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兵学萌芽：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 第一节　战争的起源与兵学的萌芽
• 第二节　中国兵学起源的历史追溯：传说时代的战争

第一节　战争的起源与兵学的萌芽

一、战争的萌芽：血亲复仇

由于当时氏族部落迁徙比较频繁，各个部族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他们或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或为了保有、扩大各自的生存空间，不时地会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在这类武力冲突之中，“血亲复仇”是引发冲突连续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血亲复仇”的现象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原始人群中普遍存在。[2]而且这一思想根深蒂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在原始社会时期，“血亲复仇”往往会导致大规模连续不断的武装冲突。按照这一古老的集体复仇法则，氏族或者部落内部的某一成员遭受侵害，即被自然而言地看作是对氏族或部落整体的侵害，个别冲突也就迅速演变为集体的武力冲突，而且往往这种冲突反反复复会持续很长久。正如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指出的：“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作到这一点，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3]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当时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前提下，人们几乎完全遭受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一个人无法独立生存，必须群居而生，相互依靠，彼此协助，因而血缘这一天然纽带把同一氏族人们的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所以为同一氏族的人进行“血亲复仇”是氏族成员一项基本义务，也是神圣的权利，它的根子深深地扎在人类自卫的本能之中。[4]正如《左传》所载：“《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5]正是这种观念的孑遗。当然，拉法格（Paul Lafargue）也从另外一个层面指出“血亲复仇”更深刻的心理原因：报复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它的根子是扎在自卫的本能里，扎在推动动物和人进行抵抗的需要中，当他们受到打击时就会不自觉地予以回击，假使恐怖没有吓得他们逃跑的话。[6]

这种与萌芽状态的战争相关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一定反映。如《孙膑兵法》中有关于“神戎（神农）战斧遂”[7]的记述，《战国策》所载“昔者神农伐补（斧）遂”[8]的传说，就是例证。陕西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周围发现的防卫沟，可能就是这类武力冲突考古学意义上的实物遗存。很显然，因为只有当武力冲突达到一定的规模，而且已经不是偶然现象的时候，这类防卫沟的修筑才是必要的。可见，由于生存的需要，当时的氏族生活是处于经常性、有组织的集体戒备之中。可是这类武力冲突的目的很单一，其既无攫取私有财产的因素，亦非以从事阶级奴役为基本宗旨，与战争起源的两个基本要素（私有财产的出现与阶级的分化）并不相涉。因此，这类以“血亲复仇”为特征的早期武力冲突，并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战争，至多也只是战争的萌芽而已。同时，根据考古发现以及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这类武力冲突的方式也非常原始，参加者不过是氏族部落的成员，并没有出现专业化的军队，也没有专门制式的武器装备，冲突中所使用的只是那些常用的木、石之类的生产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颇类似于近代农村聚落中常常发生的械斗。[9]我们认为，这种必然会发生的集体武力冲突，正是萌芽状态的战争，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兵学亦尚未出现。

二、战争的出现：部落争雄

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社会组织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或具有相当规模的部族集团。此时渐渐壮大的部族由于生存的需要，不断迁徙，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冲突频繁。同时，冲突的规模也在扩大，冲突的性质亦发生了变化，原始战争出现。原始战争更多是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而且战争异常残酷和野蛮，战争的结果往往是灭族毁城。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劳动产品出现了剩余，于是就出现了掠夺周围部落财富的战争。出于经常性的掠夺需要，“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氏族生活的正常职能”[10]，并且部族之间的战争与每个部族生存息息相关。根据考古发现，如，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了被战争毁灭的村落，有焚烧和破坏的痕迹，战争的手段非常残暴。再如，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尧舜禹时期，距今约4600年至4000年的陶寺遗址的发现，再次破碎了人们对古史的美好想象。据已有考古发现来看，可以肯定的是，陶寺遗址晚期是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城池被攻破后，城墙被夷平，入侵者残暴地进行了屠城，宫殿宗庙等建筑群被粗暴地毁坏，野蛮地屠杀壮丁，奸淫妇女，很多墓葬也被有意破坏得十分严重，偌大的尧都毁于战争，文明遭受破坏，战争手段异常残暴。[11]尤其是在陶寺遗址出土了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考古学家断定：“她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12]残暴之状，令人毛骨悚然！当然，入侵者是哪个部族呢？学术界仍有争论，有学者认为是被已发现的石峁遗址的部族所灭，有认为是被舜部族所灭，也有认为是为夏部族所灭，等等。所以，当时战争往往不仅关乎个人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整个部族是否能够生存延续的命运。因此，战争自然而然成为每个部族最重要的大事。

在原始战争的刺激下，氏族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氏族社会内部，逐渐由原先的氏族民主大会转变为军事民主制，进一步凸显了战争在整个氏族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同时，由于生存的需要，具有一定血缘关系或者地缘关系的部族就结成了部落联盟，甚至部族集团，共同对付外敌。因此，部落之间或部落联盟之间，经常因掠夺而发生战争。此时，在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内部，都要选举军事领袖，设置氏族大会和氏族议事会为领导机构，以决定大事，指挥战争。这种制度被称为“军事民主制”。

同时，在这一时期，不同部族集团之间开始出现争长称雄的斗争。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许多有关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传说。不同的部族为了争夺生存权，或来自不同氏族的首领为了争夺部族集团中的领导权，遂发生相当激烈乃至非常残酷的武力冲突。所谓“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13]。胜利一方的首领登上本部族集团尊长的宝座，失败的一方则成为本部族集团中的依附性氏族团体，从而加速了部族集团内部的整合进程。传说黄帝攻伐炎帝的阪泉之战，就是这一类武力冲突遗留的史影：“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14]两个同源共祖的氏族（史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15]），经过阪泉之战，胜利的一方即黄帝氏族成为主宰者，并且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华夏部族集团。在华夏集团向东发展的过程中，又与向西发展以九黎族为首的东夷集团遭遇，遂爆发了涿鹿之战。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与炎帝打败了东夷集团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并与东夷集团结盟，华夏集团势力也扩大到山东地区。

但就这类武装冲突的性质、目的、手段、影响诸要素来说，它依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而只能看作是战争萌芽时期的最后形态而已，战争即将出现，也将成为人类历史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原始兵器的发明

“守战之具，皆在民间。”[16]原始兵器最初是从生产工具，尤其是渔猎工具发展而来的。原始人群或为了自卫，或为了获得食物以求生存，开始用单体弓、石刀、石斧、飞石索等击杀各种动物；而当部族之间发生武力冲突时，他们也便手持这些生产工具进行人与人的格斗。正如史籍所载：“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锄爬者，是其矛戟也；簦笠者，是其兜鍪也；镰斧者，是其攻战之具也；鸡狗者，是其钲鼓也。”[17]因此，正如学者所言：“原始人类，工兵不分，石器即石兵也，以石片斫物则为器，以石片格斗即为兵。”[18]这些生产工具一旦沾染上人类的鲜血，原始生产工具向兵器的转化也就开始了。[19]

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当血亲复仇加剧，原始战争处于萌芽状态，在氏族和部落中出现了主要从事厮杀的武士，生产工具便首先在这些人的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格斗的需要，他们不断对这些工具的外形和刃形加以改进，提高其杀伤力，作战工具就逐渐从生产工具中分化出来，成为原始兵器。原始兵器的诞生时间大约是在部族集团战争时期，也就是古史传说中的涿鹿之战前后。传说中的战神蚩尤总是被描绘成金属兵器的创造者，他的部族被认为是善于金属冶炼和制造兵器。根据《世本》记载，蚩尤是多种兵器的发明者，“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20]。《吕氏春秋》亦云：“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21]而这些记载在汉代画像石上有所体现，在山东临沂沂南汉画像石上，蚩尤身上佩持着各种各样的兵器，如头戴弓箭、身佩铠甲、手握戈矛、脚持刀剑，胯竖盾牌，反映了古人对蚩尤形象的认识。其他如“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22]等记载，反映了黄帝与兵器发明之间的关系。此种记载，史不绝书，都暗示了这一重要转化完成的历史时期。

原始兵器的材质主要是石、木、骨、玉等非金属材料，这正如《太白阴经》所言，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23]其中陕北石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印证了史籍所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在石峁遗址附近，先后发现了大量玉器，如牙璋、刀、钺、戈、斧、铲、璜、璧、牙璧、鹰首笄、虎头、人首、蚕形器等，其中以牙璋、刀、钺等玉制兵器的数量居多。尽管有数量如此惊人的玉制兵器的出现，但是学者仍然认为这些兵器可能并非真正用于战争的兵器：“尽管这所谓玉兵在今天看来并不是用于战争的真正兵器，而只可能是某种驱邪的巫术所使用的仪式用品，但却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新的器类的出现所具有的区分时代的标志性意义。若承认这一点，那么玉兵的出现与黄帝部族在历史舞台上兴起的时间也应当认为是一致的。”[24]我们认为，不能以后世玉器多作为礼器出现而去否定玉器作为兵器存在的时代。根据史料记载，黄帝主要活动区域盛产玉器，而且黄帝部族可能也善于治玉。《山海经》记载：“（峚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25]而黄帝的另一主要活动区域昆仑山“其中多玉”。等等。面对如此丰富的玉资源，黄帝部族将其作为兵器的主要材质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原始兵器的构成已基本上具备了兵器的三个主要大类，即格斗兵器、抛射兵器和防护装具。

格斗兵器主要有钺、矛和匕首。钺是从石斧发展而来，体宽而扁平，上有一个穿孔，刃呈弧形，是专用的劈砍兵器，也是军权的象征。[26]考古发现的石矛、骨矛是当时的常用兵器。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发现的石矛1件，为淡绿色角闪片麻岩，长叶形，中心断面呈带双棱的梭形，刃锋由双面对磨，有短铤，长约14．5厘米；同时，还发现了骨矛7件，由兽肢骨制成，有锋锐的刃尖；骨镖23件，基本上呈柳叶形，主要用动物肢骨条片制成；骨镞50件，形制各样。[27]龙山文化出土的矛，断面则为三角形或菱形，前锋长而锐，杀伤力更大。匕首是防身的短兵器，大汶口出土的环首匕最具特色。

原始抛射兵器主要是弓箭的发明。弓箭最早出现的是单片竹、木制成的单体弓，[28]《周易》所载“弦木为弧，剡木为矢”[29]，描述的正是这种原始的木弓。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的单体木弓经过不断地实践、改良，开始出现了复合弓，当然，在古史传说中，“黄帝作弓”“羿作弓”[30]，应当是这种复合弓。箭最初仅仅是削尖了的木棍或竹竿。与弓的逐步改良相随，箭也不断改进。为了增强杀伤力，在箭的前部装上了专门的箭头，这就是镞（又作簇）。根据考古发现，此一时期镞的材质主要有骨质和石质两种，如在旧石器晚期的山西峙峪遗址中就发现了一枚石质锋利的箭镞，“原料为燧石，用非常薄的长石片制成，一端具有很锋利的尖；一侧边缘经过很精细的加工；另一侧则保持石片原来的锋利的边缘，只是靠近尖端的部分稍经修理，以使尖端更为周正。与尖端相对的一端（底端）左右两侧均经修理使之变窄，状似短短的镞桯”[31]。同样，在陕西的沙苑遗址的细石器中也发现了石镞。[32]在大汶口文化中，亦发现了大量的骨镞。同时，为了增加箭的稳定性，人们在箭的尾部增加了尾羽。弓箭的发明对人类历史发展影响深远。随着弓箭的出现与改良，其不仅在人类狩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弓箭在人类早期的战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33]

谯周在《古史考》中指出“黄帝作弩”[34]，将弩的历史也推到了远古时期。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长条形骨片的一段有小圆孔者，就是原始的弩上的扳机，其他相关证据尚未发现。[35]当然弩真正在战争中发挥其作用应当是战国时期。

作为原始防护装备的甲胄此时已经出现。原始甲胄的质地为皮革或藤木。皮革也是早期甲胄的重要材料，而且甲胄的出现也很有可能是受到动物皮革护身的启发，正如《释名》所言：“似物有孚甲，以自御也。”[36]所谓“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37]，就是用兽皮制成护身的甲胄以防卫敌方兵器的杀伤。[38]同时，藤木以其独特的柔韧性得到了早期人类的青睐，最早被作为制造甲的材料，这就是藤甲。

四、原始防御体系的形成

原始防御体系的形成是这一时期兵学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原始设防村寨则是我国最早军事防御体系出现的标志之一。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展现了公元前4800年至前4300年原始人群居住区的设防状况。该村寨居住区域面积约1．6万平方米，呈椭圆形。村寨外围一侧临河，东、南、北三面为宽、深各约2米的壕沟所围绕。从壕沟中的炭化木柱判断，壕沟内侧应当建有由木桩和树条编成的栅栏和夯土围墙。此外，壕沟内侧每隔一定距离还建有一座哨所，残存的三座哨所遗址分别在东南寨门、东北寨门正中和北边凸形围沟内侧，可以清晰地望到东、西、北三个方向。[39]壕沟最早是单重壕沟，但是随着原始弓箭的发明，单重壕沟已经无法抵御敌方的入侵，所以后来又出现了多重壕沟以及在壕沟内侧构筑高出地面的土石围墙。壕沟这种依靠天然屏障而形成的原始简易的防御设施，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筑城的雏形。当然，这一周密的集体防卫部署，反映了氏族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筑城防御观念。

进入英雄时代后，开始出现了原始设防城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数目亦日益增多，分布范围也逐渐扩大，遍布于两大河流域以及内蒙古地区。

考古工作者现在已发现的较早的土筑或石筑围墙，多分布在长江中游和内蒙古长城地带。在今天的两湖地区，已发现了荆州阴湘城、荆门马家垸、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澧县城头山等多处屈家岭文化的古城址。其中最大的一处为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城垣近方形，边长各约1000米，面积100万平方米，是已知较大的、筑造水平较高的原始城垣。而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则显示出当时防御设施的重大进步，其平面呈圆形，直径约310多米，城垣底宽约20米，顶部残宽约7米，内坡平缓，外坡陡直，城外还有宽30～50米、深约4米的护城河，易守难攻，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功能。[40]

在内蒙古长城地带发现的一系列石城聚落遗址群，时代在距今约4800年至4300年间，主要有岱海石城遗址群，包头大青山西段石城遗址群，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南下黄河两岸石城遗址群。[41]这些石城均依山势或地势修筑，规模大小不同，有10余万平方米的中心城址，更多的是数千至一两万平方米的防御性城堡。从这些城堡的坐落位置以及城墙、门道、壕沟的设置来分析，都具有较高的军事防御功能。

在黄河下游地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100年间的古城也发现了多座。其中城子崖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黄河下游龙山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丁公龙山城的面积（约12万平方米）虽小于城子崖，但城垣宽达20米，城外又有一道壕沟围绕城垣，宽20米，深3米以上，体现了很强的军事防御能力。[42]

黄河中游地区的龙山城遗址亦多有发现，它们多为夯土城墙，具有强大的军事防御功能。孟庄龙山城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墙系堆筑而成，城外有宽约30米的护城河。平粮台的城址呈正方形，[43]长、宽各约185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城墙宽度约10米，南、北城墙的中部设有城门，南门两侧有依城墙用土坯筑成的门卫房，与城门相对，以加强城门的防卫，反映出当时的城堡修筑技术已趋于基本成熟。[44]

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陕北榆林神木的石峁遗址，距今约4000年左右，是迄今发现的国内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至夏早期这一时期面积最大的城址，据碳十四系列测年以及考古学的相关证据证明，城址约425万平方米，是世界范围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由于石峁遗址的年代、发现地点与史籍所载黄帝的相关记载相契合，因此有学者认定此城址正是黄帝部落的居所，[45]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根据考古发掘，石峁遗址是由皇城台（王宫）、内城、外城三座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其使用时间超过300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头围墙上发现木架构高层建筑，功能犹如长城的烽火台，此种军事设施被考古工作者形象称之为“哨所”。根据已发掘的外城东门遗址，发现了“外瓮城”“内瓮城”。其中，“外瓮城是以一道南北向长墙和两道东西向平行短墙为外围周界，与南墩台、北墩台合围形成的城门外的独立空间。外瓮城的平面呈U形，与门道处于同一条中轴线上，将门道基本遮蔽，使得外城东门不直接暴露于外……南墩台和北墩台中间为门道，进入门道后，沿南墩台西侧石墙继续修筑墙体，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在门道西端内侧形成曲尺形结构，与北墩台西壁围绕形成独立空间，称为内瓮城”[46]。石峁遗址瓮城的发现，明确地将瓮城出现的时间上溯至龙山文化晚期。

考古工作者还在石峁遗址中发现了城墙马面和角楼的遗址，尤其是马面的发现，将我们现存土石结构城防设施的年代提前了2000多年。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研究，“2012～2015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表明，石峁城址至少存在11处马面遗迹，集中分布在外城东门附近”，可以说，“石峁遗址是龙山时代发现马面数量最多的遗址，马面形态成熟，分布规律，建造技术先进”[47]。当然，从石峁古城的遗址来看，早期人类的筑城技术已经相对比较成熟，除了显示王权的作用外，更多是军事防御的设施，亦基本上奠定了后世城防的基本结构。

从村寨壕沟到城堡，城堡由小到大，军事防御设施逐渐增多，防御手段的多样，防御技术的提高，反映了随着原始兵器的改进、武力冲突到原始战争的演变，不仅反映了早期人类筑城能力的不断提高，而且也反映了早期人类防御观念的日益增强。[48]

第二节　中国兵学起源的历史追溯：传说时代的战争

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如“满天星斗”般地分布在中国大地上，[49]随着各个部落的发展、壮大与迁徙，部族间通过通婚、战争等方式，经过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以黄帝、炎帝为首的华夏集团，以九黎族蚩尤为首的东夷集团以及南方的苗蛮集团。[50]三个部族也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独立发展，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各个部族集团为了各自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不断迁徙，部族集团间产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原始战争出现了。同时，由于战争关系到整个部族的生存，亦成为部族集团的头等大事，于是军事人员的地位在部族中举足轻重，中国历史进入了传说时期的英雄时代。英雄时代的历史，黄帝、炎帝、蚩尤以及尧、舜、禹虽然形象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英雄传说均与战争息息相关。

一、阪泉之战

远古时期，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原始部落，每一部落都有着特有的血统和独特的文化。随着历史发展，一些血缘相近的部族逐渐形成较大的联盟。联盟之间以武力冲突、妥协、融合等方式逐渐整合，开始形成了一些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部族集团。黄帝、炎帝兴起之时，中原地区正处于以神农氏为首的部族集团统治后期，不同部落之间为了生存、利益等相互攻伐，社会开始出现各种乱象。而身为联盟首领的神农氏根本无力去平息事态，恢复秩序。此时，黄帝部落逐渐强大起来。

据《史记》记载，黄帝，号有熊氏，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生下来就特别神异，几个月便会说话。年幼时非常机灵，各方面都与众不同。稍稍长大后，黄帝并不满足于天生资质，他诚实勤恳，博闻广记，不断修养自己。成年之后，他已经能够明辨是非，高瞻远瞩。黄帝的出色表现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有熊氏的部落首领。有熊氏在黄帝带领下，励精图治，继承了神农氏以来的农业生产经验，积极发展农业，实力迅速发展，并从姬水流域不断向渭河流域扩展，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黄帝部落。

此时，神农氏已经无法控制中原地区的秩序，需要有新的政治军事权威重新整合秩序。黄帝敏锐地捕捉到以神农氏为核心的旧秩序将要瓦解的时机，于是积极蓄积力量。他着手操练士兵，开始武力征讨破坏中原地区秩序的一些少数部落，维系了正常的秩序，所以很多诸侯都愿意归服黄帝，逐渐形成一个以黄帝部落为核心的强有力的新秩序。

与此同时，以炎帝为首的炎帝部落也迅速发展，实力与黄帝部落不相上下。炎帝与黄帝同出少典氏，发祥于姜水流域，是远缘亲属部落。据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51]由于史籍中炎帝的种种记载与神农氏往往混淆，我们已无法厘清。从黄帝与炎帝的较量来看，炎帝部族的势力也不容小觑，是一个文明程度、军事实力相对比较高的部族。炎帝壮大后，也开始兼并周边一些部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炎帝为中心的部族集团。黄帝、炎帝都力图用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部落为核心重建一个新的中原秩序。

面对炎帝的挑战，黄帝开始积极备战。“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52]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非常简要，但已经足以显示出黄帝备战的全面性。由于时代久远，关于这场战争的具体细节我们已经不能还原。当然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典籍记载，对阪泉之战做出一些合理推测。

黄帝“修德振兵”，积极实行德政，发展软实力，以和平的方式尽量争取其他部族的支持。黄帝正是通过德政，从而团结了一大批部族，而炎帝可能仅仅一味迷信武力，依然还是“以力为雄”的旧思维。与此同时，黄帝还整顿军政，“教熊、罴、貔、貅、䝙、虎”，专门训练了一支以熊、罴、貔、貅、䝙、虎来命名的战斗力非常强的军事力量，提高部落联盟的硬实力，以便讨伐一些不服从的部落，尤其是在中原内部挑战他的炎帝。据《列子》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53]我们认为，可能在具体对炎帝的战争中，以熊、罴、貔、貅、䝙、虎命名的这些战斗力非常强的军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突击作用。

黄帝与炎帝的战斗很激烈，也很艰苦，“三战，然后得其志”[54]。在古籍中，“三”往往是虚数，表示多次。此记载也证明了黄帝、炎帝是经过了多次大战，而最终在阪泉之战中，黄帝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阪泉之战，标志着神农氏之后，中原地区重新建立起以黄帝为核心，以黄帝与炎帝两大部族为基础的新秩序。从此以后，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之间不断交流，最终融为一体，炎黄集团形成，华夏族雏形初具。同时，此战也标志着原始战争的开始，而黄帝在战前的各种准备、临战的具体指挥方式以及战后合理的安顿，亦标志着中国兵学思想呼之欲出。

二、涿鹿之战

大汶口文化及早期龙山文化显示，生产工具的明显改进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已经导致私有财产的出现，这便激发了部族领袖攫取更大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望，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以黄帝、炎帝为首的华夏集团，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阪泉之战融合后，势力空前强大，不断向东方发展，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九夷部族（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蚩尤的领导下，在今天的山东、江苏北部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断向西推进，进入华北大平原。华北平原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地势平坦，灌溉便利，气温适宜，降水丰沛，非常适宜于农业发展。在蚩尤部族进入此地之前，炎帝部族亦在此处发展。由于地缘关系，在蚩尤部族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就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联合夸父和三苗一部，以强大的武力很快击败了炎帝部族，并占据了炎帝居住的“九隅”，即“九州岛”。炎帝为了维持生存空间，遂向华夏集团的首领黄帝求救，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了涿鹿之战。如果说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争夺中原地区最高治理权的话，那么涿鹿之战就是两大集团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的冲突。涿鹿之战较为完整的记载，是在《逸周书·尝麦》中：“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55]此段记载时代相对较早，并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我们今天了解这场战争的重要文献。

九黎部族的首领蚩尤，精明强干，英勇善战，[56]在我国古代被尊称为战神。[57]与华夏集团相比，蚩尤部族的战斗力更强。以蚩尤为代表的东夷集团并非野蛮不开化的蛮族，恰恰相反，其发展水平相当高。一方面，蚩尤部族的冶炼技术可能要高于黄帝、炎帝部族，所以华夏集团的兵器并不如蚩尤部族先进。蚩尤善于制作兵器，尤其是其铜制兵器制作精良，锋利无比，在当时应当属先进武器。另一方面，传说蚩尤部族的部众，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这些记载都可以折射出蚩尤部族生性善战，勇猛剽悍，并很有可能已经在战争中开始使用原始的金属头盔。

面对如此强敌，黄帝部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答应炎帝部族的请求，也趁机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华夏集团便与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部族在涿鹿地区遭遇了。当时蚩尤集结了所属的81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双方遭遇后，蚩尤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战斗力强悍等有利条件，主动向黄帝发起攻击。黄帝则率领“熊、罴、貔、貅、䝙、虎”等战斗力非常强劲的部族军队迎战气势汹汹的蚩尤。由于力量悬殊，战争初期，黄帝部族伤亡惨重，战斗非常艰苦，形势对黄帝、炎帝并不利。而这时又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非常有利于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部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不利，曾经多次战败。

黄帝在此种逆境中并不气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与蚩尤展开长期斗争。在涿鹿之战中，一举击败军事力量占优的蚩尤。我们以下从一些神话传说中来看黄帝击败战神蚩尤的玄机。黄帝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黄帝主动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天时”。黄帝利用自己对气候规律的长期观察，一改战争初期与蚩尤军队在对己不利的天气状况下作战，主动寻求有利于己方作战的特殊天气。同时，黄帝依靠指南车的新发明，在一个狂风大作，尘沙漫天的天气，乘蚩尤部族混乱之机，以指南车指示方向，率军向蚩尤发起猛烈进攻，为黄帝族转败为胜创造契机。第二，占尽“地利”优势。黄帝请“应龙蓄水”，让应龙利用位处上流的优势，在河流上游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的进攻。据《山海经》记载，应龙是雨水之神，蓄水而攻。但是，蚩尤也请风伯、雨师唤起狂风暴雨猛烈地吹打着黄帝的军队，黄帝的军队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无奈，黄帝又请旱神女魃，以降服蚩尤。女魃一走上战场，刹那间暴风骤雨消逝得无影无踪。[58]第三，黄帝积极争取其他部落的支持，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后世学者一般认为都是当时一些部落首领的神化。而且有关这些记载也得到相关科学研究的佐证，如有关雨水的记忆，[59]所以罗琨据此指出：“涿鹿之战当处于距今5000年洪水期结束，气候波动下降之时，阪泉之战则在此稍前，气候较为平稳，尚未波动的阶段。”[60]

同时，黄帝可能最早采取了阵法与蚩尤进行战斗。传说黄帝在对蚩尤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最终由于得到玄女万战万胜的“战法”，才取得对蚩尤的胜利。而玄女“战法”可能就是最早的阵法、兵法。[61]同时，在指挥阵战时，用于传达军事命令的号角和军鼓也出现了。传说在蚩尤的军队里，魑魅魍魉等妖怪能发出一种怪声来迷惑人，人一旦听到这种声音，就会朝着怪声发生的地方冲击，顿时被这些妖怪消灭，黄帝因此损失惨重。后来，黄帝发明羊角号，吹出低沉如龙吟一般的声音，这种声音回环婉转，顿时响彻战场。结果，蚩尤统领的妖怪吓得魂不附体，顿时失去了战斗力。黄帝率军乘机上阵，制服了蚩尤。[62]另外也有传说黄帝正是通过军鼓战胜蚩尤的。黄帝军队屡战屡败，士气日渐低落。为了鼓舞士气，黄帝派人从东海流波山捉来猛兽“夔”，用其皮做成军鼓。同时，又派人抽出雷兽的骨头做鼓槌。黄帝命令击鼓，连敲九下，震耳欲聋，惊天动地。蚩尤军顿时失魂落魄，丢盔弃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涿鹿之战以华夏集团的胜利宣告结束。战后，黄帝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同时黄帝也进行了战后的安抚工作，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服众的氏族首长继续统领九夷部众，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结为同盟。

两大集团结盟后，华夏族开始走向更大范围的融合。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凭，但从史籍的片言只语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管子》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63]也记载蚩尤为黄帝造兵器。[64]《韩非子》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65]蚩尤、风伯、雨师现在都为黄帝服务了。

涿鹿之战的大致经过，我们主要是根据传说叙述的，更具体的细节、真伪已无从考索。但传说毕竟是历史的投影，它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它又是真实可信的。此战称得上是炎黄5000年文明的奠基之战。首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涿鹿之战的目的已经不单纯是为血亲复仇，而是包含了争夺生存空间、征服异族、掠夺财富等动因，在刀光斧影、厮杀呐喊中可以隐约地看到私有财产这只手在晃动、在操纵。所以就性质而言，涿鹿之战正式揭开了中国古代战争历史的帷幕。其次，透过蚩尤“作兵”，黄帝君臣“作弓”“作矢”，黄帝得九天玄女战法等传说，可见当时专门用于作战的兵器已逐渐开始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原始的战阵已经开始出现，原始的战法也开始运用。所以，从战争的手段、方式角度考察，涿鹿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战争。同时，亦说明一些论者将“神农伐斧遂”[66]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的观点不能成立。[67]最后，更重要的是，从涿鹿之战的结果和影响来看，它毫无疑义是中国古代战争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史载涿鹿之战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68]，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69]，这说明此战使华夏集团据有了广大中原地区，并使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结盟，共尊黄帝为首领，[70]从而发挥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并被人们逐步神化。[71]就这个意义而言，此战决定了华夏族在发轫时期的基本格局，也凸显出战争在当时社会活动中的特殊地位，更重要的是，此战亦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滥觞。

三、尧舜禹伐三苗之战

黄帝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尧舜禹时代，也即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最后阶段。这个时期的战争主要有舜逐四凶[72]和尧舜禹伐三苗之战，其中以旷日持久的尧舜禹攻伐三苗之战最为典型。这场战争的性质，可谓是与阶级分化紧密联系的部落征服战争。

“三苗”即指南方的苗蛮集团，是史前时期南方各族的主体，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作为传说时代的冲突与战争，典籍记载各不相同，如《尚书·吕刑》《墨子·非攻下》《荀子·成相》《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召类》的记载就有一定的差异。据《尚书》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73]意思是说，苗民的君主不行善道，只知道制定一些重刑，尤其制定了五虐之刑，即法，用这些刑法滥杀无辜，尤其是割鼻子、割耳朵、椓坏阴部、黥刻面部等酷刑。那些不幸获刑的人，不问是非，一律重刑。这样苗民也逐渐开始用欺诈的手段对付苗君，整个社会乌烟瘴气，不讲信义，甚至违背所作的赌咒发誓。由于三苗长期以来的虐政和淫威，整个民众都遭受戕害，他们只能呼天抢地地把无辜的怨气控告到上帝那里，上帝看到苗民遭受祸害，没有德行的馨香，只有刑罚的腥臭。于是上帝哀怜那些被刑罚所害的无辜民众，就对那些肆意虐待民众的苗君予以惩罚，断绝那些人的世系，不让他们的后代留存在人间。[74]可见在《吕刑》看来，中原地区对苗民的战争主要还是由于苗君统治的暴虐。同时，早在颛顼时期，中原地区对三苗地区展开了宗教改革，正如《尚书》所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75]大体而言，尧舜禹攻伐三苗的原因是“三苗之君”不敬神灵，人神混杂，滥用五刑，残害无辜，道德沦丧，等等。

攻伐三苗的战争在帝尧时期就开始了，“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76]，战场主要在今河南南阳地区，[77]具体战争细节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当然有学者根据地形地势以及史籍的相关记载，认为此次战争的战场在丹江的沿岸，并且帝尧率军的进攻路线可能选择水路，沿丹江而下，在今丹江口水库一带与三苗的势力展开决战。[78]此战双方互有胜负，总体而言，此战帝尧虽未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但是在南进的总体战略部署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帝舜时期，并未对三苗地区有所松懈，反而加紧攻势，继续南进，战场又逐次扩大到洞庭湖、鄱阳湖一带。舜也于南征途中“道死苍梧”[79]，可见当时战争的艰苦与激烈。当然，帝舜时期对三苗的战争开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据《韩非子》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80]可见，帝舜的时期，对三苗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亦采取了德政。

大禹时期对三苗更多是强硬的措施。大禹加大了对三苗的进攻。据《墨子》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幾。”[81]当然，墨子此处的记载是以上天降下种种灾异惩罚的方式来表述：夜里出现了太阳，下了三天的血雨，龙出现在庙堂之上，狗在闹市上嚎叫，夏天水竟然结冰，土地开裂能看到地下的泉水，天气反常，农作物没有收成。三苗地区民不聊生，老百姓非常震惊，人心惶惶。我们从这些记载中能够看出，无论是出现血雨、夏冰、地裂等等，在现在都是可以用科学解释的自然奇异现象和自然灾害。而大禹正是利用南方地区不断发生地震、水灾等气候反常现象而导致民不聊生、民心动荡的时机大破三苗，杀其首领，最终取得了胜利。

尧舜禹攻伐三苗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就是异常残酷血腥：战败者的宗庙被夷为平地，祭祀重器被彻底焚毁，战俘及其子孙世代沦为奴隶，所谓“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82]。胜利者不但掠夺财物，而且掠夺奴隶，还要“更易其俗”，这完全不再是血亲复仇或生存空间的争夺，而是对异族赤裸裸的征服。战争的目的转变为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这意味着原始战争的终结，新的阶级社会战争已是呼之欲出了。[83]当然，这场战争从客观上也促进了南北地区文化进一步的融合和交流。

第三节　原始战争作战方式与战争指导 由于史料阙如，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指导与战术运用我们在今天已很难有较完整的了解和评说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方面已完全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可以寻觅。至少可以这么说，初期以争夺生存空间和为血亲复仇为目的的武力冲突，基本谈不上什么战略指导或战术运用，它们实际上只是一种群殴、械斗罢了，但是随着武力冲突的频繁和经验的积累，到了涿鹿之战和尧舜禹攻伐三苗阶段，已初步形成了原始的战争指导和战术运用恐怕也是事实。我们认为这种原始的战争指导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争指挥者已开始注重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做好战争的综合准备，为克敌制胜创造条件。如在涿鹿之战中，黄帝部族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少克众，反败为胜，取得最后的胜利，关键就在于其战争指导方针的正确高明，史载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84]，可见黄帝部族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除了积极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之外，也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艺五种”就是教习民众种植五谷的正确要领，根据郑玄的说法，五谷就是指黍、稷、菽、麦、稻。黄帝这些积极发展原始农业的措施，为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善于对敌手采取恩威兼施、文武并用的手段，既以武力征伐为主导，又以文教安抚为辅助。如，黄帝注重发展军事，争取民心，修德抚众。这样文武并举，双管齐下，就为自己统率部众同蚩尤部落展开决战并夺取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舜对三苗的战争中，曾采取了大修武事与文教的两手策略，一方面是用战争的手段直接打击三苗，“杀三苗于三危”[85]；另一方面是推动中原文化的南渐，加强对三苗地区的渗透影响，即所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86]，史籍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87]。文教与武功双管齐下，从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第三，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善于争取同盟者，并非常注重战场的选择。如在涿鹿之战中，相传黄帝曾让应龙蓄水，即利用位处上游的条件，在河道上修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声势浩大的进攻。当蚩尤请出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冲破应龙水阵之时，黄帝又请出旱神女魃以止雨，利用晴天反击蚩尤，“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88]。同时，黄帝还积极争取到玄女族的支援，“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89]。黄帝掌握了在山林、川泽、平陆等各种地形上的布阵作战之术，从而夺取了战事的主动权，转败为胜。

第四，能巧妙地利用“天”“天命”，获得天时。以自然界的各种异象作为“天”的意志的表现，即天命。这些战争的发动往往也是在天降异象的时机发动的，所以说是以“天”“上帝”的名义去攻伐，师出有名。如，禹伐三苗时举行誓师动员，“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90]。从而为攻伐三苗提供了口实，也有力地鼓舞了士气，为其最终平定三苗提供了重要帮助。事实上，当时被认为是天降异象，其实是自然灾害，如禹伐三苗，也是利用三苗地区自然灾害对三苗地区带来的种种治理困境和统治危机。同时，战争指挥者会选择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自然条件果断及时地向敌手发动攻击。黄帝“治五气”就是研究气候、季节，以安排农艺生产，同时，黄帝掌握气候规律，预测天气状况，也可以合理利用“天时”，这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也非常大。如，涿鹿之战中，黄帝借助大风扬沙的天气，击夔鼓如雷鸣，吹号角如龙吟，并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91]。乘蚩尤部众震惧恐慌之际发起猛烈攻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并适时对溃逃之敌实施追击，擒杀蚩尤，加强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

可以说，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战争如同幽灵一般在其中飘荡，影响着整个进程的各个层面。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明形成史简直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加强了群体的内聚力和权力的集中……战争在文明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战争是国家和王权产生的重要媒介。”[92]正是由于战争的频繁，所以兵学亦开始萌芽，原始兵器和原始防御体系相继出现，一些基本的作战方式和作战指导思想在战争中也有所体现。

【注释】

[1]《吕氏春秋·荡兵》，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157页。以下《吕氏春秋》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贺建平：《氏族社会与“血亲复仇”》，《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3]［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页。

[4]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5]《左传·成公四年》，左丘明撰，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4149页。以下《左传》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67页。

[7]《孙膑兵法·见威王》，孙膑撰，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第20页。以下《孙膑兵法》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8]《战国策·秦策一》，刘向集录，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74页。以下《战国策》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9]黄朴民：《涿鹿之战论析》，《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0]［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0页。

[11]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2]何驽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

[13]《后汉书·西羌传》，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页。以下《后汉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4]《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以下《史记》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5]《国语·晋语四》，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7页。以下《国语》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6]姜尚：《太公金匮》，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03页。

[17]姜尚：《太公金匮》，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03页。

[18]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第1页。

[19]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20]《世本·作篇》，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第359页。

[21]《吕氏春秋·荡兵》，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8页。

[22]《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袁康撰，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页。以下《越绝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3]李筌：《太白阴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沈长云：《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2日第16版。

[25]《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齐鲁书社，2010年，第4717—4718页。以下《山海经》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6]钱耀鹏：《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27]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45—46页。

[28]杨泓：《弓与弩》，见氏著《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0—196页。

[29]《周易·系辞下》，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181页。以下《周易》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30]参见《世本》张澍稡集补本及注引《墨子》《越绝书》等。

[31]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2]安志敏、吴汝祚：《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33]［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34]《绎史·太古》引，马骕：《绎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36页。

[35]林沄：《弩的历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4期。

[36]《释名·释兵》，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第241页。

[37]《淮南子·兵略训》，刘安编，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第489页。以下《淮南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38]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见氏著《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39]严文明：《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见氏著《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66—179页。

[40]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41]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42]高广仁：《山东史前考古的几个新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43]如钟少异认为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城方形化取向，或许与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观念有某种联系，见钟氏著《中国史前时代的筑城》，饶宗颐主编《华学》（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44]曹桂岑、马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45]沈长云：《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第15版；沈长云：《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回应陈民镇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第15版。

[46]孙周勇、邵晶：《瓮城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第2期。

[47]孙周勇、邵晶：《马面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考古》2016年第6期。

[48]施元龙主编：《中国筑城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第4—14页。

[49]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

[5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7—66页。

[51]《国语·晋语四》。

[52]《史记·五帝本纪》。

[53]《列子·黄帝》，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84页。后世学者认为这并非以力使禽兽，或认为是以“熊、罴、貔、貅、䝙、虎”命名的部落或者军队，或认为很可能是以“熊、罴、貔、貅、䝙、虎”这些动物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武装力量。

[54]《史记·五帝本纪》。

[55]《逸周书·尝麦》，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31—736页。以下《逸周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56]由于华夏族对黄帝以及黄帝文化的认同，所以对蚩尤的描述或有偏颇，对蚩尤形象有刻意丑化的嫌疑。如认为蚩尤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人，如在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吕刑》中有记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史记·五帝本纪》亦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大戴礼记·用兵》又曰：“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这都是黄帝文化认同心理形成之后的产物。

[57]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起兵反秦时就曾“祭蚩尤于沛庭”，以激励士气。当然在秦汉时期齐地有“八神”祭祀之俗，有“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其中蚩尤是以“兵主”的身份接受祭祀，详见《史记·封禅书》的相关记载。

[58]《山海经·大荒北经》。

[59]刘方复：《中国史前的洪水》，《文物天地》1993年第1期。

[60]李学勤主编，王宇信等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61]《事类赋注》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龙鱼河图》也记载：“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62]《通典·乐一·历代沿革上》载：“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命吹角为龙吟以御之。”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3598页。以下《通典》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3]《管子·五行》，管仲撰，黎翔凤校注，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865页。以下《管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4]《管子·地数》。

[65]《韩非子·十过》，韩非撰，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65页。以下《韩非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6]《通典·兵一·兵序》载：“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于是有补遂（斧遂）之战，阪泉之师。”罗泌《路史·后记三》又载：“神农伐补（斧）遂。”新出土文献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威王》中有对“神农伐斧遂”的记载，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67]《中国军事史》编写组：《历代战争年表》（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68]《史记·五帝本纪》。

[69]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佚义·黄帝伐四帝》，《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70]涿鹿之战后，黄帝对战败的东夷集团没有采取斩尽杀绝的措施，而是“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逸周书·尝麦》），使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结为同盟。

[71]《史记·五帝本纪》：“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

[72]据《尚书·尧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国注，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270页。以下《尚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73]《尚书·吕刑》。

[74]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2077—2078页。

[75]《尚书·吕刑》。

[76]据《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汉学堂丛书》辑《六韬》云：“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吕氏春秋·召类》亦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77]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78]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

[79]《淮南子·修务训》。

[80]《韩非子·五蠹》。

[81]《墨子·非攻下》，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145—146页。以下《墨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82]《国语·周语下》。

[83]黄朴民：《孙子兵学与古代战争》，《浙江学刊》1995年第2期。

[84]《史记·五帝本纪》。

[85]《孟子·万章上》，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5949页。以下《孟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86]《吕氏春秋·召类》。

[87]《韩非子·五蠹》。

[88]《山海经·大荒北经》。

[89]《事类赋注》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

[90]《墨子·兼爱下》引《禹誓》。

[91]《太平御览》卷一五引《志林》。

[92]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6页。