夜间奇袭，出其不意地击破围攻即墨城的燕军主力，打好了反攻初期的关键性一仗，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六是在首战告捷的情况下，田单准确判断形势，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时机，乘胜追击，在齐国民众的坚定支持下，终于夺取了复国斗争的胜利。司马迁对田单此役指挥水平赞誉颇多：“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適人开户；后如脱兔，適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243]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田单复齐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是在经历了五国合纵伐齐这一场大浩劫之后，齐国的实力已急剧削弱，今非昔比，不再是东方头号强国了。战国诸雄之间的战略平衡再一次被打破了。这在客观上就为秦国实施东进战略，兼并六国，席卷天下，提供了极佳的机会。 四、长平之战与野战歼敌思想 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制定正确的兼并战略，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在奖励耕战政策的刺激下，在富国强兵观念的主导下，国势如日中天，在外交中又以连横破纵，远交近攻，连连得手。在与东方六国的军事斗争中，旌旗麾指，铁骑驰骋，军事捷报频传。百余年间，秦国几代君臣蚕食缓进，重创急攻，破三晋，败强楚，弱东齐，构成了对山东六国的战略进攻态势。在秦国的咄咄兵锋面前，韩、魏只能屈意奉承，朝不保夕；南方的楚国自顾不暇；东方的齐国在五国破齐勉强复国后也是力有不逮；北方的燕国无足轻重。只有赵国，自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以来，国力较雄厚，军队较强大，对外战争胜多负少，而且拥有廉颇、赵奢、李牧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还可以同强秦进行一番周旋。 当时，天下的形势非常明朗，秦国要完成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殊世伟业，一定得拔去赵国这颗钉子；自然，赵国亦不肯任他人宰割。双方之间一场战略决战势所难免。 秦昭王根据丞相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构想，从周赧王四十七年（前268）起，先后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怀（今河南武陟西南）、邢丘（今河南温县东），迫使魏国亲附于己。接着又大举攻韩，先后攻取了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少曲（今河南济源西）等重要战略据点。并于公元前261年攻克野王（今河南沁阳），将狭长的韩国拦腰截为两段。消息传来，韩国朝廷上下一片惊恐，急忙派遣使者入秦，以献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一带）为条件，屈辱地向秦国求和。 然而，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却不愿如此屈辱献地入秦，他将韩王的指令放置在一边，做出了献上党之地给赵国的抉择。他的用意当然很清楚，转移秦国的锋芒，促成赵、韩携手，共同抵御秦国，挽救被灭亡的命运。 面对冯亭献地上党郡，赵国君臣意见并不统一。平阳君赵豹坚决反对，他指出：“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244]赵豹认为：“秦被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而小弱顾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谓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245]赵豹看到，赵国如果接受上党郡，必然会引起秦国不满，但是赵国并不具备战胜秦国的条件，显然是引火烧身，所以坚决反对赵国接收韩上党郡。但是，赵王认为：“夫用百万之众，攻战逾年历岁，未见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十七，何故不为？”[246]平原君赵胜、赵禹也赞成赵国接收韩上党郡。于是赵王派遣平原君赵胜去接收上党郡，并封冯亭为华阳君。 赵王目光短浅，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将上党郡并入自己的版图。赵国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虎口夺食，秦国岂肯善罢甘休，秦、赵之间长期以来积聚的矛盾因此而全面激化了。范雎于是建议秦昭王乘机出兵攻赵。昭王便于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1）命令秦军一部进攻韩国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直趋荥阳，威慑韩国，迫使其不敢增援赵国；同时命令左庶长王龁率领虎狼之师扑向赵国，攻打上党。上党赵军力不能支，退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赵王闻报秦军长驱东进，只好兴师应战，委派宿将廉颇率赵军主力开往长平，企图以武力重新夺回上党。廉颇抵达长平前线后，即向秦军发起攻击。遗憾的是，秦强赵弱，赵国数战不利。廉颇不愧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见进攻遭受挫折，便及时调整作战方略，转取守势，依托有利地形，筑垒固守，以逸待劳，疲惫秦军，静候其变。廉颇的改变颇为奏效，秦军想要速决的势头被抑制住了，两军在长平一带相持不下。 秦赵交兵，赵军屡屡受挫，赵孝成王与大夫楼昌、虞卿商议对策。赵孝成王甚至想自己亲率军队与秦军决一死战。楼昌认为即使是赵王亲自征战，也并不能改变战局，应该派使臣去秦国议和。但虞卿认为秦国攻赵蓄谋已久，不会轻易罢兵，直接遣使议和恐怕难以成功。虞卿建议赵国应该派使臣带重金珍宝去游说楚国、魏国，楚魏接受贿赂，这样秦国自然会怀疑六国合纵抗秦，议和才有可能成功。但非常遗憾的是赵孝成王并没有采纳虞卿的意见，仍然坚持派遣郑朱直接到秦国议和。郑朱顺利进入秦国，赵孝成王非常高兴地告诉虞卿这一消息，谁料虞卿认为和议肯定不能成功。虞卿认为，此时各国诸侯贺胜的使者都在秦国，那么秦昭襄王和范雎一定会隆重招待郑朱，并向其他诸侯制造秦、赵两国已经议和的假象。这样，楚国、魏国就会以为秦赵已经媾和，肯定不会派兵救援赵国。到那时赵国就被完全孤立，秦国知道诸侯不会再来救赵，必然拒绝与赵国议和。同时，秦国暗中还将韩国的垣雍割让给魏国，稳住魏国，防止魏国派兵救援赵国。东方六国本来都比较惧怕秦国，现在赵国又外交不慎，被秦国假和议的外交活动迷惑，各国纷纷远离赵国，赵国的处境更为不妙。 秦国不仅在出兵之前大打外交战，从战略上孤立赵国，同时秦国还从内部瓦解赵国的团结。自从廉颇根据秦强赵弱的形势迅速调整战略，凭借天险，固守长平，避战不出，秦赵两国在长平一线50多里的山地上对峙长达三年多。秦赵两国常年暴师在外，秦国国内已是粮尽仓空，赵国也是无以为食。秦军虽然屡屡攻击，偶然也有得手的机会，但廉颇的坚守不出，使得秦国始终无法与赵军主力正面接触。赵孝成王由于国内粮食危机，以赵军伤亡颇多，并错误认为廉颇避不出战是由于胆怯，所以多次派人要求廉颇应当转守为攻，主动出击秦军。廉颇非常冷静，始终不肯听从赵孝成王的错误指示。秦国正是利用赵国君臣在攻守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果断采用离间计，派人携带财物前往赵都邯郸收买赵王的左右权臣，挑拨离间赵王与廉颇的关系，并四处散布流言：“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247]赵王对廉颇不服从命令已经忍无可忍，又听闻廉颇要降秦，更是怒不可遏，所以赵王最终决定要以赵括代廉颇为赵军主将。蔺相如见状急忙进谏：“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248]但赵王还是坚持要以赵括为将。赵括的母亲得知赵括即将奔赴长平战场时，又上书阻止赵王，并说明理由：“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赵王一意孤行，甚至在赵括母亲说出了“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249]后，赵王仍然任命赵括为将。 秦国的战争指导者老谋深算，运用谋略来打开缺口，使局势朝着有利于秦国的方向发展，为尔后的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赵括走马上任后，一反廉颇所为，更换将佐，改变军中制度，搞得赵军上下离心离德，斗志消沉。他还改变了廉颇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战略防御方针，积极筹划战略进攻，企图一举而胜，夺回上党。 秦国在搞乱赵国的同时，也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军事部署：立即增加军队，同时起用骁勇善战的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替代王龁统率秦军。为了避免此事引起赵军的警惕，秦王下令军中严守这一军事机密，命令：“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250] 白起到任后，针对赵括实战经验不足，求胜心切、鲁莽轻敌等弱点，制定了诱敌入伏、分割包围而予以聚歼的正确作战方针，对兵力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造成了“以石击卵”的强大态势。其一，白起以原先的第一线秦军为诱敌部队，调动赵军，等待赵军出击后，立刻向预设主阵地的方向撤退，诱敌深入。其二，巧妙利用长壁构筑袋形阵地，以秦军主力坚守营垒，抵挡赵军主力的攻势。其三，动用奇兵25000人埋伏在侧翼，待赵军出击后，及时穿插到赵军后方，切断已经出击的赵军的退路，协同主阵地长壁上的秦军主力，完成对出击赵军的包围。其四，用5000精锐骑兵插入渗透到赵军营垒的中间，牵制和监视赵军营垒中的剩余军队。其五，组织一支轻装勇猛的突击队，等到赵军被围后，主动出击，不断消耗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意志上彻底摧毁赵军。 战局果然按着白起所预定的方向发展。公元前260年八月，对秦军战术布置茫然无知的赵括统率赵军主力贸然向秦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出击。两军刚刚交锋，秦军的诱敌部队便佯败后撤。鲁莽的赵括不问虚实，立即率军实施追击。而担任诱敌任务的秦军且战且退，退至秦军的预设阵地——壁垒。赵军遭到了秦军主力的顽强抵抗，攻势受挫，被阻于坚壁之下。秦预设的阵地位于丹河以西，秦军依据地形，背靠山峰，建立一个近似半圆形的防御阵地，并且丹河以西的地形和河岸并非平原地带，赵军“胡服骑射”以来训练有素的骑兵并不能发挥其应有战斗力，战场不利于赵军优势兵力的发挥。秦国军队最擅长的弓弩箭阵却在这种地形下非常容易对赵军步兵造成强有力的压制。赵括见攻势不利，想要退兵，但为时已晚，预先埋伏于两翼的25000秦奇兵迅速出击，及时穿插到赵军进攻部队的侧后，抢占了西壁垒（今山西高平北的韩王山高地），截断了轻率出击的赵军主力与赵军营垒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对出击赵军的包围。另外，5000秦军精骑也迅速穿插到了赵军的营垒之间，牵制、监视留守在营垒的部分赵军，并切断赵军的所有粮道。在完成对赵军的分割包围之后，白起下令突击部队轮番出击被围困的赵军。赵军数战不利，情况十分危急，被迫就地构筑营垒，转攻为守，等待救援。这时，赵国粮食缺乏，后勤补给严重不足。齐国周子建议齐国应当援助赵国，提供粮食，他认为：“夫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矣。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且救赵，高义也；却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不务为此而爱粟，为国计者过矣。”[251]但齐王并没有听从周子的建议，拒绝支援赵国。 秦昭襄王得知白起已经完成了对赵军主力分割包围，便亲赴河内（今河南沁阳及其附近地区）动员民众参战。宣布凡参战者，赐爵一级，将当地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编组成军，增援长平战场，倾全国之力与赵国决战。这支部队开进到长平以北的丹朱岭及其以东一带高地，进一步断绝了赵国的援军和后勤补给，从而确保了白起能彻底歼灭被围赵军。 公元前260年九月，赵军断粮已经46天，军营中已经出现偷偷互相残杀以食的残忍情形，赵军军心动摇，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这支疲惫之师，局势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赵括只得准备突围，拼死一搏，做困兽之斗。他组织了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军阵地，希望能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成功，但都未能奏效。绝望之下，赵括只得孤注一掷，亲率赵军精锐部队强行突围，但仍不敌秦军的万弩齐发，遭遇惨败，他本人也丧身于秦军的箭镞之下。 赵括已死，赵军失去主将，斗志全无，乱作一团，也不再作抵抗，40余万饥疲之师全部向秦军解甲投降。对于这40余万赵军降卒，秦国如何处理？白起认为：“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252]所以，除幼小的240人之外，其余降卒全部被白起坑杀，六国震恐。当然，长平之战，秦赵两军相持三年多，秦军也死伤过半，“国虚民饥”[253]。但是空前激烈而残酷的长平之战以秦国的胜利而结束。 长平之战秦胜赵败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除了总体力量上秦对赵占有相对优势外，双方的战略得失和具体指挥水平的高低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秦军之所以取胜的重要原因就是能够时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断调动敌人。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秦国在外交上利用关东六国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威慑、贿赂等手段分化瓦解关东六国，成功阻止“合纵”局面的形成。第二，充分利用廉颇与赵王在攻守问题上的不同主张而导致的不和，巧妙使用离间计，诱使赵王犯下置将不当的致命性错误。第三，针对赵国临阵换将，秦国针锋相对，起用富于谋略、骁勇善战的白起为主将，并严格保密。第四，白起善察战机，用兵如神。白起战术安排得当，利用赵括骄傲轻敌，急于出击的心理，诱敌出击，然后用正合奇胜的战法分割包围赵军，聚歼赵军。第五，秦国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战场。秦国诱敌深入，使赵军最精锐的骑兵并不能发挥作用，秦国的弓弩箭阵却能够对赵军予以压制性的打击，时刻控制着战场局势。第六，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秦王亲自出面协调配合，动员民众及时增援，断敌之援，为白起实施正确作战指挥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相比较而言，赵军之所以惨败，是由一系列战略战术错误的累积而造成的。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在接收了上党郡这块烫手的山芋之后，并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风险和问题的严重性，未能立即主动增兵上党，展开对秦的积极防御。第二，中了秦人的离间计，临阵易将，让实战经验不足的赵括替代执行正确防御战略的廉颇统帅赵军，仓促转守为攻。正如司马光所说：“廉颇一身用与不用，实为赵国存亡所系。此真可以为后代用人殷鉴矣。”第三，在外交上不善于利用各国仇秦、惧秦的心理，积极争取齐、魏等国，反而被秦破坏，未能开展“合纵”战略。第四，主将赵括骄傲轻敌，纸上谈兵。赵括无正确的作战方针，在不知秦军虚实的情况下，放弃有利地形，贸然出击，秦军佯退，未能看出破绽，并不断追击，致使被围。在被围之后，也没有因地制宜，摆脱困境的智谋，只知道消极强行突围，不能进行内外配合，未能对秦军形成反包围的态势，终于导致赵军全军覆灭的悲惨下场。 长平之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加速了秦统一天下的进程，同时在中国兵学史上亦有重要的意义。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杀伤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长平之战中，虽然秦军损失过半，但秦军前后共歼灭赵军45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关东六国中最强劲的对手——赵国，彻底清除了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障碍。同时，长平之战的残酷性也给关东六国造成了极大的震慑。长平之战后，除紧接着的邯郸之战，由于秦王不听白起的建议而导致秦国失败之外，秦国对六国的战争所向披靡，关东六国已经无法与秦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战，秦统一六国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了。 第六节　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 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既表现在《左传》等史书和儒、墨、道、法学派的著作中对兵学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论述，更体现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成熟兵书的纷纷面世。它们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更深的层次考察，诸子论兵之作的丰富和兵书理论体系的完善，在当时是互为关系、相辅相成的，即兵书的发展，给予诸子兵学思想的成熟以有力的推动；而诸子的基本理论，又对兵学文化精神的构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战国晚期文化上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学术兼容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稍晚出的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等，就开始较多地受到诸子学说的某些渗透与影响，传递当时各家学说的不同政治文化信息。 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的影响，比较集中地体现为在战国兵书中，较多地带上政治伦理学的色彩，这是由中国古代学术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为政治、伦理思想占有主导地位，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特征。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254]，就是这个含义。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明确指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这一基本特色：“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255]受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战国兵书注重将兵学问题较大限度地从属于政治伦理学的主体，换言之，就是使其许多兵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伦理学的具体诠释。战国兵书中都有大段大段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论述，而且一般都放在全书的首篇或靠前位置，如，《司马法》的《仁本》《天子之义》，《尉缭子》的《天官》《兵谈》《制谈》《战威》诸篇，《孙膑兵法》中的《见威王》，《六韬》中的《文韬》，《吴子》中的《图国》，等等，就是明证。它们均不是纯粹从兵学的角度立论，而是从政治学的本体基础上对兵学问题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总结。这应该说是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构建施加影响的必然结果。 儒、道、墨、法、名、阴阳这六家是战国时期主要的思想学术流派，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基本面貌。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中对诸子学说的汲取和提炼，也主要表现为对这六家学派思想理论的接受。 儒家学说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它在社会中影响极大，它的基本精神对战国兵书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儒家学说在战国时虽有孟、荀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如，思孟学派更为恪守孔子的立场，侧重于对仁义的阐述，特别重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的特色，侧重于对“礼制”和“礼教”的阐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即讲究“仁义”，提倡“礼乐”，严格等级名分，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重视“民本”，追求由“小康”臻于“大同”的理想社会，等等。它们的影响所及，使得战国兵书普遍注意强调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注意民心的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战国兵书指导原则上的浓厚儒学色彩。具体言之，即表现为当时兵书通常以儒学精神来判断战争的性质，把握战争的目的，认识战争的成败。 战国兵书中有关战争目的与性质的论述，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儒家在把握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精神。它们对军事活动必要性以及根本宗旨之认识，基本上与儒家“吊民伐罪”的原则相一致。这就是《尉缭子》所说的“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256]。然而，它们同儒家一样，称赞寝兵息战为圣德之治，肯定“兵不血刃”而定天下为用兵的最理想境界，如《司马法》曰：“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257]《六韬》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258]《尉缭子》也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259]《孙膑兵法》亦指出一味依赖武力，频繁用兵，乃自取其辱之道，必然招致败亡：“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260] 战国兵书对于战争成败关键的理解，也大多本于儒家的看法。它们认为战争的成败得失，多取决于政治的清明与否，仁义礼乐的推行与否，如《司马法》曰：“以礼为固，以仁为胜。”[261]《尉缭子》强调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262]《吴子》亦强调：“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263]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战国兵书之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这是儒家思想对当时兵书文化精神构建最富有积极意义的影响。这种“民本”思想，在《司马法》中的表述，就是“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264]。在《尉缭子》中，是：“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265]而《六韬》中则表述为：“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266]战国兵书中这些渗透着儒学精神的“民本”概念，如果不单纯考虑其实施的效果，而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那么就应该承认它含有相对的真理因素，值得后人借鉴和给予抽象的继承。 法家学说对战国兵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家的要义是“尊主卑臣”，提倡“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267]，倡导“信赏必罚，以辅礼制”[268]，主张“循名而责实”[269]，强调加强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法家学说的本质特征为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政治权力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它比“迂远而阔于事情”[270]的儒学显得更为高明和理性。兵书要积极发挥自己适应治理阶层需要的现实功能，自然完全有必要融合汲取法家学说的某些内容。 从现存的战国兵书内容来看，它们都充分吸收了法家厉行赏罚的主张，极力提倡在军事活动中明赏严罚，以保证军队上下统一号令，强化军事纪律。这就是《尉缭子》中所言的“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271]。这里不仅讲求赏罚，而且将赏罚直接与奖励耕战结合起来，这与《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的思想实有相一致之处。另外如《六韬》中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272]《吴子·治兵》中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273]等等，也同样体现了法家的赏罚理论。从实际操作角度看，法家赏罚严明的主张的确符合军事活动的组织要求，因此为战国兵书所广泛吸收，其中尤以《尉缭子》一书最为显著。 战国兵书普遍强调军队的集中管理，主张以君权至上为军事活动的遵循规范，这显然是深受法家“尊主卑臣”“专制独断”理论的影响。《尉缭子》对这一问题是如此论述的：“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274]意思是说，最高统治者有主宰一切的权限，臣下只能毫无保留地为主上尽忠效命而已。《六韬》中所反映出来的集权思想更为深刻，它一再提倡君主千方百计巩固权柄，以便左右一切：“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其正也。”[275]这与法家慎到对“势”的论述如出一辙。其实，战国兵书中这种君权本位倾向的存在并不奇怪，因为时至战国封建专制主义日益成熟之际，兵书中贯彻专制集权的要求，乃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的。 法家的“循名责实”理论，也为战国兵书所充分汲取和肯定。《六韬》云：“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276]这就是要求在用人之时，必须严格职责权限，根据职责的名分，来考察其职责的实绩。这种辨名析实的军事管理手段，的确是法家“循名责实”理论的流韵余泽。 法家提倡极端专制主义，认为君臣之间、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相互的利害权衡取舍基础上的：“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277]战国兵书也深受其影响，提倡在军事活动的人际关系问题上，利用人的私欲，利用人的好利本性，借满足人们的欲望，来达到战争的目的，为治理阶层服务。例如，《尉缭子》就主张：“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荣而显之。”[278]同时，它更强调封建统治者应努力使广大民众“去私”“无欲”，至少不敢“有欲”，指出：“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矣。”[279]这实质上就是法家“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主张的翻版。总之，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受到法家学说的影响，乃是明显不争的事实。这与法家注重解决现实问题，适应当时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主义的需要这一特征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道家的基本思想倾向，《汉书·艺文志》中有比较扼要而准确的表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280]具体地说，道家的要义大抵有四个主要层次，即：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重复的朴素辩证法；“无为而无不为”[281]，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的策略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282]的社会政治理想。其中清静无为，贵柔守雌，“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原则和思维方式，尤其为人们所重视，被运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 战国兵书对道家的学说同样情有独钟，充分加以汲取。其中以《六韬》尤为突出。它们对神秘玄虚的道家语言多有搬用，以努力显示自己的深奥玄妙，不可捉摸。如《尉缭子》言：“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283]《六韬》亦曰：“至事不语，用兵不言……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而不制者，兵也。”[284]这种形式上的模仿还不是最主要的，更突出的是，《六韬》主张在治军、作战中贯彻“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计大利而不计小利：“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285]并且认为这样做的有利之处就在于：“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286]而道家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后发制人策略原则，则更得到《六韬》的青睐：“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287]《尉缭子》也认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288]在《孙膑兵法》中，更总结为“让威”的具体作战原则。 同时，战国兵书对社会动荡原因的分析，也常常采取道家学说的价值标尺予以衡量。如《六韬》说：“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289]这种评论社会问题的价值取向，同样表明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过程受道家学说的影响之深厚。 其他诸家如墨家、阴阳家等，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也或多或少有所渗透和影响。概略而言，墨家的影响体现为战国兵书大多强调“尚贤”“节用”以及“兼爱”“救守”。而阴阳家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某些战国兵书也注重论述“五行”，谈说“六甲”，等等。《六韬》中有《五音》《兵征》诸篇，侈言“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云云，即是明证。 战国时代，由于诸子学说存在着一种相互兼容的总趋势，所以战国兵书对诸子学说的借鉴和吸收，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为多元而混杂，很不纯粹。同一部兵书之中，往往既有儒、法的痕迹，也不时有道、墨的影子。有时甚至在同一段话中，各家学说的影响也交相混糅。例如，在《六韬·文韬·盈虚》中，所谓“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之类，是墨家的余泽；所谓“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乃是道家的流风；“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乃是法家的要义；而“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则又是儒家的面孔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充分表明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实乃笼罩在诸子学说的氛围之中，可谓诸子学说在当时兵学领域中的一种信息传递。 综上所述，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都有不同程度的渗透和影响，其中尤以儒家与法家学说最为突出。这不仅表现为这两派学说的基本语言、概念范畴以及思想观点在战国兵书中出现的频率远较其他学派为高，而且也表现为它们在实质上决定了战国兵书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文化特征。具体而言，儒家学说为战国兵书规范了用兵的根本宗旨与目的，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以及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等问题。一句话，即儒家学说从总揽全局的高度，为战国兵书解决了政治原则问题，从而使战国兵书在哲理上获得了升华。而注重实事的法家学说，亦从政治操作的角度，为战国兵书提供了具体而丰富的政治实践理论，并从实用的层次上满足了社会大变革条件下对兵书的要求。理想的境界与成熟的经验这两者的密切结合，互为弥补，这就是儒、法两派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渗透和影响。 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的影响，既然表现为诸子政治思想在兵书中的贯彻和落实，使战国兵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的政治、伦理学的规范，那么它的历史意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双重的性质。 一方面，由于战国兵书受到政治、伦理的规范，笼罩着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样，就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其兵学学术的独立存在价值，使得兵学沦落为政治的附庸。换言之，将政治与兵学问题加以等同的做法，显然是偏颇的。就认识论而言，这是片面、机械的；就实践而言，这又是迂腐、空疏的。同时，诸子学说影响渗透到当时的兵家著作之后，也使得后世兵家难以摆脱政治伦理精神的束缚，并使古代兵学的创造性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压抑。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兵学著作无有出《孙子兵法》之右者，以至产生“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290]这样的说法，其重要的原因恐怕一在于斯。 另一方面，战国兵书受到浓厚的政治、伦理的规范，也使它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战争的确是政治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伦理对于分析、判断战争的性质，理解战争的成败，认识战争的宗旨，都是有帮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国兵书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认识战争的基本规律，探讨战争问题，这一逻辑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它合乎理性思维的正常途径。同时，战国兵书吸收儒家学说，提倡仁义爱民，主张调和社会矛盾，使得其战争观具有温和、人道的色彩，这无疑是宝贵的识见，显示了对待战争应有的正确态度，对后人不无积极的启迪意义。而它们重视民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同样是非常卓越的见解，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至于战国兵书吸收法家的实用政治学说，用来充实自己的治军、作战理论，乃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的合理性，在今天更有必要予以公正的评价。其他像道家、墨家、阴阳家学说对战国兵书渗透与影响的意义，也应作如是观。 总而言之，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深受诸子学说的渗透和影响，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对此，我们既不可简单贬低它的应有地位，也不应人为地拔高它的历史意义，而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缜密的分析和认真的总结。这是我们研究战国兵书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嬗变历史进一步进行科学认识的必要前提。 【注释】 [1]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954页。 [2]参见黄朴民：《春秋军事史·绪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吴如嵩、黄朴民、任力、柳玲：《战国军事史·绪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3]《过秦论》。 [4]《吕氏春秋·不二》。 [5]路迪民、王大业：《中国古代冶金与金属文物》，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6]《周礼·考工记》。 [7]杨泓：《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文物》1985年第8期。 [8]钟博超：《战国时期青铜兵器制作工艺研究》，《文物世界》2017年第5期。 [9]杨泓：《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文物》1985年第8期。 [10]《孙膑兵法·势备》。 [11]《战国策·齐策一》。 [12]《荀子·议兵》。 [13]江淹：《铜剑赞》，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6347页。 [14]《周礼·考工记·弓人》。 [15]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 [16]林沄：《弩的历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4期。 [17]《秦兵马俑专家首次“考古复原”2200多年前完整弓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3月21日（第4版）。 [18]《左传·成公二年》。 [19]《墨子·公输》。 [20]《左传·成公十六年》。 [21]《战国策·韩策一》。 [22]《史记·苏秦列传》。 [23]《商君书·境内》。 [24]《战国策·韩策一》。 [25]《战国策·齐策一》。 [26]《史记·韩世家》。 [27]《吕氏春秋·不广》。 [28]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283页。 [29]参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30]《孙膑兵法·八阵》。 [31]《吴子·图国》。 [32]《六韬·犬韬·均兵》。 [33]《战国策·赵策一》。 [34]《吴子·应变》。 [35]《通典·兵二·法制》，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全五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3810页。以下《通典》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36]《战国策·赵策二》。 [37]《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38]董说：《七国考》，中华书局，1956年，第304页。 [39]《吕氏春秋·论威》。 [40]何良臣：《阵纪》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六韬·犬韬·战骑》。 [42]白建钢：《秦俑军阵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43]《通典·兵一·叙兵》。 [44]《吴子·治兵》。 [45]吴如嵩、黄朴民、任力、柳玲：《战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46]《蜀王本纪》。 [47]《战国策·燕策二》。 [48]《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初学记》卷二十五，等等。 [49]《战国策·燕策二》。 [50]《孙膑兵法·十阵》。 [51]《战国策·楚策一》。 [52]《战国策·楚策一》。 [53]《战国策·秦策四》。 [54]《战国策·齐策五》。 [55]《战国策·齐策五》。 [56]《史记·苏秦列传》。 [57]《战国策·韩策三》。 [58]《战国策·赵策二》。 [59]《史记·秦本纪》。 [60]《史记·张仪列传》。 [61]参见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 [62]《史记·商君列传》。 [63]《荀子·议兵》。 [64]《吴子·料敌》。 [65]《史记·张仪列传》。 [66]《汉书·地理志》。 [67]《史记·高祖本纪》裴骃《集解》引注张晏说。 [68]《汉书·地理志》。 [69]《史记·苏秦列传》。 [70]《史记·苏秦列传》。 [71]《史记·苏秦列传》。 [72]《战国策·中山策》。 [73]《吴子·料敌》。 [74]《史记·张仪列传》。 [75]《史记·苏秦列传》。 [76]《史记·张仪列传》。 [77]《战国策·齐策一》。 [78]《史记·苏秦列传》。 [79]《史记·货殖列传》。 [80]《荀子·议兵》。 [81]《吴子·料敌》。 [82]《史记·高祖本纪》。 [83]《史记·苏秦列传》。 [84]《史记·苏秦列传》。 [85]《战国策·秦策五》。 [86]《吴子·图国》。 [87]《史记·苏秦列传》。 [88]《史记·张仪列传》。 [89]《战国策·赵策二》。 [90]《史记·张仪列传》。 [91]《汉书·地理志》。 [92]《战国策·赵策二》。 [93]《战国策·秦策三》。 [94]马骕：《绎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3260页。 [95]《史记·张仪列传》。 [96]《史记·张仪列传》。 [97]《史记·苏秦列传》。 [98]《史记·苏秦列传》。 [99]《史记·苏秦列传》。 [100]《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01]《史记·张仪列传》。 [102]《史记·苏秦列传》。 [103]《史记·苏秦列传》。 [104]《吴子·料敌》。 [105]《史记·苏秦列传》。 [106]刘向：《战国策书录》，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662页。 [107]《孟子·梁惠王上》。 [108]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150页。 [109]《荀子·王制》。 [110]《孙子兵法·九地篇》。 [111]《战国策·秦策四》。 [112]《孙子兵法·地形篇》。 [113]《战国策书录》。 [114]《韩非子·五蠹》。 [115]《史记·苏秦列传》。 [116]《韩非子·忠孝》。 [117]《史记·苏秦列传》。 [118]《史记·苏秦列传》。 [119]《战国策·赵策二》。 [120]《史记·李斯列传》。 [121]《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22]《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23]可参见孙闻博：《范雎“远交近攻”与秦对外战略的北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24]《史记·商君列传》。 [125]《战国策·秦策三》。 [126]《史记·张仪列传》。 [127]《史记·张仪列传》。 [128]《史记·张仪列传》。 [129]《史记·赵世家》。 [130]《史记·赵世家》。 [131]《战国策·秦策四》。 [132]《战国策·魏策四》。 [133]《战国策·魏策一》。 [134]《韩非子·存韩》。 [135]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540页。 [136]参见宋杰：《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13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2100页。 [138]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2039页。 [139]胡阿祥：《兵家必争之地》，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140]《史记·张仪列传》司马贞《索隐》。 [141]《尉缭子·攻权》。 [142]《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43]《盐铁论·险固》。 [144]《吕氏春秋·孟冬》。 [145]《盐铁论·险固》。 [146]《博物志》。 [147]《战国策·韩策一》。 [148]《战国策·魏策一》。 [149]《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50]《孙子兵法·九地篇》。 [151]《战国策·赵策三》。 [152]《尉缭子·守权》。 [153]《尉缭子·兵谈》。 [154]《尉缭子·守权》。 [155]《战国策·齐策六》。 [156]《尉缭子·守权》。 [157]《尉缭子·守权》。 [158]《墨子·备城门》。 [159]《商君书·兵守》。 [160]《商君书·兵守》。 [161]《墨子·备城门》。 [162]《尉缭子·守权》。 [163]董说：《七国考》，中华书局，1956年，第135页。 [164]《史记·苏秦列传》张守节《正义》注引《竹书纪年》。 [165]《战国策·燕策一》。 [166]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733页。 [167]郝懿行：《竹书纪年校证》，见《郝懿行集》，齐鲁书社，2010年，第3936页。 [168]《史记·魏世家》。 [169]《史记·赵世家》。 [170]《史记·张仪列传》。 [171]《史记·匈奴列传》。 [172]《史记·匈奴列传》。 [173]《史记·匈奴列传》。 [17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工程》，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175]《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176]《周礼·夏官司马·叙官》。 [177]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3页。 [178]《战国策·齐策一》。 [179]黄朴民：《战国兵员数额辩议》，《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80]《孟子·离娄上》。 [18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8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83]《商君书·境内》。 [184]《礼记·檀弓下》。 [185]《吴子·图国》。 [186]《吴子·图国》。 [187]《尉缭子·兵教下》。 [188]《荀子·议兵》。 [189]《荀子·议兵》。 [190]《汉书·刑法志》。 [191]《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192]《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193]《左传·文公六年》。 [194]《左传·襄公十三年》。 [195]《左传·桓公六年》。 [196]《左传·襄公三年》。 [197]《吴子·治兵》。 [198]《尉缭子·勒卒令》。 [199]《尉缭子·兵教上》。 [200]《尉缭子·勒卒令》。 [201]《六韬·犬韬·教战》。 [202]《尉缭子·勒卒令》。 [203]《尉缭子·勒卒令》。 [204]《尉缭子·勒卒令》。 [205]《尉缭子·勒卒令》。 [206]《左传·成公十六年》。 [207]黄朴民：《春秋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9页。 [208]《左传·成公十八年》。 [209]《周礼·夏官·司兵》。 [210]《周礼·夏官·司戈盾》。 [211]《周礼·夏官·校人》。 [212]《左传·襄公九年》。 [213]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214]《墨子·非攻中》。 [215]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0页。 [216]《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217]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4603页。 [218]《国语·晋语四》。 [219]《国语·吴语》。 [220]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49页。 [221]《论语·公冶长》。 [222]《战国策·赵策一》。 [223]《孙子兵法·计篇》。 [224]《孙子兵法·地形篇》。 [225]《孙子兵法·谋攻篇》。 [226]《孙子兵法·地形篇》。 [227]见《史记·魏世家》《战国策·魏策一》《说苑·尊贤》的记载。 [228]《尉缭子·原官》。 [229]《六韬·文韬·举贤》。 [230]《韩非子·解老》。 [231]黄朴民、马丁：《对先秦“文武分职”问题的再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32]黄朴民：《先秦喋血》，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97—99页。 [233]《孙子兵法·形篇》。 [234]吴如嵩、黄朴民、任力、柳玲：《战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235]《汉书·食货志》。 [236]《战国策·秦策四》。 [237]《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38]《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39]《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40]《孙子兵法·计篇》。 [241]《孙子兵法·势篇》。 [242]《史记·赵世家》。 [243]《史记·田单列传》。 [244]《史记·赵世家》。 [245]《战国策·赵策一》。 [246]《战国策·赵策一》。 [247]《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48]《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49]《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50]《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51]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169页。 [25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53]《战国策·中山策》。 [254]《庄子·齐物论》。 [25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6年。 [256]《尉缭子·武议》。 [257]《司马法·仁本》。 [258]《六韬·武韬·发启》。 [259]《尉缭子·兵令上》。 [260]《孙膑兵法·见威王》。 [261]《司马法·天子之义》。 [262]《尉缭子·战威》。 [263]《吴子·图国》。 [264]《司马法·仁本》。 [265]《尉缭子·战威》。 [266]《六韬·武韬·发启》。 [267]《史记·太史公自序》。 [268]《汉书·艺文志》。 [269]《韩非子·定法》。 [270]《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71]《尉缭子·制谈》。 [272]《六韬·龙韬·将威》。 [273]《吴子·治兵》。 [274]《尉缭子·原官》。 [275]《六韬·文韬·守土》。 [276]《六韬·文韬·举贤》。 [277]《韩非子·难一》。 [278]《尉缭子·战威》。 [279]《尉缭子·治本》。 [280]《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281]《老子·三十七章》。 [282]《老子·八十章》。 [283]《尉缭子·兵谈》。 [284]《六韬·龙韬·军势》。 [285]《六韬·文韬·盈虚》。 [286]《六韬·武韬·发启》。 [287]《六韬·文韬·大礼》。 [288]《尉缭子·勒卒令》。 [289]《六韬·武韬·文启》。 [290]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