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兵学雏形：夏商时期

• 第一节　夏商时期重要战争
• 第二节　兵器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青铜兵器的出现与使用
• 第三节　夏商时期军队的编制与兵种建设思想
• 第四节　夏商时期的兵学思想

第一节　夏商时期重要战争

一、甘之战：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大禹因征伐三苗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治理洪水的成功而迅速树立了很高的个人威望，扩大了华夏共同体的范围以及之间的相互交往，[3]加速了各民族融合，同时也赢得了极大的权力。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普遍出现了，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夏禹就不再遵从旧的“禅让制”传统，把部落首领的位置禅让于其他贤人，而是将权力宝座移交给自己的儿子夏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王朝，[4]中国社会进入了王权社会，而在王权社会中，王权的显示面更多是其军事指挥权，而非其他，正如有学者指出，“王”字本像无柄且刃缘向下的斧钺之形，本表示军事统率权，后来这军事统率权的象征演变为王的权杖。[5]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正式形成，中国历史从此由原始社会迈入了阶级社会。传统往往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形态变革，代表旧的传统的势力自然不会甘心，而总是要千方百计进行反抗，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以试图恢复和维护旧的传统秩序。在此次历史变革中，有扈氏充当了这种势力的急先锋。

关于有扈氏的来历，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它本是夏的同姓氏族，如高诱注《淮南子》曰：“有扈，夏启之庶兄也。”[6]另一种则断言其为夏的异姓部落，[7]是东夷少昊族的“九扈”[8]。其实这并不重要，问题的要害是有扈氏不认同夏启接替夏禹掌权的做法，因而带头起兵反抗夏启的统治，试图凭借武力恢复过去的氏族制度。

夏启当然不能坐视有扈氏的挑战，他决心拿有扈氏开刀，维护自己的权威，巩固自己已有的统治。于是，夏启迅速做出了出兵平叛的决策，统率大军杀向有扈氏盘踞的地盘。有扈氏亦毫不示弱，立刻率领自己的人马倾巢出动，准备与夏启的军队一决胜负。据典籍记载：“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9]亦载：“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10]

双方军队在甘（今郑州市甘水沿岸）[11]这个地方遭遇，一场关乎两个氏族生死存亡、关乎整个历史进程的大决战一触即发。夏启毕竟更富有政治、军事经验。他在临战前夕举行了军中誓师活动，宣布战场纪律，进行战斗动员，这就是著名的《甘誓》。[12]誓师辞要云：“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13]其中，对命令执行与否的奖惩措施十分严格，对不服从命令者，亦非常残酷，对战场上的逃跑者，不仅会在社主前被诛杀，同时还要株连族人，往往祸及全家甚至整个家族。[14]

夏启的这篇《甘誓》，申述了其征伐有扈氏的缘由以及战略目的，强调了作战纪律。“六事”以及军中人员听完之后，个个都明白了利害关系，从而形成了克敌制胜的统一意志。战争的进程表明，夏启的战前动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战斗打响后，夏启的部队在严格的军纪约束下，军阵严整，个个奋勇争先，全力杀敌。几个回合交锋下来，有扈氏的部队便阵脚大乱，全线崩溃。夏启乘胜进击，扩大战果，灭亡了有扈氏，取得了甘之战的彻底胜利。

夏启在甘之战中取得全胜，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夏启所代表的是新兴阶层的利益，而这又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第二，夏启还进行了扎实必要的战前动员，调动了众多部族参战，申明军纪军法，鼓舞了参战人员的战斗积极性；第三，在于他正确部署了兵力，实施比较高明的作战战术指挥。同样，有扈氏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其关键就是他逆历史潮流而动；而其在作战指导方面也显得消极被动，史籍中既未见其进行战前动员，又不见其做到灵活机动、因敌变化。这样一来，胜利的天平自然也就倾向夏启的一边了。

甘之战的结果，沉重地打击了旧的传统势力，粉碎了他们恢复“禅让制”的企图，从此“天下咸朝”[15]，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同时，夏王朝的统治大大得到了巩固，国家的形成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保证社会历史继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甘之战是中国战争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从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6]，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占据了整个社会活动中的显著地位，成为历史发展最直观的表现形态，而中国古代的兵学思想也随着战争的频繁与进步，不断有所发展。

二、鸣条之战：王朝更替战争的战略指导

《易经·革卦》彖辞有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17]这里所说的“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缔造者商汤。商汤曾经领导商部落及其同盟者，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鸣条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王朝更替战争，它是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等诸多手段的综合运用，顺利实现灭夏兴商既定战略目标。

夏启攻灭有扈氏之后，夏朝的统治基本上稳定了下来。但是，普天之下没有铁打永固的江山，夏王朝在经历了太康失国、后羿伐夏、少康中兴等重大国运变故后，一步步走向衰微。大约400年之后，夏桀成为夏王。这位末代君主，任用嬖臣，骄侈淫逸，宠幸王后妺喜，对广大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奴役压榨，激起臣民和天下其他部族的强烈憎恨。夏桀对自己的统治非常自信，他自比太阳，认为自己的统治可以像太阳一样永存，民众愤慨地诅咒他“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18]。这表明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边缘，但是夏桀丝毫未能意识到亡国之祸就在眼前，而就在此时，商汤领导的商已经对夏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同夏王朝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周边的方国商，则羽翼丰满，迅速崛起。经过契、相土、冥、上甲微等历代先王的励精图治和广大族众的努力开拓，商逐渐强盛起来，并初步形成了早期国家建制，到夏桀在位期间，它已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此时的商族在其雄才大略、众望所归的首领商汤领导下，实力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其作为中原地区新统治者的地位已是呼之欲出。商汤遂顺应时势，及时将部族统治中心迁徙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北），并开始筹措攻伐夏朝的战略大计。

商汤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天下其他部族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强大政治攻势，为日后鸣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商汤在贤臣伊尹、仲虺等人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19]，积蓄力量，伺机破敌。我们认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最大限度争取反对夏桀的各种力量。商汤联合反夏力量非常重要的关节点和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与有莘氏伊尹的联合。在夏朝的国家体制下，伊尹往来夏商之间，能够获取很多具有谍报价值的信息，[20]对夏桀集团的内部“上下相疾，民心积怨”[21]的混乱状况非常清楚，并且为有针对性地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创造了前提。其他典籍如《孟子》《鬼谷子》等亦有伊尹的相关记载。同时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亦有证明。据学者研究，在甲骨卜辞中，对伊尹祭祀的祭法有岁、至、侑、御等多种，祭牲有牛、羊或羌人，用牲数少者为一牛，多者达到五十牛。其地位之尊崇可以想见：

［辛］亥卜，至伊尹用一牛。[22]

乙亥贞，其侑伊尹二牛。[23]

癸巳［卜］，侑于伊尹牛［五］。[24]

伊尹岁十羊。[25]

御伊尹五十。[26]

丁丑贞，多宁以鬯侑伊。[27]

甲骨卜辞表明伊尹终殷商之世一直受到丰盛的祭祀，亦显示了伊尹于商人灭夏的重要贡献，其促成的殷族与有莘氏结成强大的战略联盟，奠定了商汤推翻夏桀统治的最核心的政治军事基础。[28]当然，传统典籍对具体过程的曲折与复杂亦有具体描述，并对伊尹为什么能够“祖伊尹世世享商”的原因有记述，即《吕氏春秋》所载：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虽后悔之，将可奈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29]

第二，商汤采取了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的战略方针，逐一剪除夏桀的羽翼帮凶，不断孤立夏后氏，逐步完成对它的战略包围。商汤把第一个打击目标指向了夏的属国葛国（今河南宁陵北）。据孟子言：“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30]商汤是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消灭了葛国，这既剪除了夏的一个羽翼，亦检验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又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威望，各地老百姓像“大旱之望甘霖”一样盼着商汤大军的到来。商汤便趁热打铁，又集中兵力逐次消灭了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山东鄄城东北），并攻灭夏在东方的最后一个附属国，即实力较强的昆吾（今河南濮阳），正如《诗经》所言：“韦顾既伐，昆吾夏桀。”[31]正所谓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32]，至此，商汤基本上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商汤得以从东面绕道夏邑西方，对夏桀展开最后一击。新出土文献清华简《尹至》对此事亦有记载：“汤盟誓及尹，兹乃柔大萦。汤往征弗服，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33]当然，“商族军队灭掉三国之后，便扫清了进入豫东的道路”[34]。其他处于中立状态的夏王朝方国一方面迫于商族军队南下的强大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已经长期不满于夏王朝的昏庸、残暴统治，于是这些方国纷纷依附商汤而叛离夏桀王朝，商汤已经在政治军事力量上取得了对夏桀的压倒性优势。

在商汤的继续努力下，又逐渐争取到有施氏、有仍氏、有缗氏等方国的支持。待准备就绪，商汤便为自己的伐桀行动做最后的、非常谨慎的准备，以确保灭夏之战万无一失。于是，商汤在灭夏之前与东方叛夏之国举行了非常著名的一次军事盟会，即“景亳之命”[35]，许多方国都参加了此次军事盟会。此次军事盟会后，商汤看到天下大势，决定最终灭夏，因此“亳”就成为商族的“圣都”[36]，可见“景亳之命”在整个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大约在公元前1726年，时机成熟，商汤兴师攻伐夏桀，揭开了鸣条之战的帷幕。战前，商汤效仿当年夏启伐有扈氏时的做法，举行了郑重的誓师活动。在誓师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义正词严、大气磅礴的训词，一一列举夏桀破坏生产、施行暴政、盘剥民众的累累罪行，指责“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37]。面对商民“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38]的质疑言论，商汤向商民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是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有夏多罪，天命殛之”[39]，“予畏上帝，不敢不正”[40]。商汤深知军纪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因此他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和具体的作战要领：“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41]商汤的此番誓师，和当年的《甘誓》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商汤师出有名，极大地振奋了士气，鼓舞了斗志。

战前誓师仪式结束后，商汤便动用作战性能良好的兵车70乘，能征惯战的敢死队6000人，[42]会同各同盟国的参战部队，采取大迂回战略，“以迂为直”，迅速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速突袭夏桀的老巢。

商汤大军压境的消息终于传入夏都，一直沉溺于醇酒美人温柔之乡的夏桀此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毫无思想准备和军事戒备的他如梦初醒，但也深觉为时已晚，方寸大乱的夏桀被迫仓促应战，统率一批早被歌舞升平生活消磨尽了战斗力的将士，西出抵御商汤的进攻。于是两军在鸣条（在今山西安邑一带，一说在今河南封丘东）地区遭遇，展开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会战。[43]

据有关史籍记载，鸣条之战打得异常残酷、非常激烈，但毕竟是商汤有着非常充分的战前准备，麾下的将士在各方面都占有相对明显的优势，这既表现为必胜信念的拥有，杀敌勇气的旺盛，亦体现为军队训练有素、士兵军事素养更高，夏桀的军队根本不是这些“必死”之士的对手。在商汤大军的轮番冲杀之下，夏桀的主力终于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商汤就这样一举攻克了夏邑，赢得了鸣条决战的胜利。

夏桀见大势已去，被迫退却归依于属国三鬷（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决定速战速决、连续作战，不给夏桀丝毫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适时展开战略追击，毅然挥师南下，对溃逃的夏桀残部实施打击，攻灭了三鬷。穷途末路的夏桀，只得率极少数徒党仓皇奔逃至南巢（今安徽寿县南）。[44]他忧怒交加，不久便病死在那里，夏王朝至此宣告彻底覆灭。商汤取得了中原地区天下共主的地位，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商朝终于建立起来了。

当然，商灭夏之后，对夏的遗民也有合理的安置，据史籍载，“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45]。其安置方式亦体现出商汤的政治智慧，正如学者所言：“杞氏迁往杞地（今河南杞县），族众既少，虽封犹绝，当然不可能掀起什么政治风浪。但是，其他众多夏遗民则需妥为措置，方可进一步巩固国家政权。”[46]这件事在清华简《尹诰》中亦有记载：“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47]

鸣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典型的新旧王朝更替战争。商汤伐桀灭夏，建立商朝，这在当时是合乎民众愿望的，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被认为是吊民伐罪、顺天应人的典范。同时，商汤在此战中所反映出来的知彼知己、先弱后强、把握战机、连续作战、战略追击等卓越指挥艺术，对后世战争的实践和兵学理论的构筑，也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48]

第二节　兵器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青铜兵器的出现与使用

据考古发现，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较早形态的铜器。青铜是铜、锡、铅按照一定比例熔铸而成的合金，具有质地坚硬、熔点低、易铸造等特征。考古工作者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薄厚均匀的青铜器残片，学者推测可能是以陶范法铸造而成的。齐家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一些青铜器，亦发现了冶炼的坩埚以及铜渣等，这些都证明此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尤其是夏代的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出土了青铜器，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1975年，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学者通过对其成分进行分析，发现其含铜92%、锡7%，是通过较为复杂的复合范铸造而成的。[49]与夏同时期的甘肃火烧沟遗址也出土了多达200件的青铜器，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早期铜器出土数量最多的一处夏时期的古遗址。商朝青铜器冶铸技术已经相当高，程序已经非常规范。[50]商代是我国青铜文明的光辉灿烂时期，殷墟出土青铜礼器有数千件之多。青铜器铸造是当时手工业最重要的行业，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已非常成熟。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1]，因此在青铜器冶铸技术出现后，更多用于铸造祭祀器具和铸造兵器。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铜刀，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兵器。此后，青铜戈、青铜戚、青铜箭镞等青铜兵器也逐步出现，并渐臻成熟。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戈有两种类型，一种有从石兵向铜兵过渡的痕迹，反映了兵器材质对兵器形质的直接影响；另外一种已经发展为与镰刀相似的形制，更加轻巧与锋利，这是迄今发现的较早的青铜兵器。青铜兵器也成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重要的兵器。

青铜兵器的出现，也成为中国兵器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革命，兵器的材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殷商时期的青铜兵器以戈、矛、戚居多。根据李济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五种：铜矢镞，铜勾兵（戈），铜矛，铜刀和铜削，铜斧与铜锛。[52]可以说，冷兵器的种类在这一时期已经较为齐全。

第三节　夏商时期军队的编制与兵种建设思想

步兵是一个古老而人数众多的兵种，在夏、商和西周初期的战争中都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牧誓》云：“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53]就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步兵大方阵作战的大体状况和基本特点。

夏代的兵种主要是步卒，作战方式也主要以步兵阵战为主，这是可以大胆肯定的，因为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尚未有大规模的造车技术，不可能有大量的战车装备部队。

同样，步兵也是商代军队的主要兵种。卜辞中多有“步伐”一词，如“王其步伐夷”“余步从侯喜伐夷方”“步伐pagenumber_ebook=77,pagenumber_book=48方”等等。[54]胡厚宣指出：“步伐者，不驾车，不骑马，以步卒征伐之也。”[55]这反映在商代步兵经常独立作战，在对外征伐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河南安阳小屯C区发现的一组商代后期的祭祀坑，其中有按照当时作战部署而摆下的两个方阵，可谓商代的“兵马俑”！我们可以据此对商代的军阵有一个非常真实而直观的认识。前一个方阵为步卒，在近百个排列整齐的长方形葬坑中，共有步卒300人左右。以布局看，此方阵由左、中、右三队排成，左、右队各三列纵深，中队五列纵深，而每队又都分成左、中、右三个部分，这正是甲骨卜辞中所言“左、中、右，人三百”的实物佐证。后一个方阵是车队及其所属的徒兵，当为车兵部队。前者是建制步兵，后一方阵中的徒兵则为隶属步兵。在甲骨卜辞中，我们能够看到大量有关商代的征伐记录，其用兵规模亦是比较大的，如一次用兵的规模可以达到3000人或者5000人，其中用兵规模最大的出现在武丁卜辞中，数量为13000人。[56]

车的发明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初期，由于畜力驾挽的成功首先用于狩猎，又随着狩猎技术的成熟逐渐用于战争。据文献记载“奚仲作车”[57]，又说奚仲“为夏车正”[58]，亦有“《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59]，还有《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60]夏启正是从车左、参乘、御者职责的角度提出作战要求与纪律的，其车左主射，车右执戈矛主刺杀，御者主驾车，其编制和分工与商周时期基本相同，《司马法》曰：“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61]《释名》亦曰：“钩车，以行为阵，钩股曲直有正，夏所制也。”[62]我们认为，或许在夏代已有了战车和车战。[63]

殷商时代的车兵与车战自然较夏代有了明显的发展。据文献明确记载，商汤时期，商军在作战中已使用战车：“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64]这说明商军已在当时作战中开始使用成建制的战车了。根据殷墟出土的商代战车，我们对其基本结构亦有直观的认识：车轮、车轴、架在车轴上的车厢、车辕和车轭，战车配备两匹战马。其中，车轮由车辖固定，可以拆卸，车厢是木制框架，可能使用柳条、皮革编制而成，厢门多开向后部，车辕呈弯曲状，尾部伸入车厢、车架之下，前部略高出马背，车马皆用青铜和绿松石等装饰，车厢上有可能绘有各种图案。[65]“车”字在甲骨卜辞中也比较常见，商代的车辆在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发现，甲骨中亦有许多关于车战的卜辞。[66]石璋如根据考古发现提出商代车战的基本形式，即5辆车为车战的小队（基本组织单位），5个分队又组成一个大队。每辆战车上3个兵士，居中为御者，手持马鞭，右边是击者，手持戈，左边是射者，手持弓箭。[67]

考古工作者发现殷墟宗庙（乙七）遗址中的后一个方阵，此方阵中有战车5辆，每车均载有甲士3人；最前战车两旁并列3坑，每坑殉葬5人，这说明每辆战车有甲士3人，徒兵15人，其编组情况、随葬武器与文献记载的战车编组基本相合。每5辆车组成一个基本战术编制单位，这与“五车为列”的记载若合符契。在殷墟，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置有25辆兵车的墓葬，说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以25辆战车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战车建制单位。卜辞中有“登射百”和“登射三百”的记载。[68]据考证，“百射”即为战车百辆，为一师的兵车数；而“三百射”，也许便是左、中、右三师的兵车总数。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商代战车的战术编组已经形成定制，战车部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而车兵的存在与战车编组的初步定型化，则意味着早期车兵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车战的时代即将来临。但是总体而言，其尚不足改变商代军队以步兵为主的基本兵种格局。

夏商时期的军事力量建设遵循“寓兵于农”的指导原则，都采取兵农合一的方式征集军队。成年男子有被随时征集、参加作战的义务，适龄男子（“众”）平时从事农业生产，一旦有战事，王将按照军事上的需要，临时指定人数，从适龄男子中征集兵员，编组成以贵族武士为核心的部队，出征作战。战争结束，军队绝大部分解散，兵甲装备收归国库。这是一种全民皆兵、临时征集的兵役制度。[69]当然，商王除了接受选拔的“众人”外，经常还驱使罪犯参战。甲骨卜辞中“登人”“㸓人”“致众”以征伐“某方”的记载，即此制度的反映。而王作“三师”“中师”的真切含义，就是商王将临时征集来的士兵按师、旅等建制单位加以组织编排。[70]

商后期开始对这种临时征兵制有所改进，即实行“平时任户计民，以预定其军籍”的办法，使“人有所隶之军，军有所统之将”。[71]但这一改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商代兵役临时征发的性质。当时的服役者仍然是亦兵亦农身份，其平时为民，遇有战争，被临时征集，编入预先规定的有关师旅之中出征作战。

夏商时代可能也有了少量的常备军性质的部队，其以贵族子弟为核心，并吸纳了王之近侍参与其中。在夏代，他们称为“家众”，在商代，卜辞中经常出现“多臣”“小臣”，相当于后来的禁卫军，平时担负王宫、都城的卫戍，并在征战中发挥骨干作用。当然，商代实行内外服制，因此甲骨卜辞中的许多“小臣”，其实是商王朝从内服“小臣”中挑选成员回到他们所来自的国族中担任军事首领，因此，可以说通过内服“小臣”训练外服军事首领是商朝控制方国的重要手段之一。[72]

夏代氏族林立，各部族军队数量很少，夏王朝自身的兵力也不会太多，当时应该已经出现了简单的军事组织。例如后羿代夏，少康奔有虞氏为庖正，“有田一成，有众一旅”[73]。“旅”可能是夏代军队建制的一级单位。一旅的人数，杜预说是“五百人为旅”[74]，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杜预此说是按照《周礼》“五人为伍……五卒为旅”的记载推算出来的，应该不合夏商旧制。据《司马法》逸文记载，一成之田有300家，若按每家一人从军计算，一旅之众可能是300人。那么，旅之下可能还有较小的军队编制单位，如伍、什、卒等，但目前尚无史料可予以确证，兹不细述。

商代军队的最高建制单位是师，有王室之师与方国诸侯之师的区别。武丁时期，王室军队已有以“右”“中”“左”命名而编制起来的三个师。到了武乙时期，这种师的编制更加明确化。“师”的指挥官称为“师氏”或“师长”。王室之外，方国诸侯的师称“某师”，如雀国的师称“雀师”，犬方的师称“犬师”。

商代“师”的编制人数，学术界有千人说、三千人说、万人说等不同说法。我们认为当以三千人说比较合乎实际，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卜辞所记出兵以3000人较为常见，据岛邦男统计，有21例之多。[75]其二，商代军队以十进制编组，十、百、千依次递进。[76]殷墟商墓多为十人一排，兵器多为十件一捆，墓外葬坑多为十人一坑，十坑一排，恰好体现了这种编组形式。但在十进制的基础上，商人还采用了三进制，即三个十人团体组成一个战斗单位，三个百人团体组成一个更大战斗单位，同样三个千人团体组成最大的战斗单位，这就是“师”。其三，“师”之下还有“旅”的编制。“商代的旅起初可能是以军旗为标识的某一氏族的武装力量，每旅的人数应当是比较少的，至康丁以后，旅的建制才趋于正规，大有和师并驾齐驱之势。”[77]卜辞中有左旅、右旅、王旅的记载，[78]可见旅也分右、中、左三部。陈梦家称商军以“三百人为一大队”，表明“旅”的编制当为300人。卜辞中多有“登人”三百之类的记载，就是以旅的建制征发众人入伍。至于“登旅万”[79]，即是按旅建制征发万人入伍，而并非“师”或“旅”本身就是万人编制，而且此处的万人不过是约数而已。

卜辞中亦有许多关于“族”军的记载，如“令王族追召方”[80]，等等，可见“族”的武装在当时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族并非军队的编制单位，有学者明确指出：“这种族的武装虽然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不就是军队的编制单位……商代军队是以师为单位编制起来的，参加征战的族，亦是宗族或家族一类的武装，而不就是军队的本身。”[81]换言之，“族”与师、旅乃是商代对军队的不同表述，称“族”可能更加强调其血缘集团的性质，当然“从造字来看，族字是由一面军旗和一支箭构成的，很明显地表示了在创造该词的记录符号时所强调的是军事组织的含义……‘族’的原始意义应该是按亲缘关系组成的军事集团，而并不是指某种亲缘集团本身”[82]。师、旅是军队的建制形式，而“族”则是指军队人员来源的构成，当卜辞侧重于表现军队人员来源时，便将商军称为“三族”“五族”“王族”“多子族”等，当卜辞侧重于表现军队的建制之时，则称之为“师”“旅”，等等。根据卜辞反映，商代有“行”的军事建制，一般而言，某行是指某族或者某地的军队，至于“行”与“师”“旅”的区别，有学者指出，“可能在于行纯粹是步卒，而师、旅为步卒、车骑的混合编制”[83]。商代还有“戍”的建制，应当是在康丁以后，并且有右、中、左的建制。

根据甲骨卜辞，我们认为，在商代可能还有较为专业的常备军，如“多射”“多马”“多马羌”。但由于卜辞只言片语，所能反映的内容十分有限，如“多射”当为后世以弓箭手组成的军队，而“多马”“多马羌”可能是以车兵为主体组成的军队。

第四节　夏商时期的兵学思想

兵学思想深深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它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大氛围条件下的产物，更是丰富多彩军事活动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作为观念形态的兵学思想，其起源与形成往往要略微滞后于战争的起源。

一般而言，兵学思想的起源至少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缺一不可。一是文字，二是一定数量战争经验的沉淀与积累，三是人类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这个背景出发，并考察先秦兵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实际，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兵学思想萌芽于夏商时期，初步成形于西周时期，渐趋成熟和首次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84]

有关夏商时期兵学思想萌芽情况，一部分散见于《尚书》《诗经》《周易》《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的追叙，其中主要的内容包括政治与军事、战争指导原则、军事法规与纪律等多个方面，如“取乱侮亡”[85]“修德抚民”[86]“因重而抚之”[87]“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88]，等等。虽然它们是对夏商时期兵学思想的追述，并且一定掺杂了大量后世兵学思想的成分，但其亦或多或少反映了夏商时代的兵学思想，依然是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

夏商时期的兵学思想萌芽，更重要的载体乃是出土文献，即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兵学思想内涵。甲骨卜辞虽然是对战争等活动的占卜预测的产物，其表现形式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然而却是反映商代兵学思想的原始资料，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战争指导水平与战术运用的一些特点。我们认为，大致而言，甲骨卜辞所体现的夏商时期兵学思想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视收集和掌握情报，立足知己知彼的战前准备原则。如商王通过守卫四土的侯伯、田、牧、卫搜集各类军事情报，了解、掌握周围方国的政治军事动态：“沚pagenumber_ebook=84,pagenumber_book=55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pagenumber_ebook=84,pagenumber_book=55二邑。pagenumber_ebook=84,pagenumber_book=55方亦侵我西鄙田。”[89]“今载方其大出，五月。”“有来告，方征于寻福。”[90]从而能够及早做好应战的部署，制定正确的军事对策。

第二，综合考察和分析战前形势，制定多种作战预案，以供实战中因时因地选择使用。如《甲骨文合集》27972版曾记录了商最高统帅部在部署对羌方的一次战役中的多项选择方案：在何种场合，举行何种祭典，可以保佑抵御羌方进犯时既重创敌人又能保全自己；让部队暂避敌锋芒却不必回师，仍然可以顺利破敌；如果将戍军调回，另换其他将领出征，是否会造成不良的后果。[91]

第三，在作战中，比较灵活地运用各种战法，实施积极的攻守方针，掌控战场主动权，夺取作战的胜利。根据甲骨卜辞记载，其中包括依据地形、地貌与军队本身条件，如何布列有利的阵位、阵势，“亚立（位），其于右，利□其于左，利□”[92]；预设阵地，用各种手段使得敌军进入受攻击位置，加以伏击和聚歼，“妇好其比沚pagenumber_ebook=84,pagenumber_book=55伐巴方，王自东罙（探）伐，戎陷于妇好立（位）”[93]；派遣先头部队及时打开通道，为主力随后大举进击创造条件，“沚pagenumber_ebook=84,pagenumber_book=55启，王比，帝若受我又”[94]；进攻时，身披兽皮发动突袭，震慑敌人，打乱敌人的阵形，趁势发动攻击；[95]等等。

第四，申明作战纪律，确保令行禁止，从而使参战将士能够步调一致地投入战斗，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如《屯南》119版曾有“师叀（惠）律用”的记载，其含义同《周易·师卦》所载的“师出以律，失律凶”相近。[96]这透露了这么一个消息，至少在殷商晚期已把申明与贯彻军事律令作为治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已将厉行军纪作为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之一。

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兵学思想萌芽，虽然因甲骨卜辞性质的限制而显得零碎不系统，然而它毕竟已触及兵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为后世兵学思想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甲骨卜辞所反映的早期的兵学思想与传世文献中很多战争所反映的兵学思想形成互证。

【注释】

[1]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2]［美］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见氏著：《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92页。

[3]白立超：《〈洪范〉的夏政诠释之维——“五行”、“念用庶征”两畴经意新探》，《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3期。

[4]关于夏禹传子的问题，古史记载多有分歧。一说，夏禹本人还是遵循“禅让”制度的，将权力传授给东夷集团的伯益，然而，夏启不满伯益继位，用武力攻杀伯益，夺取权力，建立起夏王朝。参见《古本竹书纪年》等记载。

[5]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6]《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昔有扈氏为义而亡”语，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第357页。

[7]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6页。

[8]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9]《庄子·人间世》，庄周撰，郭庆藩集释：《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6年，第139页。以下《庄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0]《说苑·政理》，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147页。以下《说苑》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1]郑杰祥：《“甘”地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2]虽然大多学者认为当为夏启与有扈之战，但是亦有其他记载，如在《墨子·明鬼》中明确引《甘誓》文而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亦云：“禹攻有扈。”经学者研究，与有扈氏作战的当为夏启，而非大禹。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甘誓〉校释译论》，《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3]《尚书·甘誓》。

[14]易宁：《〈尚书·甘誓〉“予则孥戮汝”考释》，《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5]《史记·夏本纪》。

[16]《左传·成公十三年》。

[17]《周易·革卦》。

[18]《史记·殷本纪》。

[19]《孙子兵法·形篇》，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第72页。以下《孙子兵法》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0]对于伊尹的活动是否属于间谍活动，典籍记载有差异，如《孙子兵法·用间篇》曰：“昔殷之兴也，伊誓在夏。”古本《竹书纪年》亦曰：“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

[21]《吕氏春秋·慎大览》。

[22]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21575。

[23]郭沫若：《甲骨文合集》，33694。

[24]郭沫若：《甲骨文合集》，34240。

[25]郭沫若：《甲骨文合集》，27655。

[26]《屯南》3132。

[27]《屯南》2567。

[28]杜勇：《清华简与伊尹传说之谜》，《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29]《吕氏春秋·慎大览》。

[30]《孟子·滕文公下》。

[31]《诗经·商颂·长发》，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1353页。以下《诗经》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32]《孟子·滕文公下》。

[3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28页。

[34]朱彦民：《商汤“景亳”地望及其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

[35]关于“景亳”的具体位置，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争议，如田昌五、方辉在《“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在今山东曹县西北的梁崮堆遗址处；朱彦民在《商汤“景亳”地望及其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中认为在今河南省浚县大伾山附近。

[36]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中指出：“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作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再换个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经、军的领导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第1分册，1984年。）

[37]《尚书·汤誓》。

[38]《尚书·汤誓》。

[39]《尚书·汤誓》。

[40]《尚书·汤誓》。

[41]《尚书·汤誓》。

[42]《吕氏春秋·简选》：“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

[43]关于鸣条之战的地点，古今学术界看法一直有分歧，我们认为鸣条在今山西安邑附近之说较有说服力。详可参见《尚书·汤誓》孔安国序；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16—319页。

[44]南巢地望，学术界也一直有争论，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罗琨、张永山在《夏商西周军事史》一书中认为，南巢当指今安邑之东的中条山，可备一说。

[45]《史记·留侯世家》。

[46]杜勇：《清华简与伊尹传说之谜》，《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47]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33页。

[48]黄朴民：《先秦喋血》，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49]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

[50]刘屿霞：《殷代冶铜术之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

[51]《左传·成公十三年》。

[52]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第73—104页。

[53]《尚书·牧誓》。

[54]郭沫若：《甲骨文合集》，6461，36482，6292。

[55]胡厚宣：《殷代pagenumber_ebook=85,pagenumber_book=56方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6]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0—21页；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76—277页。

[57]《世本·作篇》。

[58]《左传·定公元年》。

[59]《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60]《尚书·甘誓》。

[61]《司马法·天子之义》。

[62]《释名·释车》。

[63]金景芳、吕绍纲：《〈甘誓〉浅说》，《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64]《吕氏春秋·简选》。

[65]［美］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岳红彬、丁晓雷译，陈星灿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09—215页。

[66]徐勇、张焯等编著：《简明中国军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

[67]石璋如：《小屯C区的墓葬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2年。

[68]寒峰：《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制数则》，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69]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70]徐勇、张焯等编著：《简明中国军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

[71]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2238页。

[72]王进锋：《殷商时期的小臣》，《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

[73]《左传·哀公元年》。

[74]《左传·哀公元年》杜预《集解》，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4679页。

[75]［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77年。

[76]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位制氏族组织》，《历史教学》1951年第9、10期。

[77]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78]郭沫若：《甲骨文合集》，5822。

[79]《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310。

[80]《南明》616。

[81]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87页。

[82]林沄：《商代兵制管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1期。

[83]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8页。

[84]于汝波、黄朴民：《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85]《左传·宣公十二年》。

[86]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第15页。

[87]《左传·襄公十四年》。

[88]《尚书·甘誓》。

[89]郭沫若：《甲骨文合集》，6057。

[90]郭沫若：《甲骨文合集》，6692，6672。

[91]罗琨：《殷商时期的羌和羌方》，《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92]郭沫若：《甲骨文合集》，28008。笔者按：卜辞中“立”的一种用法当“位”讲，指军事行动中的“布阵列势”。

[93]郭沫若：《甲骨文合集》，6480。笔者按：“陷”在此处指的是“打伏击战”。

[94]郭沫若：《甲骨文合集》，7440正。笔者按：“启”指开道和先行的军事行动。

[95]胡厚宣：《甲骨文pagenumber_ebook=85,pagenumber_book=56字说》，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96]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师和旅》，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