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兵学的首座丰碑：《孙子兵法》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当时天下混乱，社会失序，战争频繁，礼坏乐崩。新兴阶层迫切需要用系统、深刻的兵学理论来指导新形势下的战争实践，完成社会形态的彻底转变，这就为《孙子兵法》的诞生提供了时代的契机。 《孙子兵法》全书13篇，约5900余字，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兵法经典著作，历来被列为我国古代兵书之首，《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历代谈兵之祖”[1]，是中国古典兵学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孙子兵法》的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文采典雅绚丽。自春秋末期问世以来，对中国兵学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在世界兵学史上亦占有突出的地位。《孙子兵法》成书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晚期，作者是享有“百世兵家之师”美誉的兵圣孙武。《孙子兵法》的篇幅虽然不长，但是其所包含的兵学思想却异常丰富和深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 第一节　孙武其人与《孙子兵法》 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人，春秋晚期人，生卒年月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而略晚。孙武是齐国新兴势力代表田氏的后裔，后因避齐国内乱，移居南方的吴国。经伍子胥的力荐，孙武有机会向吴国阖闾进呈兵法13篇，深得吴王赞许与信任，被任命为吴国将军，辅佐阖闾经国治军，多有建树。 孙子出身于著名的兵学世家，其祖父田书就是齐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将领，也是田完的五世孙，主要活动于齐景公时期。齐景公二十五年（前523）秋，齐国派遣高发率兵攻打莒国，这时已官至大夫的田书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并且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伐莒之战的战功卓越，齐景公论功行赏，封田书于乐安（今属山东惠民）为食邑，赐姓孙氏。 齐国兵学传统的影响，[2]兵学世家良好的教育与熏陶，为孙子撰写这部不朽兵学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子本人又曾亲身参加过重要的军事实践活动，并从南方吴楚等国兵学思想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因而为其兵学理论建树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因此，综合性、博容性是《孙子兵法》一书思想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之相联系，其书所打上的地域文化特征乃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多样的现象。而在这中间，吴文化在它身上所留下的深刻烙印与广泛影响也不应该被忽视，[3]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全面认识《孙子兵法》一书的意蕴及其不朽价值。 《孙子兵法》的面世，乃是历史的必然，其在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亦绝非偶然。根据司马迁《史记》对孙武事迹的记载，主要就是吴宫教战，这展现了孙武不畏权势严厉治军的基本思想。同时，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吴王》中对此事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孙武撰成兵法后，南下前往正在图谋霸业的吴国。在伍子胥的多次力荐下，吴王阖闾得以看到孙武的“十三篇”兵法。约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召见孙武。阖闾向孙武表示自己非常喜欢战争，问是否可以训练士兵，考验孙武实践能力的意图十分明显。孙武虽然研究兵学，但是并非穷兵黩武的好战之人，他对战争的认识是非常深刻而清醒的，孙武非常严肃地回答：“兵，利也，非好也。兵，□（也），非戏也。君王以好与戏问之，外臣不敢对。”[4]阖闾看到孙武非常严肃，也连忙表示自己就是想看看孙武用他的兵法如何练兵。孙武向阖闾表示：“唯君王之所欲，以贵者可也，贱者可也，妇人可也。”[5]吴王阖闾狡黠地看着孙武，回头看了看自己身旁的那些柔弱宫女，表示想要用妇人练兵。孙武当然看出了阖闾的意思，犹豫了一下。他知道以妇人练兵的确有些不忍心，尤其是吴王的宫女更有不同，他还是担心会出现无法预知的意外，于是试图请求更换练兵对象。孙武的犹豫正中阖闾下怀。孙武从吴王阖闾的眼中看出，已经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了，但是他还是提醒了一下阖闾，训练中若是出现意外，希望吴王阖闾不要后悔。双方商定练兵的场所就在吴宫的苑囿中进行。 吴国君臣与孙武一行前往苑囿之中，听说孙武要用宫女练兵，吴王宫女都非常好奇，觉得好玩，跃跃欲试。阖闾选定了180人，分左右两队。孙武任命阖闾最宠爱的宫女任左右队长，持戟而立。孙武上前大声喊道：“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6]众宫女表示知道，孙武接着说：“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7]孙武讲完这些最简单的军事训练法规之后，命令军士设置斧钺，以明军法，并反复宣明纪律和军法。 一切准备就绪，孙武命令击鼓操练。当鼓声发出右的命令时，这些宫女并没有执行，早已笑得直不起腰了，顿时陷入混乱之中。当然这一切在孙武的预料当中，他并没有慌张，对着宫女继续大声喊道：“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8]于是，他再次向宫女宣告操练的纪律，当鼓声再次发出左的命令时，这些宫女还是我行我素，目无军纪。孙武非常严厉地喊道：“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9]孙武决定依照军法斩杀吴王的两个宠姬，以正军法。吴王阖闾在台上观看，发现情况不对，立刻派使者前去制止，表示自己已经知道孙武能用兵了，没有两个宠姬，他会食不甘味的。当吴王的使者赶到面前，刚刚还惊魂未定的吴王爱姬顿时又耀武扬威，非常不屑地看着孙武。令吴王阖闾没有想到的是，孙武义正词严地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10]孙武一声令下，吴王的两个宠姬人头落地，顿时香消玉殒。吴王使者被眼前的情况惊呆了，苑囿中空气异常紧张，大家都为孙武捏把汗。孙武并不理会其他状况，命令队列中两个宫女为队长，继续操练。苑囿中鼓声雷雷，宫女们个个立刻像换了个人似的，训练得极其认真，所有的动作都规规矩矩。紧接着，孙武训练复杂的阵法，不论是圆阵，还是方阵，整整齐齐，丝毫不乱，俨然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孙武邀请吴王观看训练效果。此时的阖闾还陷在对爱姬之死的悲痛和对孙武的愤怒中，摆摆手，说道：“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11]事情过去了六天，孙武没有等到任何消息，但最终阖闾还是来了。当然，阖闾并非铁石心肠，看到宠姬被斩杀，悲痛不已，这是人之常情；但阖闾能够亲自前来谢罪，并任命孙武为吴国将军，主持吴国军务，可见阖闾确实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吴宫教战是典籍中对孙武事迹的唯一记述，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孙武在吴国的功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却一笔带过，称：“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12]当然，孙武在史籍记载中的军功不显，这与春秋时期的特殊军事制度相关。 《孙子兵法》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全书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孙子兵学理论的精髓之所在。在“兵者诡道”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孙子兵法》提出了一系列精辟、卓越的见解。例如，主张夺取作战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13]；强调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实施进攻性作战，“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14]；提倡正确选择作战方向，做到“避实而击虚”[15]；主张军事欺骗，示形动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16]“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17]；要求做到灵活机动，因敌制胜，即所谓“践墨随敌，以决战事”[18]；主张奇正相生，奇正多变，主动灵活，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以正合，以奇胜”[19]；提倡察知天候地理，巧妙利用地形，“知天知地，胜乃不穷”[20]，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21]。凡此种种，均突出地反映了《孙子兵法》作战指导的杰出思想，其所提出的许多兵学范畴，如“奇正”“虚实”“攻守”“形势”“主客”“迂直”等等，均成为后世兵家构筑兵学理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指导。 《孙子兵法》的治军思想同样丰富精邃，享誉古今。它提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原则，主张明法审令，恩威兼施，刑赏并用，爱护士卒，善待俘虏；重视对将帅队伍的培养与建设，主张将帅应拥有战场机动指挥权限，即“君命有所不受”[22]；重视加强对士卒的训练和管理，主张统一号令，令行禁止。所有这一切都为后世社会的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尉缭子》《六韬》《三略》在治军理论上的深化和发展，均受了《孙子兵法》这些论述的启迪。 第二节　《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关于《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宋代以前，学者均认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司马迁对孙武事迹的相关记载，即《孙子兵法》十三篇系孙武所作，它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的兵学理论高度，没有任何异议。到了宋代，随着辨伪学的逐渐兴起，自梅尧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对《孙子兵法》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孙子兵法》的完全成书当是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无论从思想倾向还是从文字内容上来讲都有着浓厚的战国色彩。如曾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梅尧臣就指出“此战国相倾之说也”[23]，由此开始怀疑《孙子兵法》一书成书年代及作者的先河。到了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適，他怀疑《孙子兵法》其书及孙武其人其事的真实性，他认为《左传》中关于当时吴、楚战争的记载，没有一次提到孙武的名字。《史记》有关孙武其人并非真实，《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史记》记载的吴宫教战，竟然以妇人操练，“尤为奇险不足信”[24]。与叶適同一时代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同样认为：“孙武事吴阖闾，而事不见于《春秋传》，未知其果何代人也。”[25]此说得到全祖望、姚际恒等学者赞同，并进一步发挥其说。如，全祖望指出：“吴、楚交兵，吴本胜，而用兵实无胜算。《左氏内外传》纪吴事颇详，绝不及孙武。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亦不甚及《孙子》。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补《七略》之疑，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26]清代学者姚鼐也认为《孙子兵法》为战国兵家典籍，主要理由是：“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27]姚鼐承认吴国实有孙武其人，但《孙子兵法》的作者并非孙武。 近代以来，随着疑古思潮的发展，《孙子兵法》多战国色彩的观点，在论证上又有了长足的进展，逐渐成为学术界主流观点。如，在20世纪30年代，齐思和作《〈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就是典型，此文分别以其书所见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军事制度以及著述体例等方面，将《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确定在战国时期。[28]大体而言，战国成书说主要的论据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左传》《国语》述吴国事甚详，而不载孙武；其二，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也很少记载孙武；其三，《孙子兵法》所述为战国战术，非三代战术；其四，《孙子兵法》讲权诈，与春秋时讲礼义不合；其五，春秋时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孙子兵法》动辄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不可信；其六，春秋时各国都由卿率师出征，没有专任将军的，《孙子兵法》多次提到“将”，与春秋制度不合；其七，春秋时大夫的家臣称大夫为“主”，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以后才称国君为“主”，《孙子兵法》称国君为“主”；其八，“弩”的使用大概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而《孙子兵法》中有“弩”的记载。由于《孙子兵法》内容与《战国策》中所载孙膑之言相似，学术界甚至还出现了《孙子兵法》为孙膑所作的观点。如日本学者斋藤拙堂、武内义雄，[29]中国著名学者钱穆、金德建[30]等，这种观点一度影响非常大。 1972年，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使得《孙子兵法》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再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部竹简兵书，将“吴孙子”与“齐孙子”混为一谈，认为《孙子兵法》一书的真正作者当为孙膑的观点获得了纠正。当然，其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仍然引起很大的争议。银雀山汉简公布后，齐思和仍坚持其观点，1981年，在其出版的《中国史探研》中收入《〈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一文，他在后记中专门指出：“一九七二年在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所发现的竹简写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书的残简，为本文提出的基本论点增加了两个强有力的证据。（一）竹简本《用间篇》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不见于今本，足证此书系战国时人所作。（二）《孙膑兵法》残简的发现，足证《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并非一书。一九七八年九月补记。”[31]同时，李零通过对银雀山汉简的研究，也指出《孙子兵法》并非孙子所作，而是“孙子学派”的著作，可能经过了从吴国到齐国，自春秋末期到战国的时空变迁，最终成书，而且也不能排除孙膑参与其中的可能性。[32]杨丙安也持类似观点，甚至认为《孙子兵法》最终定型于西汉校理兵书时期。[33]郑良树推断《孙子兵法》当成书于孙武去世后的40年，[34]亦可备一说。1984年，郭化若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推测：“《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属于孙武而无疑，而其成书时间大概是春秋末至战国初这一过渡时期。至于成书过程，我们的推测：当阖闾去世、伍子胥被伯嚭排斥时，孙武见机引退，总结过去的和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整理成较有系统的军事理论，从事讲学，经由许多门徒、学生和专门前来请教者们口传笔录，代代相传，从春秋末到战国初，逐渐形成一部丰富而比较完整的兵法。”[35] 当然，自宋代以后，历代一直有学者坚持《孙子兵法》为孙武所作，成书于春秋末期，对自宋代以来主流观点予以辩驳。如宋濂、胡应麟、纪昀、孙星衍、章学诚等人，也从不同角度指出战国成书说等观点的漏洞或不严密之处。如，针对叶適提出孙武事迹不载于《左传》的说法，宋濂在《诸子辨》针锋相对指出：“叶適以不见载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予独不敢谓然。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36]《四库全书总目》亦认为：“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叶適以其人不见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然《史记》载阖闾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则确为武所自著，非后人嫁名于武也。”[37]以孙子后裔自称的清代学者孙星衍明确指出：“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38]何炳棣亦明确提出《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的观点。[39]银雀山汉简出土后，吴如嵩在《〈孙子兵法〉浅说》中，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主导，并将《左传》中的战争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全部引用春秋时期的战例来论证孙子的观点，从而得出《孙子兵法》完全有条件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结论，[40]并在《〈孙子兵法〉新说》中仍坚持《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的观点。[41]蓝永蔚撰写《〈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一文，从思想倾向、战略思想、军制特征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论述，尤其指出《孙子兵法》在速决的进攻战、回避攻城、集中兵力以及有关战场选择等方面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春秋末期的时代特征。[42] 大体而言，我们认为，随着1972年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以及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孙子兵法》佚文“孙子曰：夫十三篇”[43]等新文献的出土，证明了《史记》对《孙子兵法》以及孙武事迹记载是基本可靠的。《孙子兵法》具有一个不断成书的过程，其初次成书可能是春秋末期的孙武。同时，综观《孙子兵法》全书，其受战国百家之学的影响，亦是明显可见的。正如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嘉锡以为吴王与孙武问答，未必武所自记。古人之学，大抵口耳相传，至后世乃著竹帛，此盖战国时人所追叙耳，至其后乃合而编之，或即刘向校书时所定著，未可知也。”[44]要而言之，战国时期泛滥起来的五行学说与其有涉；《孙子兵法》关于军事活动的强烈功利倾向，与墨家与法家似有纠葛；《孙子兵法》的朴素辩证法与方法论，不仅精神实质与道家老子学说如出一辙，而且两者遣词用句都颇有相合处；《孙子兵法》的愚兵观念以及手段，与法家并无差异；而它的主导思想倾向，又是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学派兵学思想基本特征完全相左的。《孙子兵法》书中这些复杂的思想倾向，正是战国时期诸子学术思想既对峙又融合的基本现实，在具体学科领域——兵学领域中的渗透与具体体现。 第三节　《孙子兵法》的著录、流传及版本 一、《孙子兵法》的著录与流传 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兵法》一书最早见于《史记》载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见当时称是书为“孙子十三篇”。此后，历代对《孙子兵法》均有著录，其源流大致如下所述。[45] 西汉时期是《孙子兵法》一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当时汉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搜集和校理。第一次是汉初“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46]。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期，“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47]。颜师古注云：“捃摭，谓拾取之。”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期，“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48]。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一定都包括了最重要的《孙子兵法》一书。尤其是第三次任宏校订兵书，其对于传世本《孙子兵法》篇名的确定，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校书之事，由刘向总其成。刘向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根据其书这一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孙子兵法》的第一部。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书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49]。因此，《七略》也当著录有《孙子兵法》。同时，需指出的是，经过刘向、任宏的校书，《孙子兵法》遂形成定本，并由国家收藏。正如学者指出“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50]。 《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其对《孙子兵法》有明确之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称“吴孙子”是为了有别于“齐孙子（孙膑）”。至于其篇数缘何由司马迁所言的“十三篇”（包括汉简本的提法）增至82篇，且附有图9卷，对此一问题如何理解，学者有一定的争议，如，杜牧认为《孙子兵法》本为82篇，后曹操注解时削减为13篇。此种看法章学诚认为不妥：“杜牧谓魏武削其数十万言为十三篇者，非也。盖十三篇为经语，故进之于阖闾，其余当是法度名数。有如形势、阴阳、技巧之类，不尽通于议论文词，故编次于中下，而为后世亡佚者也。十三篇之自为一书，在阖闾时已然，而《汉志》仅记八十二篇之总数，此其所以益滋后人之惑矣。”[51] 我们认为原因不外乎二：一是自刘向到班固百余年间，人们对《孙子兵法》不断增益，使其篇数大大增加。二是人们重新编纂篇次所致。其中，当以第一种因素可能性为大。三国年间曹操注《孙子兵法》，即指明宗旨：“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52]汲汲于恢复《孙子兵法》之原貌。 曹操之《孙子注》，系现存世的《孙子兵法》最早注释本。其注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兵学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其注为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录》著录《孙子》三卷相契合，这说明曹氏乃就太史公所云《孙子》十三篇作注，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十三篇”才是《孙子兵法》的主体。曹操注《孙子》后，有《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不知何人注本，日人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曾予以收录。需附带指出的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孙子兵法》这部兵书。其正式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之事。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即是明证。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钞孙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贾诩钞。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孙子兵法》二卷，吴处士沈友撰；又《孙子八阵图》一卷。亡”[53]。此处还提到了孟氏、沈友诸人注释解诂。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但从其篇幅看（少则一卷，多则二卷），当未尝逾越“十三篇”的范围，其或均以曹注整理本为底本使然。 唐代以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孙子兵法》的流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孙子兵法》的尊崇有增无减，习学《孙子兵法》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注家蜂起，各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尤其是在宋代，当时统治者有憾于国势积贫积弱，痛心于边患屡起迭至，出于扭转改变这一颓败局面的目的，便以较大的注意力投入兵学领域，提倡研读兵书，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正式将《六韬》《孙子》《吴子》《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李问对》诸书勒为一编，号曰《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为将校所必读。《孙子兵法》自此而成为国家钦定的武学经典著作。此种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时期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54]。 与此相应，对《孙子》的著录也成为历代各类公私目录书编写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公私目录书，对《孙子兵法》的各种版本、注家均有详略不同的著录。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以来，为《孙子兵法》作注的学者不下于200家，存世的亦在70家以上。其中著名的注家，在隋唐时期有李筌、陈皞、贾林、杜佑、杜牧等；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王晳、施子美、何延锡、郑友贤等；在明代有赵本学、刘寅、李贽、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朱墉、黄巩等。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大观。 二、《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 《孙子兵法》一书版本繁富，流传甚广，但穷本溯源，不外乎三大系统，竹简本、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55]我们以下分别予以述说。 （一）竹简本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的手抄本。据专家研究，汉简本《孙子兵法》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前140）到元狩五年（前118）之间。从字体风格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代到汉代文景时期，较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要早数十到上百年。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定汉简本与传世本相比，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56]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汉简本在校勘传世本《孙子兵法》方面确有相当的价值，却不尽全面。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但终非完璧。且刘向、任宏诸人校书，乃是综合勘比众多《孙子兵法》古抄本，多方征考，择善而从，而成定本的，其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简本可资参考，然不宜过于迷信。汉简本的最佳整理本，系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当然，通过汉简，我们也可以发现《孙子兵法》中的一些佚文，如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中发现的《孙子》佚文简牍，其中《军斗令》《合战令》中多次提到“孙子曰”，因此有学者认为，其有可能也是《孙子兵法》佚篇。[57]当然亦有学者明确反对，指出其“是引用《孙子》文句的古代军令类文书”[58]。银雀山汉墓竹简中亦有《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五篇，整理小组将其列入《孙子兵法》的“下编”。 （二）武经本 武经本即指宋刻《武经七书·孙子》。《武经七书》最早著录在尤袤《遂初堂书目》中，称之为《七书》，后因“武举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59]。宋本《武经七书·孙子》，是现存的《孙子兵法》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原为陆氏皕宋楼藏书，后为日本岩崎氏购得，收藏于静嘉堂。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印本。自宋代至明末清初，《孙子兵法》一书流传始终以武经本为主导。相对而言，十一家注本的影响则比较微弱。与武经本有一定联系的是《魏武帝注孙子》，收录在清代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它为现存的《孙子兵法》最早注本，也是后世各种传写本、刊刻本的祖本，有影宋本传世。有学者认为，它与武经本属同一版本系统，但年代更早，错讹之处也较武经本、十一家注本为少。[60]历史上武经本系统中质量上乘、影响广泛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金代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孙子》、明代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明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明代黄献臣的《武经开宗·孙子》、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孙子》等等。 （三）十一家注本 十一家注本即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图书馆藏本，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它也是传世《孙子兵法》书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乃与武经本共同构成《孙子兵法》书传本两大基本系统的源流。[61]其书著录初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子部》共著录三种《孙子兵法》集注本，均从属于十一家注本系统。其中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15卷当是十一家注本的重刻本。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十一家注本在社会上并不十分流行。这种状况，一直到清代学者孙星衍才得以改变。当时，孙星衍以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为底本，对十一家注本作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工作，使之重新焕发青春，声名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以来《孙子兵法》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格局。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就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当然，对于“十家注”“十一家注”的说法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学术界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的曹操、孟氏，唐代的李筌、贾林、杜牧、陈皞，宋代的梅尧臣、王晳、何氏、张预，此为“十家”，另有《通典·兵典》中杜佑的注释，共“十一家”。当然亦有异议，如毕以珣《孙子叙录》中专门排除了杜佑注，他明确指出：“今《孙子集注》本由华阴《道藏》录出，即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曹操、二李筌、三杜牧、四陈皞、五贾林、六孟氏、七梅尧臣、八王晳、九何延锡、十张预也。十家本内又有杜佑君卿注。案：杜佑乃作《通典》引《孙子兵法》语而训释之，非注也。”[62] 第四节　《孙子兵法》的兵学理论体系 一、《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 任何思想家都是按照一定的哲学观念来构建自己的学说体系的，一定的哲学观念制约和指导着思想家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方面孙武也没有例外。孙武丰富的兵学思想之所以具有进步性、合理性，归根结底，是孙武在自己的兵学著作中始终坚持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认识路线，整部《孙子兵法》完全建立在合理的哲学基础之上。[63] （一）朴素唯物主义理论指导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表现为朴素唯物主义理论指导。孙武反对鬼神天意，崇尚事实分析。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64]，肯定天道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复再有主宰的性质。这样就和当时影响犹存、视天为人格神的宗教神学观划清了界限。基于这样的认识，孙武明确强调“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65]，反对用阴阳杂占的方法去认识战争，主张“禁祥去疑”[66]。因此，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孙武着眼于“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七计”，[67]提倡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判断，预测胜负。在孙子那里，战争是被当作客观现象来对待的，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乃是其兵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如孙武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68]，就是一种把战争胜负的终极原因归结于物质条件的努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子兵法》中有许多以征引“五行”观念来论证战争的客观物质性的内容，“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69]，就是一例。这里的“五行”与《左传》等书的“五行”一样，都是被当作物质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基本属性来看待的。而且孙武还更进了一步，将万事万物的演绎、派生和变化归结为“五行”的本质内涵了，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奇正”“虚实”等作战指导范畴。由此可见，孙武的战争理论，其出发点正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理论。 （二）朴素辩证法的思辨特征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亦表现为朴素辩证思想的思辨特征。孙武能够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兵学的基本问题。 首先，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兵学问题始终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其一，他讲“道、天、地、将、法”的“五事”，就是以联系的观点将兵学与政治、天时、地利、将才拔擢、法制建设等各项因素作为完整系统来进行考虑。其二，孙武的兵学基本范畴，如“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等，也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如无“虚”也即无“实”，无“正”也即无“奇”，彼此间有着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其三，孙子承认，不仅相互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并将它用于战争指导：“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70]又曰：“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71]正是这些辩证联系的观点，使得孙武的兵学理论具有最大的圆融性。 其次，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张把握事物转化上的“节”与“度”。遵循这一思想，孙武在对待战争时，既高度重视，透彻研究，又非常谨慎，努力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72]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其备战与慎战观念的哲学前提。在具体作战、治军问题上，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如孙武既强调“军争”，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必要环节，又主张“军争”必有节制，指出过犹不及。又如，孙子论述将之“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73]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民善卒，等等，本来都是将帅应具备的优良品德，然而，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量分界的话，即发展到了“必”这一程度，那么其性质也就起了转化，走向反面，而成为“覆军杀将”悲剧的起因了。在治军上，孙武既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指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74]；作战指导上既强调“胜可知，而不可为”[75]，又肯定“胜可为也”[76]；等等，也均是本着朴素辩证法思想观念的重要阐述。 最后，朴素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普遍性理论对《孙子兵法》亦有重大的启迪和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孙武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阐述缕析“奇正”问题的哲学意义：“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77]这里无论是遣词用句，还是精神实质，都显然与老子等人的论述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其他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78]以及“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79]等等，亦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 当然，《孙子兵法》对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孙武注意辨别真伪，抓住事物本质。他看到，在战场上，为了迷惑敌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此，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不为外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赢得胜利。他详细分析列举的30余种“相敌”之法，就是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所揭示的认识本质、抓住关键的经验总结。这标志着孙武真正吃透了朴素辩证法的精髓。第二，孙武反对消极被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老子朴素辩证法一味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进取又有明显的保守性有所区别，《孙子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则充满了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同时，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主张“择人而任势”[80]“形人而我无形”[81]“计利以听，乃为之势”[82]“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83]。总而言之，是要辩证观察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正如学者对其价值与意义的评价：“《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精髓，它反映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对于辩证思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子》军事辩证法思想不仅在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84] （三）民本思想的洋溢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还表现在强调民本思想上。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阶段，当时的思想家都普遍注意考虑民心的向背，尊重民众的愿望，关心民众的生计，争取民众的归附。这在《孙子兵法》中亦有集中的反映。孙武的许多精彩命题和论述，都是在民本主义精神的指导和规范下提出并展开的。诸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85]“上下同欲者胜”[86]“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87]“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88]“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89]等等，就是明证。很显然，孙武在这里已经将战争的胜负同政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加以联系和对应了。至于清明的政治，在孙子眼里则等同于关心民生，争取民心，使上下和谐，同心同德，即所谓“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与众相得”云云。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方式，就是“修道而保法”“唯人是保”等等。所有这一切，均打上了民本主义的深深烙印，也是孙武兵学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具体表现。 二、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 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一日无已。《孙子兵法》的思想当然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武在战争问题上鲜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即“安国全军”是孙武战争观的基本主线。 孙武对战争采取的是十分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展现出了这一态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90]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民众生死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91]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92]并要求战争指挥者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93]。 然而主张慎战并不意味着反对战争。《孙子兵法》提倡慎战的主旨，在于它强调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应当遵循功利主义原则，即做到兵“以利动”[94]“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95]“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96]，不战则已，战则必胜。这种既重战又慎战的观点，使孙武的兵学观念既不同于儒、墨的非战主张，也与法家的嗜战立场有所区别。由此可见，孙武慎战的出发点是“安国全军”，以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孙武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深知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对社会经济、国家前途的影响巨大。因此，他把准备战争和指导战争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高度，强调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97]这就是说，要把立足点放在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敌人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的基点上，而非其他。 基于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孙武逻辑地推导出用兵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一个“全”字。所谓“全”就是全胜。《孙子兵法》中提到“全”的地方有十余处，最主要的篇章是《谋攻》。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98]，从而实现战略、战役、战斗的全胜，即“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99]，用全胜的谋略争胜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了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孙武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100]的主张，认为指导战争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展示强大的兵威，通过军事威胁慑服敌人。至于“伐兵”“攻城”，那就等而下之了。由此可见，孙武的“全胜”思想，实际上仍然是其慎战和备战思想在作战指导上的反映。慎战与备战、重战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孙子兵法》十三篇中。 如果不得已进行战争，孙武主张实行进攻和速胜战略。他明确提出：“兵贵胜，不贵久。”[101]又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102]战争的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胜利，因此只有速胜才能最大可能地降低战争成本，所谓“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103]。无论从战前准备来看——“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104]，还是从战争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巨大损失来看——“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105]，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同时，为了最大可能地降低成本，孙武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进攻战略：“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106]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孙武这一战争观，是符合新兴阶层的要求的，与当时社会大变革的潮流相一致，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 三、“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 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设军队、从事战争的需要，孙武曾提出过不少治军原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治军思想。归纳起来说，其治军思想主要包括严明赏罚、重视选将、将权贵一、严格训练、统一号令、爱卒善俘诸方面。 能否严明赏罚，是调动将士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孙武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在《计篇》中他将“法”列为“五事”的一项，把“赏罚孰明”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107]所谓“文”，就是精神教育、物质奖励；所谓“武”，就是军纪军法，强调重刑严罚。他认为治军必须拥有文武两手，做到恩威并施：“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108]否则就不能造就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109] 要严明赏罚，关键在于做到有法可依，有律可循，否则严明赏罚便无从谈起。所以孙武非常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把“法令孰行”也列为判断战争胜负的标准之一。他认为部队必须有一定的组织编制，明确各级人员的职守：“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110]他指出：“治乱，数也。”[111]又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112]至于法制建设的重点，孙武认为是统一号令，加强纪律。他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113]主张用金鼓旌旗来统一将士的耳目，约束部队的行动，从而达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114]的目的。当然，孙武主张在执法问题上也应该做到随时变宜，以更好地发挥法纪的作用。所谓“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115]就是这层意思。这体现了《孙子兵法》既讲求执法严肃性又注重执法灵活性的实事求是态度。 军事指挥员的素质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军队建设和战争胜负。孙武对这层道理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将领的选拔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他指出将帅是国君的助手，辅佐周密，国家就一定强盛；辅佐有缺陷，国家就一定衰弱。显然，他是把优秀将帅的作用提到“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16]的高度来认识的。为此，他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认为一名贤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117]等条件。在处事上，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118]；在才能上，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119]“通于九变”[120]；在管理上，要“令素行以教其民”[121]“与众相得”[122]，使士卒亲附；在修养上要“静以幽，正以治”[123]，提醒将帅要避免犯骄横自大、轻举妄动、勇而无谋、贪生怕死等毛病。 为了确保将帅在战争中进行有效、灵活的指挥，孙武主张将权适当地集中和专一，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干涉、遥控部队的指挥事宜。《谋攻篇》指出，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让军队前进，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令军队后退，这叫作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去干预军队的行政，就会使得将士困惑；不懂得军事上的权宜机变，而去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得将士产生疑虑。他进而认为，出现这类情况，就会导致“乱军引胜”[124]自取败亡的结果。可见，军事上的成败，其前提之一是“将能而君不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兵法》提倡“君命有所不受”[125]，将它确定为一条重要的治军原则。 《孙子兵法》也比较注重部队的训练问题，主张严格练兵，提高战斗力，把“士卒孰练”作为重要的制胜因素。孙武指出，“教道不明”“兵无选锋”[126]是造成作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切不可等闲视之，“将之至任，不可不察”[127]。为了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孙武提倡爱护士卒，认为做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128]，乃是训练好部队的先决条件。孙武这一爱兵主张的动机是明确的，即由此而造成“上下同欲”[129]、上下一致的良好官兵关系，保证部队达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130]这样的最佳临战状态。同时《孙子兵法》还提出对敌军战俘要“卒善而养之”，从而在削弱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胜敌而益强”[131]。这一思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四、以“五德”为核心的重将思想 春秋以前的职官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文武基本不分职，这是与当时军政合一、兵民一体，“作内政而寄军令”[132]的社会政治生活情况相一致的。到了春秋中晚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新因素的出现，尤其是争霸兼并战争步入更激烈的阶段，这种文武不分职的社会现象也就不能不受到大的冲击。当时军队的人数日益庞大，战场的区域相当广阔，作战的方式趋于复杂，杀伤的程度愈加残酷，这样就决定了需要有一定军事才能的将领负责作战指挥，从而开始了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漫长历史过程。 据历史记载，春秋时代已有将军的名称，如晋国的六卿，《墨子》称为“六将军”[133]，《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吴问》也提到“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134]。另外文献中还有“郑人以詹伯为将军”[135]“十旌一将军”[136]等记载。这些都是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萌芽。[137] 专职将帅的出现，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138]它不但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发展上的一次巨大变革，更是中国古代军队建设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从此军队拥有了专门的治理者和指挥者，成功地理顺了军事领导体系，军队职业化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总之，此制度使军队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使古代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符合军事斗争内在规律的逻辑选择的。 孙子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兵学思想家，对专职将帅这一新生事物自然持积极拥护的态度，并从理论上对培养、选拔、任用军事人才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当完整系统的选将任将思想，其中包括对将帅地位的认识、将帅品德才能的要求以及将帅职权的界定等众多方面的内容。 从《孙子兵法》的内容看，孙子是高度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的。他将“将孰有能”置于判断制胜条件的第二位，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孙子认为军事指挥者各方面素质的优劣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成败、作战行动的胜负和国家命运的安危：“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39]在孙子看来，将帅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仅次于最高统治者——国君，十分关键，非常重要，其作用须臾不可忽视。 鉴于对将帅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孙子十分重视对将帅队伍的建设，他认为作为一名良将，必须具备突出的优良素质。这些优良素质，根据孙子的意见，就是所谓的“五德”，即为将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140] 唐代杜牧在其《孙子注》中曾对上述“五德”作过精辟而具体的解释：“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141]明代兵学家赵本学在《孙子书校解引类》中亦总结和丰富：“达人之情，见事之微，诈不能欺，谗不能入，应变无常，转祸为福，此将之智也。进有重赏，退有重罚，赏不私亲，罚不避贵，此将之信也。知人饥渴，同人劳苦，问病戚容，抚伤出涕，此将之仁也。见机则发，遇敌则斗，陷阵必入，被围必出，虽危不惧，虽败不挫，此将之勇也。军政整齐，号令如一，三军畏将而不畏敌，奉令而不奉诏，可望而不可近，可杀而不可败，此将之严也。五德皆备，然后可为大将。”[142]由此可见，孙子对良将品质的界定，乃是指为将者要做到多谋善断（智）、赏罚有信（信）、爱抚部属（仁）、勇敢能战（勇）和明法审令（严）。五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这表明孙子既对将帅政治德操提出了标准，也对将帅军事才能提出了要求。其核心含义就是力求达到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极高境界。 以“智、信、仁、勇、严”为总纲，孙子进而对将帅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具体而言，第一，将领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操守，“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143]。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忠于国君，爱护民众。第二，将领要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知彼知己”[144]“知天知地”[145]“知九变之术”[146]“识众寡之用”[147]“知迂直之计”[148]，要知阵法，识战机，而最根本的是要掌握“战道”，即战争规律。将领足智多谋，善于临机应变，“因敌而制胜”[149]，能够游刃有余地履行自己的本职任务。第三，将领也要具备杰出的治军本领，这包括以“信”“严”为本的管理手段和以“仁”“勇”为核心的带兵作风。将领必须恰当地掌握好爱与令、厚与使、乱与治的分寸，既爱兵抚士，身先士卒，以求士卒“亲附”“与众相得”[150]；又严格管理，令行禁止，做到“令素行以教其民”[151]。总之，将帅必须文武并用，恩威兼施，赏罚俱行。第四，在个人性格修养上，将领也要具备高度自控的能力。用孙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152]，意即沉着镇定，喜怒不露声色；待人接物公正无私，处理事务条理井然。 孙子在从正面阐明将帅具备“五德”必要性的同时，又从反面告诫将帅要防止出现性格行为上的五种缺陷，指出这些行为是随时可能导致“覆军杀将”的根源：“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153]由此可见，无论是死拼蛮干，还是贪生怕死，不论是急躁易怒，还是沽名钓誉，或者不分主次、姑息求全，在孙子看来，都是断断要不得的，必须坚决反对，力求避免。类似的观点，在《孙子兵法》中还有许多，如他告诫将帅“惟无武进”[154]，认为“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155]，同样是反对有勇无谋，轻敌盲动。孙子的这些论述，表明了他分析问题的辩证性和全面性，是值得后世治军者引以为鉴的。 为了确保将帅在战争中进行有效、灵活的指挥，孙子主张保持将权适当的集中和专一，即在作战指挥上，应由将帅根据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打还是不打：“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156] 孙子对军事行动中的瞎指挥、瞎管理、瞎监督等做法深恶痛绝，严词抨击，坚决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随意干涉部队的指挥事宜。他的这一思想在《谋攻篇》中有集中反映。孙子根据当时军队的实际状况指出，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这些都是束缚军队极不明智的行径，只会使将士疑虑困惑，无所适从。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敌人便会乘机进犯，己方将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灾难不可避免，这叫作“乱军引胜”[157]。孙子进而指出，一支军队要强大有力，战胜敌人，夺取胜利，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必须真正做到“将能而君不御”[15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不遗余力地强调“君命有所不受”[159]，并把它作为一条很重要的原则，用于指导处理复杂的君将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所说的“君命有所不受”，仅仅是就将帅的机断指挥权范围而言的，并不涉及军队领导权问题。关于军队领导权，孙子认为毫无疑问归属于国君，即所谓的“将受命于君”[160]。作为将领，必须对国君负责，“利合于主”[161]。因此“君命有所不受”绝不等同于拥兵自重、割据称雄。 当然，孙子的将帅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就内涵而言，他虽然指出了将帅地位的重要性，也阐述了为将之道的五德标准，却缺乏对选将任将具体手段和方式的论述。其二，就性质而言，他对将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论述，多少有过分夸大将帅个人作用的倾向，带有英雄史观的浓厚色彩，这反映出他作为贵族阶级兵学思想家的时代局限性。 五、主动灵活、因敌变化的制胜之道 “善战”思想在整部《孙子兵法》中占有主导地位，“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是孙子兵学实用理性的集中体现；一部《孙子兵法》，归根结蒂是教人如何用兵打仗，去夺取战争的胜利的。这正是我们今天正确把握《孙子兵法》的重心所在。 《孙子兵法》中制胜之道的内容非常丰富，简要归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在此基础上筹划战略全局，实施战役指导，赢得战争胜利。孙武认为，从事战争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到“知彼知己”，因为只有正确估量敌我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制定正确的方针。为此，他主张在开战之前就要对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五事”“七计”有全面的了解，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以期对战争胜负趋势作出正确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己方的战略战术。在实施作战指导过程中，也要随时将“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作为行动的纲领：“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162]为了了解和掌握敌情，《孙子兵法》提倡用间，把这看成是“知彼”亦即“知敌之情实”的主要手段。《用间篇》集中论述了用间的原则和方法，主张“五间并起”而以“反间”为主。在战场交锋中，孙武也强调最大限度地查明敌情，《行军篇》中著名的30余种“相敌”方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由此可见，“知彼知己”乃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出发点和基础。 第二，“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孙武认为要确保自己在战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创造条件，始终把握战争的主动权，而掌握主动权的核心，关键在于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关于如何争取主动权，《孙子兵法》中有精辟的论述，其主要内容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加强军队实力，造成对敌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又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163]其二，造势任势，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孙武认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164]所以他重视战场的造势和任势，指出“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165]。这表明孙武是把造势和任势列为争取主动权的重要环节之一来对待的，其含义就是要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基础上，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创造和利用有利的作战态势，主动有效地克敌制胜。其三，奇正并用，避实击虚。孙武认为要造成有利的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一是要解决战术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指出“战势不过奇正”，用兵打仗要做到“以正合，以奇胜”，同时，高明的将帅还应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而灵活变换奇正战法：“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166]；二是要正确贯彻“避实而击虚”的原则，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却关键的部位，从根本上战胜敌人，达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167]的目的。可见，“致人而不致于人”，掌握战争主动权，实为《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精髓和灵魂。 第三，“示形动敌”“兵者诡道”，不拘一格，因敌制胜。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孙武认为要掌握战场主动权，就必须在作战指挥上坚决贯彻“兵者诡道”的原则。他指出，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就在于“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168]。唯有如此，方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种诡诈战法的核心，则是“示形动敌”：“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169]战场上克敌制胜的最上乘境界乃是“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170]。一旦做到这一点，那么进行防御，即可“藏于九地之下”；实施进攻，即可“动于九天之上”，置敌于死地，“自保而全胜”。与此同时，孙武也充分认识到用兵打仗贵在灵活机动，随机应变。所以他特别强调“因敌制胜”的重要性，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171]；“践墨随敌，以决战事”[172]。它们的主旨，均立足于“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这一点上。可见，不拘一格，“因敌制胜”，既是实践“诡道”战法的前提，也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之所以高明的体现。 第四，“兵贵胜，不贵久”，强调速战速决，推崇作战行动的突然性、进攻性、运动性，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显著特点。孙武对战争给国家、民众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坚决主张速战速决，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反对使战争旷日持久，疲师耗财。为此他反复阐述“兵贵胜，不贵久”的道理，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173]。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孙子兵法》主张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一是要做到突然性，使敌人处于猝不及防的被动状态，“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174]，努力达到“动如脱兔，敌不及拒”的最佳效果。二是要做到运动性，即提倡野外机动作战，调动敌人并在野战中予以歼灭性打击：“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175]又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176]总之是要“悬权而动”，使部队始终保持主动地位，行动自如：“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177]三是要做到隐蔽性，使对手无从窥知我方的作战意图，如同聋子、瞎子一样，从而确保我方军事行动的突然性能够达到，运动性能够实现：“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178]又曰：“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179]孙武认为，只要在军事行动中真正做到了隐蔽、突然、机动，那么就能够速战速决，出奇制胜。 第五，正确选择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突出环节。作战双方，谁具有优势的战场地位，谁就拥有军队行动的主动权，这是战争运动的通则。《孙子兵法》对此作了充分的揭示，强调“识众寡之用者胜”[180]。所谓“众寡”，就是指兵力的对比，而“用”则是指兵力的使用。孙武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场交锋时以优势兵力去对付劣势之敌，集中兵力，以镒称铢。所以他反复阐述集中兵力问题的重要性，并一再提出具体的集中优势兵力的主张：“并力”[181]“并敌一向”[182]“并气积力”[183]，从而达到“以众击寡”的目的。当然，战场的态势是千变万化的，集中兵力的方法也应该因敌制宜，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184]就是这个意思。孙武进而指出，通过众寡分合以求集中兵力、掌握主动，关键在于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善于创造条件。从战术上说，即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185]。他认为，在兵力部署上，不分主次方向，单纯企求“无所不备”，则势必“无所不寡”，也就失去了主动地位。据此，《孙子兵法》一再提醒战争指导者要避免犯“以一击十”“以少合众”这一类分散兵力的错误，因为那样做即是“败之道也”，到头来一定会覆军杀将，自取其辱。 第六，察知天候地理，巧妙利用地利，根据地形条件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确保作战胜利，这是《孙子兵法》制胜之道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在冷兵器时代，掌握和利用地形，对于战争的胜负关系甚大。孙武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系统探讨地形条件与军事斗争成败相互关系的军事大师。他撰写《九地篇》，阐述战略地理问题，提出了军队在九种不同战略地理条件下作战的基本指导原则；又在《行军》《地形》诸篇中着重论述了战术地理问题。他指出，在行军作战中，要善于“处军”，利用有利的地形，避开不利的地形。为此他列举了在山地、江河、沼泽、平原等四种地形环境中的处军原则，并进而将利用地形的基本特点归纳为“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186]。从当时的实战要求出发，孙武还具体分析了军队在作战中可能遇到的“通”“挂”“支”“隘”“险”“远”等六种地形，并就这六种不同的地形条件，提出了具体而又适宜的用兵方法。总之，《孙子兵法》主张将帅要熟悉和巧妙利用地形条件：“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187]这显示出，孙武是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学的奠基者，《孙子兵法》有关巧妙利用地形地理问题的论述，是其制胜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古典军事理论，在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中的制胜论思想既具有完整系统性，又不乏深刻精辟性，它是孙武兵学思想的主体内容，是《孙子兵法》一书精华之所在。它以无可怀疑的事实向人们昭示：孙武无愧于“一代兵圣”的光荣称号！《孙子兵法》无愧于“百世谈兵之祖”的不朽殊遇！ 第五节　《孙子兵法》的吴文化特色 作为中国古典兵学文化的最杰出代表，《孙子兵法》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是先秦时期地域文化的珍贵结晶。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将它归入齐文化的范围。笔者本人亦持类似的观点，在拙著《孙子评传》《孙子兵法详解》《孙子兵法选评》以及相关论文中按齐国兵学文化体系解读《孙子兵法》的文化地位与历史贡献。 但是，随着关于《孙子兵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孙子兵法》为齐地兵学代表”这一传统看法正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笔者本人虽然不否认齐文化与《孙子兵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深厚渊源，却认为仅仅这样观察问题，阐释背景是不够全面的。至于将齐文化作为《孙子兵法》唯一来源的判断更是武断偏颇的，在笔者看来，比较公允的意见应该是《孙子兵法》显示着多元综合的文化品格，它在弥漫着齐文化基本精神的同时，也带有深厚的吴文化特色，它的成书实际上是齐鲁文化与吴越文化碰撞、沟通、融合的产物，反映了中国古典兵学开放进取、兼容博采、随时创新的时代精神。 《孙子兵法》与吴地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既可以从有关古代文献典籍中寻找到有力的依据，也能够在《孙子兵法》一书中获得比较充分的内证。 就《史记》等文献的记载而言，孙武虽是齐人，但自从其因避齐国内部动乱而出奔定居吴地起，他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吴地展开的，换言之，史籍所载可供采信的孙子生平大事，如吴宫教战、辅佐阖闾富国强兵、对楚实施战略欺骗、五战入郢等等，均以吴国大地为广阔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所创作的兵书，逻辑上自然是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这个问题，先秦两汉时期的人们是不曾持有什么异议的。故班固沿袭西汉刘向诸人的考辨意见，称《孙子兵法》为“吴孙子”，著录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188]；《汉书·刑法志》评论汉以前的著名军事家与军事理论家，也直言孙子系吴地的历史人物：“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189]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史记》：“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190]班固并推论协助吴王阖闾成就一代霸业的孙子尽管立有“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191]的赫赫功勋，但依旧逃脱不了兔死狗烹、卸磨杀驴的悲惨下场：“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武）、吴（起）、商（鞅）、白（起）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192] 其他先秦两汉时期的重要典籍、重要历史人物，同样视《孙子兵法》诞生于吴国大地，为吴国波澜壮阔、绚丽多彩军事实践的卓越理论总结。《尉缭子》称：“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193]吴军在公元前506年的破楚入郢之役中所动用的水陆兵力约为3万人，史有明载，可见这里提及的“武子”即为吴孙子“孙武”无疑。又，《吕氏春秋》亦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也。”[194]汉代高诱注云：“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吕氏春秋》的作者以及高诱，也是将孙子视为吴地人士，将《孙子兵法》一书看作吴越兵学文化杰出成就的。东汉王充同样将孙子及其著述置放到吴国争霸事业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曲折地透露了《孙子兵法》归属吴文化系统的价值判断：“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阵，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195] 正是因为《孙子兵法》有十分浓厚的吴地背景，所以《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干脆不再提孙武的原籍问题（“齐人”）了，而根据孙武的主要活动事迹以及兵书著述的吴地文化背景而径称孙武为“吴人”，指出其“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196]。这虽然是对《史记》有关孙子生平记载的误解与曲说，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子兵法》与吴地文化渊源之深，纠葛之重，似乎要愈于它与齐鲁文化的关系。 就《孙子兵法》本书内证而言，笼罩在全书身上的吴地南方兵学文化特征更是十分显著的，这在此书所反映的军队体制编制、军事地理特点与战争外部环境、作战指导理念与方法、吴越争霸兼并战争背景诸环节中均可以获得充分的印证。 这首先表现为《孙子兵法》所提到的“军、旅、卒、伍”四级基本编制在春秋时期为吴国所特有，而与晋国军队的六级编制与齐国军队的五级编制有较大的区别。春秋时期正规的军队一般编制及隶属系统系《周礼·夏官·小司马》所称的“军、师、旅、卒、两、伍”的六级编制。在当时，晋国的军队编制可谓是这种六级编制的典型代表。据文献记载，晋国先后作“二军”“三军”乃至“五军”“六军”。可见“军”是晋国军队的最高建制单位。另外，晋国军队中有“师”与“旅”的建制：“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197]也有“卒、两、伍”的中下层建制：“以两之一卒适吴。”[198]又载：“卒伍治整，诸侯与之。”[199] 齐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据《国语·齐语》以及《管子》相关篇章的记载，齐国军队实行的是五级编制，其成建制的军事单位为“军、旅、卒、小戎、伍”。又载：“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200]即“军”至“伍”五级编制，分别辖有万人、二千人、二百人、五十人和五人。 吴国的军队编制既不同于晋国，也不同于齐国，而有其独特的体制编制结构。以现存的文献考察，其军队的基本编制当为四级，即“军”“旅”“卒”“伍”。其中“伍”为五人；“卒”为百人，“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201]；“旅”为千人，“十行一嬖大夫”[202]；“军”为万人，“十旌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阵”[203]。这一点恰好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得到颇具说服力的证明，《孙子兵法》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204]而《孙子兵法》所涉及的军队编制不以晋国的六级编制或齐国的五级编制为基本对象，却与吴国的四级编制相一致，这有力地说明了《孙子兵法》的吴文化属性。 其次，表现为《孙子兵法》所记述的“地形”“相敌之法”等内容，恰好与《尚书·禹贡》《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典籍所描述的南方地区地形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相吻合。 《禹贡》称吴国所在的扬州之地的特点是“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205]。《史记·货殖列传》所云东楚，就地理范围言，即春秋时期吴国疆域之所在，“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地之特点之一，为有“三江五湖之利”，“江南卑湿”，[206]而《汉书·地理志》则同样云：“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江南卑湿，丈夫多夭”[207]。由此可见，吴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是卑湿泥泞，江河湖泊纵横，草木茂盛，等等，观于《孙子兵法》，其所描述的大部分地理环境，正好与史籍所载的吴地地理环境相同，如其曰：“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208]又曰：“众草多障者，疑也。”[209]“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210]正是吴地卑湿泥泞、多江河湖泊、杂草丛生、乔木森森之地理环境的形象写照。而孙子有关“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以及“处斥泽之军”的行军屯驻要领，也恰恰是基于吴地特定作战地理条件的具体产物。总之，《孙子兵法》所论述的作战地理对象，与齐地地理环境多不相类，而接近于史籍所载的吴地地理环境的特征。这同样是《孙子兵法》立足于吴地自然条件、文化特色的一个有力内证。 再次，表现为《孙子兵法》所汲汲倡导的诡诈作战指导原则，与中原地区所流行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之“军礼”传统相对立，与所谓“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211]的“偏战”战法相区别，而体现了深厚的南方兵学文化的历史渊源。 南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江汉淮水流域，它受西周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中原礼乐文化持保留乃至批判的态度，是老庄道家文化及其后学黄老思想的大本营。其基本特色是崇尚自然，鄙薄仁义礼智，故孟子斥责为“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212]。这一文化性格在其兵学思想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所谓“诡诈谲变”的作战指导原则，最早就发轫于南方地区。它的提出乃是对旧军礼“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传统的否定。泓水之战前夕，宋国司马子鱼指出楚人狡诈多变即是例证。 具体而言，南方兵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究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从自然规律中汲取营养，以求为指导战争提供启示，晦日进兵、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化迂为直等是其最热衷的命题与战争理想境界，诡诈用兵、阴阳变化、刚柔并济是其兵学的基本精神。伍子胥、范蠡的兵学实践，《鹖冠子》《经法》的理论建树，堪称这方面的代表。范蠡认为，天道的运行是“赢缩转化”的，即所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世间万事万物同样也处于不断变化、循环往复过程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善于相因，“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这一基本原则同样也可应用于军事斗争。他为此而指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213] 以此为参照系数，考察《孙子兵法》的时代精神与文化特征，我们必须承认它与南方兵学文化的风格一致，而与提倡“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司马法》为代表的中原以及齐地兵学之风格迥异其趣。《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者“诡道”[214]，宣称“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215]，强调“形兵之极，至于无形”[216]，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阖；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追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217]的用兵境界，云云，很显然是南方兵学风格的集中体现，是对旧的中原“以礼为固，以仁为胜”[218]这一“军礼”兵学传统的全面否定。这多少也透露出《孙子兵法》的地域文化特征与吴地文化相一致的重要信息。 最后，现存的《孙子兵法》近六千言之中，曾多次提及“吴、越”之争，“越人之兵”云云，将越国视为吴国主要的假想敌之一，这也表明它是立足于南方战争形势与战备格局基础之上的，是有关南方地区军事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与思想升华。 《孙子兵法》有云：“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219]又云：“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220]这里，孙子处处以越人为吴国的主要对手与具体作战对象，总是站在吴越争战的角度来阐说自己兵法的重要作战原理，应该说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恰恰是春秋的争霸战争具体形势的写照。众所周知，晋、楚争霸是春秋战略格局演变发展的一条主线。它们之间的长期争霸，直接制约与影响着吴、越诸国的战略选择与形势变化。当时，晋国曾拉拢吴国以求从侧后牵制打击楚国，公元前584年，晋国派遣楚叛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与吴国国君寿梦缔结实质性的对楚战略同盟：“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221]楚国也如法炮制，利用越国来抗衡吴国，日后越国在吴越兼并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两人，范蠡与文种，皆为楚国人士，其中，范蠡为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文种系楚之郢（今湖北荆州）人，他们都是肩负楚国的战略重托，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越国，充当外臣，为越国灭吴殚精竭虑，不懈努力，而最终实现楚国的战略意图的。即便是孙子本人的“由齐奔吴”之举，其谜底也很有可能有晋、齐联手扶持吴国对付楚国的战略因素在内，因为，当时的齐是晋的同盟，在攘夷、共同抗击楚国问题上，齐对晋国是亦步亦趋的，孙子参与其中，从逻辑上讲是能够成立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越两国之间多年征战不已，两国遂为世仇。孙子为吴王阖闾论兵，自然要以越国为吴国的主要假想作战对象了。不过这样一来，又恰好反映了孙子作《孙子兵法》主要是在其流寓吴地期间，《孙子兵法》书中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是吴地文化而不是大家所惯常认为的齐地文化。 当然，我们肯定《孙子兵法》具有鲜明的吴文化特点，并不等于是要否定其书同样富有齐文化之因子的基本事实；而只是想强调指出，《孙子兵法》的成书是一个融会贯通中国早期兵学的历史过程，因此综合性、博容性是其书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之相联系，其书所打上的地域文化特征乃是极其复杂、极其多样的。而在这中间，吴文化在它身上所留下的深刻烙印与广泛影响不应该被忽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全面认识《孙子兵法》一书的意蕴及其不朽价值。 第六节　《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兵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成熟，就其内涵而言，则表现为战争认识的系统化、理性化，建军治军理论的进步化、丰富化，战略、作战指导思想的全面化、深刻化。尤其是《孙子兵法》的出现，在兵学思想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争观问题上，它主张慎战，重视备战，致力于追求“安国全军”的目标。在治军上，它提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恩威兼施，文武并用，重视训练、讲究严明赏罚，注重培养和拔擢将才，致力于实现“修道而保法”的宗旨。在战略上，它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主张在战略谋划上做到胜敌一筹，“先为不可胜”，在力量对比上争取占有强大的优势，“以镒称铢”，在战争准备上做到周密细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在实现方式上重视“伐谋”与“伐交”，在作战行动上强调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兵贵胜而不贵久”。作战指导思想是《孙子》的精髓，它主张争取作战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实施进攻性作战，“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提倡正确选择作战方向，“避实而击虚”；主张军事欺骗，示形动敌，“形人而我无形”；要求灵活机动，因敌制胜，“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而且要“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奇正多变，出奇制胜；重视察知敌我状况和天候地理，巧妙利用地形，“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由此可见，《孙子》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已趋于全面的成熟，《武备志·兵诀评》称“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准确地揭示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 一、《孙子兵法》历史地位的确立与影响 《孙子兵法》最早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迁称其为“十三篇”。此后，历代都有著录，《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这部兵书，但亦有称“孙子兵法”[222]与“孙武兵经”[223]的。不过普遍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的事情。如虞世南《北堂书钞》和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云”即是明证。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为迄今发现的最早传世本，而足本宋刻《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孙子》和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则为世存的最佳《孙子兵法》版本。 《孙子兵法》在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史上历史地位的确立，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即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韩非子》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224]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学习《孙子兵法》的盛况。而《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荀子》《鹖冠子》等典籍对孙武其人其书的记载，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 西汉初年，著名军事家“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225]。汉武帝时，命令“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226]。此后，汉成帝认为杨仆《兵录》“犹未能备”[227]，遂又命令步兵校尉任宏校理兵书，“论次兵书为四种”[228]。此处“四种”实际是指兵书的四个大类，即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孙子兵法》作为“兵权谋家”的代表作之一，在当时最受尊崇，流传最广。所以，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229]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孙子兵法》竹简；1978年，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西汉墓中，亦发现了《孙子兵法》佚文《军斗令》《合战令》等木简。这就从考古实物资料的角度印证了文献关于《孙子兵法》在秦汉时期已经广泛流传的记载之可信性。 秦汉以降，《孙子兵法》的地位更是日见崇高，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上普遍重视和学习《孙子兵法》。 早在东汉时期，当时朝廷就作出规定：“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230]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宋朝统治者鉴于国势衰弱、边患迭至的实际情况，于是专门组织人力整理编纂兵书，从我国浩繁的兵书战策中遴选出以《孙子兵法》为首，包括《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号为《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以此来培养将才。南宋高宗时，亦指定《武经七书》为考核选拔将领的主要考试内容。从此以后，《孙子兵法》被正式确定为官方的兵学经典。这一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不出《孙》《吴》二种”[231]。 第二，《孙子兵法》注家蜂起，各呈异彩，大量印行，广为流传。 三国时期，曹操是恢复《孙子兵法》“十三篇”本来面目并为其作注的第一人，其注也是所有《孙子兵法》注中最有价值的一家。唐宋时期为《孙子兵法》作注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多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注本。据不完全统计，历代为《孙子兵法》作注者近200家，注本流传的也有70余家。[232]其中较著名的注家在六朝时期有孟氏等，在隋唐时期有李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等，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何延锡、郑友贤、施子美等，在元代有张贲等，在明代有赵本学、李贽、刘寅、王世贞、茅元仪、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黄巩、朱墉等。这么多的兵学家为《孙子兵法》作注，充分说明了它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明代兵书《投笔肤谈》开篇引言中便明确指出：“然《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233]《孙子兵法》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构筑了古典兵学理论的框架，使后世许多兵学家难以逾越。后世的兵学理论建树，多是在《孙子兵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孙子兵法》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袭用和征引《孙子兵法》文字和句意。袭用和征引《孙子兵法》文字和句意作为自己兵学理论依据的现象在中国兵学史上非常普遍。兵学家在其兵学著作中征引《孙子兵法》文句的，可以举出《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鹖冠子》《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潜夫论》等等。至于唐代的《李卫公问对》，宋代的《百战奇法》，明代的《登坛必究》《投笔肤谈》，等等，那更是或全书或某篇以发挥《孙子兵法》的原理来树立自己的学术观点。以《吴子》为例，其暗用、明引、袭抄《孙子兵法》文字和思想者，就有十多处。[234]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兵书，不但精神上是《孙子兵法》的孳乳，而且在外貌上也深深地打上了《孙子兵法》的烙印。 其次，对《孙子兵法》所提出的基本兵学范畴的继承和发展。《孙子兵法》在兵学理论建树上的突出点之一，是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反映兵学理论认识对象的范畴，诸如虚实、奇正、主客、形势、攻守、迂直等等。后世兵学家在构筑自己兵学体系的过程中，无不借用这些基本兵学范畴来阐述自己的兵学思想。同时，他们也在各自不同的时代主题下，借鉴当下或历史上的战争经验，通过缜密的独立思考，丰富和发展孙子所规定的兵学范畴。“奇正”的缘起和充实，即是明证。奇正，作为范畴最早出于《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235]。但真正把它用于军事领域并作系统阐发的，则是《孙子兵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又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236]奇正的含义，显然是指兵力的使用（以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和战术的变换（奇正相生，奇正相变）。孙子确立的“奇正”这一范畴，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广为沿用和阐述。如《孙膑兵法》说：“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237]此则是孙子“奇正”第二层意思的继续阐释。《尉缭子》言：“正兵贵先，奇兵贵后。”[238]曹操《孙子注》说：“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239]此两说是孙子“奇正”第一层意思的表述，而在《李卫公问对》一书中，“奇正”范畴则有了新的发展，其对“奇正”的论述更完备，分析更透彻，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240]相比较而言，《李卫公问对》的论述比《孙子兵法》的“奇正”理论显然更全面、更深刻，但它依旧是祖述和发展《孙子兵法》的逻辑结果。 再次，对后世兵书编修风格与体裁的广泛影响。《孙子兵法》阐述兵学思想极具特色，突出的特点就是舍事而言理，词约而义丰，具有高度的哲理色彩和抽象性。后世兵书大多祖述《孙子兵法》，很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兵学以哲理谈兵的历史传统。如《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阵纪》《兵经百篇》《草庐经略》《投笔肤谈》等著名兵书都以哲理性强而著称。一些大型综合性兵书如《武经总要》《武备志》等也收录了很丰富的兵学理论内容。即使那些阵法、兵器等技术型兵书，也大都以理论为纲，进行编纂，从而形成了中国兵书“舍事言理”或“以理系事”的创作风格。至于编修形式上，后世兵书亦多有模仿《孙子兵法》者，如《投笔肤谈》作者自称“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241]。 最后，《孙子兵法》对后世兵学的深远影响也表现在战争实践之中。中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以弱胜强、以少克多的战例，有不少便是指挥者活用和暗用《孙子兵法》的结果。如，战国时期的齐魏之间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显然是孙膑借鉴运用其先祖孙武“避实而击虚”[242]“用而示之不用”[243]诸原则的杰作；又如，秦汉之际韩信背水布阵攻灭赵国，即系灵活运用孙武“陷之死地而后生”[244]思想的手笔；再如，三国时期邓艾偷渡阴平灭蜀汉之举，可视为对孙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245]“以迂为直，以患为利”[246]理论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如，努尔哈赤对明军的萨尔浒之战，则无疑是孙子集中兵力“并敌一向”[247]用兵艺术的实战诠释。唐代杜牧在其《注孙子序》中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248]杜牧此语虽不免有些绝对化，但古往今来为将者莫不视《孙子兵法》为“兵经”，重视其实战功效，这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战争无论胜负，我们大都可以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个中原因。 正因为《孙子兵法》一书具有巨大的兵学价值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后世兵家对它的肯定和赞誉史不绝书。此类盛誉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大类。第一类是对《孙子兵法》全书作基本概括的评价，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后世兵家对《孙子兵法》的第二类盛誉，表现为在把握其书总体情况的基础上，对孙子某些基本原则和观点的评述和肯定。古人在这方面的言辞实在不胜枚举，而此处我们只能挂一漏万地作些介绍，以再现古人心目中的“孙子”观。 首先，对《孙子兵法》全书的评价。 早在三国时期，曹操曾在《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249]与曹操同时代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也说：“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250]唐太宗李世民对《孙子兵法》更是推崇备至，据《李卫公问对》记载，他曾由衷赞叹：“深乎，孙武之言！”[251]又盛赞道：“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252]宋代学者对《孙子兵法》予以高度评价的，更不在少数，如王安石指出：“但用孙武一二言，即可成功名。”[253]苏洵认为：“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词约而义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254]陈傅良也说：“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未有过孙子者。”[255]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这样赞美《孙子兵法》：“兵法其武库乎？用兵者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者其取肆之材乎……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256]明代王世贞对《孙子兵法》的评价是：“《孙子》十三篇，其精切事理，吾以为太公不能过也。”[257]而明代李贽甚至把他不能广泛传授《孙子兵法》视为终身遗憾，并感叹道：“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258]从上文所征引的古人评论来看，后世学者对《孙子兵法》在兵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有深刻认识的，普遍将其书视为历史上的兵学鼻祖、兵学高峰而充分肯定和推崇，这是客观的看法，亦是经受过历史实践检验的结论。 其次，对《孙子兵法》一些原则的评价。 后世兵家对《孙子兵法》的第二类盛誉，表现为在把握其书总体情况的基础上，对孙子某些基本原则和观点的评述和肯定。诸葛亮曾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259]这里就是突出赞扬孙子的严厉治军思想。李世民指出：“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260]李靖认为：“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261]此处所特别强调的是《孙子兵法》的制胜之道，把“避实击虚”、掌握主动权看成是用兵艺术的精髓所在。戴少望评《孙子兵法》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262]其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肯定，着眼点也在于孙子的主要兵学范畴和作战指导上。梅国桢认为：“孙子之言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又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合而言之，思过半矣。”[263]此处梅氏是把“奇正之变”和“因敌制胜”看成为《孙子兵法》的要旨妙道的。他指出，只要真正理解和掌握了这些原则，那就等于完全认识了《孙子兵法》的兵学理论，便可在复杂的战争中无往而不胜。 以上所引，主要是后人对《孙子兵法》某些原则的看法和评价。与第一类评价高屋建瓴、立足于总体把握《孙子兵法》地位与影响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乃是从更具体、更深层的方面对《孙子兵法》主要价值的挖掘和总结，是关于《孙子兵法》内在哲理更细致的探索，这也充分反映了后人对《孙子兵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应该承认的是，这些评价者的目光如炬，他们基本上领悟了《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旨，从而揭示了其主要价值。因为，他们所涉及的主要命题，在今天看来，恰恰是《孙子兵法》中超越时空的精华部分。 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序》中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264]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兵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库的一笔珍贵遗产，《孙子兵法》是不朽的。 进入近现代以来，传统史书、史籍的研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孙子兵法》的地位和影响并没有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下降。恰恰相反，它受到了更大的尊崇，影响范围更加扩大，应用领域更加普遍。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而是进行了更为全面、更为多样的研究。[265] 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非常崇敬古代兵家的思想，将《孙子兵法》尊为军事智谋的理论源泉，指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266]从而充分肯定了《孙子兵法》一书的历史地位。蒋介石对《孙子兵法》的价值亦非常肯定：“大家对于现代战术，固然要研究，对于从前《孙子》等古书，更要研究才好，因为各种原则是自古至今不会变的。”[267]又说：“我们中国两三千年以前的《孙子》和《孙吴兵略问答》这些书，到现在还是同样的有价值，并且其意义亦与日俱新。比方孙子讲：‘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这不是讲现代的战术吗？所以书中所讲的东西，有很多就是现在外国人最新最进步的战术原则。”[268] 毛泽东最注重总结、继承前人的有益经验，并能结合新的形势和条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在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方面，同样体现了这位伟大战略家、思想家的特点。他高度重视《孙子兵法》，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269]他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270]观察毛泽东的相关军事著作和指导战争的具体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掌握和运用已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这标志着中国兵学思想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他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如，刘伯承、叶剑英元帅等人，对《孙子兵法》也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和十分透彻的理解。刘伯承就发表过这样精辟的见解：“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的统一，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法则。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生，变化无穷。”[271]他们把《孙子兵法》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创造性地应用于战争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孙子兵法》在世界兵学领域的影响 真正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孙子兵法》就是这一类的遗产。它的影响也早已越出国界，而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早在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时期，日本遣唐学生吉备真备就将《孙子兵法》携带到日本，并亲自进行讲解。到9世纪，在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著录了六种《孙子》。再到德川家纲时期（17世纪），日本有了《孙子兵法》的日译本，从而有力推动了《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普及和研究。《孙子兵法》的西传，最早是在1772年，当时法国神父约瑟夫·阿米欧（P．Josephus Maria Amiot）在巴黎翻译出版了法文版《中国军事艺术》丛书，其中就收有《孙子兵法》。1905年，英人卡尔思罗普（E．F．Cilthrop）根据日文版的《孙子兵法》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在东京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Lionel Giles）的《孙子兵法——世界最古之兵书》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同年，布鲁诺·纳瓦拉（Bruno Navarre）的《中国的武经》德译本在柏林出版。自此之后，《孙子兵法》的各种文本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孙子兵法》在世界上被译成外文的，有英、日、俄、法、德、意、捷、西班牙、荷兰、希腊、罗马尼亚、阿拉伯、泰、缅、越南、朝鲜、希伯来、马来西亚等20种以上。这表明《孙子兵法》得到广泛流传，受到普遍推崇。这是孙武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孙子兵法》在国外也受到众多人士异口同声的赞美。阿多俊介在《孙子之新研究》的《自序》中说：“孙子为富于天才之人……其头脑之甚有组织，思想之博大，读者不胜惊叹，而有不及古人之感。……故学者复称孙子为兵圣，其书称为兵经。”[272]日本学者尾川敬二称孙武为“兵圣”，誉其为“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273]；福本椿水称孙子是“兵家之神”[274]；北村佳逸称孙子是“兵学家、哲学家，且是东方第一流的大文豪”[275]。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276]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说：“《孙子兵法》是世上最早的兵法著作，但其内容之全面与理解之深刻，迄今还无人超过。”[277]俄国人郭泰纳夫（Anatol Michaelivrtch Kotenev）也说：“孙子确实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学家。”[278]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对《孙子兵法》亦有很高的评价：“《孙子兵法》清晰地说明，暴力只是战争的一部分，却不是受到推崇的部分。总之，战争的目的是使对手屈服，改变他们的观点，劝其顺从。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通过欺骗、震慑、劝说其放弃不切实际的目标等方式，使其相形见绌，进而投降或至少撤退，而你不需要与之作战。”[279] 与此同时，各国军事家也纷纷将《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如，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遵循孙子“以逸待劳”的作战方针，“先处战地而待敌”，一举歼灭远道赶来的俄军舰队。亦有学者以《孙子兵法》的兵学原则对近现代战争进行研究或解释，如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280]和贝文·亚历山大（Bevin Alexander）的《孙子兵法与世界近现代战争》[281]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又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印巴战争中，印军成功地运用孙子“以迂为直”的战术，实施深远的战略迂回，分割、包围巴军，各个击破，占领达卡（Dhaka），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孙子兵法》反映了战争指导的一般规律，因此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毋庸讳言，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作战，参战兵种众多，作战系统构成复杂，战场范围广阔，情况变化急剧，军队机动性大大增强，武器装备日趋先进。可是，这些新因素的出现，并不能改变战争的本质属性。正确全面的战略运筹和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仍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环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子兵法》的思想和现代作战现实之间完成了圆满的契合，沟通了时代的鸿沟，亦获得了新的生机。 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在总结战争经验、发展现代军事理论时，都十分重视《孙子兵法》的借鉴意义。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列为军校的必修课程；许多军事家都按照《孙子兵法》所揭示的原理，来考察自己战争实践和兵学理论的得与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不少现代西方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上，我们能够看到《孙子兵法》基本思想的影子。如，受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思想的启发，制定了以“伐谋”“伐交”为中心内容的“孙子核战略”。又如，美国军方在制定著名的“空地一体战”理论过程中，从知彼知己、突然性、速战速决、机动作战、兵力使用和攻坚作战等六个方面，对《孙子兵法》的有关军事原则作了有益的借鉴。就我军而言，《孙子兵法》的不少原则更能对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提供理论参照和历史启迪。比如，其“兵非益多”的精兵思想，就可给我军加强质量建军、提高单兵军事素养、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等工作予以有益的启示。 三、《孙子兵法》在其他领域的影响 《孙子兵法》虽是一部兵学著作，但它的影响却并不仅仅囿于军事领域。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孙子兵法》包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源头之一，并且以其特有的理性精神影响着古代辩证法的发展。《孙子兵法》中许多矛盾概念如奇正、虚实、动静、主客等，丰富了古代的哲学范畴，为历代哲学家所重视和阐发。同时，《孙子兵法》“舍事言理”的思维模式，也与诸子（《老子》例外）说理广征博引典故和史实有异，体现了很高的形而上逻辑思辨特色。 《孙子兵法》对古代商业经营活动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据《史记》记载：“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82]所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实际上就是《孙子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避实而击虚”原则的商业衍化。只是由于历史上统治者推行“崇本抑末”政策，《孙子兵法》在商战中的运用当时才没有普及开来。 在中医学领域，《孙子兵法》的影响同样可以见到。清初名医徐大椿在其所著《医学源流论》中说：“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他列举了很多实例，说明在中医上如何运用孙武“知彼知己”和“兵因敌而制胜”等原则，并最后总结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283] 《孙子兵法》文采斐然，对后世文学语言艺术的影响亦极为深远。刘勰赞誉：“孙武兵书，辞如珠玉。”[284]宋代郑厚在《艺圃折衷》中认为：“《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也。”[285]这种文学成就对后人行文的影响，同样为人们所重视。宋代严羽指出：“少陵诗法如孙吴。”[286]清代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也字用法》中亦通过对“也”字用法的剖析，阐述了“十三篇”句法用词对后世文章章法的影响：“《始古录》谓欧阳修《醉翁亭记》用‘也’字，东坡《酒经》用‘也’字，王荆公《度支郎中萧公墓铭》亦皆用‘也’字，不知谁相师法，然皆出《孙武子》十三篇中。”[287]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孙子兵法》的哲理启示与文化借鉴的意义更为显著。因为它所揭示的实事求是、关照全局、预测发展、掌握情况、权衡利害、辩证分析、主动积极、扬长避短等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始终是我们在从事各项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认识路线和指导原则。特别是在外交、经济、体育这些竞争激烈、变化迅捷的社会领域，尤其需要当事者寻找主客观结合的契机，从实际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变自如，游刃有余，稳操胜券，有所建树。在这种情况下，《孙子兵法》总揽全局、综合比较、求实超前的战略运筹理论和辩证能动、因利制权的作战指导思想就可以被引入这些社会领域，对其实践活动产生影响，给人们以思想方法上的极大启迪。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近年来《孙子兵法》在企业管理、商业经营、体育竞技等领域大显身手，掀起一阵阵的“孙子热”。这可以看作是《孙子兵法》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宝贵价值的又一种具体体现，显示着《孙子兵法》的生命力永远旺盛，生生不息！ 【注释】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836页。 [2]黄朴民：《齐文化与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学术月刊》1997年第11期；李零：《齐国兵学甲天下——兵法源流概说》，《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李零：《待兔轩文存·读史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8—286页。 [3]黄朴民、宋培基：《〈孙子兵法〉的吴文化特征》，《光明日报》2006年5月9日。 [4]《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吴王》，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5]《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吴王》，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6]《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7]《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8]《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9]《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0]《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1]《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2]《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3]《孙子兵法·虚实篇》。 [14]《孙子兵法·九地篇》。 [15]《孙子兵法·虚实篇》。 [16]《孙子兵法·计篇》。 [17]《孙子兵法·虚实篇》。 [18]《孙子兵法·九地篇》。 [19]《孙子兵法·势篇》。 [20]《孙子兵法·地形篇》。 [21]《孙子兵法·地形篇》。 [22]《孙子兵法·九变篇》。 [2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四二《〈孙子〉后序》，中华书局，2001年，第606页。 [24]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六《孙子》，中华书局，1977年，第675页。 [2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兵书类”，丛书集成（四编），商务印书馆，第346页。 [26]全祖望：《鲒埼亭集·孙武论》。 [27]姚鼐：《惜抱轩文集·读〈孙子〉》。 [28]齐思和：《〈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26期，1939年。 [29]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与武内义雄具体观点又各有不同，斋藤拙堂认为孙武、孙膑实为一人，武是其名，膑是其绰号；武内义雄认为孙武、孙膑各有其人，但是《孙子兵法》作者为孙膑。 [30]金德建：《论〈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见氏著《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99—406页。 [31]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页。 [32]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孙子〉著作时代和作者的重议》，《文史》第7辑。 [33]杨丙安、陈彭：《孙子兵学源流述略》，《文史》第27辑。 [34]郑良树：《〈孙子〉的作成年代》，见氏著：《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 [35]郭化若：《孙子译注·再版的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36]宋濂：《诸子辨·孙子》，朴社出版，1928年，第24—25页。 [3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836页。 [38]孙星衍：《孙子略解·叙》，《问字堂集》卷三，中华书局，1996年，第81页。 [39]［美］何炳棣：《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40]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7页。 [41]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4页。 [42]蓝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43]朱国炤：《上孙家寨木简初探》，《文物》1981年第2期。 [4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594页。 [45]可参见于汝波主编：《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 [46]《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47]《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48]《汉书·艺文志·序》。 [49]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六〇八《目录》，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010页。 [50]于汝波：《〈中国孙子学史〉弁言》，《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51]章学诚：《校雠通义》，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9页。 [52]曹操：《曹操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212页。 [53]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经籍志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1012页。 [54]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 [55]当然，李零认为可以将《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归纳为魏武帝注本、武经七书本和十一家注本，见李零：《现存宋代〈孙子〉版本的形成及其优劣》，《文史集林》第2辑。我们认为魏武帝注本可以与武经七书本归为一个系统，而竹简本理应独立为一系统。 [56]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30—737页。 [57]朱国炤：《上孙家寨木简初探》，《文物》1981年第2期。 [58]李零：《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性质小议》，《考古》1983年第6期。 [5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 [60]李零：《银雀山汉简〈孙子〉校读举例》，《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 [61]杨丙安、陈彭：《孙子书两大传本系统源流考》，《文史》第17辑。 [62]毕以珣：《孙子叙录》，见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354页。 [63]当然，亦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论述孙子的哲学基础，如钮先钟从“二元论”“未来学”“行动学”等方面论述，见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7—226页。 [64]《孙子兵法·计篇》。 [65]《孙子兵法·用间篇》。 [66]《孙子兵法·九地篇》。 [67]《孙子兵法·计篇》。 [68]《孙子兵法·形篇》。 [69]《孙子兵法·势篇》。 [70]《孙子兵法·九变篇》。 [71]《孙子兵法·作战篇》。 [72]《孙子兵法·谋攻篇》。 [73]《孙子兵法·九变篇》。 [74]《孙子兵法·地形篇》。 [75]《孙子兵法·形篇》。 [76]《孙子兵法·虚实篇》。 [77]《孙子兵法·势篇》。 [78]《孙子兵法·势篇》。 [79]《孙子兵法·虚实篇》。 [80]《孙子兵法·势篇》。 [81]《孙子兵法·虚实篇》。 [82]《孙子兵法·计篇》。 [83]《孙子兵法·虚实篇》。 [8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辩证法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85]《孙子兵法·计篇》。 [86]《孙子兵法·谋攻篇》。 [87]《孙子兵法·形篇》。 [88]《孙子兵法·行军篇》。 [89]《孙子兵法·地形篇》。 [90]《孙子兵法·计篇》。 [91]《孙子兵法·火攻篇》。 [92]《孙子兵法·火攻篇》。 [93]《孙子兵法·地形篇》。 [94]《孙子兵法·军争篇》。 [95]《孙子兵法·火攻篇》。 [96]《孙子兵法·火攻篇》。 [97]《孙子兵法·九变篇》。 [98]《孙子兵法·谋攻篇》。 [99]《孙子兵法·谋攻篇》。 [100]《孙子兵法·谋攻篇》。 [101]《孙子兵法·作战篇》。 [102]《孙子兵法·作战篇》。 [103]《孙子兵法·作战篇》。 [104]《孙子兵法·作战篇》。 [105]《孙子兵法·作战篇》。 [106]《孙子兵法·九地篇》。 [107]《孙子兵法·行军篇》。 [108]《孙子兵法·行军篇》。 [109]《孙子兵法·地形篇》。 [110]《孙子兵法·计篇》。 [111]《孙子兵法·势篇》。 [112]《孙子兵法·势篇》。 [113]《孙子兵法·势篇》。 [114]《孙子兵法·军争篇》。 [115]《孙子兵法·九地篇》。 [116]《孙子兵法·作战篇》。 [117]《孙子兵法·计篇》。 [118]《孙子兵法·地形篇》。 [119]《孙子兵法·地形篇》。 [120]《孙子兵法·九变篇》。 [121]《孙子兵法·行军篇》。 [122]《孙子兵法·行军篇》。 [123]《孙子兵法·九地篇》。 [124]《孙子兵法·谋攻篇》。 [125]《孙子兵法·九变篇》。 [126]《孙子兵法·地形篇》。 [127]《孙子兵法·地形篇》。 [128]《孙子兵法·地形篇》。 [129]《孙子兵法·谋攻篇》。 [130]《孙子兵法·九地篇》。 [131]《孙子兵法·作战篇》。 [132]《国语·齐语》。 [133]《墨子·非攻中》。 [134]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0页。 [135]《国语·晋语四》。 [136]《国语·吴语》。 [137]黄朴民、马丁：《对先秦“文武分职”问题的再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38]赵一平：《中国古代将帅思想发展史概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39]《孙子兵法·作战篇》。 [140]《孙子兵法·计篇》。 [14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7页。 [142]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1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42—43页。 [143]《孙子兵法·地形篇》。 [144]《孙子兵法·谋攻篇》。 [145]《孙子兵法·地形篇》。 [146]《孙子兵法·九变篇》。 [147]《孙子兵法·谋攻篇》。 [148]《孙子兵法·军争篇》。 [149]《孙子兵法·虚实篇》。 [150]《孙子兵法·行军篇》。 [151]《孙子兵法·行军篇》。 [152]《孙子兵法·九地篇》。 [153]《孙子兵法·九变篇》。 [154]《孙子兵法·行军篇》。 [155]《孙子兵法·行军篇》。 [156]《孙子兵法·地形篇》。 [157]《孙子兵法·谋攻篇》。 [158]《孙子兵法·谋攻篇》。 [159]《孙子兵法·九变篇》。 [160]《孙子兵法·军争篇》。 [161]《孙子兵法·地形篇》。 [162]《孙子兵法·军争篇》。 [163]《孙子兵法·形篇》。 [164]《孙子兵法·势篇》。 [165]《孙子兵法·势篇》。 [166]《孙子兵法·势篇》。 [167]《孙子兵法·虚实篇》。 [168]《孙子兵法·计篇》。 [169]《孙子兵法·势篇》。 [170]《孙子兵法·虚实篇》。 [171]《孙子兵法·虚实篇》。 [172]《孙子兵法·九地篇》。 [173]《孙子兵法·作战篇》。 [174]《孙子兵法·九地篇》。 [175]《孙子兵法·九地篇》。 [176]《孙子兵法·军争篇》。 [177]《孙子兵法·军争篇》。 [178]《孙子兵法·九地篇》。 [179]《孙子兵法·虚实篇》。 [180]《孙子兵法·谋攻篇》。 [181]《孙子兵法·行军篇》。 [182]《孙子兵法·九地篇》。 [183]《孙子兵法·九地篇》。 [184]《孙子兵法·谋攻篇》。 [185]《孙子兵法·虚实篇》。 [186]《孙子兵法·行军篇》。 [187]《孙子兵法·地形篇》。 [188]《汉书·艺文志》。 [189]《汉书·刑法志》。 [190]《史记·律书》。 [191]《史记·伍子胥列传》。 [192]《汉书·刑法志》。 [193]《尉缭子·制谈》。 [194]《吕氏春秋·上德》。 [195]《论衡·量知篇》。 [196]《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197]《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98]《左传·成公七年》。 [199]《国语·周语中》。 [200]《国语·齐语》。 [201]《国语·吴语》。 [202]《国语·吴语》。 [203]《国语·吴语》。 [204]《孙子兵法·谋攻篇》。 [205]《尚书·禹贡》。 [206]《史记·货殖列传》。 [207]《汉书·地理志》。 [208]《孙子兵法·行军篇》。 [209]《孙子兵法·行军篇》。 [210]《孙子兵法·九地篇》。 [211]《公羊传·桓公十年》。 [212]《孟子·滕文公上》。 [213]《国语·越语下》。 [214]《孙子兵法·计篇》。 [215]《孙子兵法·军争篇》。 [216]《孙子兵法·虚实篇》。 [217]《孙子兵法·计篇》。 [218]《司马法·天子之义》。 [219]《孙子兵法·虚实篇》。 [220]《孙子兵法·九地篇》。 [221]《左传·成公七年》。 [222]《后汉书·冯异传》。 [223]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程器》，中华书局，2012年，第596页。 [224]《韩非子·五蠹》。 [225]《汉书·艺文志》。 [226]《汉书·艺文志》。 [227]《汉书·艺文志》。 [228]《汉书·艺文志》。 [229]《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30]《后汉书·礼仪志》。 [231]《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 [232]参见于汝波主编：《孙子学文献提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 [233]西湖逸士：《投笔肤谈》，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26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第609页。 [234]郭沫若：《述吴起》，见氏著：《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 [235]《老子·五十七章》。 [236]《孙子兵法·势篇》。 [237]《孙膑兵法·奇正》。 [238]《尉缭子·勒卒令》。 [239]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87页。 [240]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12页。 [241]西湖逸士：《投笔肤谈》，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26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第610页。 [242]《孙子兵法·虚实篇》。 [243]《孙子兵法·计篇》。 [244]《史记·淮阴侯列传》。 [245]《孙子兵法·计篇》。 [246]《孙子兵法·军争篇》。 [247]《孙子兵法·九地篇》。 [248]杜牧著，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784页。 [249]曹操：《曹操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65页。 [250]诸葛亮：《诸葛亮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68页。 [251]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9页。 [252]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2页。 [253]韩淲：《涧泉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4]苏洵：《嘉祐集》卷三《孙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5]陈傅良：《止斋集》卷四〇《孙子发微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6]戚继光：《纪效新书·自序》（十八卷本），中华书局，2001年，第2页。 [257]王世贞：《读书后》卷一《书司马穰苴孙武传后》。 [258]李贽：《孙子参同·自序》，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1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518—519页。 [259]陈寿：《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984页。 [260]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2页。 [261]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3页。 [262]戴少望：《将鉴论断》卷一《孙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0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663页。 [263]梅国桢：《孙子参同·叙》，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1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521—522页。 [264]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序》，见《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27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9年，第185—186页。 [265]参见黄朴民：《本世纪孙子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8期；黄朴民：《〈孙子兵法〉研究一百年》，《管子学刊》2003年第4期；侯昂妤：《融合与构建：民国〈孙子兵法〉研究》，《滨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姚振文、吴如嵩：《新中国成立以来〈孙子兵法〉研究述略》，《滨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266]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72页。 [267]蒋介石：《科学办事与应敌教兵接物之方》，1926年1月14日对黄埔三期学员的讲话。 [268]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934年7月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 [269]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63—236页。 [270]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29—526页。 [271]转引自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272]［日］阿多俊介：《孙子之新研究》，来伟良、孔霭如译，共和书局，1931年，第5—6页。 [273]［日］尾川敬二：《战纲典令原则对照孙子论讲·自序》，昭和九年（1934）菊地屋书店排印本。 [274]［日］福本椿水：《孙子评注之训注·自序》，昭和十年（1935）诚文堂新光社排印本。 [275]［日］北村佳逸：《孙子解说·自序》，昭和九年（1934）立命馆出版部排印本。 [276]［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原则与实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 [277]［英］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78]［苏］郭泰纳夫：《中国军人魂》，韦有徽译，别发洋行，1937年。 [279]［美］弗兰克·基尔曼、费正清：《中国的战争行为》，门洪华、刘笑阳、李晓寒、周璐铭译，门洪华校，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280]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81]［美］贝文·亚历山大：《孙子兵法与世界近现代战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4年。 [282]《史记·货殖列传》。 [283]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4]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596页。 [285]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四二一〇，第19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286]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7]林纾：《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